第二篇 综述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一 产业集群概念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和一体化时代，在此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发生已突破地理版图中国界和地区限制，而集中在了一些专业化地方集群里［16］，集群成为“在流动的全球空间中的黏结的区位”（sticky space in slippery place）［17］，世界经济变成了区域化经济的有机镶嵌［18］，这是笔者关注集群现象的初衷。《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写道：“地区促进在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隔（division）这经济地理的三个方面实现转换，就能走向繁荣：随着城市发展而增加密度；随着工人和企业向密集地区流动而缩短距离；随着国家降低经济边界和进入世界市场以利用规模优势和开展专业化产品贸易而减少分隔……在这三个方面实现转换是发展的必要，应当加以鼓励。”实际生活中，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松散与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集聚企业如美国的制造业带（Fritz，1943）、欧洲的蓝橡胶产业地带（Delamaide，1994）和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带（Kitamura & Yada，1977）[1]。

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群？它的演变过程如何？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来提高区域整体生产效率，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呢？对众多产业集群现象的理性思考，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本书对各大主流经济学派对产业集群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梳理，以期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动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经济政治与法律缉专栏目录》用“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分别作为篇名进行搜索发现，自1998～2012年，篇名中含有“产业集群”的文章共4876篇（首篇出现在2001年）。其实，产业集群现象很早就进入了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甚至产业组织、技术创新、生态学以及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集群（Cluster）的概念最初是生物学用语，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它是指个体可能因为环境因素或行为的相互作用引起集聚而形成的群落；学界对产业集群相关概念的阐述也比较丰富（见表2-1）。

表2-1 对产业集群相关概念发展的总结

综上所述，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地理上邻近而且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它们具有产业联系而且相互影响。通过联系和互动，在区域中产生外部经济，从而降低成本，并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学习氛围中促进技术创新。尽管如此，集群中相互学习和促进创新的效应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因为产业创新往往存在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然而产业集聚的区域不一定能抚育产业创新（王缉慈，2006）。产业集群的内涵包括：产业区域化或地方专业化的产业特征；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空间特征；网络组织及其社会植根性的制度特征；以“柔性制造+持续创新”为本质内容的后福特制生产特征。

二 产业集群生成理论

早在中国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就对商业交易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并上升到“自然之道”的高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周书》中，商业交易的地位更被提到了“无之则三宝绝”的重要地步。

从18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19］和大卫·李嘉图，到19世纪中叶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这些古典经济学巨匠的思想来自欧洲市场经济的实践：斯密所支持的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即“看不见的手”[2]，就是由其出生地爱丁堡的进步以及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有限角色所激发的；对马克思而言，围绕曼彻斯特工人生产过程的著述也出自对市场经济的考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和新古典传统法，则预演的竞争均衡中“经济人”和单一价格法则之类的简化，反馈着资本主义改变了欧洲与北美的经济，并使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Maddison，1995）。社会财富一旦被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进行交易，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各取所需，彼此朝着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努力，社会福利无形中随个人最优的实现而增进，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近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说，经济学研究焦点即长期以来学者所关注到的市场经济学。［20］哈耶克教授与之有同感，他的市场交易主张表明，“作关于经济起源的探讨必然导致自动调节的原理，被当作调查研究题材的交换经济学，将会直接关注到生活中的协议、契约、交换过程、交易。这个原理可能也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真实的‘原理’”。

由此看来，无论东西方均很重视市场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根据产业集群的定义，显然是来自经济主体趋利避害的本能。

基于区位选择与成本节约、收益增加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早期关注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或外部性引起的收益成本核算理论（亚当·斯密，1775；李嘉图，1890；马歇尔，1920［21］）及区位优势理论（杜能，1930；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22］；廖什，1940）。上述从供给分析的理论思想，影响着后来所有与地理空间因素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从组织演化的观点分析，以Hannan和Freeman（1977）的演化观点（Population Ecology）可用来解释集群的产生。新经济地理学试图通过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把主流经济学不曾重视的地理区位因素纳入到社会经济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生产空间集中机制，并由此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与实现途径（Krugman，1991［23］；Krugman & Venables，1995［24］；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25］）。Florence（1944）［26］注意到经济体地理空间连续性趋势。Perroux（1955）［27］所提出的非均衡增长战略，是通过发达地区作为“增长极”对周围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带动作用来实现的，该“推动性单位”由此具有经济向心力。Gurmar Myradal（1957）［28］指出，经济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其他落后地区具有类似“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循环机制，由此提出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Romer（1986）［29］、Lucas（1988）［30］在新增长理论中分别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法构建了他们的增长模型。特别是近几年来，Martin（1999）［31］、Baldwin（1999）［32］、Ottaviano（2001）［33］等新经济地理学家又进行了把原来的静态模型动态化的努力，试图把经济增长和空间集聚放到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Martin和Ottaviano（2001）［34］用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对集聚经济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学观点（Williamson，1993［35］），使新竞争经济学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理论（Michaele Porter，1990［36］）。而Shefer和Frenkel（1998），Malmberg（1996），Capello（1999），Harrison、Maryellen和Gant（1996）等学者，进一步将集群内的地理因素、文化因素、习俗等视为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上经典理论演进如下：

1.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

马歇尔首先提出外部经济理论，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从而产生“外部经济”。该理论强调：（1）当地专业知识的交流与创新的环境因素。Storper和Venables（2002）［37］进一步探讨了“产业空气”的本质，认为集群企业的社会根植性是知识溢出的根本条件；（2）集群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因素；（3）存在专门劳动力市场因素；（4）集群现象衍生出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因素；（5）集群形成并发展的开放的市场结构因素；（6）集群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相互信任程度因素。

2.产业区位理论

产业区位理论对产业集群问题十分关注，其主要代表人有韦伯（Alfred Weber，1929）、胡弗（E.M.Hoover，1937［38］）、巴顿等。

韦伯历来重视由于区位对微观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专门为此写了《区位原论》的著作。书中他将区位划分为“区域”和“位置”，前者决定企业成本（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是否得到节约；后者则影响到集聚与分散的产业空间布局。

胡弗在20世纪初研究后提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规模，即在单个企业、企业联合体乃至产业规模经济三层中，至第三层意味着产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3.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

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探讨了产业聚集的动因，他的探讨主要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进行（Paul Krugman，1991［39］）。与被马歇尔使用的外部经济概念有所不同，克鲁格曼更注重的是所谓一般与需求供给关系相联系的外部经济，而不是限定在特定产业内的纯粹的技术溢出效应。《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是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该文将空间集聚的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中，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理论基础，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路径信赖”等一系列假设下发展了集聚经济的观点。遗憾的是，他所构想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发生，而对于远距离的交易成本（如交通费用和空间通信费用）在实际中则存在净收益的增长边界（Krugman，1993，1995；Fujita & Krugman，1995；Fujita & Mori，1997）。另外，克鲁格曼还指出了集群的“路径依赖”，在偶然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区域专业化后，就可能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运行，区域发展由于被“锁定”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

当现代社会关系扩展至社交网络，仍有学者认为地理相近有助于网络成员间互动，并主张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要善于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并且维护与地区公共团体良好的关系以获取新信息、新想法和新机会（McEvily & Zaheer，1999）［40］。

4.波特竞争优势理论

回顾该理论，自《企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的发表，就标志着Porter已独辟蹊径地将注意力由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转移到产业的发展中，认为微观企业竞争力源于低成本或技术创新，而这两项优势的获得有赖于宏观环境的整体改善。所以，是否独特的环境可以催生出产业规模化发展初期所需的关键因素？

在调查了10个国家、地区，精心研究了5年后，1990年Porter教授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著作《国家竞争优势》。正是在该著作里，主要由四个基本的因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要素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以及两个附属要素（政府、机遇）组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被提出。这6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产生了关于产业发展的一个动态系统，解释了每个层面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由于产业发展所需要素及产业本身特征，该动态系统体现为某个产业簇群的空间集聚，而并非一般所认为的区域经济平衡式发展，呈辐射状吸聚周边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在此，Porter认为，形成产业集群的生产要素有基本生产要素和高等生产要素之分。基本生产要素多指产业发展所需先天要素的禀赋，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初级劳务工人等；高等生产要素更注重产业发展后天创新能力的培育，如高素质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补充、周边发达的网络资讯、相应科研机构院所作为“智慧库”的存在等。可以得出，因为交通通信和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可替代原材料的增多等，基本生产要素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日趋下降；与此同时，高等生产要素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较难获取而显得日益重要。而且，对高等要素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耗费大量社会资源以及科学的组织运作。

Nohria（1992）［41］认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通过专业性、社会性及交易性关系，彼此分享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各种相关新技术、新信息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谢洪明、蓝海林（2004）［42］，谢洪明、刘跃所（2005）［43］的研究也表明，企业战略网络的关系结构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重要影响。

5.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其核心观念，因为市场经济下的双方供需价格信号能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边界的角度继续证明“市场”的存在必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产生的必要性是什么。科斯定理提出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两个条件：其一是交易成本为零；其二是产权边界清晰。企业因节约了市场交易费用而存在，但必须为此支付企业生产经营组织费用，当节约的费用与增加的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就确定了其边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科斯所说的清晰的企业边界不是简单的判断，在市场与企业之间还存在一片过渡区域。

围绕科斯所提问题，新制度学派研究讨论后认为，直接的等级性配置手段是企业，由价格机制指导的资源配置的自动协调是市场。依据契约经济学的看法，企业可以说是权威机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取代，并且是劳动力要素的长期契约对中间品要素的短期契约的取代，而市场则是价格机制之契约承载体。

阿尔钦（Alchain，A.，1972）［44］与德姆塞茨（Demsetz，H.，1968）［45］从团队协作的角度论证了企业产生的原因，即通过团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他们单独分散生产所得的产出之和时，企业就产生了。

威廉姆森认为，集群的出现填补了单纯市场与单纯企业两级之间的一种“混合”的中间形态组织空白（Oliver Willamson，1991［46］），在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交易特质指标居于中间状态时，解释混合的中间规制组织结构何以有效率，但由于其对事后机会主义的过度关注以及对有限理性不彻底的使用，体现出经验主义局限。与企业理论相比较，中间组织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于组织的两分法提出挑战，采取了更广阔的视野，从而有效避免了过去“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与自动协调的两分法，易使人误解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协调方法，却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事实”（Richardson，1972）［47］，突出了集群产生的必要。

拉森（1993）［48］继承并修正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将资源依赖的观点引入到交易分析中，在较低的召集成本、较高的内在化成本或行为者之间信任强度较高时，对特定资源的依赖越有可能借助企业间契约的网络共同体即中间性组织完成。

Candance Jones（1997）［49］在结合社会学理论基础上，从“嵌入型”角度重新阐释中间性组织，意味着不再如Larsson和Willamson仅仅从交易类型视角研究协调制度形式的框架。

6.新经济社会学理论

西方学术界把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看成是西方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三大视角之一（Holton，1992）。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一方面是在当代以斯梅尔瑟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继续融合来回答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挑战的结果。

以1985年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型问题》一文（Granovetter，1985）为始，并以美国社会学学会（ASA）正式提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概念为该学科建立标志。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格兰诺维特、斯威德伯格（Swedberg）、伯特（Burt）、扎利泽（Zelizer）等。

该理论主要提出以下理论主张：（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经济主体深受所处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规范等因素影响，并非简单的个体理性决策行为。（2）社会定位经济行动。经济行动者间次数非常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了群体关系网络，无数个互相联系的网络在更大层面上又形成了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经济制度无疑是在经济活动者之间的持续稳定社会网络互相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如果像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的那样，经济制度无非是单纯地解决经济问题的最高效安排，并且它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的话，事实就并非如此了（Swedberg & Granovetter，1992）［50］。

7.新产业区理论

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研究。意大利社会学家巴格那斯科（Bagnasco）首先提出新产业区的概念，他认为，新产业区就是在产业区上加上一定的社会文化，他在研究“第三意大利”现象后认为新产业区的本质是柔性专业化。斯科特（Scott，1988［51］；Scott & Christopherson，1987；Scott & Storper，1992）沿袭了“柔性专业化”导致劳动社会分工加强的观点，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认为最具有发展动力的集群通常是以现有的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因研究重点不同，新产业区理论包括新产业区学派、新产业空间学派和创新环境学派。总体来说，该理论认为，新产业区是指集群内不同企业的人们具有相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文化共同体。由于这种共同体特征，新产业区具有很强的区域一致性、集体企业家、柔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共存、信息的迅速扩散、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很强的集体一致性等特征。新产业区理论主张，区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共同营造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环境。“嵌入”或根植性（embeddedness）被看成是新产业区与传统集聚区的根本区别之一。

综上所述，根据经典理论发展思路，绘图如图2-1。

图2-1 产业集群的理论关联

资料来源：参考Bergman in pursuit of innovative clusters，2001。

三 产业集群发展理论

集群形成之后如何继续发展？Porter（1998）［52］、Swann（1998）［53］、Bruso（1990）［54］、Van Dijik（1997）以及Wilson和Singleton（2003）［55］等，基于生命周期思想提出了集群发展阶段观。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开始从资源依赖观、种群生态学和制度理论等组织理论视角，研究集群演化的内在机制（Baum & Mezias，1992［56］；Pouder & St.John，1996［57］）。在此基础上，Tan（2006）通过对中国中关村集群的案例分析拓展了这一框架，提出了不同创新方式在集群阶段转换中的作用。研究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于公司的行为和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Ciccone & Hall，1996［58］；Henderson，2003［59］），对企业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Holmes，1999［60］；Li & Lu，2009［61］），对企业创新行为也会有重大影响（Feldman & Audretsch，1999［62］；Carlino，Chatterjee & Hunt，2007［63］）。基于创新与集聚优势视角，继熊彼特于20世纪30年代末首先提出技术创新理论后，弗里曼（C.Freeman）所做的开拓性贡献是将创新理论视为整体［64］。伦德瓦尔（B.A.Lundvall）［65］等人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认识到包括许多经济主体合作博弈的创新过程涉及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外部的系统环境，强调根植于结构化和制度化体系的国家经济创新能力。20世纪20年代，一批英国扩散学家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扩散，由此开创了传统学派。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们更深一步以技术创新扩散为研究中心，大规模地进行了理论性方面、实证性方面以及应用性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多种创新扩散模型（Bass，1969；Chatterjee　 & 　Eliashberg，1990；Easingwood et al.，1983；Horskey，1990；Jain et al.，1991；Jones & Ritz，1990；Kalish，1985；Monahan，1984；Simon & Sebastian，1987；Tapiero，1983；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尽管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集群创新具有优势，然而很少有学者就集群企业是不是更具创新性进行检验。Swann（1998）［66］和Baptista、Beaudry（2001）［67］都对英国的创新数量或者专利数量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处于产业集群的内部的企业的确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Beaudry和Breschi（2003）［68］通过对比23872家英国企业和37724家意大利企业在1988～1998年间的技术创新产出数据发现，企业的集中不会促进创新，只有当创新型企业聚集在一起，这时才会促进创新。

在现今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与区域整合趋势下，产业集群的国际化俨然已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趋势，因不同动机与目的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全球化跨区域产业集群合作模式（Bahrami & Evans，1995；Ahuja & Katila，2001）。在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参与者（比如全球购买者）在塑造集群的增长途径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Schmitz & Nadvi，1999）。而成功嵌入价值链的关键因素是集群升级（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2），它是一个连续性系统运行的过程，需要集群企业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集群的升级。同时，集群改变知识存量速度一般较为激进（Humphrey & Schmitz，2000），在此情形下，集群的快速升级就必须将内外部资源充分利用并有效使用（Nadvi & Halder，2002）。

Gereffi等（1994）提出的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理论，研究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如何联系，完整的产业链主体有哪些，如何勾勒出这些主体间关系，强调全球购买者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销网络中，如何发挥生产驱动效应，但未深入揭示网络各种不同的结构模式。

Kaplinsky（1998）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来讨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摆脱简单的制造业大国角色，使其传统产业部门从9个领域中（资源、政策、技术、人力资源、组织关系、生产、营销、基础设施、融资）积极获取经济租金以实现未来经济显著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这9种经济租其实是公共、私人部门共同推动下的价值链各相关环节的增值。

Gereffi（2001）根据GCC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GVC（Global Value Chain）框架，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在地理空间上分离越来越明显，形成了全球离散布局的地理特征，各自集聚成群，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断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

Coe（2004）综合了GCC、GVC和主体网络理论（ANT），基于权利、价值和“嵌入”的交互概念，提出GPN方法。该方法产生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全球范围内，通过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非企业组织形成的生产、营销和消费的基本结构和关系，目的是揭示跨国生产体系的多主体和多元合作形式，强调系统的区域分散性、制度复杂性、动态性和全球网络联系。GPN方法致力于提供一个包括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研究框架。

Levy（2007）认为，GPN同时包含了经济政治现象，超越了国家界限的主体、机构和规则组成的连接关系，包括主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的形成演化、治理结构、正式以及非正式制度规则等，是一种单独组织形式，而不仅是Gereffi 和 Kaplinsky（2001）所认为的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组织形式。GPN也是社会和文化现象，GPN的结构与特征也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尤其是技术的影响。

GCC和GVC框架涵盖了多维地理空间，尤其是提出了全球化视角，但空间问题被高度简化为“核心-外围区域”，而且过于强调区域政策等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从GCC、GVC与GPN的比较来看，GCC、GVC方法基本线性，而GPN方法致力于构建网络结构；GCC、GVC方法主要考虑企业间交易关系，而GPN方法则强调多元和异质主体，以及区域经济与全球化关系；一般认为，GPN网络的社会和文化成分比经济成分更多，这也是GPN框架的优点所在，因为GPN框架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主体。

我国国内学者相继从产业集群概念（曾忠禄，1997［69］；徐康宁，2001［70］；王冰、顾远飞，2000［71］；刘友金、黄鲁成，2001［72］；郑胜利、黄茂兴，2002［73］；魏后凯，2004［74］；朱英明，2004［75］；沈群红、胡汉辉、封凯栋，2011［76］），集群组织属性（吴德进，2004［77］；杨瑞龙、冯键，2004［78］；李恒，2005；李凯、李世杰，2007；陈柳钦，2007），集群形成机理（陈雪梅，2001，2003；付正平，2002［79］；魏守华，2002［80］；郑健壮、吴晓波，2002；李宁、杨蕙馨，2005；李楠，2007［81］；张志文，2009［82］），集群竞争优势（徐康宁，2001；盖文启，2001［83］；骆静、聂鸣，2002；胡军、盛军锋、郑海天，2003；蔡宁、吴结兵，2002［84］；朱英明、陆洪芳，2006［85］），“外部性”引起的知识共享（王冰、顾远飞，2002；陈鹏宇，2002；陈剑锋，2003；魏江、申军，2003），产业网络（王珑，2002；蔡铂、聂鸣，2003；刘晓、魏江，2003；吴向鹏，2003；易明，2010），区域经济理论（王缉慈，2001［86］，2005［87］；魏守华、王缉慈、赵沁雅，2002）等方面进行学理阐释，又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进行了跟踪研究（朱英明，2003［88］；吴林海、陈继海，2003［89］；王裙，2001；徐维祥，2001；胡军、盛军锋，2002；李新春，2002；陈雪梅、赵坷，2002；魏守华，2002；胡艳曦、陈雪梅，2002；封凯栋，2002；朱磊，2002；范磊、陈继祥、戴芳，2006［90］；罗勇，2007［91］；泮策，2010［92］）。

进一步地，国内学者运用创新系统方法，将集群思想引入到当代企业管理中，从多个方面剖析了集群管理的概念（李宝山，1998［93］）及一种集“研究开发、人才教育、知识转移”为一体的创新模式（张保明，2002［94］；任寿根，2004［95］）；着重研究了企业创新系统构成及利用模糊评价法的创新系统主因素分析（曹成，2008［96］；张卫国、徐维军，2006［97］），提出了企业包括战略集成、知识集成与组织集成的集群创新理论框架（陈劲，2002［98］），即研究集群如何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蔡铂、聂鸣，2006）；从知识黏性角度分析了集群创新的三阶段特征（郁培丽，2007［99］）；从集群创新角度，将技术创新过程与集成思想相结合，构建了企业集成创新的过程模式（张方华，2008［100］），并提出了基于创新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胡汉辉，2002［101］；吕卫国、陈雯，2009［102］），甚至通过引入“场论”构建了产业集成创新的作用力关系模型（王国红，2010［103］）。另外，研究了高同质性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阻滞作用（陈畴镛，2010［104］），提出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激励作用的质疑（孟浩，2005［105］）以及国内集群创新环境的亟待培育（魏后凯，2006［106］）。

在对产业集群现象不同专题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团队（见表2-2）。

表2-2 1992～2012年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代表性学者的地域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