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理论】

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陈争平

一 “一通”“二合”“三侧重”

清华大学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曾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两个中国经济史研究重镇各自的研究特点及笔者的研究取向，笔者在回答自己的研究取向时将其概括为“一通”“二合”“三侧重”。

“一通”，即“通古今之变”，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当笔者在大学读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名句时，心里曾激起强烈的“共鸣”；在硕士生阶段选修吴承明等先生开设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吴老所讲“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结合严中平老师讲的破“四就”（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就事论事），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开始注重历史的连续性。2001年，吴老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提出“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反对割断历史”，主张恢复“重视连续性”的史学传统。吴老的这一主张对笔者启发很大。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在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常占主要方面。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史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研究，重视阶级斗争及一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近30年来，我国断代史研究成果斐然，但是也出现了为了突出自己所研究朝代（或某一时段）发展成就而有意贬低前一朝代（或前一时段）发展水平的学风。于是笔者在2003年发表《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一文，认为20世纪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但是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21世纪经济史学研究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其后，至2008年，我国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总结，这些总结大多做得很好，但是也存在为了更突出这30年的成就而有意压低改革开放前我国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偏差妨碍了2009年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史进行客观认真地总结。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学界重“断裂”轻“连续”倾向仍很强，还是要再提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

“二合”，主要指熔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于一炉。这也是受吴老的启发，在笔者读博士生专业基础课时，吴老曾推荐笔者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笔者向吴老汇报读书心得时，吴老提出经济史研究要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当时他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有用。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写成《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后来笔者也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大转型，政治制度开始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经济转型是与思想变化相伴而行的。近代经济思想的变化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继而制约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经济转型的成败又反过来检验经济思想的正误。研究越深入，笔者越感到吴老提出的经济史研究要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有意义。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史时，笔者发现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有利用外资的思想，而实践中却被外资所利用。但是，研究近代中国外债思想史者一直在赞赏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利用外资的思想。因此，笔者打算把近代中国外债史与外债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正在写一本《利用与被利用——近代中国外债思想与实践史》的专著。近年来，有的经济史专业博导对笔者说，博士生论文选题好像没什么题目可选了，笔者认为，经济史研究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大有文章可做。诸如中国工业化思想与实践、近代中国货币理论演进与货币制度变迁、近代中国国共两党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与实践比较等，都是很好的选题。

“三侧重”，既是笔者本人的研究取向，又是对经济史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分界标志的一种考虑。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会理论经济专家组一次讨论中，就有几位专家要笔者提供某一具体年份，以作为经济史与经济学其他分支的项目分界标志，即研究这一年之前经济活动的项目为经济史项目，研究这一年之后经济活动的项目为经济学其他分支项目。笔者答曰：这一分界标志，以往曾用“二战后”（外国经济史）或“解放后”（中国经济史），但是现在都过时了，现在改用其他年份也很快会过时；不如换一种思路，可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布罗代尔等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多元时间体系的量度大致可分为长时段（百年以上）、中时段、短时段（不到十年）；而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个侧重，即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于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侧重于中长期考察；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侧重于渐变因素的考察。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史好比地质学，现实经济研究各分支好比地理学各分支。经济史研究侧重于中长期考察，那么十年以上经济活动的研究项目都可列入经济史类。

二 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

在201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术新秀评选会上，有一名候选人（经济史专业博士生）讲到经济史好比地质学，现实经济研究各分支好比地理学各分支时，被一位来自经管学院的答辩委员追问：“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那位博士生当时没答好。会后几位博士生和笔者交谈，另一位经济史专业博士生质疑这位经济学教授的提问，认为不应该这么问，经济史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不应该要求经济史学用于预测未来。

笔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关预测未来的问题确实不容易回答好，但是以经济史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为由反对经济史学用于预测未来也不对，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并非没有预测未来的社会功能。就像气象科学工作者进行长期、超长期预报及气候展望时离不开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一样，预测未来经济形势也离不开经济史研究。

那位经济学教授的提问并没有否认经济史学预测未来的功能，只是要考察研究生学术新秀候选人的这方面认识及反应。这位教授的问题涉及对经济史学科性质认识、经济史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等，其不容易回答的主要原因在于“未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而经济史学也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

实际上，笔者也被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会理论经济专家组的一位教授问过同一问题。笔者答曰：对“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的全面回答，可写一本书。若是概括地讲，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分别受慢变量、中变量、快变量的作用，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趋势。过去、现在和未来，慢、中、快这三类变量都在共同发挥作用。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实际上要结合慢变量、中变量、快变量的分析。经济史研究侧重于长时段和中时段考察，侧重于渐变因素（慢变量、中变量）分析，再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来预测未来经济形势。这样的回答既肯定了经济史学预测未来的功能，也不否认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这方面的作用，得到了那位经济学教授的赞同。

从目前国内经济学人才培养、科研项目评估及成果评奖等话语权状况看，经济史学科的弱势地位非常明显。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师生一是对本学科地位与作用要有清醒认识，二是难免要回答上述提问或相似的问题，自卑和自大都不好。吴老曾以“源-流”来比喻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即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他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的理论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他还曾介绍诺贝尔奖得主索洛（Robert M. Solow）的观点，曾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索洛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索洛批评美国的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另一位曾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把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个，认为经济史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吴老、索洛和熊彼特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关系的意见也值得我们重视。

三 “史无定法”与“方法规范化”

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吴承明先生一再主张“史无定法”。而北京大学一些著名教授则提出要“问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视野国际化”。清华大学一研究生对此感到困惑，曾问笔者方法“无定”与“规范”哪个更好？

笔者答曰：吴老认为所谓方法，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approach）。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从此观点出发，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包括了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层次的三方面内容：①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②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包括解释、求证和推理方法；③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方法“无定”抑或“规范”这一问题也分三个层次来谈较好。关于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我们一般强调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吴老认为不要受此“限制”，但是笔者认为年轻学者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先“掌握”再“突破”，先“规范”再“无定”。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笔者也强调年轻学者还是要先掌握逻辑学方法，至于吴老所说的形象思维、直观思维等“非逻辑思维”，只能学问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再说，也是要先“规范”再“无定”。至于第三层次的方法，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学者提出研究方法要“规范”，但是如何规范？这些学者，包括北京大学那些教授在内，也没有讲清楚，后来不了了之。也有人提出研究方法要“入主流”，有人提出要“与国际接轨”，但是何为“主流”，如何“接轨”？都语焉不详。目前看来，第三层次所谓的“方法规范化”，只是在技术层面摸索，如计量分析的具体步骤等。在大的方面，目前基本上还是“无定”状态，都在不断创新。过去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人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红线来研究历史。20世纪80年代刘佛丁老师曾对笔者说要以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为模式来研究经济史，而笔者认为还是吴老的“史无定法”更好，刘老师说笔者受吴老思想束缚太重。20世纪90年代又有人鼓吹用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史，吴老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有局限，他认为至今仍“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吴老鼓励方法创新，却又反对把使用老方法说成“保守”，认为方法有新老之别，但无高下优劣之分。因此，笔者在清华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时，要求研究生在方法上要记住清儒梅文鼎的名言：“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实际上，吴老的方法“无定”论中也含有“规范”。例如，他认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唯一的根据是经过考证的认为可信的史料，“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尊重史料”“论从史出”，这就是吴老的“规范”；还有，从吴老讲课中，及其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各种方法的价值判断仍有个排序：“孤证”优于“无证”, “罗列”优于“孤证”，计量分析优于“罗列”。吴老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地定性判断，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吴老曾以清代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研究为例，告诉我们从当时史料数量看景德镇官窑留下的史料多，民窑的很少，不做计量研究则会给人以清代景德镇制瓷业是以官窑为主的印象，做了计量研究才发现当时官窑的产量和占用的技术力量都不到民窑的1%。吴老同时也告诫我们，计量研究是一项要小心谨慎、下苦功的工作，统计是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他还身体力行，带领一批经济史专家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论及清代国内市场发展时，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学者2000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论述了清末市场上度量衡混乱等流通“梗阻”（实际上有些“梗阻”是从清代前期延续下来的），并指出中国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的百里路程运费往往高出出口后万里海运的运费，较为强调了当时市场不发展的一面；另一本则较为强调了清代前期国内市场发展的一面，不同的作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读者如果要想了解从清代前期到近代国内市场发展总的过程，仍然要看吴老等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跨阶段定量分析。吴老等人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年均增长率为1.6%, 1920～1936年约为1.8%。他们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年、1890年、1908年、1920年、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包括进口货）总值，分别约为10.4亿两、11.7亿两、23.0亿两、66.1亿两、120.2亿两。这些数据使人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可以说，计量方法已是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经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吴老也告诫我们，定量分析要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有的定性分析常有不确切、不肯定或以偏概全的毛病，用计量学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而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

四 关于经济史中“人”的研究

笔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研究生课后，有一研究生问：您刚才讲经济史研究要有“人”，并介绍了关于近代儒商的一些研究，是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人”主要指儒商？

笔者答曰：经济史研究要有“人”，可以说是吴老、汪老等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治学理念。吴老曾说，人类最早用于交换的商品就是“人”。吴老不主张用数量模型研究经济史，主要是因为数量模型里无“人”，看不见“人”的主观能动性；汪老则深入“人”的精神层面，曾专题研究近代中国人的产业革命精神。课上介绍的有关近代儒商的研究、近代工商社团的研究，只是举例，因时间紧没有展开。经济史研究要有“人”，不仅是研究儒商和工商社团。笔者认为，经济史要研究“人”，大致可包括研究“人物”“人心和人文”（思想、文化等）, “人群”（包括企业、工商社团等）, “人口”，以及“人力”（包括劳动、人力资本）等方面。“人物”，意为某方面有代表性或具有突出特点的人。许老和吴老曾批评：“从司马迁起，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似乎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刚才提到的张謇、卢作孚等近代儒商研究可以归入经济史“人物”研究之列。经济史“人物”研究还应当包括其他企业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部门官员等。关于经济史中“人”的研究，实际上内容相当丰富，且符合中央“以人为本”理念，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五 关于GDP与GDC的研究

杜恂诚、李晋合作的《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发表后，清华大学有一位研究生问我：吴老和您都主张用GDP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而杜恂诚、李晋不主张用GDP作为主要的普世标准来进行纵向的时代比较和横向的国与国之间发展水平的比较，但是也没有提出他们认为较好的经济史纵向、横向比较标准，基本上是“破而不立”。您如何评论他们的文章？笔者答曰：我确实讲过学术进步需要“破”“立”结合，这是从整体上看，不一定每篇文章都要如此。杜恂诚、李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指出了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他们认为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和基础性数据的积累至关重要，对此我非常赞成，我们要做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丛书的整理和编写工作就是在进行基础性数据积累。

关于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我在研讨会上也曾提到，旧中国自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新中国经济中也有较大比重不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史GDP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部分不进入市场的生产如何估值。笔者认为，现有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利弊共存的、需要不断改进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读研究生时，学校里已开始给研究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相关理论，其中包括GDP、GNP核算及广义货币理论等。但是当时我国政府相关经济部门都仍然沿用传统经济理论和方法，理论界及学校老师们对GDP核算等是一面介绍一面批判。几年后，我国政府相关经济部门改用GDP核算，这只能说GDP核算相对合理，并不是认为它没有弊病，GDP核算还是需要不断改进的。现在已有绿色GDP等新探索。

至于用GDP研究中国经济史，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仅此还不够。杜恂诚和李晋实际上给了两个GDP定义：一是“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二是“所有进入市场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其中，“所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与“所有进入市场的最终物品和劳务”之差就在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杜恂诚、李晋没有仔细分辨这两个定义的差别，于是就认为巫宝三、刘大中、叶孔嘉以及罗斯基偏离了GDP的规范定义。笔者认为虽然杜恂诚、李晋没有分辨这两个定义的差别，但是他们的第二个定义给了我们启发：我们可将第二个定义改为GDC（gross domestic commodity economy，国内商品经济总值）；经济史研究中可再做一套GDC数据库，GDP与GDC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进行跨国家、跨社会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分析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

（整理人：孙静冬 郭益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