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应该放在城镇化、土地开发、项目下乡、社会分层及村民自治的多元交叉领域中整体地予以理解。在资源密集型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之所以成为常态化的存在，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村内富豪进入权力结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从逻辑上讲，富人的参政与贿选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因为要赢得选票不一定非得通过货币。那么，为什么富人更倾向于向选民行贿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选票？

答案在于权力结构网络的构型（configuration）。若局部区域的农村经济以私营的个体企业为主体，当土地（建设用地）、房产等集体资源的使用控制权争夺开始时，权力资本的主体（农业税时代的村干部）与经济资本的主体（经商办厂的老板）并不重叠。前者试图凭借已有的关系积累延续自己的权力，而后者试图打破既有的格局，获得此项权力。但是，相比于之前的村干部，常年在市场中打拼的老板在村内的关系资源要有限得多，如果想在短期内建构起庞大的权力网络，只有通过迅速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形成村民在人情和关系上对自己的亏欠。然而，各村巨额经济资本的持有者又呈多元分布，而非一股独大。当时间宝贵的老板们同时动用经济优势建构不平等的关系网时，要想胜出只能比谁更“快”。而贿选，则是最快的手段。

由于得到村庄各个阶层尤其是上层各派系的认可，“贿选”成为特定场域内富豪竞选村干部的“公平”方式，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型构手段。对于村内的普通阶层而言，在村庄政治呈现精英民主的态势时，他们“说不上话”，也“做不起人”，而唯一能够体现其民主权利的，只是选票的价格。正是由于得到村庄上层的支持与中下层的欢迎或默认，制度对于贿选的约束才成为纸面上的文本。

基层政权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管，要求是要让其稳定、有序，保证选举顺利产出符合“双带路线”的结果，同时避免选举过程中发生冲突，它无力查处选举中的越轨行为——贿选，也无动力对其实施严格监管。当“保稳定”成为首要目标时，行政权力选择在形式和程序上对实践中既定的选举模式加以保护和维持，而非主导、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委会选举是真正地放开了。选民在选举期间是自由的，每个人都“享受”了一次权利，但是，“选主”并不等于民主，甚至可以说，以“选主”来代替民主乃是民主的蜕变与堕落（王绍光，2008）。遗憾的是，当“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组织路线成为基层的主导工作思路时，行政权力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却将着力点置于前者，并无意中用标语、口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如吴镇街道上悬挂的横幅：“保障选民权利，推进选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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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渝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