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上帝作为生命的回归

在西方主流传统中，哲学通常被认为仅与“纯粹理性”有关，即仅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有关，那是一个由永恒的可理解的真理——数学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仅仅会在劝说下渐渐地回到现实，向处于时间中的人类肉身生命呈现自己。早期现代关于生命的讨论通常遵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传统，着眼于生物学的而非文化的生命。生命是成长和运动的动力，在血液和温暖中可以见到它，灵魂是它的原则，等等。迄今为止，前哲学的宗教思想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康德在其晚年开始写有关艺术的内容，他发现自己被迫地（确切说是不情愿地）拾起生命、欲望、感觉、快乐，甚至是身体等话题。康德的基本教义大概是这样的：生命是描绘某物的容器，人通过生命向往它，为它付出行动，为实现它而感到愉悦。当我获得我所向往的某物时，我不仅立即感到愉悦，而且享受到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或是自我生命感受的提升。这里，康德显然首次提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享乐（jouissance）或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26]

当康德（很明显对这一系列话题都感到不安）发现自己开启了现代人学——关于生命和身体的哲学——时，他开始把自己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浪漫主义运动联系起来。[27]人们由此得见为什么《判断力批判》（1790），尤其是他的艺术哲学，是康德作品中对同时代的年轻人最具有吸引力的。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整个传统相反，康德承认我们对建筑、雕塑，乃至音乐的审美回应都是身体感觉的问题。出于享受艺术的考虑，纯粹精神的存在并没有好处，你需得是一个处于时间中的活着的、肉身化的人。好的艺术，正如他们所说，开启了你，这本就是艺术的作用方式，假装并非如此实在是愚蠢。

因此，康德的艺术哲学成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这是从永恒世界到历史世界、从上帝到人、从理想化的理性到情感、从永恒之物到短暂之物的转向，这一文化转向的影响仍在持续。

这一转向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后果是上帝之死。从1799年到1800年，围绕康德的追随者费希特的观点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无神论之争”。自费希特以来，再没有哪个大哲学家能成功地复活古老的形而上学的有神论。然而，有两位伟大的人物，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匠心独运地试图掩饰或推迟上帝之死，同时也接受或是朝向辩证法力量的历史发展，或是朝向热情的、奋斗的个人主体的新浪漫主义运动。两个人都试图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对上帝的信仰如何能在一个看似完全拒斥上帝的、动荡的、纯粹属人的世界中得以生存。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上帝自己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绝对者，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对它的信仰委身的绝对热情，而在黑暗中触及它。

19世纪早期第三位伟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对这一问题另有解答。他指出，在正统基督教教义中，上帝已成为人。上帝道成肉身，应该是完全地、永久地成为人。永恒之子在基督里“永恒是神，亦永远是人”。不仅如此，上帝用以完全地、永恒地统摄自身的人性不仅是人类个体的人性，而且是普遍的、类属的人性，甚至是（有人会说）全人类具体的人性的共相。同样是在正统基督教教义中，从此以后耶稣基督就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上帝只能通过他的儿子所具有的普遍人性来认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当前西方思想从形而上学的有神论到激进的（而且是社会的）人文主义的转向，早已在基督教转向的历史中完成，而这一转向几乎从基督教诞生之时就蕴含其中。[28]

威廉·布莱克曾预料到了费尔巴哈的论证：

上帝也不过是人，

属于你自己的人性之所以能学会崇拜上帝，

只因他是我们生命的灵魂……[29]

布莱克在这里简明陈述的古典激进神学观点直接出自主流的新教教义。伟大的改革者强调人类的堕落性，并对天生的，即孤立无援的人类理性表示怀疑。他们贬低形而上学、理性神学和人类自然的虔信，宣称通往上帝的道路除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之外再无其他。但是，如果这里所说的基督是上帝在普遍人性中明确、完全和最终的化身，如果通往拯救除了基督再无他路，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性的死亡同样是上帝之死。新教最高的正统教义只需轻推一下便可轰然倒塌，沦为纯粹无神论的宗教人文主义。而这一工作事实上是由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间处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的德国著名思想家们完成的。新教改革者说作为人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就是关于上帝的全部，而马克思说人对自己来说就是最高贵的存在，那么区别在哪里？区别仅仅在于上帝落回到我们人类的生命时间中，被向前推进而成为伟大的发展历程，成为发展着的人类生活世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Geist），而马克思称之为历史。上帝被改写为文化、被改写为全人类发展着的精神生活的整个宏大历程，被看作对普遍意义上的基督教的内在含义的揭示，尤其是对上帝道成肉身的揭示。这个故事是如此有影响力，以至于加尔文新正统派的伟大拥护者卡尔·巴特（Karl Barth）可以把上帝的与人共在性（Mitt-menschlichkeit）视为其事业的终点。

关于上帝作为“生命”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回归，我已经写了相当多，毫无疑问是太多了。[30]上帝下降到内在性中了。如今的上帝是一个无尽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这是个关于人类奋斗和人类象征性的交流的世界，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存在。我们由此开始将现代世俗人文主义的西方视为基督教传统完全合法的继承和延续。[31]

“生命”的新含义主要是指人类历史的和文化的生命。它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争吵”，这种争吵乃是政治斗争和沟通交流（如婚姻）的混合。然而，更为古老的、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观念仍有部分继续留存，并且仍对我们很重要，只要我们一想到生活是无法停止的、无穷无尽的、自动的、自我肯定的、自我流露的、自我更新的，在许多情况下就其构成而言还是难理解的和神秘的。在古老的西方传统中，有且仅有一个人抓住了这一点，并且做了相当好的解读，他就是艾克哈特（Eckart）。就这一点而言，我怀疑艾克哈特是受到了希伯来《圣经》的影响，因为希伯来《圣经》并没有像后来的正统神学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做出鲜明的区分。相反，古代犹太思想倾向于将精神、呼吸、风混为一谈，同样也将上帝的生命和精液中、生殖器中、自然的生殖力中广泛蕴含的生命力混为一谈。无怪乎艾克哈特会说“上帝的存在就是我的生命”，仿佛他随时准备将上帝和我们自身流溢的生命能量等而视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