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时期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西方思潮涌入国门，我国长期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显现出了脆弱性，盲目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也影响到身在校园尚未进入社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判断。缺乏政治判断力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迫切需要得到科学的文化引导和思想指导来排解心中的困惑。而当时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却缺乏对西方思潮的全面认识和理性判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发展呈现出多元、无序的状态。

（一）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受社会思潮影响较大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民族院校招收的第一、二届大学生，主要是受“文革”影响被耽误了学业的青年，年龄普遍偏大，他们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迫切需要补充知识。“拼命地读书”是这代大学生学习状态的真实写照。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做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这些经历了“文革”动乱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亲身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内心深处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召唤，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但是，“有些人过去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在虽已感到自己的天真幼稚，但往往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容易受社会上‘左’的或‘右’的思潮的影响，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四个现代化缺乏信心”[19]。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但在政治思想上仍然因为“文革”的影响存在着混乱模糊的状况。

（二）人生价值观选择判断引发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逐步年轻化，开始倾向关注个人的成长、思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引发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前后历时十个月。潘晓信中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论调，对当时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产生了消极影响。但1982年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救老农，以及张海迪身残志坚、奉献社会的感人事迹，再次引发了“怎样衡量人生价值？”的讨论。通过相继展开的学习张海迪、张华及华山救险英雄群体的活动，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懂得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人生观是积极的、向上的。在对某高校的大学生做的调查中，回答“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时，33%的学生希望成为有用的人，32%的学生要做有益于社会和人民、高尚而有作为的人[20]。在经过“文革”十年的影响后，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始真正从社会、集体、个人角度来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取与舍、得与失、名与利等价值观已经开始在大学生中引起争论与选择。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改革中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使得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一度过热。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认识片面，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1988年的“蛇口风波”就反映了这个错误思想对青年人的误导：不讲“责任感”，不讲“爱国主义”，不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能干，这是他们所谓的“现代意识”。由于实行对外开放，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其中夹杂着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的腐朽思想，更加剧了拜金主义的流行。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在大学生中也很有市场，“萨特热”“尼采热”层出不穷，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被扭曲，开始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陈旧思想和落后观念还未彻底清除，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仍然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当时国内的思想领域混杂着对改革的错误认识、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潮和社会、“文革”残存的余毒，使得思想领域矛盾重重，出现了思想“滑坡”的问题。而此时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大学生出现了政治上的迷茫，信念上的模糊和行为上的偏激。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政治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制裁，大学生开始反思由于自己的狂热与过激的政治行为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普遍认识到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要采用理性的方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的高校学生调查问卷中显示70.9%的大学生认为党的十四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些曲折，但最终一定会成功。78.1%的大学生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政治局势能够保持稳定[21]。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和信心显著增强，政治思想正逐步走向成熟。

在价值取向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的特性与规则也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的转变。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大学生更加重视自身价值、自我潜能的充分发挥和挖掘；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大学生的观念更新速度加快，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渴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判断和处理事情的标准时他们往往表现为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和个人具体利益的标准，而不是传统道德或政治标准，价值目标功利化取向突出。例如，当时上海重点高校大学生择业观的调查显示，73%的大学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为“新三到”，即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挣钱最多的地方去[22]。可见，大学生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仍然占有一定市场，很多学生在发财和成才、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之间徘徊与抉择。

（五）全球化趋势下的大学生政治思想、价值取向

20世纪末，我国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在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的文化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的限制涌入我国，其力度和强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学生在政治思想、价值取向上受到消极影响。其一，大学生的价值观显现世俗化倾向。经济全球化浪潮使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因而物质财富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已经下意识地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当我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本土性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催化[23]，人们对奢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变得异常强烈，所拥有财富、商品的多少成为衡量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准。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大学生懂得正确处理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系，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指向模糊。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社会生产进步的同时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在低潮时期，西方的这些所谓“民主、自由、政治多元化”对青年大学生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使得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动摇。1997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表明，有近40%的学生同意“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36%的学生对“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表示疑虑；31%的学生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24]。这表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在政治理想、信念认识上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错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和社会动荡时期，民族院校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