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意义
自满人入关，定鼎北京，建立清王朝的统治后，就确立“首崇满洲”的原则，赋予人口占少数的八旗旗人以种种特权。雍正初年，又创设军机处，作为决策核心，不仅内阁大学士丧失了实权，即使是体现满洲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形同虚设，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加强。经过乾隆朝，清代典章进一步制度化，迄道咸时期未有变化。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多为满人，前有傅恒，后有阿桂，领枢执政数十年；权臣和珅更是受到乾隆信任，充分表明满洲权贵在清朝政权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有了一些变化。
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的辛酉政变是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在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被整肃后，代之而起的是慈禧、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入枢辅政的权力格局和政治运行机制。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死去（慈安先于光绪七年病逝），其间慈禧太后一直是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核心。她通过培植亲信、控制军机处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掌控，并通过调整军机大臣乃至全盘易枢的极端方式来巩固自身的权威，杜绝大权旁落的任何可能性。在此期间，军机处通常由懿亲领班，一两位军机大臣主持局面。这样，在慈禧、领班亲王、军机大臣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可调整的动态的权力结构；当同治、光绪帝相继亲政后，权力关系虽然多了一层，但慈禧掌握最高权力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因为帝后分歧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变化，更具复杂性，甲午战争之后的政局便集中体现出这个特点。
同光时期领枢的亲王先后有恭王奕訢、礼王世铎（实际过问政务的还有醇王奕譞）、庆王奕劻，而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刚毅、荣禄、瞿鸿禨等则被视为不同时期主持军机处的核心人物。研究这些与慈禧关系密切的重臣，梳理政治派系的分合，解读一些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可以提纲挈领地抓住朝政演变的症结，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因而，近代以来，对这些“秉国权臣”的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光绪十年的甲申易枢、甲午战后孙毓汶倒台及戊戌年春翁同龢开缺等政治事件，都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比较而言，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事件前后，满洲重臣荣禄深受慈禧信任，与政局牵涉最大，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本书选择荣禄作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光绪二十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不仅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改变了东亚外交格局，也改变了甲申易枢后的政局：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退出军机处，直隶总督李鸿章开缺回京入阁办事；甲申易枢时受挫的恭王奕訢、翁同龢、李鸿藻重返枢垣；另一位满族官员刚毅后来居上，先入中枢，成为新贵。此时的荣禄，虽未入军机处，但慈禧对其信任程度毫不逊于枢臣。甲午战争时期设立的督办军务处，在战后并未裁撤；身为督办大臣的荣禄，实际主持督办处，对战后营勇裁减、新军建立、铁路修建等新政事务，拥有充分的权力，威望几乎与军机大臣相比肩；短短两年间，他以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很快升任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是当时满汉臣僚中升迁最快的一位。到丁酉（1897）、戊戌（1898）之际，李鸿藻、恭王奕訢先后去世，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荣禄成为最受慈禧信赖的重臣。戊戌政变后，他由直隶总督任上回京入枢，主持大局，并开始编练武卫军，执掌军权；庚子两宫流亡西安期间，甚至一度充任领班军机大臣。直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去世，荣禄一直是影响清廷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
但是，既往学界对荣禄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等一些具体问题上，评判也过于简单，泛论多于实证。不少观点以讹传讹，影响迄今。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仍被视为戊戌维新中止的关键原因；庚子年（1900）五月荣禄向慈禧呈递假照会，仍被视为导致清廷对外宣战的导火线；有论者对荣禄暗中保护使馆的作用也明显有夸大的成分。总之，有关荣禄的总体研究推进得十分缓慢。
有鉴于此，将荣禄一生事迹和经历贯穿起来，置于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和分析，寻找其行事的思想和行为逻辑，对其一生经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和评判，正是本书所要努力的方向。从荣禄与晚清政局演变的关系来切入，既可知人，又可论世，有助于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荣禄是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尽管甲午前西化的军事改革已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但推行过程却十分缓慢。从胡燏棻定武军、袁世凯新建陆军到后来的武卫军，这些新式军队的创办都是在荣禄推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反映出荣禄致力于近代军事改革的理想；从这个层面看，他是甲午战后的主张改革者，简单地将其视为顽固守旧者与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的宣传有很大关系。
第二，荣禄身居中枢，与满汉、南北、新旧各派政治力量关系微妙，是沟通各派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前后调和两宫关系、维持朝局稳定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此，不能把康、梁的宣传作为依据。荣禄在大胆任用袁世凯等汉族官员的同时，又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这与后来载沣摄政时期满洲年少贵族力图专权而一事无成有明显区别。
第三，荣禄与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的关系，虽有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极为分散的局限和一些旧说先入为主的影响，不少细节不甚清楚，很多说法以某些私人笔记乃至野史为立论依据，总体评价有待调整。大量事实表明，政变后荣禄与刚毅之间的矛盾，是解读这个时期朝局演变的主线索。
第四，以往对荣禄从西安回京后的政治境遇研究很不充分。《辛丑条约》签订后，荣禄随同两宫回到北京，虽然权势依然显赫，但病势日重，又受到朝野各种政治力量的攻击，一直碌碌无为。荣禄去世后，受到清廷的恤典虽优厚，但中外舆论对其褒贬不一。此后清廷进入奕劻秉政的预备立宪时期，不少因由需要从荣禄执政时期来追根溯源。
总之，对荣禄这个关键人物做全面研究，梳理甲午战后朝野派系斗争的脉络，对于我们把握晚清政局演变的整体态势和基本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二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第一，关于荣禄的传记和总体性的研究。
人物传记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该书在1980年出版增订本）中，将荣禄作为反对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立传，列于慈禧传之后，引用档案、报刊、笔记、碑传文献等，叙述其一生经历，但侧重戊戌时期，对荣禄做了基本否定的评判。[1]
到了90年代初，美国学者A.W.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出版。按，该书英文版40年代出版于华盛顿，其中《荣禄传》系由华裔学者房兆楹所撰。房文对荣禄一生不同时期事迹所做的叙述和概括较为详细，兼及世人关于荣禄评价的分歧；并依据近人金梁的《四朝佚闻》，指出《景善日记》是伪造的，“目的在于把荣禄打扮成洋人的朋友，从而洗刷他对围攻使馆所负的一切责任”。该传的结论称：“老实说，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国家大事。他之起家掌权，并非由于他本人建有殊功，而是由于奕訢（似应是奕譞——引者注）和孝钦皇太后的宠信。奕訢（奕譞？）视之为门下客，孝钦则视之为驯服的工具，他因此而得宠。尽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响，但他未运用他的权力促进国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2]显然，也对荣禄做了基本负面的评价。这篇传文写作时参考了一些美国外交文献和外文论著。
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戴逸领衔、清史编委会编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其中收入了林敦奎所撰《荣禄传》。该传侧重于戊戌、庚子时期荣禄事迹的评述，基本上从“革命史观”角度立论，对其持否定态度。[3]这与房兆楹的视角明显不同。
知人论世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从荣禄与晚清政治这个层面来研究和考量，较传记更为深刻。对此，张玉芬在20世纪80年代对荣禄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基本观点。文章虽缕述荣禄的简历，仍将其政治活动的重点放在戊戌、庚子时期。作者批评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站在慈禧一边，“肆无忌惮地反对康梁的维新变法”，充当慈禧扼杀维新运动的“打手”；政变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立溥儁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绪帝；庚子事变中虽不赞成慈禧、载漪等人“对外主战、对内主和”的决策，但是为了保住权位，采取左右逢源、首鼠两端的做法，对进攻使馆的谕旨阳奉阴违，明攻暗保，为清廷后来的乞和谈判留下了余地。后在谈判中与奕劻、李鸿章极力为慈禧开脱，避免受到列强追究，从而更受慈禧信赖。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甲午战争中荣禄主张“先以战为根本，而后能以和蒇事”，提出募重兵、用宿将等措施应对时局；战后又倡导练兵自强，变通武举，创建武备学堂、编练洋队新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与顽固派有所区别。[4]实际上对荣禄参与甲午后的军事改革给予了比较明确的肯定，这是与以往观点不同之处。
比较而言，王刚的博士学位论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系，2014）对荣禄与清末政治及其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和个别问题的分析方面明显超越以往；尤其对荣禄与神机营的关系、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荣禄幕府及其贪腐情况等探讨较为深入，且有创见。当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和有待深化研究之处。[5]
第二，关于荣禄与戊戌变法和政变的研究。
过去很长时间内，近代史的研究呈现出以政治史和事件史为中心的特点。对荣禄的研究，更多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把他作为慈禧镇压变法的“帮凶”，基本上是反派人物的形象。以往讨论较多的是荣禄与政变的关系，即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和慈禧训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富悬念的题目，一直很受关注。几十年来，台湾学者刘凤翰、黄彰健和大陆学者孔祥吉、茅海建先后做过相关考订，都是针对政变过程中荣禄的表现展开的。由于档案资料的深度利用，该问题的研究在史事层面已有新突破，所谓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发动政变的传统说法，已被证明不可信；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已经澄清。[6]
值得注意是，80年代后期，学界开始探讨荣禄的改革思想以及对戊戌变法的态度。胡绳指出，“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訢、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注）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7]显然，胡绳认为荣禄不能简单归入守旧一派中。李毅认为，戊戌时期荣禄作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人物”，自始至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奏请举办新政，主张实行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多与康、梁的变法有一致的地方；如果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话，荣禄更接近于洋务派。他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在军事制度方面：一是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选拔人才；二是用洋操训练新式军队，以成劲旅。此外，还主张兴办学堂、发展农工商业等；又保举维新派官员陈宝箴为湖南巡抚，支持兴建芦汉铁路，等等。上述建议和举措与光绪帝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上谕大致相符，反映的是洋务派的改革内容。但是，作为“后党的中坚”，当维新运动危及封建统治时，荣禄又与顽固派联合起来，坚决予以镇压。[8]该文有限度地肯定了荣禄在戊戌时期的改革主张，与胡绳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与将其完全斥为守旧人物加以否定的观点区别很大。
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冯永亮利用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文献《荣禄函稿底本》，对百日维新期间荣禄的政治思想做了细致的实证性考察，指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在推进“变法的权力、次序和方法上”与康、梁一派有明显的分歧；作者还指出，政变后荣禄回京主持军机处，“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低]程度，同时仍有条不紊地将其变法主张和措施付诸实施。清朝末年出现的新政，某种程度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9]荣禄在政变后继续主张图强御侮，并避免一些改革措施中辍，表明了荣禄高于刚毅等顽固守旧大员的见识。这启示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从甲午战后的军事改革到庚子新政，对于荣禄而言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想，这也涉及如何评价甲午后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及庚子新政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综合30年来的研究状况，学界对戊戌时期的荣禄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评价和基本否定的思路，研究渐趋实证，评价也趋向客观全面。
第三，荣禄在己亥建储和庚子事变中的态度和表现。
荣禄在己亥、庚子年间的活动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学界研究的分歧也最多。因为牵涉的人事关系复杂，私家记述彼此矛盾，论者各执一词，争议一直不断。“己亥建储”是政变后朝局动荡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李守孔认为，戊戌政变后守旧诸臣密谋废黜光绪帝，遭到各国反对，慈禧衔恨之余，只得听从荣禄的意见，采取先“立储”的缓和措施；荣禄此举非“有爱于”德宗，而是因为畏惧外力之干涉而采取的折中办法。[10]郭卫东则认为，戊戌训政后情况有所变化，荣禄从帝党的反对者一变而为光绪帝位的保护人，因为他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政局再发生变动而出现新的权力分割。他力谏慈禧放弃废立图谋，立大阿哥，以延缓废立，并主张为光绪立嗣“兼祧穆宗”，暗中维护皇帝。庚子年荣禄与载漪等人在政治上出现对垒，与此也有直接关系。[11]
史料的辨伪与史实的认定每每相交织。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围绕《景善日记》这份史料真伪的讨论也牵涉荣禄与庚子事变的关系。程明洲曾撰文，旁征博引，指出《景善日记》系伪造：“味其文意，殊多左袒荣禄之嫌”。作者进一步写道：“察《景善日记》，每述及荣禄，必曲情谀之，主立大阿哥，反对废帝，一也；允洋人入京保侨护使，二也；不信拳团，三也；力主护送使臣侨民出京，四也；拟议停战，五也；拒给董军大炮，六也；同情诤臣，七也；主惩载漪以挽危局，八也；信如是说，则以一柔奸险滑之人，其忠贞竟等许、袁而上之，宁非可哂之事？”[12]言外之意，《景善日记》似是有人为荣禄脱罪而编造的。多年后，毛以亨再次梳理《景善日记》中、英文不同版本的传播情况，指出程明洲的主要观点其实源于英国人刘逸生（William Lewisohn）所撰《对所谓的景善日记的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一文，该文发表于1937年的《华裔》杂志（Monumenta Serica，辅仁大学主办），强调程氏本人的“新发现”并不多。同时，毛氏明确指出，《景善日记》是英国汉学家白克浩司（也译白克豪斯，巴克斯，或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 1873-1944）受荣禄委托假造的，目的是为荣禄开脱罪责，免除战犯嫌疑。[13]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在访问英国时，借阅了保存于伦敦英国图书馆的《景善日记》原稿，并撰文对此案再做评判，认为日记确系白克浩司造假，但并无刻意为荣禄辩解的意图；之所以过多描述荣禄，是因为他是慈禧的心腹，“为人机诈、阴鸷、善变，富有统治经验，善于玩弄权术”，白克浩司为了使日记生动，富有戏剧性，“所以通过景善这个老朽之口把当时处于关键地位的荣禄突出出来”。[14]这个结论受到学界关注。此外，台湾学者戴玄之也对流传甚广的罗惇曧《拳变馀闻》中所收《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进行考订，认为这封意在证明董攻使馆是奉荣禄之命的史料是伪造的，目的是嫁祸荣禄而为董洗刷罪名。[15]史料真伪问题的讨论，也使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得以深化。
与荣禄相关的史料争议还有“假照会”问题。以往论者多依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景善日记》等文献，认为慈禧决定对外宣战是因为轻信了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向荣禄密呈的“假照会”。林华国则认为，这种说法无可靠的原始材料可资印证，恽氏说法不足为凭，导致清廷宣战的直接原因还是联军对津沽的侵略行径。[16]高心湛认为，所谓进呈“照会”之事，各家记述参差纷杂，多有不同，大可视为以讹传讹，不足为据。[17]牟安世则认为，该照会是丁韪良受英国公使窦纳乐委托起草的，拟交各国公使审定，内有“勒令太后归政”一条，不料事先走漏消息，为罗嘉杰得知，密报荣禄呈送慈禧。[18]但作者并未解释罗是如何获得照会内容的。该问题仍然疑窦丛生，需要继续探讨。
荣禄指挥攻打使馆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论者通常认为攻打使馆开始后，荣禄不敢公开反对，暗中却采取措施保护使馆。林华国认为，荣禄虽不主张攻打，但使馆之战开始后，武卫中军负责攻打东面，从各种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战斗其实很激烈。当清廷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并与使馆谈判时，荣禄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荣禄指挥武卫中军攻打使馆是事实，毋庸怀疑。[19]薛正昌对荣禄与董福祥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梳理，对荣、董在甲午战后不同时期的合作与分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在材料的使用上仍然采信有争议的《董福祥上荣中堂禀》，难免影响结论的客观性。[20]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主要叙述义和团兴起、发展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其中也反映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的分歧。对于荣禄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向列强开战，以及在清军围攻使馆过程中暗中保护使馆的种种努力，作者从“仇视人民革命”，“把自己的宦海沉浮和帝国主义在华实力的消长紧紧联系”的角度加以评判，对荣禄的评价当然是负面的。[21]李文海、林敦奎合撰《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则对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在战和之争及剿灭团民问题上的矛盾、迟疑和抉择进行了细致考察，还原了复杂环境下荣禄依违于两派之间，最终屈服于慈禧淫威的动态历史过程。[22]由于材料记载彼此矛盾，义和团时期荣禄研究仍有谜点，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研究也在向前推进。
第四，从近代军事史的角度研究荣禄。
这个层面的研究是以将荣禄作为改革者为出发点的，台湾学者刘凤翰的成就最为显著。作者曾撰文论述戊戌政变后清廷急需编练新军，经荣禄策划，慈禧同意将北洋已有新式军队分期改造、改编而逐步成军的历史过程；[23]还对武卫军的组成和扩充、各军的实力、庚子时期“剿匪”经过以及武卫军的蜕变等具体问题逐一进行考察。[24]这些内容也见于作者的专著《武卫军》一书。[25]此外作者研究新建陆军时，也涉及荣禄与袁世凯的关系。[26]刘春兰也对荣禄与晚清军事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一些新史料的披露和使用，提出了新的看法，诸如对荣禄因参加辛酉政变密谋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讹说进行详尽的辩驳；对于荣禄在甲午战后的崛起与满汉势力消长的意义予以特别的说明，[27]提示出的意义已超越军事史研究的范畴。
第五，其他各方面的研究。
台湾学者林文仁探讨了光绪初年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之间的几次争斗，并从两人的斗争、对抗中看出背后所隐含的“南北之争”与恭、醇之争的线索。[28]不过，作者将复杂的政治关系和人事纠葛梳理得过于简单化，往往与矛盾重重甚至呈现出混沌状态的朝局不尽吻合；另一方面，一些论断以野史和私家记述为依据，也有偏颇和局限。
民国时期的掌故学家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谈及晚清政局时，都对荣禄的事迹有零星的记述。虽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文字也不多，但是，凭借对清代制度的熟知、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泛的口碑资料，对荣禄的行事和个人性格都有独到的定位和评价，可资今人借鉴学习。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对荣禄的叙述也颇受世人关注，因为他是荣禄的外孙，读者多视为信史。其实，荣禄死时溥仪尚未诞生，加之溥仪的回忆录定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看到的荣禄多是贪污受贿、钻营勾结李莲英、策划政变、“翻云覆雨中，完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等历史形象，基本上对其持贬斥的态度。不过，有些说法可能是醇王府中口耳相传的故事，可信性反而很高。如荣禄在勘验慈禧陵寝受损程度时，揣摩慈禧心思，夸大受损程度，增加维修费用，深得太后满意；又如荣禄夫人经常进宫陪侍慈禧，这也是慈禧信任荣禄的原因之一。[29]
台湾学者高阳（本名许晏骈）虽然以历史小说成名，他的代表作《慈禧太后演义》早已是家喻户晓，但是，透过文学表述的层面，必须承认，高阳不仅熟知清代典章制度，对清朝时期重要人物和史事也有过整体的思考。在《清朝的皇帝》等后期著作中，“写实”的特色更加突出，对荣禄曾多处提及。但也有过分相信稗史之处，如推断甲申易枢是醇王主导，孙毓汶与荣禄联手密谋，[30]即不尽符合史实。庄练（本名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端王、刚毅与荣禄”一节梳理了庚子事变期间载漪、刚毅等“祸首”的表现；同时认为，荣禄其实也“附和”了慈禧及载漪的仇外活动，其罪责“仅次于载漪与刚毅，而应与徐桐、启秀等人同科”，只是后来未予追究而已。[31]庄练、高阳二人文艺、史学兼长，对近代掌故尤为谙熟，他们的观点和见识依然值得参考。
三 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研究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可以查询和利用的史料范围比较广泛，但直接有关荣禄本人的资料较少，且十分散乱。除官书、档案中所存奏折外，荣禄本人的文字存世稀少；其事迹只能从大量私人笔记、日记、书信、文集中去找寻蛛丝马迹，彼此比核，以求实际，借此恢复荣禄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庚子义和团兴起及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时局动荡，信息隔绝，讹言盛行，后来私人记述中对庚子时期荣禄的记载彼此矛盾之处甚多，甚至出现了像《景善日记》、《董福祥上荣中堂禀》以及许景澄、袁昶三疏等伪造或篡改过的史料。可见搜集、排比、鉴别材料，仍是荣禄研究中繁重又须谨慎的工作。
荣禄本人及其保存的资料
迄今所见荣禄本人的文献非常稀少。荣禄位于菊儿胡同的豪华府邸在庚子年七月他逃出京城后被焚毁，生平文稿、典籍毁于一旦。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的荣禄档案，基本上是荣禄逃离北京至回銮以后病逝期间各地官员给他的公文、函牍等，其中也夹杂着庚子四、五月间的零星信件。20世纪80年代，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即是从中选编整理的资料，但个别信函内容有所删节。2011年，虞和平主编的国家清史修纂文献项目《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大象出版社）将全部荣禄档案收入影印出版。[32]虽非荣禄本人的文字，却是间接研究荣禄及其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
荣禄的亲笔书信十分罕见。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案中保存有光绪六年荣禄致醇王奕譞的几封短函和诗文；李鸿藻档案中也有少量荣禄在西安将军任内致李的函电。20世纪60年代，吴慰祖所藏荣禄致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写于庚子、辛丑年的4封书信，被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中，这些书信虽有残缺，史料价值却极高。[33]近年披露出来较多的荣禄书信是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荣禄函稿底本》，计6册，收存293封信稿。[34]这是荣禄任直隶总督期间幕僚起草的信函底本，尚有荣禄修改的痕迹和令“缮”的批示，包括戊戌年五月至八月间荣禄写给礼王世铎、李鸿章、刘坤一、胡燏棻、岑春煊、张人骏、崇礼、董福祥、宋庆、马玉昆、罗嘉杰、沈瑜庆、林旭等人的信函。这些信件虽非亲笔，大致也可看出荣禄的思想动态。此外，一些图书馆、科研机构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荣禄书信。
荣禄辑《世笃忠贞录》（2卷）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该书刊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是荣禄兄弟等为宣扬祖、父两代为国死难的“壮烈”精神而编辑的家史文献，其中下卷汇辑了反映其祖父、伯父、父亲“三忠”事迹的各种传记，上卷则是恭王奕訢、醇王奕譞、文祥、宝鋆、徐桐、景廉、全庆、豫师、翁同龢、李鸿章、曾国荃、曾纪泽、刘铭传、陈宝箴、潘祖荫、祁世长、孙家鼐等满汉官员为《三忠传》所做题诗歌跋、诗赞等，其中不乏谀颂之词，但对于了解荣禄家世以及同光时期的交游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荣禄光绪二年所撰《诰封一品夫人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对研究其早期历史也有参考价值。[35]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死后，其后裔、门生曾刊行一册《荣文忠公集》（即《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总20号）。该集共4卷：卷一为上谕6通；卷二为神道碑文、墓志铭、行状等；卷三为奏折9通，多与义和团运动相关，均为《义和团档案史料》所不载者；卷四为电函4通，是荣禄写给袁世凯和奎俊的函电，表达的也是剿办义和团的内容。荣禄为官数十年，所上奏折数量不在少数，该集仅仅收录碑传、上谕以及庚子四、五月间主张剿办义和团的奏折、函电，说明这是为应对外界责难庚子年荣禄“首鼠两端”并有“袒拳”嫌疑而编辑的。
一般认为，官方传记和碑传文往往详于履历，或空洞无物，或充满谀辞，不能全面反映传主真实的一生。荣禄的传记资料也不例外。除《清史稿·荣禄传》、《清史列传·荣禄传》外，现在看到的还有陈夔龙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行状》、俞樾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墓志铭》、孙葆田撰《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瓜尔佳氏文忠公神道碑》三篇碑传文献莫不如此。不过，这些旧传在与其他文献的综合比核中，仍有其独特价值，也不能全然忽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清代传包中，有关荣禄传记的相关资料保存基本完整，计有《荣禄传稿册》1份，《荣禄列传》5份，《荣禄事迹册》1份，《荣禄履历册》1份，《吏部移送〈荣禄履历片〉文》1份，《吏部复荣禄姓氏子嗣无凭查复片文》1份，共10件。[36]这些是荣禄死后奉旨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所形成的各种资料。其中5种列传大同小异，唯个别处有零星改动，应是清季国史馆修撰官员不同时期的稿本，今本《清史列传·荣禄传》即源于此。另，民初开馆修清史，所撰荣禄列传底本，亦藏台北故宫。该本有撰者按语称：“荣文忠原传仅奏议叚篇，其生平最大关系之事，皆甚略。兹参考《东华录》、俞荫甫所作《墓志铭》并见闻较确者，皆为补入。如嫌有忌讳之言，即请删销。”[37]由此看来，清史馆修荣禄传也是以原国史馆诸本为基础加以增删的，今本《清史稿·荣禄传》应是从该本删削而来的。台北故宫所藏传包文献为考察荣禄官方传记的形成和修改过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此外，佚名撰《荣相国事实记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为已故学者谢兴尧收藏的一份抄本文献，记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期间义和团活动及京城王公大臣态度，据推断出自荣禄一幕僚之手，虽存在明显为荣禄辩护的倾向，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档案、官文书与综合性资料
清代的官文书和档案是研究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基本史料。现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文献处的清代档案均可资利用。两地所存朱批奏折（台北称为“宫中档”）和录副奏折中保存有荣禄的大部分奏折；随手登记档则可以借以确定奏折递上、到京及奉批的准确时间；电报档、上谕档中当然也有关于荣禄的资料。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清史修纂工程的展开，档案文献的出版速度明显加快，远程查阅利用也日趋便利。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已经出版、可用来研究该问题的档案资料集有：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另有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12辑，中华书局，1984～1987）也披露了许多原始资料；创刊于1980年的《历史档案》更是围绕专题，持续披露原始档案。[38]台北故宫也印行了《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将上述档案与《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光绪朝东华录》等官方文书对应查阅，基本上可以获得完整的有关荣禄的奏疏、上谕等档案史料。
中国史学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事件史为主题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续编一直嘉惠学林。其中《洋务运动》（8册）、《中日战争》（7册）、《戊戌变法》（4册）、《义和团》（4册），以及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12册），收录了大量涉及荣禄的档案、笔记、日记、年谱、报刊等各类文献。但部分文献属于节选，研究中仍有寻找足本参考的必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全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6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的《义和团史料》（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以及8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总20、32、53、6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都是研究义和团时期历史的专题资料集，很多史料涉及荣禄的活动。清华大学历史系编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则以编年的形式汇集了戊戌时期的基本史料，也包含与荣禄相关的线索和信息。
文集、日记、年谱、书信集、笔记等文献
一些近代人物的文集、日记、书信、年谱、笔记、随笔等私人文献是研究荣禄的资料宝库。文集、全集类文献包括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2005）等。
荣禄与盛宣怀的关系也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除了早已刊行的《愚斋存稿》（民国刊本），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的《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1993）、《盛宣怀实业函电稿》（1993）、《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1997），以及上海图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等，均可与《愚斋存稿》结合，为还原荣禄与盛宣怀在庚子前后的交往及其与政局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翁同龢与王文韶曾长期在京与荣禄共事。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对同光之际，尤其是甲午年荣禄回京祝嘏到戊戌年五月翁同龢被罢官时期，荣、翁二人在督办军务处、总署商讨公务及私人饮宴中的活动都有反映。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的《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对庚子、辛丑、壬寅三年荣禄在中枢的活动和行踪多有反映。荣、王二人此时同为军机大臣，日记留下不少局外人很难知晓的内情。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虽然简略，对荣禄从戊戌政变后到病逝前的行踪也有所反映。其他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薛福成日记》（蔡少卿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中华书局，2015）、《沈家本全集》第7卷（日记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张佩纶日记》（谢海林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荣庆日记》（谢兴尧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翁曾翰日记》（张方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中都有关于荣禄行踪和事迹的零星记载。
荣禄与李鸿藻私交甚笃，二人与甲午后政局演变关系至重。李宗侗、刘凤翰著《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收入部分李鸿藻日记和往还书信。李氏后人李宗侗对荣、李关系也有不少回忆和口碑资料，详见《李宗侗自传》（中华书局，2010）和《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二书。
信函、电报是私密性极强的文献，一些涉及政治内幕的消息往往见诸机密信函之中。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书局，2008）收录欧阳熙、蔡金台致李盛铎的一些信函，透露了己亥、庚子时期荣禄与刚毅斗争的情形；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张曾敭档案、张之洞档案中也有一些时人信函密电，涉及荣禄与庚子、辛丑政局的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笔记的情况比较复杂。从时人的观察和记述来看荣禄，往往是很生动鲜活，非其他文献所能比拟，但个别说法往往不尽符合史实。《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是陈夔龙对从政经历的回忆，内容包含与荣禄共事的情形，以及荣禄的言行，其参考价值高于其他笔记文献，但有明显溢美的倾向。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记载辛酉政变、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中宫廷秘闻居多，也有传言失实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等笔记史料的特点与价值也大致相似。
此外，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翁同龢诗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郭则沄《十朝诗乘》（收入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1990年代）中一些诗文或诗话资料，也有助于本书的研究，这也是既往研究容易忽视的。
报刊资料与外文文献
《申报》、《中外日报》、《国闻报》、《同文沪报》、《知新报》、《清议报》等报刊对京城官场动态、社会新闻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中，都涉及荣禄与政局的关系；戊戌后各类报刊对荣禄的评论，有不少受到康梁政治攻击的影响，不尽可信，只能反映当时某种舆论倾向。此外，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翻译辑录了当时不少报刊对义和团事件的报道，对研究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政局也极有参考价值。
四 研究结构设计
从既往对荣禄的研究看，人们虽然不否认他是晚清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很不全面。大多数学者仍然受到“帝后党争”认知模式的影响，认为荣禄是慈禧镇压戊戌变法的“帮凶”，是政治上的守旧派，以至对荣禄在近代军事改革方面的成就也从维护慈禧个人统治的角度立论。其实，从晚清政治格局及其演变的角度，应该更多关注荣禄与慈禧、光绪帝以及醇王、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刚毅、徐桐等满汉大员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派系分合和力量消长的层面把握荣禄在政局变迁尤其是甲午战后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做到知人论世，尽量还原荣禄的真实面目。
本书基本结构，除了导言、结语外，共分11章。
第一章，主要考述荣禄家世及早期政治生涯，探讨家世背景与荣禄崛起的关系。荣禄以难荫子弟，自观政户部开始，逐步成为神机营系统醇王的得力助手，开始进入清季官场，并为两宫太后所信任，仕途飙升，一时无双。
第二章，主要探讨光绪初年的荣禄宦海生涯。因为受到两宫皇太后和醇王的宠信，荣禄很快升任步军统领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神机营管理大臣，迭膺重差；同时，依傍军机大臣李鸿藻，介入南北之争，开罪沈桂芬，终因受贿嫌疑受到参劾而罢官。
第三章，主要研究荣禄赋闲后的政治活动，他与醇王、翁同龢、李鸿藻的关系，以及在醇王逝后出任西安将军、积极筹备慈禧万寿活动等经历。
第四章，甲午督办军务，东山再起。主要研究荣禄从西安将军任上回到京城，在甲午战争期间重获信任和重用的历程。在新设立的督办军务处中，荣禄以兵部尚书的实职，掌握了甲午战后军事改革的大权，袁世凯小站练兵、新建陆军的设立都是荣禄推动近代军事改革的直接体现。
第五章，马关议和后的朝局动荡以及荣禄的应对。主要研究马关议和后中枢与北洋权力的调整以及慈禧对清议的整肃情况，正是在各派势力的大调整中，很多当政者开缺，清议也受到重挫，荣禄、刚毅等满洲官员开始乘机崛起，成为甲午战后政坛上的新贵。
第六章，督办军务与荣禄权势的扩张。主要探讨荣禄利用督办军务处这个重要平台，参与甲午战后裁撤营勇、编练新军与军事改革等活动，并逐步获得权势的过程。荣禄在甲午战后的新政活动中扮演了积极推动改革的角色。
第七、八章，对胶州湾事件到戊戌政变前后荣禄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胶、旅事件前后的外交危机到翁同龢开缺与“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探讨了荣禄在戊戌年春间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他主张改革却反对康有为的激进方式。百日维新后期，当激进的新政引起政局动荡时，荣禄与庆王奕劻秉承慈禧旨意，策划以太后训政的形式发动政变，中止了戊戌新政。回京入枢后，荣禄又积极调和两宫，平衡新旧；并创建武卫军，加强京畿防卫。
第九章，荣禄与刚毅的矛盾及己亥建储前后的朝局。戊戌政变后新政中断，守旧势力回潮，枢廷中荣禄与刚毅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围绕前四川总督李秉衡的复出，彼此斗争激烈。己亥建储前后，荣禄努力维护朝局稳定，但因庚子年春长时间病假，载漪、刚毅等对朝政的影响力有所加强，左右了当时的内政外交决策。
第十章，荣禄在庚子事变中的处境与应对。荣禄在庚子四月前已经深感事态严重，并及时提出“剿匪”建议，但与刚毅、端王载漪等意见相左。因慈禧信任端、刚辈，荣禄虽掌握军权，却不敢违抗慈禧的旨意，只能委曲求全，坐视事态恶化；津京沦陷，两宫西狩，时论以为荣禄难辞其咎。九月，荣禄抵达西安，再次得到慈禧的倚重，这是荣禄一生权力达到的高峰。然而，在中外交涉形势严峻、地方督抚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荣禄主持的朝政了无生气，新政成效也乏善可陈。
第十一章，荣禄逝世以及各界的评论。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回京到二十九年三月荣禄病逝，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武卫军的失败以及妻子病亡，荣禄身体和精神遭受不小打击，病情加重，但是，仍然把持政务。在他病逝后，时论对其功过评价较多，与清廷的褒扬不同，南方舆论对其多持批评讥讽的倾向，这与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