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草木萌芽录》十六卷为晚清湖南士人易翰鼎所著笔记，首先有必要向读者扼要介绍作者家世生平以及本书的史料价值。
易翰鼎，字伯肫，一字寿梓，湖南湘阴县营田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八十。易翰鼎所在的营田易氏家族是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元末易景旻（1321-1388）从江西吉水避战乱迁居湖南湘阴，是为易氏迁湘始祖。二世祖易斗北（1342-1405），好读书，于经史子集无不淹贯。三世祖易先（1369-1427），曾任交阯谅山府知府，事迹载入《明史》。清代曾国荃所修《光绪湖南通志》对其记载甚详：“易先，字太初，湘阴人。永乐中，由国子生授交阯谅山知府，有善政，岁满当迁，士民相率乞留，诏晋三秩遗任。黎利叛，陷谅山，先婴城固守，粮尽力竭，阖家十八口同日死。事闻，赠广西右参政，谥忠节，复其家。”易翰鼎父亲易冕章（1823-1858），能文工诗，著有《今悟楼遗诗》《杂文》《志异》。
易翰鼎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十二日，是家中长子，胞弟易晶鼎。他们幼年失怙，七岁生母周氏去世，九岁父亲易冕章去世，兄弟二人由祖母郑氏抚养。易翰鼎少年时先后受业于胡绥堂、李心皆、杨笠青等先生，熟读传统经籍，学识大进，同时对诗学产生浓厚兴趣，“始悟诗学之本源”（《太平草木萌芽录·乙卷》）。营田易氏派世为“乾元焕文章，鼎甲有辉光。忠孝治谋远，诗书世泽长”，寄予了先祖对子孙诗书传家，获取功名的期望。易翰鼎自十八岁开始参加科考，但是屡试不中，心灰意冷，曾自记“一夜梦中，独坐一室，悲歌感慨，涕泗纵横。既而拍案大呼曰：湘阴易翰鼎，有古侠士风，久欲为当世效驰驱之力，乃至今沈埋草野，岂不悲哉？”（甲卷）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仕途不畅的易翰鼎仍然葆有对事功的人生追求，即便“三次大病之后，精神渐减于壮年，然犹壮心未已”（丑卷）。当他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亦曾自嘲只做过充衢塞巷、不能见用的“佐杂小吏”（丑卷）。根据《太平草木萌芽录》，我们可以梳理出易翰鼎三段短暂的“佐杂小吏”职业生涯：1882-1888年任职厘金局；1895-1896年任职湖北官场；1915-1917年任职临湘盐务局。但即便只是做小吏，易翰鼎也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例如，光绪八年（1882）正月，易翰鼎初至湘阴厘金分局任收支，前任收支杨某亏空甚多，与他密谈，欲将新征得的厘金填补亏空，遭到易翰鼎严词拒绝，之后又查到杨某中饱私囊的分账记录，杨某派人意图收买易翰鼎，再次遭拒。郭嵩焘听闻此事，大为赞扬：“寿梓坚持定力，不可撼摇！”（子卷）易翰鼎坚持“非义之财，君子勿取”的信条，认为“同寅所营求，不过一时之薪金差缺。吾心所羡慕，颇在百年之俎豆馨香”（丙卷），“每年所得馆金，但求可供全家终岁之要需，则可安分而止矣，不必营营求多”（己卷），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守和气节。
易翰鼎久居湖南乡下，曾自述三十七岁以前“足迹未尝一至邻省”。直到晚年，还时常自我提醒要开阔见闻：“山居僻左，孤陋寡闻，不堪度日。然暮年每思日与谈友接见，亦非必讲道论德以求自廓见闻。”（乙卷）易翰鼎在乡里颇具民望，乡人对其兄弟有“寿梓重梓一对孝子”的美称。他一生亦重视朋友，交友甚多，尝自谓“朋友一途为最宽”（庚卷）。易翰鼎与晚清名臣郭嵩焘的君子之交就是其中一段佳话。同治七年（1868）十月，易翰鼎与郭嵩焘初识于湘阴。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临行前嘱咐家人访聘“仁慈忠信之儒生”，来家坐馆，训课儿孙。其弟郭崑焘、郭仑焘极力举荐易翰鼎，认为其品行端正、循循善诱，若能获聘而来，定会“无异家人之体贴周至”（乙卷）。郭嵩焘大悦，立即礼聘易翰鼎至其家坐馆教书，时间长达四年，也由此奠定了易翰鼎与郭嵩焘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郭嵩焘常将出使日记抄稿从伦敦寄给易翰鼎先睹为快，易翰鼎亦自记“计自丁丑以迄辛卯，翰鼎寄养知书函不下百十”（庚卷），彼此书信往来频繁。《郭嵩焘日记》中提及经常邀请来家小酌的“易寿梓”“易伯肫”即易翰鼎。郭嵩焘去世后，易翰鼎挽词有“十二年亲炙龙门”（午卷）之句，可见二人相知相交甚深。这段与“湘中近今豪杰”郭嵩焘的交往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易翰鼎的眼界，也正是由于郭嵩焘的推荐，已经四十二岁的易翰鼎和女婿刘善涵得以于光绪十七年（1891）一起入学两湖书院，成为两湖书院的第一批学员。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创办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新式学堂，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它是湖南近代人才的摇篮，培养造就了黄兴、章士钊等大批人才。易翰鼎次子易甲鹇后来也到两湖书院读书，从书院被选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成为营田易氏家族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易翰鼎在营田易氏家族中的地位颇为重要，正是由他创立了言馨堂，深刻影响了家族后辈，培养的四子一女均各有建树（如次子易甲鹇为陆军少将、四子易甲猊任代理道县县长等）。易翰鼎晚年曾寄语儿孙：“自叙平生至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蔚为名儒，则真使吾九原含笑矣。群孙勉乎哉！”（乙卷）表达了对子孙治学成才的殷切期待。
易翰鼎留存于世的著作不多，主要为《太平草木萌芽录》十六卷（1920年铅印本）、《言馨草堂萌芽集》六卷（1928年长沙湘益公司铅印本）、《言馨草堂诗选》三卷（1928年协成印刷局铅印本）。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史料价值的当推《太平草木萌芽录》。
《太平草木萌芽录》为易翰鼎所著笔记，曾在易翰鼎生前，于民国九年（1920）在天津自费铅印出版，全书一套四册十六卷。原名《言馨草堂笔记》，节录出版时方改今名，“期以感一隅之人心，而厚一隅之风俗”。是书记载上自道光三十年（1850），下迄民国九年（1920），时间横跨七十年（部分笔记为追忆）。名曰笔记，实际上是根据其日记整理删削而成，因此有一定的连续性，各条笔记的记载时间亦多半明确可考。据相关资料，《太平草木萌芽录》民国六年（1917）以前各稿皆由好友蔡培劼删繁就简，采录菁华。其自民国七年（1918）以下各稿，则由易翰鼎胞弟易晶鼎、女婿刘善涵续抄，增入各卷中。铅印本《太平草木萌芽录》流传甚稀，国内仅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少数几家图书馆藏有全帙。
2014年，整理者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寻根纪录片《客从何处来》的节目前期调研和录制工作，和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一起探寻其曾祖父易翰鼎的故事。当时在调研文献过程中发现，研究易翰鼎可供凭借的资料并不多，笔记体的《太平草木萌芽录》对于理解易翰鼎生平事迹显得尤为关键，整理者也从中顺利提炼出了展现人物性情和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节目播出后，观众纷纷感叹，了解到易翰鼎的故事，发现所谓祖先、家风都不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词汇，祖先的血脉遗产是能影响到后世的。也正是有此机缘，经易翰鼎后人委托、授权，整理者现以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太平草木萌芽录》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以飨读者。
历史研究者大都重视笔记、日记等文献，因为它们记叙个人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世界，比较真实、具体，治史者常可据此考证若干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更因往往记载正史、官书所忽略的细节，可补正史之缺。易翰鼎所著《太平草木萌芽录》虽为笔记，实从其数十年日记整理删削而成，颇具价值。《太平草木萌芽录》虽早已整理出版，由于是自印本，当时的发行量本就极其有限，经历近百年的岁月沧桑，至今存留无几，自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仅有少数学者对《太平草木萌芽录》记述较多的灾害、民谣等方面有所研究和引用。易翰鼎曾自言《太平草木萌芽录》于“愈琐屑处，愈见真挚”，此书所记看似芜杂琐屑，但其内容不仅记录了易翰鼎的个人经历、所见所闻和与同时代人物的交往，也记载了大量读书心得和对时局、时人的看法，是易翰鼎八十年人生的真情独白。特别是《太平草木萌芽录》所记载的普通士绅日常生活、清末灾荒资料、社会民情等方面，都极具史料价值，是一座有待发掘的清末民初社会史料宝库。《太平草木萌芽录》记述浩繁，下文兹举数例说明。
一、如实记录了近代水旱灾害。近年来灾荒史研究方兴未艾，笔记等文献中的灾荒史资料颇受重视。《太平草木萌芽录》对近代水旱灾害多有载录。例如，同治八年（1869）、同治九年（1870）长江发生了千年一遇的大洪灾，湖南地区连发大水，大量稻田被淹，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易翰鼎耳闻目见，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惨状：“己巳湖湘大水，逾于道光己酉。不特伤苗甚广，而且圮屋最多，伤心惨目，前所未有。而不意明岁庚午，湖湘大水又逾于己巳，绝后空前，营田伤苗圮屋益多。”（乙卷）再如，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四日，黄河在河南郑州十堡桥决口，夺淮入海，对于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太平草木萌芽录》留下了珍贵的记录：“黄河以八月决口，漫淹数十州县，死者不乏其人，而生者流离转徙，冻饿呼号。”易翰鼎又记载此时发生的湖南旱灾：“湘中官绅正筹办赈捐接济，有作歌刊贴城市者，标题曰《求雨妙法》。歌曰：‘不助赈捐天不雪，捐赈些微雪现白。天意分明教拯人，无奈世人不思寻。于今要想求雪雨，奉劝大家思此语。再过几月雨不来，怕要求人来赈灾。他人一般也不出，请问我们向谁哭。’”（甲卷）《太平草木萌芽录》对黄河决口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湖南社会流传的《求雨妙法》，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近代灾荒史资料。
二、反映了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民情。易翰鼎一生主要寓居湖南乡下，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的接触，对普通百姓疾苦体察颇深，亲怀“康济斯民之愿”，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易翰鼎多次提及自己对“有关人心风俗之事也，不忍不大书特书”（乙卷）。对于官吏贪污与政治腐败，则多有谴责，这些均见诸《太平草木萌芽录》，可与其他史料所载互相补正。如《太平草木萌芽录·甲卷》记载，清末士民感慨时政、讽刺贪官污吏，常编成谚语、民谣等加以传播。光绪十七年（1891），汉川王某乘知县授受之际，以三百金贿赂会审委员包大令，请求圆通结案。当时的汉川童谣颇为流行：“包老爷，睡龙床。替百姓，雪冤枉。定某刘，文山王。蠢主意，太荒唐。三百银，劝贪赃……”（甲卷）这首童谣反映了当时底层士民的思想和诉求，无疑是研究近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晚清吏治之败坏，亦多载录于《太平草木萌芽录》，如记述清末某省社会情状：“彼处杀人犯法，习为故常。而富者犯法论死，往往买人以身代。买者公然无忌，卖者甘心就戮，相习成风，不以为骇。官吏虽阴知之，而亦听之，佯为不知也。有老人年七十余，有男儿三人，适富家买人代死，三子者遂卖其父以与之。”（甲卷）《太平草木萌芽录》所记地方社会民情，不同于地方志等文献中的泛泛而谈和溢美之词，不虚美、不隐恶，将当时的社会民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三、是管窥清末民国诸多历史事件的一扇窗口。易翰鼎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古老中国逐渐走向停滞，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四伏，同时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具有近代性质的新鲜事物（如厘金局等）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易翰鼎的人生际遇、他的观察体会是我们细致观察历史事件的“显微镜”。例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翰鼎对此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在长沙城，友人谈及东方兵事及近日条议，太息痛恨，不堪言状。且曰：士民坐视草野，心其何以安乎？予答曰：入则躬行孝悌，俾闾里有所矜式。出则本忠诚以为天下倡，此吾党之责也。和议大计，枢廷主持，外臣如将军、督抚尚难尽参末议，士民自无可言。至于补救世道人心，则顾亭林先生所云‘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者也，吾辈何多让焉？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攘外患也。”（甲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 ）五月，清廷计划修筑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太平草木萌芽录》对张之洞修粤汉铁路轶事多有载录：“熊君传述南皮督宪言，粤汉铁路接通京汉铁路，欲求灵捷，必须于大江中造成高平宽稳之桥，而后可使行程无阻。其有鉴于风涛险恶，尝累日不能飞渡者欤。……将来粤汉铁路告成，不知南皮先生犹得乘坐火车巡历湖南辖境否？在南皮心期远大，功在天南，于美味之得否亲尝，俯视无关轻重。惟湖南部民如翰鼎者，近年志衰气沮，将来晚景无多。既得偕百万湘民，幸托帡幪有年矣。如或湘路鄂路告成，而独未能及身亲见，甲日由湘赴鄂，丙日由鄂还湘，一被火车飞行之泽，岂非终古恨事哉？”（丙卷）从这一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张之洞当时的粤汉铁路筹划方案以及时人对粤汉铁路是乐观其成的。易翰鼎还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状况：“今岁辛亥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城突起战事。湖广总督实有以激成之，以致转速其行。”（丁卷）又如，易翰鼎记载义和团运动起因：“儿辈侍坐夜话，询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掌故。予略举其大者以示之，而因太息痛恨于庚子拳祸之竟同儿戏也。语云：‘国以一人兴，国以一人亡。’彼端郡王载漪者，竟以昏迷狂妄，贻毒百万生灵，诚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也。而犹幸邀议亲议贵之条，得保首领，可胜慨哉？”（辛卷）易翰鼎将义和团之乱的原因归结于端郡王载漪，符合历史实情。
此外，《太平草木萌芽录》所载的易翰鼎所作诗文，亦有一定价值。易翰鼎早年即学作诗，其诗学成就可圈可点，自成一家。民国张翰仪所编《湘雅摭残》卷十一收录其七首诗文，如《丙戌七夕浏阳馆中书感》《营田在望》《题三闾祠壁》《汉口客中感怀》，张翰仪评价：“其为诗初无汉魏六朝唐宋大学之见，抒写怀抱，尚能有独到处。”
以上仅就整理者所关注的一些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实际上《太平草木萌芽录》中还有很多宝贵的资料有待发掘，例如易翰鼎对于厘金局的叙述，对湖湘学派相关人物的品评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总之，《太平草木萌芽录》内容涉及面广泛，既可以从中了解易翰鼎的人生轨迹、读书治学和思想人格，所谓“七十年之道德精神，已荟萃于是书之字里行间”（易晶鼎序），又可管窥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值得重视和研究。
此次点校整理，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不吝教正。
整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