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

王正元

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开始，蒋介石不分昼夜，频繁地径直叫接长途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当时的首都电话局长途台并未因军事而减少手续，女话务员们依然照章办事，无论谁要长途电话，都要问“你要普通的还是要加急的？”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蒋介石对长途台说：“要顾总司令电话。”接通时，却是朱绍良。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据侍从室一位姓施的侍从官说，蒋介石有一道重要军令未能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话筒都砸坏了，并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交通部长俞飞鹏找来，“问问樵峰，他是怎么布置的！”第二天俞飞鹏即采取措施，命令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为蒋介石加装“军话专线台”，指定电务人员白堉、徐土元和我三人专职、专司其事。

由于安装了军话专线台，蒋介石使用电话更加频繁，白天不太多，主要在深夜两三点钟，有时不停地叫接，刚挂起听筒，随即又叫接刚接话的指挥官，有时连续不断地打五六次。我们三人一直待在“专线台”。蒋介石与前线高级指挥官通话最多的，要数驻苏州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十一月五日前后的一个夜晚，为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之事，他和顾祝同通了二十余起电话。他在电话中听到这一军情后，焦急异常，语气显得惊诧，好像非预料所及。他问：“没有战斗吗？”“……敌人炮火猛烈，配有飞机、兵舰……”顾答。从蒋、顾两人多次通话中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为没有预料到日军会采取远距离迂回的战术突破金山卫而感到紧张。在十一月八日一次电话中。顾说：“前线紊乱，有几个军的位置不明，联络不上……”蒋说：“想一切办法联络，要联络上。你看，派哪些得力部队掩护阻击？……其余按计划撤。”蒋说话时，声音急促。有一天上午，顾祝同连打四次电话找蒋介石，都回说：“委员长开会。”

自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中央政府各机关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纷纷向西搬迁。十一月中旬，紧锣密鼓的“南京保卫战”开始了。一天，蒋介石电话当时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你看过唐孟潇（生智）没有？最好请他来一趟。”当天下午林蔚电话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唐孟潇晚七时去官邸……”

唐生智过去曾反对过蒋介石，还和蒋交过锋，后来到中央干了一个“训练总监”闲职。这位湘军宿将，一直郁郁不得志，经常称病不参加会议。上海战场我军撤退后不久，蒋介石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唐生智参加了。据两位参与会议负责搞作战计划的军官说：唐生智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又蹲上去。就在这次会上，唐生智承担了保卫南京的重任，并表示：“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接着，唐生智张贴布告，宣布戒严。从此南京进入战时状态。

十一月底以前，南京的轮船票就很难买了。自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后，逃难者蜂拥逃离南京，一张船票比原值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由于轮船都是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即使买到票的，也必须雇小木船登轮，而小木船也是漫天要价。小船挤满了人和行李，江面上，落水呼救时见，舍命夺船迭闻。

十月末，蒋介石曾亲自电话汉口、广州，急催部队星夜赴调。十一月中旬起日军分兵包围南京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一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两次电话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赴官邸（军话专线台，除蒋介石有一对专线外，还特为侍从室主任设置一对专线）。蒋曾电话交通部长俞飞鹏，询问船只运输情况、各部门撤退情况以及南京守备各部队给养情况。俞答，给养问题，已和何部长（何应钦）商量过了。

这时，首都电话局的撤退也大体结束。从十月份起，用户话机，只拆不装，到十月底电话用户已减少五分之四。各种通讯机械十月份装箱西运，所有女职员全部撤离，同时奉令成立“留守工程团”，负责维持首都最后军事通讯，并划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节制指挥；“军话专线台”隶属“留守工程团”。该团团长由首都电话局总工程师黄如祖担任。该团成立后，除备足应用补充器材外，还采购了足够用六个月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

十一月中旬以后，民用电信全部停止，专供军用。电话局的“留守工程团”全体工作人员，都由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各发军衣一套和盖有“卫戍长官部”大印的臂章一个，为戒严时通行之用。

十二月一日前后，钱大钧电话唐生智：“孟潇兄，委员长请你下午四时来官邸……”同月四五日，唐生智电话钱大钧：“慕尹兄，委员长何时离京？”“他还没有走的意思……”钱大钧当时在电话中告诉唐生智：“委员长不愿离京，我又不敢向他进言……”“我马上到官邸来。”唐说。后来听蒋孝镇副官说：“委员长于六日晨率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钱大钧等及侍从室部分人员，晋谒孙中山先生陵墓后，第二天离京赴赣。”蒋介石的随从副官蒋恒德曾向我描述了当时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的情景：六日一大早，委员长率钱主任及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乘十数辆小轿车，从黄埔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芥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下的“美龄宫”，亦显凄清。我们瞥见委员长神情怅惘，满面郁悒。我们早就听第二组（侍从室第二组是军事组）的参谋们说：紫金山一带地区，是扼守南京的要冲，又是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将守备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了教导总队。这支部队不但装备精良，实力雄厚，而且兵员足额，素质更为全军之冠，可算是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得力部队了（难怪蒋介石在十一月下旬一连两次电话召见桂永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满山的铁丝网、鹿砦和各种防御工事。

自蒋介石离京后，战况更是一天紧似一天。党公巷电话局楼顶上架起了机枪和高射机关枪，各街道十字路口都堆放着沙包，做成掩体工事，高层建筑物顶上驻有部队，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十二月八日、九日，市面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道上只有一队队的武装巡逻部队。十日下午“留守工程团”接长官部急令：把全团人员迅速压缩最低数，只留少数维持通讯，余饬令立即撤离。黄如祖团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留守工程团”除留下十人外，其余全部撤离，我们“军话专线台”三人也随同撤离。记得半月前，“留守工程团”曾传达长官部意图说，南京城决心要打六个月，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就会起变化，我们就会胜利。言犹在耳，情况突变，深夜我们一行悄悄撤离南京。

出挹江门时，我们遭到了盘问，经出示证件，说明缘由，又查点人数，旋即开城放行。到了老江口的汊河湾，把一条早准备好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候至午夜，两名约好的船工来后，一齐上船悄悄向江北划去。这一夜，从中华门、光华门方向传来隆隆枪炮声。上午十点，船抵北岸，又沿着芦苇丛向浦口方向摇，见到芦苇丛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立在水中，木船驶经他们面前，看清番号是第一军（胡宗南部）。下午三时许，我们到了浦镇东门。我因回原籍六合东乡探亲，第二天赶回东门镇，“留守工程团”的人已走。浦口守备部队的人告诉我，雨花台、大校场已失守。入夜我折回六合县城，赶到电报局。他们告诉我：“深夜最后一次通报中断了，估计南京已经陷敌。”十三日凌晨三时许，我和六合电报局人员携带机件，迅即出城向安徽天长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