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更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不过，德宗是幸运的。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另一位贤明的宰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当时，朝廷的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陆贽的筹划，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
所以，当时的陆贽普遍被人誉为“内相”。
但是，诸藩之乱平定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
因为陆贽为人率直，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德宗很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都会感到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此外，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也时常在天子耳边嘤嘤嗡嗡，编排陆贽的不是。因此，即便陆贽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与宰相之位无缘。
李泌去世后，户部侍郎窦参、太常卿董晋继任宰相。窦参为人刚愎自用，凡事独断专行，而董晋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自然都落到了窦参一个人手里。窦参不仅专权，而且还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屡屡警告，可他却置若罔闻。德宗忍无可忍，只好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月将其罢黜。
窦参一贬，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晋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回到正轨，清除窦参留下的恶劣影响，就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首席宰相。
直到此刻，德宗才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之位。
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当月，陆贽便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对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
陆贽之所以推行这项人事改革，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承担相应责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尽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
而此时此刻，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
仅此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贽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更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洁精神。
无论古今中外，要判断一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是否合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这个人（或这个集团）愿不愿意用权力的右手砍断权力的左手？或者退一步说，愿不愿意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
这个要求貌似很高，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只是对执政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权力的属性是公有的，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有财产，无论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都只是权力的“代理人”，而非“所有者”。
虽然陆贽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但他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陆贽之所以愿意削弱手中的权力，就是因为他并不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的利益，他当然乐于为权力寻找一种更有效、更合理、更透明、更公正的运作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断左手，即使这么做伤害了他个人的利益，陆贽也在所不惜。
毫无疑问，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
对于陆贽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以及陆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坦荡和无私，德宗当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改革方案，于这一年五月下诏颁行。
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说各台省长官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赶紧私下告诉陆贽：“自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都由你自己做主，不要交给各部门长官。”
陆贽闻言，随即连上三道奏疏。
第一道奏疏说：“唐朝自开国以来便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然后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但后来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单独行使权力，用以捞取个人利益，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学出众者，若没有当时宰相同意，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弊政。”
第二道奏疏说：“自从陛下颁布人事改革诏书，被推荐的人才不过十几个，评议他们的资历和人望，并不逊色于同僚；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也没有发现什么污点和败绩。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随口抨击，误导皇上的判断。由此可见，要让用人制度公正透明何其困难！臣建议，让那些抨击者提出具体的指控，何人受贿，何人徇私，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判断虚实。若确有其事，就对推荐人进行惩罚；若纯属诬告，就对诬告者实行反坐法。再者说，宰相不过才几个人，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如果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亲自遴选，宰相势必也要辗转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如此一来，公开推选就变成了私下举荐，阳光政务就变成了暗箱操作（易明扬以暗投），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流弊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自古以来，只要是实行人事改革，就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毁谤。”
第三道奏疏说：“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情的方式不会马上改变。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时没有能力推举一两个下属，一旦居宰相之位，便有能力遴选千百个官员？所以，若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要由最高领袖选拔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选拔中层官员，中层官员选拔下级官吏——没有比这种层层负责的办法更好。总之，选拔人才的时候，接触面越广越好；考核他们的能力和绩效时，标准则越精细越好。这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
陆贽这三道奏疏，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彻，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把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然而，德宗的脑袋并不清醒。
无论陆贽如何苦口婆心、据理力争，他还是执意追回前诏，罢废了这项新政。
德宗虽然迫于时势，不得不提拔陆贽为相，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喜欢这个人。在德宗看来，陆贽身上的种种闪光点似乎都太过刺眼了。
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点，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清廉，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惯陆贽的清廉。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春，德宗让人转告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你做人太过清廉和谨慎了！各道馈赠的礼物，你一概拒绝，恐怕不通人情，像马鞭和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就算接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贽闻言，顿时哭笑不得。
面对这样的糊涂天子，他也只能再次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官员接受贿赂，就算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1]。即便是低级官吏，也要严禁受贿，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既然与人私下收受结交，就不能不满足他的请求，于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遂至成灾！再者说，若接受某甲的东西而拒收某乙的东西，则某乙必定会有怨言；若无论何人概不接受，大家便习以为常，又怎么会对宰相生出猜嫌之心？”
不知道陆贽的这番道理有没有说服德宗，反正仅从“鼓励宰相受贿”这一点来看，说德宗是糊涂天子就不算冤枉他。暂且不说大唐的律法对贪污受贿的惩罚是何等严厉，就算没有这些律法，一个皇帝也应该深深懂得“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
当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就大发雷霆，打算砍掉那个人的脑袋，没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劝说宰相受贿。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虽然德宗只是劝宰相收一些马鞭、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可就像陆贽说的那样，方便之门一开，谁的欲望不会膨胀？马鞭、靴子既然“奉旨”可收，黄金美玉凭什么不能“奉旨”而收？
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有德宗李适这样的天子，大唐帝国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说是零，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陆贽很不幸。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的现实。在德宗手下当宰相，陆贽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
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
对李适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这个裴延龄，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
官场铁律：劣币驱逐良币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有一次，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却遍寻不获，结果裴延龄马上说：“臣最近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山谷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高达八十尺！”
德宗很诧异，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却一直找不到，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
裴延龄答：“天生珍材，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可能找得到！”言下之意，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
德宗闻言，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浑身酥麻，受用无比。
当然，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
贞元九年七月，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此外，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季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另外设立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
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德宗看了奏疏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
然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
不，他是个冒牌货。
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徒存其数）。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把它当作上任后的一大政绩。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
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给用旋尽），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季库”，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
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月库”。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皆左藏正物），何必多此一举，另立管理部门呢？
很明显，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惑上（德宗）”。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再把头发全部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
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相亲照”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除了尽力“充实”国库之外，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
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一窍不通，怎么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
很简单，把国库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就行了。
怎么挪？
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
作为一个擅长挪移大法的“半秃头”，裴延龄绝不会说右边的头发是左边梳过去的，而会说左边的头发非常富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梳一些过去给右边。再说了，就算是三毛，人家理发的时候也能理个“三七开”，即使再掉一根，人家还可以理个“中分”嘛，所以裴延龄头上的毛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他左右倒腾了。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财物遗失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中找出银子十三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价值应该一百万钱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
德宗笑了。
看来裴延龄果真是个理财高手！
然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基本上是无稽之谈。换言之，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有朝臣忍无可忍，立即上疏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每月都列表呈报，岂能说是‘羡余’钱物？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陆贽也提出，应该让三法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对此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复查吗？
肯定不会。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事情明摆着，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
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诞妄小人”，坚决反对，可德宗却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
现在，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等少数几个大臣，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
然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从不敢公开弹劾。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就只有陆贽了。
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连续上疏，历数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他的政绩；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就胆敢称为‘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赵高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无不对此议论纷纷，但是亿万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奏疏呈上，德宗大为不悦，从此日渐疏远陆贽，却愈发宠幸裴延龄。
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他罢黜陆贽。
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
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足值货币）收藏起来，用劣币去交易。最后，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在职场中，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当君子和小人共事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吃得开。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铦，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朝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铦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可多行不义必自毙，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
裴延龄一死，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如果裴延龄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并最终祸及四方、贻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实在是很幸运。
其实，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陆贽，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然而，李适终究没能中兴李唐。
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当时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否则李适后来也不会重用跟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更不会把公忠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
一个人偶然被石头绊倒，那是运气不好，只要爬起来绕道走就可以了。可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绊倒他的不是石头，而是老天爷，那他就会在这块石头上绊倒第二次、第三次……
像这种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可救药。
一个无可救药的皇帝，纵然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再多的猛将和谋臣，最终也只能一一成为被驱逐的“良币”。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两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作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然而，自作聪明的邓惟恭万万没有料到，董晋虽老，却还没老到昏聩无知、任人宰割的地步。
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董晋虽然足不出户，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惟恭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邓惟恭刚一密谋，董晋立刻得到了消息。
这一年十一月，董晋赶在邓惟恭行动之前，将他和两百多个手下悉数逮捕，旋即将其党羽全部斩首，最后将邓惟恭执送京师。
姜还是老的辣。没人想到看似懦弱无为的董晋居然能深藏不露、后发制人，连德宗都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春，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一次让德宗感到了头疼。
经过一番权衡，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德宗这次没有看错人，陆长源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然而德宗忽略了一点，有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越有才却谦虚，一类是越有才越骄傲。
很不幸，陆长源就属于后者。
陆长源恃才傲物、刻薄寡恩，所以很不得人心。董晋去世后，陆长源刚刚接手军政，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进行整顿！”
宣武将士一听，顿时人心惶惶。
应该说，陆长源的想法是对的，但他如此口无遮拦却只能把事情搞糟。不久，有人建议陆长源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先拿出一些钱物犒赏将士们。不料陆长源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我岂能跟河北的那些割据军阀一样，要用钱去收买人心，以换取节度使旌节？”
随后，陆长源又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种种，终于把这些骄兵悍将彻底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砍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慌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立刻率兵进驻汴州，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二月中旬，懒得再思考的德宗顺水推舟，任命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
同年九月初，刘全谅卒，宣武将士拥立都知兵马使韩弘为留后。德宗连想都没想，几天后就颁布了任命状，以韩弘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
他意识到，要想坐稳节度使的宝座，就必须严明军纪；而要想严明军纪，就必须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源不就是因此才掉脑袋的吗？自己现在还这么干，岂不是重蹈陆长源之覆辙？
韩弘的回答是，这事是动手干的，不是动嘴说的，敲锣打鼓的不要，打草惊蛇的不要。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此人不除，无以严军纪，无以镇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布置重兵，把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起，用八个字总结了他们的罪状：“数预于乱，自以为功。”随即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全部砍杀。
行刑那天，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及其手下确为“叛乱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鸡儆猴、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在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余年间，他的管辖区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多年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的手中消停了，德宗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藩镇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让德宗陷入了更深的不安和忧虑之中。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下）
彰义镇（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原本是李希烈的淮宁镇，又称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更名彰义。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叛乱诸藩中最后一个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弭兵消祸、息事宁人而已。
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今安徽寿县）、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地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攻击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沁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同年八月，陈许（治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节度使曲环卒，吴少诚又趁机纵兵大掠陈许镇的临颍（今河南临颍县）、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令中原士民惶惶不可终日……
前些年，宣武镇虽然麻烦不断，但都只是内乱，并未波及相邻藩镇的辖区。而眼下，吴少诚摆明了就是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鲸吞相邻藩镇的辖区，其勃勃野心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其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
德宗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任命陈州刺史上官涚为陈许留后，命他不惜一切代价遏住吴少诚的兵锋。上官涚随即派将领王令忠率三千人阻击吴少诚，不料反而中了埋伏，三千将士全部被俘。
九月，吴少诚乘胜进围许州。
上官涚大为惶恐，准备弃城而逃。部将刘昌裔极力劝阻，说：“城中的兵力足以对付吴少诚，只要我们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过不了几天，其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则以逸待劳，到时候伺机出兵，一定可以破敌。”
上官涚闻言，总算稳住了心神，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但却始终鼓不起御敌的勇气，只好把守城之责全盘交给了刘昌裔。
从上官涚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德宗识人用人的水平。如果许州城里没有这个叫刘昌裔的普通将领，吴少诚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许州，然后吞并陈许，进而威胁东都。倘若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许州城还有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裔。
吴少诚围着许州日夜猛攻，可守城将士在刘昌裔的指挥下，却顽强地击退了彰义军的一次次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却出了个内鬼。
此人是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和上官涚不睦，就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诚。不料，刘昌裔早就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还没等安国宁发动，刘昌裔就设计擒获了他，旋即将其斩首。随后，刘昌裔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让他们马上复员回老家。
这些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都在心里问候刘昌裔的祖宗，却又不敢发作，只好乖乖地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两匹绢出城去了。
城外就是吴少诚的军营，这帮心怀怨恨的家伙会不会……
会的，刘昌裔早猜到了。就在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裔就已经派兵埋伏在了城外。他对伏兵们说：“只要看见背上有两匹绢的，就给我砍了。”
原来，这两匹绢并不是遣散费，而是催命符。
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悬念——这些人刚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逃脱。
刘昌裔这么做显然有点狠。可这年头，你不对别人狠就是对自己狠。所以，刘昌裔也是没得选。
解决了内鬼，刘昌裔就可以全力对付吴少诚了。
数日后，刘昌裔发现彰义军士气已衰，便招募了一千名敢死队员，于深夜出城发动突袭，终于大破彰义军。吴少诚攻不下许州，只好转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却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击退。
得知吴少诚兵锋受挫的消息后，德宗连忙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附近各道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诚。
各藩镇奉诏出兵后，一开始也打了几场胜仗。
然而，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谁也不听谁的。每个藩镇都想尽量多捞地盘，可又都想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
十二月下旬，吴少诚抓住对手的弱点，在小溵水（今河南郾城县北）一带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全部丢弃，悉数落进吴少诚的手中。
败报传回长安，德宗大惊失色，赶紧和大臣们商议，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协同攻防，统一指挥，以免因各自为战让吴少诚捡了便宜。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再度联兵进攻吴少诚，却全部被其击败，只好一一退回本镇。
不马上任命一个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二月，德宗在诸藩中选来选去，最后终于选择了夏绥（治所夏州，陕西靖边县北）节度使韩全义。此人出自神策军，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场的亲信。窦文场向德宗力荐，说只要韩全义出马，必可将吴少诚手到擒来。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命河南、河北的十七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
韩全义真的像窦文场吹的那么厉害吗？
当初霍仙鸣推荐的那个神勇之将刘沐，碰上士兵作乱就哎哟一声身子一倒被人抬了出去，从此销声匿迹。这回，窦文场能推荐什么好货色吗？很遗憾，韩全义同样是草包一个。
这家伙本来就没什么军事才干，既无勇也无谋，其节度使职位全靠巴结和贿赂窦文场而得。他抵达前线后，天天开会，可每次开会都是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口沫四溅，看上去气氛相当热烈，可战略决策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当时已进入夏季，官军的驻地潮湿燠热，军中瘟疫流行，可身为统帅的韩全义却根本不懂得抚恤士卒，于是人心离散，士气极度低落。
德宗李适瞪着一双火眼金睛找了两个月，最后居然挑上这样的笨蛋，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年五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南面平原展开会战。联军将士斗志全无，未及接战便四散溃逃，吴秀等人趁势掩杀，韩全义慌忙率部退保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
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朝廷联军，韩全义趁着夜色遁逃，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亲自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又率各军退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韩全义数战皆败，各藩镇将帅对他彻底丧失了信心。
随后，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各自率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以议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四人召到大帐，然后全部斩首，以此震慑人心。
就在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西川节度使韦皋非常及时地向德宗呈上了一道奏疏，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面的上、中、下三策：“臣建议，任命老将浑瑊、宰相贾耽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一万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中策）。若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诚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下策）。若不赦免，一旦吴少诚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节度使旌节再度授予凶手，这是除掉一个吴少诚，又来一个吴少诚，必将后患无穷！”
宰相贾耽一听说韦皋推荐他上前线，心里老大不乐意，赶紧对德宗说：“逆贼吴少诚肯定也希望得到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才是上策。”
此时的德宗当然也不想再打了。十七道兵马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面和理由再打下去？
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如果吴少诚不主动请罪，德宗朝廷就没有台阶可下——总不能因为打不过人家才宣布赦免吧？
所以，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止，关键就取决于吴少诚的态度了。
还好，此刻的吴少诚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
韦皋的奏疏刚刚递到朝廷，吴少诚在朝中的眼线就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他。在吴少诚看来，如果德宗采纳了韦皋的上策或中策，那自己的胜算就小了。因为浑瑊和韦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所能比拟于万一的。尤其是韦皋，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当一面，屡屡击败吐蕃人，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所以说，真要和浑瑊或韦皋交手，吴少诚还是颇有些胆怯和疑虑的。
经过再三权衡，吴少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战争，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少诚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见信，大喜过望，就在这年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及其彰义将士的罪行，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职和爵位。
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一样，与其说吴少诚的叛乱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这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并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唐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第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
注释
[1]根据唐朝律法，监守自盗者，一尺布打四十棍；受贿枉法者，一尺布打一百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