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21世纪初随着《百家讲坛》栏目造星运动的成功，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探讨在学术界也便如火如荼地展开，由此，“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新类型正式进入大众及学者的视野，支持者及反对者各自有之。

本书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华中科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湖北电视台所有频道，以及《百家讲坛》栏目为研究基点，在布尔迪厄“电视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场”的概念，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场域，本有着各自不同的场域特征、行为惯习及资本形式。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电视场却在不断向学术场靠近和介越，这种碰撞使学术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原本安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电视。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与电视“合谋”，目的在于用学术资本换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是其在学术场域内难以获得的。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越入、越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发生部分改变，促使其社会角色的分流，并改变了知识分子获取象征资本的渠道。电视场介越学术场的路径主要包括：对场内不自主知识分子的寻找、对学术资本的借用、对“符号暴力”的巧妙使用及对电视学者的明星化打造等。电视场的介越行为主要体现在对学术场的总体影响和对学者的个人影响两个方面，就对学术场而言，它部分改变学术场内原有的评价标准、内部秩序和惯习学术语态；就对学者个人而言，它使部分学者转变原来的理论思维模式而成为“快思手”，使他们按“固定的思维”迎合受众，从而影响了学者最宝贵的自主性。这种介越行为的本质是：学术文化与时尚传媒的联姻、电视的商业逻辑与学术的文化逻辑的博弈，以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妥协。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定困惑，即明星学者身份定位的尴尬、冷坐书斋与走上媒体的困惑，以及知识分子电视化生存所形成的相关悖论等。

经过以上的分析，本书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部分知识分子走上电视是时代所趋，这也符合布尔迪厄本人对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思考。知识分子可以以文化普及型角色、专业服务型角色和理性批判型角色实现其电视化生存，以便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