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同场域的位置关系及其特征

一、新闻场、电视场、学术场、文化生产场的在整个权力场域中的逻辑关系

（一）社会是一个大的权力场域

布尔迪厄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但它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总体，而是由各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场域构成的。而场域的高度分化是随着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面对的是形态各异的社会空间，如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空间，各个场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独特法则和规律的微观世界，即“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科学场域、数学场域、新闻场域、艺术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司法场域、宗教场域、教育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而每个子场域都处于整个社会大的权力场之中，每个子场也都是一个亚权力场，都存在着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所以，每个场域都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处于阶级关系之中。权力关系也就因而构成场域内的基本关系，权力场域是构成各种场域的基本场域，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元场域”。

（二）新闻场与学术场同为整个权力场域的子场域

对于“新闻场”的概念，布尔迪厄是这么阐释的：“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可见，新闻场也是一个有自身运作规则的、相对独立场域。

在布尔迪厄的论述中，并没有专门性地提到“学术场”，倒是经常提及“科学场”“艺术场”“文学场”等一些类似概念，本书提出这一概念，是发展性的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及其理论，尝试以“场域”为单位和分析视角，来审视当今电视对部分知识分子的影响。

布尔迪厄曾这样描述新闻场：“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可见，在布尔迪厄的逻辑思路中，新闻场属于文化生产场，同理，学术场也必定属于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又隶属于整个社会大场域。由此可知，新闻场与学术场都是社会大场域不断裂变的结果，是场域不断分化的产物。他说：“这一概念虽然有点太专，但我还是不得不提出来。”他指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布尔迪厄分析了“新闻场”的内部结构：由一系列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组成的一个“客观关系网”。对此，他特别提醒我们，要关注“新闻场”中各家媒体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决定了它在新闻场之“结构史层次”上究竟能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三）电视场在新闻场中地位的提升

布尔迪厄说：“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这里说的是“新闻界”，但在论述中，却不由自主地把电视场强调了出来，从布尔迪厄《关于电视》一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已将电视作为媒介批判的主要对象了。确实，与传统媒体相比，电视更容易施展其符号权力，电视已经取代报业成为新闻场域中的支配极了。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以为大众提供“公共信息”为名，不断制造着同质化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场域内集体无意识的重复行为。他认为由于竞争以及以大众名义的“通俗化”等原因，电视放弃了改造人们思维的责任，逐步扼杀了自己有可能引导的思维革命。同时，由于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们垄断着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工具，使他们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的收视内容及方式，还决定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生产者是否能进入大规模传播的空间，这导致了很多文化生产者向电视“投降”和“妥协”。他进而指出，电视的这种受收视率裁决胜负的法则的影响，降低了人们对民主和政治的思考能力。野蛮的炒作、非政治化的言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等，使电视逐步成为“群情动员”的工具。

二、电视场的场域特征

电视场是文化生产场中一个重要场域，布尔迪厄说“所有的文化生产都受制于新闻的结构……”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的小册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电视场居于他（媒介）批判的中心地位。他认为电视场比其他媒介场更易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其符号权力更具隐蔽性，更易产生“符号暴力”。

（一）结构性

电视场域内部也是一个自足的结构，遍布着不同的行动者，它们拥有不同的资本，并依据资本的不同而占据不同的位置。所以，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中。

电视场域是由所有的与电视行业相关的部门（个人或集团）组成的一个意象性集合，是众多的不同等级的电视机构、团体、文化商人、新闻节目制作者、影视节目创作者、影像出版商、节目民营机构、参与节目的专家学者等共同组成的历史情境，他们占据不同位置，彼此建立复杂关系，这是一个物质性和符号性兼具的空间结构，而非真空般的结构形式。电视场域中每个行动者的位置变动都会影响整个场域的结构发生变化。

（二）关系性

电视场域的关系性同样也是存在场域内关系和场域外关系。从宏观来看，电视场域与其他一些场域，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同处于文化生产场，而文化生产场也只是整个社会大场域的一个子场域，社会场域中的其他子场域，也同样会由于自身的发展成熟，分化出不同的子场域。这样，电视场就同这些场域同处于权力场，在权力场中为自身的利益而抗争。布尔迪厄认为，权力场域中，占据大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和相应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居于统治阶级，而拥有相对少量经济、权力资本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则居于被统治阶级，电视场域就是属于被统治阶级。从微观层面看，行动者团体，如电视场域内部不同层级的电视台、传媒公司、影像传播公司等，行动者个人，如电视台内部不同职务、职责的工作人员，与电视业务相关的媒体外人员等，他们同处于电视场场域内，同样因所掌握资本的不同，而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差异。

（三）相对自主性

场域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场域遵循着“同源性”法则，任何场域都会受到场域外部政治场、经济场的影响甚至制约，对电视场同样如此。虽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分析了电视场域的种种特性，同时他更清楚地看到了电视场薄弱的相对自主性。在他早期的理论中，他更关心权力（或政治场）与其他场的关系，依据场的性质和自律程度，他发现一个与政治权力由近到远的序列：法律场、学术场、艺术场、科学场。同时，新闻场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也就是说，占据新闻场主导权的电视媒体，远比其他场域更靠近政治场和经济场，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电视场的自主性更弱一些。

（四）斗争性

电视场域同样是充满斗争的所在。场域内不同行动者都在为争夺场域的定义权而进行着斗争，斗争的目标和手段就是资本。行动者依据各自在场域中的占位和手中的资本，以及下意识的惯习，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投入战斗。电视场域内的斗争就是围绕着其对象征资本的争夺而展开的。不同级别的电视台总是在为争夺观众的注意力而打着眼球大战，各类节日热衷于请专家策划，也是为了在电视场域中争夺收视率，从而获得更多的符号资本。这种斗争在场域中是无所不在的。这种斗争性维护了电视场域的整体性、动态性和自我更新性，从而使电视场域始终处于开放的活力状态。

（五）商业性

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新闻场比其他场更容易受市场的制约。居于其中的电视场是“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天地”。确实，由于受收视率的制约，电视场的商业特性已越来越明显了。“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这对电视商业性的分析十分到位。

（六）反智性主义

布尔迪厄认为：“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

“由于竞争的逻辑以及那些机制起着作用，电视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与公众的思维结构再合拍不过了……用美好的情感，制造的却是‘收视率’。”“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

由于电视媒体本身声画并茂、转瞬即逝的特点，它确实是个不利于进行深入思考的媒体，而非政治化的社会新闻的大量存在，使人们沉浸于浅表层次的感官享受或刺激，而成为一个个没有思想深度的透明存在。

三、学术场的场域特征

（一）结构性

学术场域是由所有的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部门（个人或集团）组成的一个意象性集合，包括大学、各种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自主的领域，以知识为资本，以对资本占有的多寡来确定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这种由不同行动者构成的关系结构，共同组成了整个场域空间。

（二）关系性

学术场域的关系性同样也是存在场域内关系和场域外关系。从宏观来看，学术场域与其他一些场域，如司法场、宗教场、政治场、经济场等同处于社会大场域之中，也是由元场域不断发展而分化出的一个子场域。这样，学术场也同样在权力场中为自身的利益而抗争。在权力场域中，占据大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和相应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居于统治阶级，而拥有相对少量经济、权力资本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则居于被统治阶级，学术场域由于掌握着大量的文化资本，也被授予某种特权，因此它也具有统治性。然而，由于缺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属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从微观层面看，行动者团体，如学术场域内不同层级的科研机构、各级院校和学术团体等；行动者个人，如大学讲师、教授、科研机构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等，他们虽然同处于学术场域内，但却因所掌握资本的不同，而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

（三）相对自主性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都是相对的，学术场同样如此。虽然在布尔迪厄看来，科学场是最远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艺术场次之。然而，传媒化的经济力量已越来越渗透到纯粹的科学场域和艺术场域之中，进而形成了传媒和学者或艺术家的“合作”，而这无疑会大大影响科学场和艺术场的自律性。比如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者的角色，导致科学场和艺术场内评判标准的混乱等。

（四）斗争性

场域中不同行动者之间持有不同资本、据有不同占位、基于不同策略的斗争是永恒的。以知识活动为中心的学术场域内蕴了知识生产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矛盾。这种斗争，既有学术代际之间的新旧观点之争，也有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论的中心与边缘之争，最终都指向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指向对周遭世界命名权的争夺。

（五）思想性

思想性是学术场域文化资本的重要体现，学术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其思想的深刻性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上。所以，在学术场中，学术研究是否具有思想性成为衡量其文化资本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行动者在场域中位置的重要指标。这也是学术场域区别于其他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

（六）创新性

学术研究以创新为旨归。创新性是学术人的永恒追求。在学术场域中，有学术创新性研究的行动者无疑比其他行动者享有更多的学术资本和更高学术地位，在学术场域中处于支配阶层的位置，比同场域其他阶层的人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学术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