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前儒学的流变和宋学的兴起

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一书中，对自孔子以下，儒学传统从先秦至宋代的流变，作了简明扼要的述说。钱先生的阐述提纲挈领，精确地分析了儒学从先秦至汉，从三国两晋到隋唐五代，再到宋之新儒学的流变，清楚地展示了儒学的发展轨迹和宋学的缘起，并加以自己的议论，对后学极有启发。

钱先生说：“自孔子殁后，孔门诸大弟子，分散列国，相与传扬孔子之道，其时儒学基础已奠定。……当时称儒分为八，然惟孟荀称大宗。及秦人一统，始皇帝颇尚法家言。汉兴，黄老道家骎盛。其时则战国时代之百家众流，渐趋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然儒家言犹尚居道法两家之后。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跻于独盛。”他接着指出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不同，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存在区别，后者主要贡献在理想方面，而前者重点在于求天下治平之道。钱穆先生的这一观点也是与秦汉易学的演变相符合的。先秦易学是综合百家而又超越百家的思想学术系统，建立起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理想价值体系。秦汉及两汉之际，易学思想成为人们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和精神武器。《周易》经传“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易学思想成为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主流和主旋律。钱先生指出汉代儒家学者的长处是在创制立法，开创国家和社会的规模和制度，经世致用方面，对于两汉国治居功甚大。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治国理政的实际功绩和传授经学方面。

三国两晋时期，老庄道家与儒家互兴，又值释家传入并渐盛，这时的儒家经学虽尚可算与之三足鼎立，但儒家最弱。东晋南朝偏安一隅，释道盛行，门第专擅，已经谈不上什么治道了，当时南方的儒生只是沿袭汉儒传授经业，抱残守缺而已，而北方的儒家学者，多半沿袭了注重经世的方面，自魏孝文变法下至西魏北周崛起，政治开新，皆出自北方儒生的辅佐和贡献。但当时南北儒学的发展都可谓是歧途。

唐代再现两汉统一的局面，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尚算继承汉儒治经一业而来，可视为经学成绩的总结。然而此后的唐代儒家，只是在治道实绩方面，尚能持续有所表现，介在经学方面，则无甚建树。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唐代以来，佛教一枝独秀，儒学式微；二是由于在唐代进身仕途，经学的地位远不如文学的地位为高。唐代儒家首推韩愈，而他的时代却已是唐代中叶了。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也是信佛。追随韩愈从事古文运动的李翱，虽然有《复性书》阐述儒学经义，可惜他的文章也于佛学浸染过多。韩愈和李翱身后，唐中叶的古文运动停息，更谈不上复兴儒学了，因此，唐代的儒学是最为衰微的，无法与两汉相比，甚至还比不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唐代开国之际的功业，实际上是自后周和隋两代培植起来的。其经学方面的成绩，也是承袭东汉以下迄于隋代以来的成果，唐初学者仅仅是对其加以结集而已。至于唐代士大夫之所以能够立身处世而仍不失儒家风范，不过是承袭以前门第的传统而已。自东汉至唐，大门第迭起不衰，还尚且保留着儒家修身治家的风范和规模。而自唐中后叶，大门第日趋没落以至次第衰溃，这种风范已不复存在了。盛唐时代终究不免没落了，而且竟至无法收拾的地步。至于唐末五代之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确实到了天地闭、贤人隐的境地了。

宋代理学兴起，后人称之为新儒学。实则在理学兴起之前，北宋已先后出现许多著名的儒家士大夫，比理学家出现的更早，可称之为新儒家。这些崛起于理学兴起之前的新儒家已经与汉儒有所不同，他们“已具有回复到先秦儒的风气与魄力”。由于宋代开国的气象远非汉唐之际，所以汉唐诸儒大多怀有升平之世的心情，较为安和。而宋代开国到仁宗之时已有六七十年，儒学才开始出现复兴的趋势，而且时值国家内忧外患，朝廷体制初创，社会文教不倡，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们心中不免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然而他们的学术风格则能格局开阔，风采各异，多向发展，胜过汉唐儒家的单纯。钱先生把宋代儒家的学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事治平之学，以范仲淹、欧阳修和王安石最为著名。二是经史之学。宋代经学与政事治平之学相表里，着重经世致用，多能于每一经发挥大义，元气磅礴。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为著，气魄宏大。再有孙复、李觏、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等，都精通儒家经学，兼通并蓄，而且开辟新径，创立新义，与汉唐训诂经学的风格迵异不同，这也是北宋初期儒家学者有先秦之风的表现。欧阳修大胆疑经辨伪，王安石创《三经新义》，刘敞、苏轼等皆有不拘一格的学术风格。史学则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之大者。宋代史学较汉唐为盛，于著史考证外，好发议论，特长论史，为宋代学术新风。三是文章子集之学，承接韩愈古文运动而来。自欧阳修力倡古文运动，成效斐然，王安石、苏轼、曾巩皆其门下，俱为一代古文巨匠。宋代学术熔文学与儒术于一炉，实为一大贡献。对于子集之学，钱穆先生特别指出：“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于韩愈，而实成于宋儒。”总之，宋代儒学的重要特点在于兼容并包，其学术的宗旨在于“明儒道”“拨乱世以返治”，即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宋代易学的精神之所在。另外，也必须明确宋学与理学的关系，有大小先后之分，不能说等理学形成后才算有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