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破广州体制的展望

早在1787年，英国酝酿遣使来华时，被初步选定作为使者的卡思卡特中校就提出，他的使命“是要求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扩展我们的商业”；他将向中国人说明，“我们需要一个适合于船运安全和往来，便于推销我们的产品和购买茶叶、瓷器及其他东部省份的回航货物的一个地方”以建立商站；从“接近制造业和茶叶产地，以及销售不列颠商品的中心地来加以考虑，则厦门拥有良好的海港，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卡思卡特还提出其他一些想法。英国政府给他的训令中则指出，由于“商业上的猜忌”，官吏的“专横和腐败”，加上“暴君的统治和居民的普遍邪恶”的影响，广州体制存在更多的妨碍英国利益的“弊害”，声称“很难想象在任何自称文明的国家有这样的事情”。这份训令要求卡思卡特向中国提出要求存放货品的“商站”，一个“比广州的位置更方便的小地方或孤岛”；要求英国商人能够到中国内地贸易或旅行；要向皇帝诉说在广州的贸易“长期遭受的困苦”；要求取得“警察管理权及用我们的司法权管理本国臣民”的权利；假如无法获得一个“商站”，则要求扩大“在广州的特权，改善我们在当前的困苦，修正损害及侮辱我们的种种不公平的行为”；等等。18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他所得到的训令亦包括了上述内容，另外还提出要求获得关税方面的优惠，以及要求中国皇帝“接纳大不列颠国王派遣的一位临时或常驻的使臣；同时，请他亦派一位来伦敦王廷”。1816年来华的另一位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的使命，也与之相似。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使命都未能实现。但到1830年代，在英国政府确立对华“自由贸易”政策之际，英国人的上述要求，由在华西人进一步发展成更为具体的主张，并在其报刊上不断进行讨论。1830年底广州英商向英国议会上书，控诉在广州所遭遇的“冤情”，其中一项就是，从前外国人可以到厦门、宁波、舟山等地贸易，“但近来，这个帝国的全部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口”。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此问题。到1834年底，他们在给英国国王的上书中，提出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对华关系问题，实现到上述各地贸易的目的。

在主张“自由贸易”这一点上，伍德和他的《中国信使报》态度非常积极。如前所述，为了宣扬这种观点，他不惜在报纸上批评本来支持他的东印度公司。《中国信使报》在创刊号上，就称“外国与中国贸易的进步与改善”和中英“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变”，是其追求的两个目标。而所谓贸易关系的“进步与改善”，即实现“自由贸易”。伍德对“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具有很强的信念。在1831年，他就相信英国的对华贸易垄断体制即将结束，对华“自由贸易”将成为英国的政策，它的敌人就只剩下中国的对外体制。该报对广州体制展开了激烈的抨击，故有人称“《信使报》以强大的气势开始了针对天朝的战役”。它在10月13日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广州体制的文章。文中说：“‘中国贸易’是一种垄断的贸易；——广州，是帝国对外垄断贸易的一个港口；——行商是地方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外国贸易的河流被迫只通过一个渠道进入这个广阔的帝国”, “而且，根据现存法律，所有交易通过行商之手进入这一渠道，这是一个对所有外国人的商业利益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垄断体制，比东印度公司对于不列颠民族的破坏性还要大”。作者又说，“我们不能说有一个中国市场，这个词是不正确的：只有广州才是我们的市场：帝国的其他部分是行商的市场，他们独享那里的需求之益”。他找到一个参照系，来证明这种局面是不能忍受的，这个参照系就是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那里没有一个本地的垄断体制来与我们争夺”，而在中国，“自由贸易”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可恶的敌人。他认为，这个体制注定要遭遇一个强大的对手：“英国人无疑是一个极有进取心和商业精神的民族；她已经习惯于看到，在其雄厚的资本的支持下，所有与这一杰出的进取精神相对抗的障碍的瓦解”。尽管英国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具有独特的性质，但作为西方国家之首，英国必将达到如下目的：“这个帝国的其他口岸必须开放给外国的船舶，以便欧洲的制造品得到进入消费者之手的途径”; “一个建立在比现在的体制更为公平的基础上的税率必须确定下来”；行商垄断必须被取消；在这些目标实现后，“自由贸易才能被考虑”。

1832年，美国商人查尔斯·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中西关系的专题文章。查尔斯·经是鸦片贸易的长期批评者，但他在鼓吹打破广州体制这一点上与其他来华西人并无二致。他在文中一再指责清政府的排外政策给外国人造成的“痛苦”，对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竭力维持现状，即拒绝进行制度调整的态度表示不满，呼吁要对中西关系的现状进行“革新”。他认为中西之间“更好的交往”不仅有益于“我们的私人利益”，而且有利于“上帝的计划”——上帝“将物产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带，使其所有者通过互利互惠联合起来”。由于中国人没有得悉这样的“计划”，故他们的“排外体制与其说使我们愤怒，不如说令我们感到悲悯”。他声称，来华西人群体已经不能再等下去，“我们仍然希望，欧美那些能够通过提升（中西关系）而直接获益的商业国家，进行温和的干预以改善我们的处境”。查尔斯·经声明，他并非鼓动“制造一场危机”，也不是要求对中国进行将会导致“血与泪”的、疯狂而罪恶的“入侵”，派遣骑士用刀剑来实现要求，但他主张向中国适度地展示武力，利用中国的“疆域暴露于外来武力”之下，其海岸城市缺乏海军保护，贯通南北的动脉大运河亦几乎不设防，等等事实，来迫使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让步，例如派“善战的军队”切断中国人的粮饷供应，便可使其就范。他认为西方国家通过“联合起来表达其意愿”的方式，便可“影响中国君主的政策”。他还认为，通过基督教的传播可以改变中国人及其政策。

突破广州体制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实现多口通商制度，结束英美等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这是广州的英文报刊一再强调的。《中国丛报》从创刊号开始，即连载郭士立的三次（1831—1833年）中国沿海航行记。郭氏航行记的主题，都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向西方全面“开放”。除在《中国丛报》连载重要的片段外，他的三次航行记不久还完整地结集出版。但他觉得言犹未尽，又在《中国丛报》发表文章，强调他的中心论点：中国已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他认为西方商人和传教士都应该为他在中国沿海考察到的结果感到满意：“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沿海）人民将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而那些地方官员，为自私的考虑所激励，亦将乐于支持我们的到来”，因为开放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利益，所缺的只是高级官员与清廷的许可。他认为广州以北沿海的中国人不会像广州口岸那样，对外国人进行“凌辱和虐待”。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北部沿海的见闻足以证明广州当局实行的那种不友好的排外政策是站不住脚的。

《广州纪事报》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强调长江、黄河流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地方已经做好了开放的准备。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估计也是郭士立。该报1833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对闽南地区的商人群体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将闽南地区漳州府、同安县、泉州府和兴化府（今莆田）的商人群体称为“泉州人”（the Chin-Choo men），认为其商业活动范围广泛、遍及东南亚地区，造成了“福建郎遍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商业资本雄厚、乐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势力。作者还写道：“他们对与外国人交往的偏好，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即他们将成为我们与北方港口（指广州港以北的海港——引者）交往的媒介。如果这些福建商人的一致声音能够说服中国政府开放其最重要的港口，则将极大地便利我们的生意。”

在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前夕，《广州纪事报》发表了大量关于对华“自由贸易”的文章，呼吁寻求让中国开放沿海更多的港口。其言论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论证郭士立在其航行记中提出的论点：不仅“自由商人”向往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景，而且中国本身也存在这种需求。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是一位叫做“郑恭”（Ching-kung）的中国人的来信。这封信的主旨是，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期待着全面对外开放时代的来临。郑恭说，有些英国作者“告诉世界，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全然漠不关心，比如说认为我们怀着十分厌恶和嫉恨的心情看待英国贸易的扩张”，但实际上，“只要我能够得到，我就喜欢穿羊毛或白棉布上衣”等英国货；而且，“我们山东和江南的同胞们也和我一样喜欢”，但“你们英国朋友只通过广州一个渠道送来这些东西”，以致“他们无法买到”；另一方面，“尽管我本人不是茶商，但我在茶乡的朋友向我保证，只要你们派遣船只到产茶的地点，他们就能以便宜得多的价钱出售”。他还强调，“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个人利益比民族偏见更为强大，而不要认为，只有可耻的走私者才这样想，许多诚实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追求实利的民族，从皇帝到最为卑贱的苦力都是一样；我们就道德仁义高谈阔论，却在袖子里藏满了可以拿到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纹银还是洋钱，洋布还是土布，只要能够借以谋得毫末之利。但是你们已如此长久地住在广州，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整个民族是由商业精神驱动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告诉国内的朋友，我们每个省的人民都有同样的致富愿望，即使通过对外贸易也可以接受？

他一再重复说，与清廷的态度不同，“普通民众和低级官吏”是希望与外人发展“双方互惠、不受限制、符合人类良心的交往”的。尽管郑恭承认中国政府的行为和中国风俗习惯、语言因素“将我们与所有其他民族分隔开来”，但他不同意说中国人是“愤世嫉俗”的民族。他嘲笑说：

你们似乎很害怕我们皇帝蔑视对外交往的强硬语言——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习惯于运用强硬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用言辞代替行动，但如果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让步时，我们就会向理性让步。你们还应考虑的是，只要夷人不令我们感到畏惧，我们就习惯于对他们表示轻蔑，但当我们看到，他们比我们更为优越时，我们的调门就会整个改变——很明显，只要你们选择派遣贡使，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就会以你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你们，而且因为你们不想被以其他的方式对待，我们也不会费心给你们这些低等人任何进一步的利益。

郑恭还在信中说，“你们怎么会认为我们愚蠢到如此地步，一直对你们在知识和武力上的强大视若无睹？但我们不会公开承认这种强大，相反，我们会极为迫切地将自己表述为天下各国的典范，以借此体面地掩饰自己的虚弱和缺陷”。据他说，中国皇帝很清楚西方的强大，“如果你们用适当的方式提出要求，他将不能拒绝”。

从上述内容来看，这封所谓的中国人来信，极有可能是《广州纪事报》编者或其他西人编造出来的。在这封信的开头部分，作者声称他“只是一位身份低下的居民”，而非官员，故“仅希望根据常识说话”。据他说，他是“通过一位通事朋友了解到”，当时在英国，出现了关于中国和对华贸易的热烈讨论，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所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由“一位朋友将其翻译成朴实的英语”。但很明显，如此集中地概括来华西人的观点，包括中国应该全面开放，而乐于逐利的中国人也渴望开放，西人应该“到所有中国港口进行自由贸易”，西人应该通过显示实力而非“屈从”与中国政府交往，等等，绝非一个“身份低下”的中国人所能做到。这些观点，以及这封信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属于主张对华强硬政策的广州英文报刊的西方作者，而“郑恭”只不过是这封信的编造者使用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国人姓名。《广州纪事报》发表这封信的目的，也很显然是企图通过“中国人”之口来向西方读者宣扬自己的信念，以加强说服力。此外，该报还发表文章，谈论英国派公使驻北京的问题。

郭士立等人的这种观点，为西方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打破“排外的”广州体制，准备了一个堂皇的理由或论据。基于他们对中国沿海进行的考察，来华西人考虑的目标也在逐渐清晰。1835年初，《广州纪事报》发表文章，以“商业的眼光”对宁波、上海、福州、厦门，以及杭州、天津、台湾、海南等地的情况作了考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港口都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所有这些言论，最后都归结为对中西关系的未来前景的具体筹划。在这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用对华商约来打破对他们来说束缚重重的广州体制。1840年6月，英国对华军事侵略正式展开后不久，《广州周报》的一篇文章号召读者讨论对华商约的问题，并摘抄了英国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和美国来华商人分别建议的条约内容。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是一个与对华贸易和来华英商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团体。它所建议的条约内容如下：

1．将贸易扩大到广州以外的其他中国口岸，特别是靠近茶叶和丝绸产地的口岸；

2．让外国人与中国自由贸易，如果将贸易对象定为行商，则中国政府应为他们的债务作出保障；

3．来华英国臣民不被当做劣等人对待，允许他们自由地拥有货栈，与他们的家人同住，并保护他们免受中国法律的侮辱；

4．两国政府协商确定的关税税率；

5．允许商务监督作为女王的代表，与中国皇帝、大臣和地方官员直接往来，许其驻京，或是指定的口岸；

6．在有人违犯中国法律的情况下，每个英国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辜者不为有罪者负连带责任；

7．如果中国人拒绝开放其他口岸，则应允许英人取得一个岛屿（以购买或其他形式），以建立英国商馆。

美国商人在1839年5月20日也上书国会，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在中国取得如下权益：

1．允许外国使节按照其他所有国家宫廷提供的条件和权益，驻在广州（疑为中国之误——引者）朝廷附近；通过该使节，就（美国商人）在贸易皇帝中与地方当局之间可能产生的争端，向帝国政府提出上诉；

2．制订确定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并不得以任何借口偏离此税率；

3．建立保税货栈制度，或是制订允许那些可能会从中国市场再出口的货物转运的规章制度；

4．允许（外商）到广州以外的某个或某几个口岸贸易；

5．为某个港口合法贸易的完全停顿，以及由此产生的船舶和财物的滞留进行赔偿，保证不会再采取这样的专横行动，在任何时候和所有时间，保证那些与刑事罪行和民事案件无关的个人能够离开广州或其他港口；

6．在外国人得以知悉并认可中国法律之前，关于外国人对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犯下的罪过的惩罚，不应比美国或英国法律对同样罪行规定的惩罚更重；在任何人的罪行被公正而清晰地证明之前，中国当局也不得实施任何惩罚。

这两份由商人群体制定的条约草案，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来华西人对于未来中西关系演变的基本要求，也与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中西条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相符。可以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在华西人团体，经由其媒体和其他渠道的讨论，战后条约的雏形已经大致具备。这两个条约草案，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所缺的只是割地、赔款的内容。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来华西人对中国领土没有觊觎之心。早在1831年，《中国信使报》就发表文章，鼓吹英国应该占领台湾。文章开头就说，鉴于中国人“很困难地”占据着台湾，“如果将来中国人的行径，使得外国人有必要在中国版图内占领一块比澳门更为适宜的地方，则台湾岛不应被忽略”。作者对台湾岛有利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甚为垂涎。为了制造占领台湾“合理”的言论，他将台湾居民描述为“被征服的臣服者”，绝不甘心于清政府的统治，一旦外国人决心占领台湾，则有着“无可争辩的活力”的台湾居民将“急切地加入任何能使他们摆脱冷酷的监视者的尝试”。作者显然对荷兰人退出台湾后，这个中国最大的岛屿重新归属于清朝的事实心有不甘，故意散布一种改变台湾归属的言论。

1839年3月12日，林则徐已到广州，但尚未采取包围商馆以迫使英美鸦片贩子缴出鸦片的措施，《广州纪事报》已经嗅到危机的来临。一位读者在来信中，主张“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英国人统治下的居留地”，以永久解决对华贸易的安全问题。一周之后，该报编者在评论中说，广州作为一个长久的通商口岸，还是不应被放弃，同时，他认为只要英国政府愿意予以保护，在台湾建立这样的居留地“是没有困难的”。

后来的《南京条约》对香港的割占亦非偶然事件。英国人早在19世纪前期就对香港周围水域进行了测绘。曾长期在中国活动的英国国会议员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在1833年提出，在香港建立英人贸易基地。在1836年5月6日，一个英国人从澳门写信给《广州纪事报》编者。他在信中提出“不列颠夺取并建设一个宏伟而安全的港口”，并问道：

你有没有看到过香港，编者先生？——如果没有，那就去看看吧。那里有优质的花岗石采石场，勤劳的工匠在那里劳作，如果英国人在那里建设的话，他们就不会失业；那里还有一个小渔村，如果香港是英国人的，那里鱼的价格也不会下跌；而且由于他们的穷困状况，他们越是穷，对为了我们目的所需使用他们的土地进行补偿就越容易。

也许当时这个署名“有脾气的人”不过是偶发奇想。但以后的事态，却很快使这一想象成为事实。导致香港被占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837年前后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伶仃洋的鸦片趸船，使鸦片贩子们被迫在伶仃洋附近的海面寻求躲避处，结果越来越多的鸦片船聚集到香港岛附近。香港附近水域一度隐然有替代伶仃洋之势。1839年3月2日，鸦片船的船长帕里（E. Parry）从碇泊在香港附近的鸦片船上写信给在广州的大鸦片贩子马地臣，说中国水师官员曾对那里的鸦片船发出威胁，但“我认为他们不会采取这些措施”，一般情况下双方可以保持“安静”。不过，“昨天和今天我们都收到了大官的口信，要我们离开两到三个星期，到其他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去。他的观点是，钦差将在大约7天后下访此地，而他急于看到我们从内洋（inner water）水面消失。我们打算在星期天早晨离开，在外洋（outer water）寻找寄碇之处。我想到的是大屿山的南端”。马地臣将这封信在广州的商人中散发，以与其他鸦片贩子分享信息，以免受损。从这封信来看，广东水师与鸦片贩子之间又像在伶仃洋那样达成了默契；同时，这封信也表明，香港周围水域已经成了他们新的巢穴。

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1839年9月英人被林则徐从澳门驱逐后，几乎全部集结到香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水面。10月1日，《广州纪事报》的评论中说，“现在香港湾不仅是一个非法锚地，而且可以被看做，如果不是脱离了中国法律的控制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处于中国能够实施其权力的有效范围之外的地方，故事实上可将其视为公海”。其将香港附近海面非中国化的企图至为明显。到1841年1月义律宣布英国割取香港后，英人报纸上开始刊登的关于香港的文章，便连篇累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