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的讨论

一 沃纳的范式转型思想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分析的是沃纳对于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的论述。正如前文所讲，沃纳的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更多的来自他对美国社会的宗教现象进行的实质研究。具体而言，他认为宗教社会学的新范式是以美国的宗教经验为研究对象所发展起来的一套新的理论、视角，而旧范式则是以欧洲的宗教经验为研究对象所发展起来的一套“世俗化”的理论。在他的一篇专门针对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的文章中，沃纳认为旧的范式强调了宗教随着社会发展而体现出的世俗化倾向，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及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的论述中。前者认为宗教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一致化和抽象化，从而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后者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多样性以及人类理性思维的强势，转而成为一个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事件”。

不管帕森斯和贝格尔的论述有什么差异，他们的共识是：宗教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逐渐弱化，即现代社会背景下宗教会逐渐地衰亡。而新的范式则关注的是美国社会的宗教实践，沃纳充分论证了美国社会宗教组织的非固化和弹性化特征。美国社会多种宗教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倾向都造就了一种以欧洲经验为中心的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很显然，美国宗教的这些特点造就了美国宗教的整体繁荣，而且这种繁荣恰恰发生在美国这样一个最为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中。因此，过去的世俗化范式并不能够解释美国的宗教现象，而美国的宗教现状则在另一方面创造了一套新的解释策略和范式。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沃纳并没有将这种新的范式固定于宗教市场解释或者理性人模型上面，而是认为新的范式由很多研究视角和进路（approach）构成。但无论是采取什么进路，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在于都能够从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甚至反世俗化（anti-secularization）的角度阐述美国的宗教多元化以及宗教繁荣的社会现实。

在后续的一篇文章中，沃纳更为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旧范式的元叙述大约肇始于八百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当时一些规模较大的国家正变得日益强盛，声称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但是，规模更大的是教会，它毋庸置疑地支配着对神圣权威的垄断。教会的垄断是被保护的，其统治得到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认可从而具有合法性。如此，人们遵循教会的法规，认为地方教区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权威。从如何使家庭合法化到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再到什么时候休假，以及亲戚去世怎么办，都无一例外。人们还要将受俸的神父作为神圣法规的地方性代表，这些受俸者由中央官僚系统任命并得到国家的支持。这一体系制定了宗教法规。在这一神圣体系达到鼎盛（大约是13世纪）之后，其霸权逐渐瓦解，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化”过程：一是因为其他力量崛起，对宗教构成了挑战；二是宗教体系提供的神圣答案变得更加似是而非。但是直到最近，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宗教体系的中心，都依然建立着一个深入人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国家一直保留着国教，并且由公共税收支持相应的宗教活动。（沃纳，2006: 34～40）

新范式的元叙述产生于二百年前的早期美利坚合众国。当时，大多数人没有卷入教会，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有代表性的社会理论都是世俗的，最多也就是自然神论的。美国的国玺没有宗教象征，并且回避了基督教。也就是从那时起，宗教不是国立的。一个多数主义者的、自由的政治体系建立起来了。宗教不再享受国家的支持，而且国家也没有留给少数派的代表多少空间，除了补贴运输和通信，国家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服务。一些宗教团体（特别像英国国教）发起了针对政教分离的挑战，但其他的教派（特别是浸信会和卫理公会）早已是旧国教体系的局外者，因此它们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最终，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成功地支配其他的权利要求者。人们被“劝说”给予宗教组织各种支持，宗教企业家和工作者穿梭各地拯救灵魂，不同教派相互诅咒，同时他们为受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产品。人们会综合考虑宗教竞争者提供的宗教产品从而做出宗教选择。这导致一个巨大的、世俗的、准公共性的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意愿在其中都可以得到满足。通过移民、掠夺和征服，这个社会在与其他人群的相遇中引入了更多的社会多样性，最终导致更激烈的竞争。人们聚集在宗教旗帜之下，更多的是从这些宗教符号中获得身份认同。最终，就像语言、口音和社会阶层在欧洲那样，宗教归属成为身份认同的标记，人们由其继承的“教派”来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于教派结盟，因隶属关系所提供的宗教认同会变得模糊；或当教会的要求令人讨厌时，人们可能会退出教会。但是，因为潜在的宗教回报还会很高，并且进入宗教组织的门槛很低，宗教企业家会继续努力招募未入教者。如此，加入和退出的循环就会持续不断（沃纳，2006: 34～40）。

可见，沃纳所认为的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主要是指从一种欧洲主导的研究系统转向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研究系统。在探讨欧洲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旧范式普遍性地认定曾经存在过一个统一社会不同部门的大的宗教体系，而这个宗教体系正在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逐渐走向衰亡。而新的范式在探讨美国问题的时候，则认为美国的多元化以及非刚性（具有弹性）的制度性的宗教保证了信徒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时国家权威的不介入态度也促使宗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类似于市场行为一样的竞争态度。只有那些成功吸引信徒的宗教团体才能够在美国社会这样一个“大熔炉”中生存下来。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沃纳所主张的依据美国经验而建立的新范式推翻了过去世俗化理论所强调的宗教在现代社会逐渐衰亡的论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学者都放弃了进一步发挥世俗化命题。在这方面，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于全球不同国家宗教性的研究（Norris&Inglehart, 2011）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地区间宗教性（例如平均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等）差异的概念：现存安全感（existential security）。现存安全感指的是特定社会为其成员提供某种安全感的水平。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跨国数据，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现存安全感水平与这个国家的平均宗教性之间成反比。现代化的进程整体而言会提高特定社会的现存安全感水平，因此，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世俗化理论的一个拓展。

二 依阿纳康奈的范式转型思想

相比于沃纳对美国社会的宗教历史的考察，依阿纳康奈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学倾向，这同二人学术背景的差异有关。沃纳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范式转型问题，而依阿纳康奈本身的经济学背景则促使其更多地从经济学在社会学论题中的适用性谈起。依阿纳康奈的很多主张是和斯塔克（Rodney Stark）以及威廉·班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等学者共同阐发的。

具体而言，依阿纳康奈对范式转型的探讨同样是和其实质研究分不开的，他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都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展开对宗教问题的探讨，而最能够直接反映出这种方法论取向的则是他对于宗教资本的讨论（Iannaccone, 1990:297-314）。他认为，宗教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缺少的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来统合、解释这些资料。依阿纳康奈本人的解决办法是借鉴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分析的模型，主张在宗教活动中信徒也是一个理性个体，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自己的投入和收益。和其他类型的理性计算相比，这种投入和收益只不过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而已。依阿纳康奈的这种思路来源于贝克尔的家庭分析。贝克尔认为家庭中的活动者经历着一种同样的理性计算过程，人们不仅将大量的金钱和物质性资料投入家庭生活中，还投入了大量的无形的人力资源，如时间、精力等；而家庭能够提供给家人的种种便利和心理的舒适感则构成了食品等物质产出之外的非物质收益。对于二者的权衡成为一个理性人是否建立家庭的决策依据。

依阿纳康奈将宗教活动比喻成家庭活动，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宗教资本”。他认为，人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来习惯宗教仪式、熟悉宗教经文等宗教元素，这些对各种宗教元素的熟悉程度构成了人们对一个特定宗教的宗教对这资本积累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对某个特定宗教投入的时间、精力越多，对这个宗教越熟悉，对这一宗教积累的宗教资本便越多。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一个理性的宗教信徒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宗教资本投资好以谋求更多的宗教收益，这些收益体现为一种适宜的信仰环境下对个人心灵的慰藉等“好处”。为此，依阿纳康奈发展了一系列的推论。例如，子女的宗教信仰往往和父母的宗教信仰相同，因为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已经针对父母所在的宗教形成了可观的宗教资本，而最好的投资就是依旧将这些资本用在父母所在的宗教中。类似的推论还有夫妻之间宗教信仰的趋同以及人们成年之后很难改变信仰等。在依阿纳康奈看来，这些现象都源自信仰者对于宗教投资行为的理性决策。

不仅是微观层面上的探讨，依阿纳康奈还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宗教组织的发展过程（Iannaccone, 1988: S241-S268）。他认为社会学以往的研究已经在论题上指出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的发展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教会（church）和教派（sect）的差异上面。早在厄内斯特·特洛伊奇（Ernst Troeltsch）（Troeltsch, 1911 [1981]: 991-1013）那里就已经对二者进行了界定。具体而言，教派的规模相对较小，是一种和社会保持高张力（tension）的宗教组织，持有的是较为极端的宗教教义，同时要求信徒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教会则是更大规模的宗教组织，和社会的张力程度低，对于信徒的要求也不是十分严格。依阿纳康奈认为，人们在选择参加教派还是教会的时候依然进行了一种理性的计算，这时信徒衡量的不再是上面所讲的宗教投入和宗教产出，而是世俗的收益与宗教的收益之间的对比。依阿纳康奈论述道，信徒所具有的时间、精力可以投入宗教活动中，也同样能够投入世俗活动（例如参加一般意义上的俱乐部等）中。究竟参与哪种活动则取决于哪种活动带来的收益更高。教派与社会之间的高张力保证了宗教收益的高回报（因为这种宗教组织往往给信徒提供一些别的组织无法提供的收益），但同时这种宗教团体因为自身对信徒有着比较严苛的要求也基本上断绝了信徒取得世俗收益的可能性（例如信徒有可能被要求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宗教团体的事务上）。教会提供的宗教收益的回报率不如教派高（因为这种组织所提供的收益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收益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却允许信徒存在一定的世俗收益（例如宗教信徒依然有业余时间参加其他类型的俱乐部活动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依阿纳康奈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分析了宗教信徒的理性选择对于宗教组织发展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依阿纳康奈所谓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这一范式相对于旧范式的优点在于，理性选择范式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统一化的框架来整合不同的经验研究，并在形式上具备严格的逻辑性，从而解决了宗教社会学中经验积累多但理论抽象少的弊病。

三 杨凤岗的范式转型思想

相对于前面两位学者，华人美国社会学家杨凤岗的范式转型思想则具有自身的特点。他认为宗教社会学的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教义诠释或者宗教学的角度来探讨宗教现象的，因此往往缺乏一种科学性与实证性。相应地，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了对宗教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杨凤岗所理解的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更多的是指一种从非经验科学的教义研究范式转向一种科学实证的宗教研究新范式。

杨凤岗的范式转型思想在一篇探讨范式问题的文章中得到了展现，在其中杨凤岗对比了新旧范式的不同特点，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范式转型主张。他指出：

（一）旧范式断言宗教是错谬的和有害的，新范式则认定宗教行为主要是理性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宗教事实上有助于身心健康。宗教的功能是多重的，而不都是消极破坏的。（二）旧范式预言宗教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注定要衰落直至消亡，新范式则指出宗教变化同现代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量实证数据显示宗教信仰和参与在欧美社会没有走向衰落，而是相当稳定，甚至在美国有显著增长。在欧美以外的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很多的宗教复兴。时至今日，宗教世俗化论题可以说已经被彻底推翻。新范式承认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起伏变化，而某一特定宗教会衰落甚至消失，但是认为没有一个关于所有宗教的单方向的必然趋势。（三）旧范式把宗教当作其他东西的附带现象，把宗教对于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正面影响归约为宗教之外的那个所谓实质（人的属性、社会、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所带来的影响。新范式则既承认不同社会因素对于宗教现象的影响，又把宗教现象当作有其自身本质的宗教存在。比如说，信仰本身就会对个体行为和社会产生直接影响，而不一定要通过其他的东西间接地显示其影响。（四）旧范式把宗教当成心理现象，即把宗教看成是属于个人的，不同心理性格的人对宗教有不同的接纳。新范式则把宗教当作社会现象，是属于社会的或社会群体的。新范式的标志之一就是强调宗教的社会属性，强调宗教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而不仅仅是不同个体的心理差异之结果。（五）旧范式认定宗教多元性有损宗教自身发展，认为宗教的辉煌时期是一个宗教的垄断时期，而把近现代的宗教多元局面当作非常态，当作一切宗教共同走向消亡的一个过渡阶段。新范式则认为宗教多元性会带来宗教总体的兴盛，而宗教多元性才应该是常态。我们看到，在宗教非常多元的美国，宗教参与率很高，而在宗教一元的社会中对于制度化的宗教参与率相对要低。越来越多的实证数据清楚地说明宗教多元性与宗教参与是成正比的。新范式不是从主观的立场引申出来的信条和意见，而是把宗教当作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对待的，是以大量累积起来的实证研究数据为根据的。作为新范式，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容纳了不同的理论立场。（林巧薇，2003: 140～141）

上面这段文字已经十分明显地将杨凤岗的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思想展现了出来。从他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他所论述的范式转型更多地指代一种科学性的经验实证范式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逐步确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