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一 本书的研究思路

如前文所述，本书从产业视角着眼，首先注意到金融除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之外，本身还是一种服务型产业，即所谓的金融服务业。当把金融看作一种产业时，也同样存在产业组织、产业关联、产业技术进步、产业布局等现实问题。本书把研究范围限制在产业布局领域，在把金融服务区分为生产性金融服务和生活性金融服务两种类型之后，重点研究生产性金融服务的布局问题。借助于产业集群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从金融的产业特征和区位选择入手，探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因、机制和效应，并从集群角度来考察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最后结合国际经验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分布的现实情况做一些应用性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关的概念很多，不同学者和不同国家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产业集群都不能脱离区位接近这一本质属性，因此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研究的前提是金融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依据。在第二章对相关概念给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本书第三章基于各种统计标准介绍了金融服务业的主要内容，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根据传统区位理论和服务业区位理论分析了金融服务区位选择的依据和影响因素，从而为金融服务集群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讨论金融服务集群之前有必要先从经验证据上证明金融服务集群的存在，本书第四章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验证了金融服务的集群现象。在简单介绍了产业集群的一般理论模型和中心-外围模型之后，笔者把研究转向金融集群的动因、机制和效应，特别是重点考察了金融集群为何出现在此区域而非彼区域。最后，金融服务集群效应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本书从微观的企业、中观的行业和区域以及宏观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金融集群和金融中心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金融中心本身就是金融服务集群的所在地。关于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本书第五章从集群角度考察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及其关键特征。为进一步探讨金融服务在金融中心的集群行为，本书以英国伦敦为案例，分析了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和地区分布，并介绍了金融服务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集群情况，以及金融集群对伦敦的影响。

本书把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布上。本书第六章讨论了我国金融服务体制的发展演变，这事实上构成了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基于增加值和就业两方面的统计资料，我们分析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总体概况。为考察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地区分布情况，该章采用聚类分析方法针对就业、储蓄存款和金融机构的统计指标进行了分析。根据聚类结果，我们选取了金融发达的主要城市来讨论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本书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有针对性和比较可行的政策建议，但对于金融服务集群来说，有一个前提是集群政策是否存在以及其作用机理何在。为此，本书第七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集群政策的意义和作用渠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若干政策思考。

二 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

本书共包括八章内容。在第一章导论中，介绍了选题的相关理论与现实背景，以及研究思路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相关的文献综述。与本研究主题相关并且不容易分清的概念包括集中、集聚和集群，简单来说，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关系，比如产业集群必定意味着集聚，但产业集聚未必能形成产业的集群。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还进一步讨论了地理集中与产业集中、集聚与集聚经济的关系，以及产业集群的主要理论流派和本书对产业集群的界定。文献综述部分主要考察了金融问题中地理因素的引入，认为即使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进步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地理因素仍然是金融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从空间分布来考察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情况，笔者认为目前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即英国的集中化发展和美国的分散化布局。

第三章是对金融服务业进行的一些基础理论分析，在介绍了金融服务业的基本统计内容之后，该章重点阐述了金融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和区位选择依据。概括起来，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产业（特别是作为生产者服务），其显著特征包括产业组织的垄断竞争性，投入产出模糊和产出的难以计算，以及对人力资本的高要求和知识密集性。从区位选择来看，金融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同样是基于相应的成本收益分析，这其中沉淀成本（Sunk Cost）、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偶然性因素冲击、不完备信息和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区位的选择。

第四章对金融服务产业集群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首先是从行业和地区两个方面论证了金融服务集群的客观存在，并在理论上介绍了产业集群的一般理论模型以及适应于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型。在实践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四章重点讨论了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因、机制和效应。按照波特产业集群理论的分析框架，笔者构建了一个分析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框架图，从信息交流、客户资源、支撑机构和生产要素等方面考察了金融服务集群的动力，认为维持金融服务集群发展的机制在于所谓的正反馈。特别的，关于金融服务为何会集群于此地区而非彼地区，该章基于信息腹地和路径依赖对此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金融服务集群的效应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在微观上处于集群内的金融服务企业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并且较强的集群实力有助于吸引其他金融企业进入集群地区；在中观上，金融服务集群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灵活专业化、加快知识共享和转移、刺激金融创新、促进竞争与合作等渠道提高了当地金融业的竞争优势与竞争力，并进而形成一些著名的区域品牌和良好的地区声誉；在宏观上，本书认为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在地区层面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但在国家层面上则可能会导致甚至加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第五章以英国伦敦为案例，考察了金融中心与金融集群发展的关系。该章首先是从集群视角对金融中心进行了重新理解和定位，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服务集群的所在地，其最初发展有赖于地理禀赋、经济技术条件甚至是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但在金融中心形成之后，其维持与发展的动力则在于金融服务集群所带来的各层面效应。为研究伦敦金融中心内金融和相关服务的集群状况，该章介绍了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布情况，根据统计资料发现了英国绝大部分金融服务集中在伦敦地区这一客观事实。基于一项调查分析，该章最后介绍了伦敦地区的几个主要服务集群区域，阐述了伦敦金融服务集群的机制、效应和相关的政策含义。

本书第六章重点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省区分布和集群状况进行了研究。首先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的发展与演变，认为中国金融业在创建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维护金融秩序、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渠道。与体制改革相对应，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基于增加值比重的分析表明金融产业水平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动特点。在金融服务业的地理分布方面，从标准差系数、集中率和区位商三方面进行考察后可以认为，我国金融服务就业在地理布局上是比较分散的，并没有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的趋势，不存在某几个少数地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形。针对各地目前的金融发展和集群水平，基于省区数据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要在国内建设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应该首先考虑上海、北京、深圳和天津这四座城市。

第七章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从城市层面上的分析。该章基于中国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诉求，对区域金融中心与金融发达城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较，强调建设金融发达城市是发展金融的应有之义，但区域金融中心绝不是越多越好。通过构建城市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该章还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和分类。

第八章是关于产业集群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思考。该章首先对产业集群政策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尽管产业集群政策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但其仍有存在的必要性。集群政策在关注对象和政策目标上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对创新的高度关注成为集群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我们强调了集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该根据相应的产业集群理论来进行，并且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生命阶段，为维持集群政策的动态适用性，集群政策及其侧重点应该有所差异。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该章最后就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发展和地理分布两方面内容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