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经济权力范式产生的逻辑根据

我们知道，经济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且其与基本方法论密切联系。或者说，在它身上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逻辑起点或基本的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假设前提，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构架体系的基础。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市场经济理论；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市场经济制度。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分析都要以一定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为基础，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也同样离不开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本质的设定。为此，我们根据人类经济活动中“经济权力”无处不在的事实，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提出“权力经济人”的概念，以反映真实状态下的经济活动。我们知道，人类经济活动是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性活动，任何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都必须通过自身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来实现。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是对自然的索取，而且包括在分配中索取。我们认为，经济权力就是经济主体凭借掌控的资源，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影响他人（经济客体）的能力。经济权力概念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概念，自己对自身是无权力而言的，只有在交换中才能体现出相互权力。人类经济活动的前提是分工和交换，人们在分工和交换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和他人合作的需要，同时也就产生了自身对他人的权力。下面我们从“经济人”假设内涵的发展和逻辑线索来探讨“权力经济人”的内涵和逻辑合理性。

2.3.1 古典“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最早见于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Smith）的理论中，作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考虑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考虑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在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进一步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适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且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对人们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但是人们又必须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由交换和分工带来。由于人的自利性就要求人们进行交换，而交换则带来了分工，斯密甚至认为人类的交换意识是人类所固有的天性。“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斯密认为人类相同的本性是对秩序的相同热爱，对条理、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使人们愿意促进社会制度。他说：“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凭以生长的那种环境。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相互帮助的状态中，同时也面临着相互伤害……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还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互惠行为而被维护下去。”斯密的“经济人”在参与经济活动中有如下特征：一是自利性。自利是斯密笔下经济行为人的普遍的行为动机。二是“经济人”的自利性不是“自私性”。即不是所谓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经济人”获取所需物品的手段和方式一般不是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是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提供剩余物品，“互通有无”“互相交易”。三是“经济人”具有一定的理性。他们会比较利益关系与得失，并且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简单的交易关系中，把握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手段及行为结果。“经济人”假设分析了各种分工的优劣、交换的得失、投资赢利的多寡等，而这种分析都烙上了理性的特征。

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正是在他所界定的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论证了个人追求最大化行为如何导致公共社会福利最大化，提出并初步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原理，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本框架。

2.3.2 新古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经济人”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是始终处于深思熟虑地权衡他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持续过程中的人。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是“经济人”之所以成为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也是经济学赖以进行有效分析的前提条件和主要依据。具体讲，一是存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备选或替代方案；二是每一种方案对应着某种特定的预期净收益和目标实现程度；三是人们总是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方案。“理性”的假设隐含着“理性人”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关于目标问题的全部信息；能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上述判断过程及根据判断结果采取行动的过程不受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遵照着“经济人”的自利性、完全理性等理论分析的假设前提，为探求古典经济学“理想市场”的条件，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特别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潮流中，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已经成为主流，使得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行为，只去重视从目的到工具的纯逻辑选择，把市场视为一种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机械结构。

在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上，从早期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经济人的理性日益膨胀，偏离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阐述的范畴。理性行为被看作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特别是在数学化的一般均衡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经济人获得了神一样的理性。这些都被后来提出有限理性的西蒙（Simon）戏称为“超级经济人”。

2.3.3 “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西蒙是批评经济人完全理性观念的主要代表。1949年西蒙组织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对组织管理问题进行了联合研究，并认为，理性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决策者知道所有的可能方案和结果，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西蒙等列出了五个限制理性模型的因素，一是不完备和不完全的信息；二是决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三是人类本身处理问题的能力限制；四是决策一定是在一定时间内做出的，并没有时间充分性；五是针对组织目标的理解有争议，并非完全相同。西蒙把这五项因素称之为理性的限制，并认为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他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时，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代理理论等。到西蒙这儿，我们可以把斯密提出的“经济人”修改为“有限理性经济人”。

2.3.4 从交易经济人到契约经济人

旧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Veblen）第一次将制度纳入了生存竞争与人的行为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他认为是本能确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着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后，对人类活动发生约束，制度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变化了的环境要求人们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人的行为的改变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淘汰过程。第一次把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从生产领域引向交换领域的是康芒斯。在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著作里，他将“交易”概念同正统经济中已被一般化了的“生产”概念相对应，按照他的划分，“生产”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活动；“交易”活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方式，“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的全部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康芒斯认为“交易”是“制度”的基本单位，“制度”的运作就是由无数次“交易”完成的。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买卖的交易——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活动的主要形式；二是管理的交易——上下级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三是限额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认为这三种交易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不同的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三种交易类型的不同组合。康芒斯把“交易”作为基本单位来分析“制度”，从而建立起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这样，从经济人相互交易的关系出发，制度结构就置于经济人活动的核心地位，使经济人的行为建立在自愿交易与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交易自然成了制度设计与制度变迁的标的。这时，在康芒斯这里的经济人可以说变成了“交易经济人”。

我们知道，新旧制度学派的区分在于交易费用。需要指出的是康芒斯在其理论中对“交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这种交易瞬间完成是无须成本的。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被认为是可以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交易费用不仅包括市场信息收集和契约设计执行的费用，而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即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监督合约的费用，维持交易秩序的费用等。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则又把交易费用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交易费用指发生在狭义生产过程之外，与产权的转移和交换活动相关的一切支出；广义的交易费用是指制度变迁的操作成本。这样，交易费用就得到了一般的规定而成了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可以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

据此，人类行为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那样具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相反，人类行为模式是由动机和对环境的认识两个方面组成的。在行为动机中，人一方面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则会牺牲一些利益去实现诸如名誉、信仰、利他主义等社会价值目标。在人对环境的认识中，人总会面临不完全信息的困扰，因而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做出的决策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所以，在面临不完全信息的境况中，受各种动机支配的人就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处于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交易费用就如同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新制度主义将经济学从没有摩擦力的世界引入有摩擦力的世界。只有在有交易费用的经济中，才会出现各种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不同组织和制度安排。这时从康芒斯的“交易经济人”变成了有交易费用的“交易经济人”，我们可以叫这时的经济人为“契约经济人”或“制度经济人”。“契约经济人”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为减小机会主义的风险，保障与实施契约的执行，而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行为人。

2.3.5 “权力经济人”假设的提出

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其拥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言之，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个人的财产权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公有制，它只要求这种公有制必须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只要通过市场交易活动“自愿协商”的合约都可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里最重要的是“自愿”两个字。

应当讲，契约的出现起因于分工与交易。一个社会集中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种，这就是分工；通过不同市场所发生的产品与劳务的转移就是交易。不同领域工作的人需要通过互利的交换来分配它们的产品，通过交易保证分工的继续进行，从而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那么契约是如何形成的呢？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契约的达成和安排一般认为有两种类型，即自愿的和强制性的（政府控制和形成的契约一般都是强制性的）。自愿的契约安排可以说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安排，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而强制性的契约安排并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行动并不要求有一致的同意，但要遵从一些决策规则。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在经济主体之间要达成自愿性交易的契约，可以按照他所意愿的方式进行。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纯粹自愿和纯粹强制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半自愿半强制结构的可能性。哪些因素是在个人自愿合作和政府安排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经济主体所愿意的“方式”必须依赖对稀缺资源的掌控才能实现，否则不可能按他的意愿行事。同样，强加于他人的强制性契约的达成也必须以拥有或占有相应的资源作为基础，从而使他人对其产生依赖性，否则没人会接受他的强制。

为把这种自愿和强制之间交易意愿的多种可能程度表现出来，我们给出“交易意愿度”的概念。“交易意愿度”简单地说就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进行经济交易的意愿程度。具体地说“交易意愿度”是经济主体凭借自己的经济资源的优劣势，对经济客体是否进行交易、在什么条件下交易、如何交易的选择程度。双方交易意愿度越高，越容易达成契约完成交易。交易意愿度与交易费用成反比，也就是说交易意愿度越高，交易费用就越低；反之交易意愿度越低交易费用就越高。一个经济主体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交易对象的影响力即经济权力。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力大小决定交易意愿度，双方或多方经济主体的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决定交易费用的多少，交易费用的多少直接影响契约或制度的达成，即完成交易。

至此，我们给出“权力经济人”的假设。“权力经济人”就是指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在经济活动中凭借自己的经济权力，影响契约的达成和执行，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经济权力是经济主体凭借掌控的资源，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影响他人（经济客体）的能力。在这里，经济权力的大小是由经济主体所控资源数量的多少和资源质量的高低决定的，所谓质量即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可替代性等。

下面，我们给出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形成逻辑图，如图2-1所示。

“经济人”假设是个历史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从斯密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到“追求效用最大化”，人的理性也从“完全理性”到“不完全理性”，从“完全自利”到“顾他”“利他”，形成一系列拥有不同内涵的“经济人”假设。本书提出的“权力经济人”的假设只是理论的尝试和探讨。毋庸置疑，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随着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假设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在这种趋势中，“经济人”假设会越来越接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