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章报国：半个世纪的理念和追求

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哈尔滨道42号，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悄然面世。彼时，距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不过9个月，八国联军还没有撤出天津；距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政体还要等上整整三年。34岁，以身入股，身兼经理、主笔、编辑等多职的创办人英敛之也非声名显赫之流，但这份新鲜出炉的《大公报》却擎起“采纳西学、启迪民智”的大旗，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宗旨在清末报林中卓尔不群，其君主立宪的政治追求实为开风气之先。创刊日大销3800份，京津动容。随后的《大公报》关注民生，提倡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引领了舆论之走向。虽然经历了凄风苦雨的砥砺，主政者也几易其手，却因知识精英汇聚自由论政而引人注目，不论市井凡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异见文人，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该报，揣度政治风向，把脉华夏前途。直到1949年底，《大公报》在近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纸风行，影响至巨。

自古而今，华夏子民聚族而居，播种菽麦、分食五谷，饮长江黄河之水发育身心，读孔孟圣贤而知书达理。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成为无数炎黄子孙血脉里流淌的文化符号，民族大义由此而得以升华。翻检五千年悠久的华夏文明，每个时代总会涌现出一批爱国志士，他们不畏强权，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民族的幸福与自由，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昌盛而奔走、呼号、呐喊。“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操守相期许，古代大部分文人学士，认为写诗作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为文便是道，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文章就是用来载道、明道的。“立功”与“立言”都很重要。清朝文学家袁枚曾说过：“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尤为难。”中国自古有慷慨悲歌之士，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既然做不到疆场杀敌，那么能够做到“文以载道”也算实现了自己“匡社稷、济苍生”的理想。

在风云激荡的清末民初，外有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内有腐朽没落的统治阶层，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文章报国的文人情怀就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时之间，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成为针砭时弊、自由论政的最佳舞台。出现了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扮演启蒙者角色的报人，也有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的职业报人，如《大公报》的张季鸾，《生活日报》的邹韬奋，他们将媒体“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报纸生命，首在新闻，盖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邹韬奋也将媒体文化事业“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作为最高宗旨。《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认为：“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通，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征之。”这一时期，文章报国就以救亡图存、发展民生等形式呈现出来，达到了新的高度。

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站在时代的潮头，历经半个世纪而领风气之先。提出君主立宪、倡言自由主义、呼吁民主共和，其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办报理念实现了传统文人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