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回顾一段历史，是一次既冷峻又温暖的穿越；如果能够抱以审慎客观的理性，那么这样的对话就有直达真相的魅力。

研究《大公报》的历史和兴衰缘由的著作很多，但大多着眼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历史。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是如何“改弦更张”并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及其存在的价值，研究尚不多见，因为这种研究需要作者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和历史洞察力。本书将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贯穿起来研究，尤其是侧重后一时段，是一次难得的尝试。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之下，事物的存在和作用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优劣和曲直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过，理解与同情是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只有与人物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我们对彼时彼地的风云变幻有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判断，1949年前的《大公报》，其高扬着自由、理性的旗帜，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实在是对苦难深重的祖国的一声声清醒的呐喊，激浊扬清，催人奋进。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一切媒体的行为方式和探索无不服务于这样的时代主题。在这个大环境里，经过改造后的《大公报》在历史洪流面前既有牙牙学语的稚嫩，诚惶诚恐的跟进，也有豪气干云的胸怀，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容忽视。它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也应接受当时那个时代对它的检验，是耶非耶、俯高仰低，不仅有当时人的标榜，也应该有今人的评判。

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曾经说过，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在不同的制度变迁面前，人们会有不同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判断，其内涵和构成各有各的特点。因此，历经军阀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大公报》，面临外国入侵、国内动荡不安的生存困境，民族救亡、独立自主就成为鲜明的时代标识，掌握了这个主旋律，就掌握了舆论的制高点，就可执新闻界牛耳。在酝酿中国的制度变迁、构筑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过程中，《大公报》能够对外与西方价值理念一致，对内与救亡图存、和平统一共鸣，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声誉，成为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外部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国家安全问题突出，不得不加快工业化步伐，内部则受“贫困陷阱”制约，缺乏工业化资金。因此当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能够保证“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对当时的中国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革命采取和平过渡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于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就发生了急剧的制度变迁，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唯恐落后。新制度需要新的革命，除旧布新本来就是一桩错综复杂的事情。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大公报》走进新时代，其体制设计、新闻方针、价值取向等无一例外都要有新的内涵，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面前，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也不为过，这是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历史使命。在理性的注视下，来分析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发挥的作用，显然可以得出主旋律之下共性和个性共存的价值判断。新中国前17年的发展轨迹也正是《大公报》在新闻宣传中走过的路，同频共振、激情与冷静、辉煌与误区、批判与分析，都与有荣焉。

媒体转型的内在涵义就是社会转型，在不同时代有各自的存在方式和组织构成，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将《大公报》作为一个媒体企业，挖掘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发展脉络，对于了解政府与媒体企业的关系及其变迁很有必要，而且也能丰富经济史的研究。本书从微观层面来解析《大公报》的变迁，解析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解析其经济绩效与社会效益、政府要求的关系，透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信息流动的有关特点及其对当时经济建设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比研究，发掘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都是一种创新性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一种被动的、被改造的状态，而西方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主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引进在中国盛行，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主要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交锋、在较量。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帮助中国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物质和文化成果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不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很大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且我们在理论和制度上也更加成熟起来，形成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是中华民族17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是源于这种自信，我们才能做到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现象以及一些媒体的发展变迁。毋庸讳言，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媒体文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如历史是螺旋形曲折上升的一样，在新闻传播的探索和媒体功能的定位方面，我国走过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视《大公报》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用大量的历史史料佐证其媒介价值，显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少有意义的借鉴和启示。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民主化、国际化同步的条件下，正面临着一次文化产业大发展、文化事业大繁荣、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浪潮，更需要我们总结历史经验。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经说过：“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求真。本书采用比较分析以及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领域里的新闻媒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计划经济时期媒体的改造情况以及媒体的作用；同时，辅之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和以往的研究基础，多角度地研究计划经济时期媒体改造的宏观背景、微观基础以及路径依赖，探讨新闻媒体对经济建设的监督和校正价值，探索由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模式选择和经验教训。该书在1902～1966年这个相对长时段的历史视野里，考察《大公报》的起起落落、风云变幻，不仅具有历史学的求实价值，而且具有经济学的理性思考。

当然，尽管本书特点突出、优点鲜明，但是作者也许是受档案挖掘程度的限制，或者是受学识和眼界的影响，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憾，比如对于史料的选取和使用，一些分析方法的运用，以及与同时代其他一些媒体发展特点的比较等，都有提高和改进的余地。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本书作者和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假以时日，更上一层楼。“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看到青年一代学者学有所成、迅速成长，我对中国充满信心，也为中华民族感到欣慰。

武力

2013年4月于北京旌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