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是主客体的融合

美是一种关系，是主客体之间的融合关系。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这就是规定性的超越。

规定性，是我们认识美的本质的钥匙。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根迷宫之线，才能从容地出入于美学的迷宫之中。

所谓规定性，就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主体赋予客体的本质属性。规定性不是天生就有的，它依赖于人的认识和创造活动。

第一，一切规定性都是人的需要的规定性。黑格尔说：“即使我把这些规定和差别释放在外，即把它们设定在外部世界中，它们照旧还是我的，因为它们经过了我的手，是我所造成的，它们带有我的精神的痕迹。”也就是说，在实践活动中，人首先要规定自己，将自己从环境中区分出来，这样他才能够把握实践活动的对象、方法和目的。他在规定自己的同时，也就规定了外部世界。

第二，规定性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依赖于人的意识发展。在原始人的个物意识时期，事物还没有获得规定性，还不能从环境中区分出来。在神话意识时期，事物获得了规定性，但还不十分稳定。一事物可以通过“变形”变成他事物。正是因为缺乏规定性，人不能将自己从环境中区分出来，人和自然、人和神、人和人就处于原始的融合状态。到了巫术意识时期，比较稳定的规定性出现了，但这种规定性具有一种实体性的特征。这也正是巫术、魔法产生的根本前提。宗教意识时期，规定性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到了科学意识时期，规定性就成了概念和符号，完成了与实在世界的彻底分裂。人类的所有困惑就由此而来。由此可见，规定性有一个逐渐建构、逐渐稳定、逐渐抽象的过程。

第三，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到人的观念、习俗和传统，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定性的具体理解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人”的理解，东西方就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正是由于规定性的出现（这根源于自意识的产生），导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在此以前，它们本来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启示我们：主体与客体的重新融合，就是美的本质。

融合，就是超越主客体的规定性。这里有两条途径：一条就是主体通过技术中介改造客体，达到融合；另一条是主体从精神上超越自身和客体的规定性，使主客体融为一体。

主体通过技术中介改造客体，实质上就是对主客体规定性的不断超越。在现代社会，它表现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某一个技术中介规定的范围内，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外在世界不再是一个恶意的存在，主体和客体就融为一体。例如，在目前的技术中介范围内，我可以驾驶飞机飞上蓝天（我现在不能，这正是现实社会的规定性）。但是，我不能到火星上去（那就让科学家去想办法吧）。就我可以飞上蓝天而言，我与蓝天不再是对立的了，蓝天的存在，不再是对我的规定性——我没有双翅——的一个嘲讽。我与蓝天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美。这种主客体融合在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活动中的美，甚至还没有引起美学家的注意，这首先是时代的悲哀，然后，才是美学的悲哀。

显然，随着技术中介的不断进步、不断泛化，美的疆域将会越来越辽阔。

从精神上超越主体和客体的规定性，是主客体交融的又一途径。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在她的《印象和回忆》中，形象地描述了超越主客体规定性的情景：“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鹨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我”超越“我”的规定性，可以变成任何一种事物，并与这些事物血肉相连。在这里，美既不是客体，也不是“我”的心理印象，而是“我”与这些客体之间的融合关系。

从精神上超越主客体的规定性，要求主体放弃自身和客体的本质规定，在某一层次上达到物我同一。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本质剥夺”。《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遗弓者首先将自己这层本质规定剥去，消除自己与荆人的差别；孔子又去掉“荆”的本质规定，使“荆人”与天下人同一；老聃最为彻底，去掉“人”的本质规定，使人与万物交融。因此，“遗”即“得”，“得”即“遗”。它们融合在一起了。主客体规定性的超越，就是这样通过“本质剥夺”实现的。但是，在审美体验中，这种实现不是一种自觉追求的过程，而是无意识的活动。

总之，美是主客体的规定性的超越，也就是主客体的融合。这种融合，区别于原始人的没有规定性的主客体不分的融合，它是在规定性产生之后，通过对规定性的超越而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