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基本的原则：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观察这个世界

但是，哲学家的世界图景只能是人的世界图景。这是一个极浅显又极深刻的结论。说它浅显，不只是因为这一结论极明白，毫无动人之处，还因为也许它太明白了，于是大家把这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而且毫不客气地把它冷落在一边。这样一来，直接的后果是：人的因素被忽视了。仿佛世界图景就是独立自足的、自在自为的，仿佛它可以离开人而存在。——事物就常常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它的反面。

上面的结论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一个人就有一个世界。在感知观察这个世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方法。但是在对所有人的观察方法的仔细分析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观察这个世界。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图景。哲学家就是从这无限丰富的个别中抽出一般来。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对世界的观察，也体现在用理论的形式积累下来的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中。人类就是靠这一原则，才建立起了自己的观念世界，即是说人依靠这一原则，建立了人的世界，而不是其他物种或其他物种可以共享的世界。哲学家也要依靠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才能描绘出世界图景。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所有成果都是以这一原则为最基本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将是不能想象的。

体现这一原则的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注意。在对世界的认识、改造活动中，注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因为无限丰富的对象不可能被同时观察，更不可能被同时认识。这就要求人在认识、改造世界时，要具有选择性。据心理学的解释，注意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为什么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这一对象而不是那一对象呢？这说明注意本身就具有选择性。依据什么来选择呢？人的需要。当然这种需要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需要，因此这种选择活动就必然要受这一文化背景的制约。不论是人的需要，还是文化背景，都是人的因素。动物也能注意，它按照它本能规定的方式注意对象。它们注意的对象，只能是与它们直接有关的事物，这一事物或者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或者威胁到它们的生存需要。总之，动物是以自己的尺度来注意对象的。由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它们的世界必然不是我们的世界，正如我们的世界不是它们的世界一样。例如，蝙蝠直接感知的超声波世界就不是我们感知的世界。

对于人来说，不论是对直接有关的事物的注意还是对非直接有关的事物的注意，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观察世界的结果。只有人才会对非直接有关的事物引起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人可以不以自己为中心来观察世界。因为，与“非直接有关的事物”相应适的，是人在观念里有了未来、理想等范畴。换句话说，我们对非直接有关的事物的注意，恰恰是人对未来、理想的注意。科学家对河外星系的注意，对“夸克”的注意，对心理活动的注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有意注意当然更明确地体现了我们上述的原则，就是无意注意也在无意之中体现了我们上述的原则，不管引起无意注意的原因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只是说明对象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无意识里就是人对对象注意的原因。例如，突然有人推门走进教室，学生们对这人的注意是无意注意。这种无意注意并不像通常的心理学教科书所讲的那样是“没有目的”的注意。它事实上是学生们作出的一次自己与来人的关系的判断。说抽象一点，是人在无意识中对环境的一种把握，以便矫正自己的位置。

当然，注意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它不仅受人的心理结构的制约，还受人的文化背景的约束。心理学研究表明：引起注意更多的是刺激的相对新异性，即是说各种已熟知的刺激物的不寻常的组合。对于这种刺激物的无意注意，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种组合适合了人的心理格局，而人的“熟知的刺激物”则是依赖于人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的。知道这一点，将直接有助于我们将来对美的本质的讨论。

很明显，人类的认识、改造活动是建立在注意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人类注意什么就认识、改造什么，绝不会有离开注意的认识、改造活动。由于注意是以人自己为中心的，这就必然导致认识、改造活动也以人自己为中心。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方面：人只能以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的世界加上人为的标记。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任何一种想“纯客观”地描述宇宙的愿望，都被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

列宁说：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幻想。

列宁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人是不能像镜子那样对事物作“纯客观”的反映的，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即是说也有人的因素。因此，那种想给出这世界“纯客观”的世界图景的想法便是滑稽可笑的了。这一切，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的感觉的主观性。人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机械地被动地感受世界。人的感觉不仅要受到（永远地受到）机体器官的限制，还要受到潜意识深处的自身需要的限制。前者决定了人获得什么印象，后者则决定了人注意什么对象。因此，人的感觉根本就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在我们的世界图景中，存在的五大悖论之一就是“感觉悖论”。谢小庆在《悖论：带来失望和希望》一文中说：

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但是，在科学活动中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感觉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理论的最终依据。这种只能靠一些靠不住的感觉经验来支持或反对另一些靠不住的感觉经验的循环，是科学所面临的又一难以逾越的障碍。

感觉经验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它具有主观性。在科学活动中，人们总是天真地希望没有或者少有这种主观性。但这是不可能的。由这一主观性造成的后果来看是很严重的。然而这似乎并没有阻碍科学的进步。我们固然是依靠感觉经验来检验科学理论的，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我认为这一面才是关键之所在：感觉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以自己为中心、为标准来观察世界的结果，即感觉经验蕴藏着人的需要。一句话，正是这种感觉经验的主观性恰恰成了人的尺度，成了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准。因为主观性反映着主体的人的需要，因而具有主观性的科学理论也就潜在地体现着人的需要。正是科学理论的这一特性，预示着在科学活动中，主观性将越来越重要。举例来说，科学家本身将作为一个参数越来越多地参加到实验中去，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仅仅是观察实验。因此，我们的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世界。反过来说，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纯客观的世界）对于我们是毫无用处的，也是无法确证的。

人就是这样不仅以自身需要为标准来认识、改造（或说注意）世界，而且还以适合自身需要为标准来选择世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人离不开宇宙，宇宙也离不开人。从后一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是为人而存在的。

因此，我们这一最基本的原则还蕴含有这样最深刻的思想：人是目的。不论是实践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的理论形式，都是以人为目的的。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和手段是对立的、矛盾的。阶级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上述最基本的原则恰恰规定了人就是目的，而且人在生产活动中又总是为着这一理想在不停地奋斗。毫无疑问，世界图景不仅是人的世界图景，而且也是为人的世界图景。

这一原则还预示着：当人在认识、改造活动中越来越重要时，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将会“消失”。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作为外在于我们的客体已经包含着我们的因素。即是说客体包含着主体。这种“包含”根本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统一”或者“渗透”。后者从来不肯把一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人们通常的分析方法是“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把一事物看成是矛盾双方的统一。由此可见，“统一”从来都是在矛盾双方存在的前提下而言的。而“包含”则是说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是另一方面，而又不失去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包含”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定义中所说的“矛盾的解决”。马克思认为，矛盾同“阶级”“国家”等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矛盾的解决。在那里，物质与精神、必然与自由等矛盾冲突都将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并不意味着“没有物质了，也没有精神了”，而是意味着矛盾双方的互融互含。

我们有必要对矛盾的互融互含多说几句话。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此还没有给予重视，另一方面，我们的美学理论就是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的。

在辩证法中，矛盾的斗争性被认为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在解释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时是很成功的，具有说服力的，但是辩证法家在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而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把历时态的辩证法错误地运用于共时态的范畴。从根本上说，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方法论。不论是从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看，还是从对立统一律来看，都证明了我们上述的观点。通常的哲学教科书都是这样说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的科学，因此它也是关于发展的科学。可是人们把这种历时态的辩证法到处乱用，以至于卡尔·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一文中对辩证法提出质疑。他指责辩证法容忍矛盾，就是阻碍科学知识的增长。这种指责对于上述错误做法也许是中肯的，但是，一旦将辩证法还原为历时态的历史方法，其指责也就是毫无道理的了。

我们认为，对矛盾双方间的共时态关系应该要重新认识。我们曾经一味地强调过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然而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社会领域到自然领域，这种严重性被人们以“人类的困境”之类为题广泛地传播着。从理论上看，矛盾斗争的绝对性观点已经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了。这种不适应不仅直接表现在斗争论观点与自然科学原理的冲突——例如与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相冲突；还表现在它确实不能解决科学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难题。难题之一就是：宇宙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我们认为，目前人们对此发表的大部分意见都是错误的，导致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斗争论作为方法论基础，他们根本不相信“无限”和“有限”在同一时空中存在。就是那些坚持“统一论”者，也是机械地将无限和有限统一起来的。他们通常的意见是：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是有限的，而实际存在的宇宙则是无限的。很明显，统一论者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逻辑错误：如果我们要讨论的宇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那么“实际存在的宇宙”则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反之亦然。统一论者会争辩说：“在这里，我们是将两种宇宙‘统一’起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统一”，斗争论的局限性远不止此，在碰到一些社会现象时，就更是显得无能为力了。比如：人的解放是怎么回事？民主和自由是怎么回事？还有真善美呢？很多人在这些问题上吵个不休，原因也在于斗争论的观点在暗暗地起支配作用。当然，在解释人类的特殊思维方式时，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灵感、直觉、超觉静思等，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值得注意的是，胡义成的《灵感的互补模型》运用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在往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了初试的一步。

那么，矛盾双方的共时态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自然科学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不仅是细胞，还有遗传基因都包含着它所属机体的全部属性。全信息照片还形象地表明，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包含着其他各点的信息。在1987年第5期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中心插页中，刊登了一组关于海马的奇妙的彩色照片。说它奇妙，是因为我们将海马眼睛放大，结果又发现了无数的小海马。“每个小海马都和它的本体完全相同，就像生物的每个细胞中都携带着同样的遗传信息一样。”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物质世界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对应性和相似性。

事实上，我们从矛盾双方共时态关系来看，上述特性也可以表示为：矛盾双方互融互含。毫无疑问，一张全息照片由无数个点组成，这意味着“甲包含乙”，反过来，每一个“点”又包含着整张全息照片，这意味着“乙包含甲”。而一个点毕竟不是一张照片，这意味着“甲不等于乙”。

“甲∈乙。”

“乙∈甲。”

而“甲≠乙。”

在矛盾双方（甲和乙）的共时态关系中，上述三个陈述同时存在，亦即说同时为真。这就是矛盾的互融互含律。

有人也许会说：诚然，在自然领域有这些现象，那么在社会领域里呢？难道也要矛盾双方互融互含吗？你不是在调和矛盾吗？

如果读者朋友真正理解了我们上述对“融含”的解释，相信就不会指责我们在“调和矛盾”。我们很讨厌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不能将物质与精神、必然与自由、个体与类这样的矛盾双方拉在一起。除非每一方都包含着另一方。

在社会领域里，矛盾的互融互含的局面有待于我们努力开创。我们的意思是说，矛盾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目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末期，矛盾消亡（即矛盾的解决）的时期已遥遥在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生产者与消费者合而为一”这一事实看出端倪。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和消费是一大矛盾。它们通过中间环节——市场，得以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大大改变了这一现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这样说道：

总之，不论自助运动，“还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还是新的生产技术”，我们都发现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个世界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

这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一矛盾互相融含，矛盾消亡了。由此决定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的解决。

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基层机构的自主性得到了加强。而且基层机构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单向的一维的组织，而是转为综合的多维的组织了。这也同样意味着矛盾的融合，是整体与局部的融合。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乡或者一个村中看出整个国家的信息，那才是怪事呢。事实上，我们希望这种融合继续进行下去，以至于一个人就将融合整个社会。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与类的矛盾将消亡，因为它们双方能够互融互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谈到没有异化劳动时人与类的关系时说：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很明显，这里的“人”指的是与“类”相对的个体，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个体体现（或者说包含）了类存在物”。而这必须得有一个根本前提：没有异化劳动。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还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不仅自然界包含着人，人也包含着自然界。但是异化劳动的出现未能使上述理想成为现实。马克思的意思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出现，就必然导致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因此，矛盾的解决就只有等到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具体说就是共产主义时期，才能实现。因此，矛盾的互融互含作为一条规律，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则反映了人类的理想。当然，一切理想都可能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规律，我们还将在后面给予纵向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