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在写成初稿后，曾寄给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几个朋友传看，他们都留下一些评论的文字。成仿吾于1921年4月21日将小说改定，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篇末附有郁达夫、郑伯奇、郭沫若、陈君哲四人的评论文字。郭沫若写的是一首诗，无题，首句为“仿吾流浪的人”，文末注“郭沫若二月六日”字样。

成都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中列有一首题为《仿吾流浪的人》诗作的篇目，创作时间系于1920年2月6日。上海图书馆所编《郭沫若著译系年》亦将此条资料列于1920年项下，但另外又根据《创造》季刊上发表的成仿吾小说的篇末所附评论文字，以《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作篇题，将郭沫若的诗收入《系年》，创作时间系于1922年2月6日。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取《系年》中《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为诗题，但将创作时间系于1920年2月6日。王继泉、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则另以《〈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语》为题，亦将其撰写时间系于1922年2月6日。

上述几项资料的记载，引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仿吾流浪的人》与《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究竟是同一篇作品还是两篇作品？其二，郭沫若的诗究竟创作于何时？

《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将《仿吾流浪的人》列为郭沫若的一首诗作（只有篇目），出自上海月华书局1931年出版的《新文学批判》一书。该书我一直未能找到，但根据郭沫若著作的版本情况以及他的作品被收录于其他书中的情况来分析，所谓《仿吾流浪的人》绝不会是他一首初次发表的新作，应该是该书的编纂者从他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中所选录的一篇。这种情况在当时多有出现，而且作者本人多不知晓。从篇题看，应该就是取自郭沫若为成仿吾小说所写那首诗的第一句。《仿吾流浪的人》与《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为同一首诗。

既是同一首诗，何来两个不同的创作时间呢？其实稍加注意即可发现，两个不同的时间，只有年份的不同，月、日的时间均是相同的。再看一下郭沫若题诗与成仿吾小说，及其他几人评论文字在《创造》季刊发表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时间的缘由了。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在发表时，成仿吾注明系1921年4月21日改作。《创造》季刊出版于1922年5月，作品后所附的几段评论，以先后次序排列为郁达夫、郑伯奇、郭沫若、陈君哲四人作。郁达夫文末未注时间，郑伯奇文末注有“伯奇读后志感1920, 2, 4日之夜”，郭沫若题诗后署了“郭沫若二月六日”，陈君哲文末亦只署2月13日的时间。

显然，将郭沫若题诗系于1920年的说法是基于这样的推断：成仿吾的小说改作于1921年4月，郑伯奇的读后志感写于1920年2月4日，必是写在成仿吾改作前，郭沫若题诗排在郑伯奇感言之后，又恰是同一月份的两日之后，陈君哲的评论文字则写在同一月的一周后，那么包括郭沫若题诗在内的这几段文字，至少后三段文字，尽管未署年份，均应写于1920年（即从于郑伯奇所注的年份）。成仿吾看了这些评论，方有改作一事。

而将郭沫若题诗系于1922年的说法，同样会是基于对《创造》季刊发表情况的推断，只是没有依据郑伯奇所注时间。这一说法应该是将郭沫若题诗认定于他看到成仿吾小说改定稿后，并在编订第1期《创造》季刊之时。成仿吾小说改定于1921年4月，《创造》季刊出版于1922年5月，则郭沫若题诗的2月，只能系于1922年。

应该说做这样两种不同的推断，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种判断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郑伯奇所注1920年的时间有误，可能他自己误记，也可能为手民之误。

郑伯奇所写那段评论文字的第一句话，是成仿吾读他的诗所发的一句评论。郑伯奇先后写过几篇回忆创造社的文章，应该是人们所熟悉，也是常被研究创造社文学活动时所引用的资料。郑伯奇很明确地写到他与成仿吾相识，是在认识郭沫若之后，经过郭沫若介绍才与成有了联系。而他与郭沫若相识则是经过田汉介绍，时间是在1920年3月末田汉专程去福冈见郭沫若之时。这就意味着1920年2月4日的时候，郑伯奇还没有与郭沫若相识，更没有与成仿吾相识，也就不可能在这一天之前与成仿吾有过相互交换作品阅评的关系。所以，可以肯定，郑伯奇为那段文字所注的撰写时间有误。

其实，郑伯奇在回忆文章中也写到了几个朋友为成仿吾小说写读后感的事情，只是没写明是在何时。他这样写道：

由于沫若的介绍，自己认识了成仿吾兄，沫若的来信对于成仿吾的人格学问非常推重。并寄来了仿吾的小说《流浪人的新年》，叫我读了以后，写一点感想，好在卷尾已经有了沫若，达夫和另外几个人的评语，我便大着胆子也写上了几句。

那么，此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在郑伯奇1921年1月3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夜在张凤举君处把成仿吾君作的小说《放浪人的新年》给凤举和□□看”（该日记原件即作“放浪人的新年”，“和”与“看”字之间留下约两字的空白，这里以□代之）。之后，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中又记录有“发信：郭沫若，并寄仿吾稿”的文字。

日记中记到“成仿吾君作的小说《放浪人的新年》”，无疑就是《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或者有可能成仿吾在改定前就用的这一篇名。从2月4日日记的内容来看，郑伯奇在二十年之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记错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即成仿吾的小说不是由郭沫若寄给他，而是相反，由他在2月4日寄给郭沫若。那么他写的读后志感，也应在郭沫若题诗之前，这与《创造》季刊上刊登文字的顺序、时间正好吻合。在郑伯奇的日记中还可以查到1月29日接到成仿吾来信的记录，所以，事情的过程应该是这样：

成仿吾于1月末（27日或28日）将小说（应该一并还有郁达夫的评论文字，成、郁二人是时均在东京）寄给在京都的郑伯奇，郑伯奇读后于2月4日写好一段评论文字，即寄往福冈郭沫若处，郭沫若读到成作即刻题诗，时在2月6日。2月13日，陈君哲往访郭沫若，在其寓所读到成仿吾的小说，亦写下一段感言。在此之后，郭沫若将稿件并几人的评论文字寄还成仿吾。成仿吾则在听取了几位朋友的评论意见后，于4月将小说最后改定。

郭沫若这首《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的诗——我们不妨就以此为其篇题——作于1921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