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中缅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从2000多年前开始，两国人民就通过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逐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从乾隆三十年（1765）开始，中缅两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底，双方的统帅在前线签订了“老官屯和约”，罢兵休战。但是，由于种种误解，双方并未解除对立状态，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甸国王孟云派出100余人的庞大使团，带着金叶表文、驯象等来到北京，向清王朝进贡，双方才恢复了传统的友好关系。

这次冲突发生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间，是乾隆皇帝为稳定边疆进行的若干次征战中的一次，是边疆史的重要问题。这场持续20多年、发生在中缅边疆民族地区的冲突，给双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居住在两国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战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与他们都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迁徙、分布。冲突对云南的社会经济乃至地方行政建置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这次冲突还对中南半岛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是中缅关系史，也是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

对这次冲突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在新中国成立前，王婆楞先生的《中缅关系史》比较早地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认为是边吏处置不当引起了这场冲突。王婆楞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楚的概貌，但对事件的各个因素分析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宁超的《“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探讨了中外史籍中的“桂家”、“敏家”的事迹和中缅之战的关系，认为“桂家”和“敏家”都是明末入缅的反清人士的后代，由于缅甸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导致了他们的反抗，而“桂家”的失败和其首领宫里雁的被杀导致了缅甸的大规模入侵。黄祖文的《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使用了较多缅文史料，认为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黄祖文先生还讨论了几次战役的过程，分析了清军失利的原因。朱亚非的文章《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主要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缅甸雍籍牙王朝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而战争的结果则直接导致了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摆脱了雍籍牙王朝沉重的奴役，并抑制了雍籍牙王朝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

贺圣达教授的《缅甸史》通过大量的中外史料，从缅甸史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叙述，认为冲突结束后雍籍牙王朝的“入贡”和清廷使臣的“聘问”，实际上是当时中缅两国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通史》在提到乾隆征缅时，认为是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使中缅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如郭成康、成崇德、赵云田的《乾隆皇帝全传》，唐文基、罗庆泗的《乾隆传》等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

近一时期，研究东南亚史、中缅关系史的专家余定邦先生著有《中缅关系史》，这本著作，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乾隆年间的中缅冲突，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史料的应用上也注意对档案史料的使用。其中对很多问题见解独到，特别是提出“乾隆年间的中缅战争，是清朝和缅甸的雍籍牙王朝之间对滇缅边疆土司的一场争夺战”。余定邦先生注意到了双方对边境土司的争夺，这是很有见地的。对冲突的发生、发展和双方友好关系的重建，余定邦也叙述详明，多有校订前人失误之处。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国内目前对这个问题研究最深入、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台湾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庄吉发先生的文章《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庄吉发先生的文章大量使用了保存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清朝宫中档和军机处“缅档”等原始史料，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乾隆时期的中缅关系，特别是对征缅的四次大规模战事的进程，讨论尤其细致。对战争的原因，庄吉发先生认为是由于缅甸新兴的雍籍牙王朝向中国境内的土司征收贡礼和边境土司间的冲突导致了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庄吉发注意到了吴尚贤的茂隆银厂在中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战争的影响则基本没有涉及。该文在资料和内容方面，对目前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另外，庄吉发先生在其专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六章“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中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台北“三军大学”主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也专篇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了这次冲突，但由于受材料的限制，对战争过程和路线的研究，颇有商榷之处。

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如哈威《缅甸史》、霍尔《东南亚史》和貌丁昂《缅甸史》，但由于他们主要依据的是缅文和一些西方人的二手资料，而对最直接、最可靠、最丰富的汉文史料了解不多，因而他们的论述有一定的片面性。另外，日本学者铃木中正对这个问题也有过研究，他的论文《清缅关系（1766～1790）》主要根据缅甸方面的记载考证，认为两国之间和平的实现，是由于边境地方的两国土司不堪忍受僵持对立的局面而向两国宫廷派遣了假使节而实现的。铃木中正的另一篇论文《桂家宫里雁和缅甸华侨》，则讨论了桂家和这次冲突的关系。铃木中正的这些成果很有借鉴意义。

美国学者Richard Jung查阅了相当多的汉文和缅甸史料，从朝贡体系的角度出发，坚持认为战争原因是由于清王朝对缅甸的扩张造成的，中国边吏和边境土司与商人合谋，制造事端，从而引发了战争，而皇帝则借此机会，欲将缅甸纳入朝贡体系。Dai Yingcong的研究主要从战争史的角度切入，认为清军的几次征伐都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而现在的史书对这种战败进行了粉饰，从而造成了很多记载的模糊。

这些研究有三方面的特点。首先，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比较集中，主要是对战争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研究，对桂家的研究也比较集中，而对战争的影响则注意不多。其次，这些研究的视角很多从中外关系史、战争史的角度来进行考量。这样的研究固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成果，却过滤了大量有用的信息，结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反而不清了。如对战争原因的看法，大陆和台湾学者就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再次，对资料的使用还不全面。庄吉发先生是史料收集较完备的学者，但由于受条件限制，他对大陆的档案资料甚少涉及，对地方史志的使用也有可以补充的地方。而黄祖文先生对缅文的史料占有丰富，对缅甸史有较深的研究，但对中文史料的应用还不全面。余定邦先生由于主要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研究，因此对地方志、民族史料的关注并不多。在有的论著中，对史料使用甚至有以讹传讹的地方。如台北“三军大学”主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使用了《啸亭杂录》的说法，认为宫里雁被杀后其妻囊占嫁缅王孟驳，唆使缅王犯边。无独有偶，国内有的学者在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囊占的下落在《清实录》中交代得很清楚。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说，前辈学者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讳言，这一研究目前还缺乏对整个冲突的起因、发展和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冲突发生在西南边疆，冲突的起因、发展和影响都和当地的民族社会息息相关，而从这一视角审视冲突的研究尚付阙如。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很难对冲突有一个全面、客观和公允的把握。本书的工作，正是希望从边疆的视角出发，对这次冲突做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