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纬地[14]
引言
作为全书的开篇，本文旨在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环境的历史演变进程，对中国核战略思想做一全面的整体考察，为其勾勒出一个总体轮廓。其中重点问题是，中国核战略思想是什么时期、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形成的？它包括哪些基本要点？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中国如何看待核武器？它有哪些政治和军事作用？中国如何看待核武器时代的战争？中国将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核武器？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又对中国核战略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中国如何看待国际军控特别是核军备控制？研究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当然主要应依据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主张，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也包括官方政策声明，还包括相关报道、纪实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15]由于核战略问题专业技术性较强，中国研究核战略、核军控的人比较少，队伍不大。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策学术研究趋于活跃，一批国际政治学学者加入核战略研究队伍。但相对其他核武器国家来说，中国从事核战略问题研究的队伍还是要小得多。
一 中国核战略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在国家安全整体体系中形成的中国核战略思想
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安全战略报告，但不等于中国没有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定期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就是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其中的国防与外交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而且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部分融会贯通。
新中国领导人一贯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后来的领导人，都是从核武器与世界的战争与和平、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总体上来考察中国的核战略问题，将它们放在国家发展和军事安全的大框架内来分析和处理，并没有赋予其过高的地位，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核战略思想。可以说，中国的核战略思想是中国领导人运用整体性战略思维框架处理核战略问题的成果。
（二）基于多年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形成的核战略思想
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铸就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依靠人民而不崇拜武器的革命战争观。毛泽东认为，核武器的出现，虽然带来战争方式重大变化，但并不会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归向，不是一两种新式武器。他不认为核武器会带来人类的毁灭，坚持核时代的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之所以早在核武器诞生之初便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与其多年的战争经历和思考有重要关系。
（三）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核战略思想
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在战略思维上，非常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包括核战略问题。从对核武器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的判断，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关系的认识，以及核武器与未来战争关系的思考，都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不是简单、片面、机械地认识核武器，而是看到核武器的两面性，看到相关事物相互转化的可能。中国核战略思想中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中国的核武器控制理念，不是面对“恐怖的平衡”不得已的被迫控制，而是基于对核武器内在基本规律的把握而实施的主动和自觉的控制，是战略上游刃有余的自制。能够通过战略上的自制来达成安全，这无疑是一种更高级的战略艺术与运筹的境界。
二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为对抗外来核威胁，中国发展有限核力量，形成以弱抗强的核战略思想
中国核战略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89年，从国际环境说，是冷战时期；从国内政治说，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主政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成功地打破了核大国的封锁和控制，掌握了核武器，同时发展了既体现核军事斗争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完整有效的核战略思想。
（一）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一定要把事关战略命运的核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百年屈辱的历史，对新中国的战略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新中国领导人一定要把中国战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意志。数十年来，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历，使新中国领导人强调战争的正义性，重视人的因素，也使之深刻理解和重视先进战略武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领导人的共识。[16]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其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唯武器论”倾向，毛泽东从政治、战争和武器的关系出发，做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的著名论断。[17]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忽视核武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就很关注掌握核武器的问题，把它看作“决定命运”的大事。[18]核武器是纸老虎，也是决定命运的。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基本定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严峻的战争威胁。强敌压境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来自外部核大国的现实威胁，迫使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核武器。从1950年到1969年，中国多次面临来自美国或苏联的核打击风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19]70年代的苏联，[20]都的确有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核作战计划。毛泽东始终把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忠告记在心上：“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21]朝鲜战争期间的外来核威胁更坚定了新中国领导人发展核武器，以核武器反对核讹诈的决心。“没有那个东西（核武器），人家就说你不算数。”[22]“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3]
不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1954年10月，毛泽东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24]从多年斗争中走过来的中国领导人深知战略上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认为苏联的核保护伞“靠不住”，[25]坚持中国一定要搞核武器。后来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核与导弹等尖端战略武器方面的技术援助，[26]但两年后，这些援助便随着苏联全部撤回在华专家而停止。事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判断：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27]
警惕和抵制核大国恃核控华的战略企图。1958年夏，苏联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引发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赫鲁晓夫这一提议主要出于改善对美军事斗争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和不利态势的考虑，毛泽东则主要从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有凭借核力量在战略上控制中国的意图。[28]这场斗争不仅反映了中苏领导人的认识差异，也说明双方缺乏深层战略互信。毛泽东认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29]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不让步。“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30]1971年7月，美国试探性地提出对中国“未来的生存能力”表示关切，流露在对华关系中炫耀其战略核力量和试图以此“保护”中国的倾向，马上被中国领导人顶了回去。[31]
（二）看到核武器的两面性和使用局限性，重视而不崇拜核武器
中国领导人认为，原子弹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一方面，它是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你没有，它就变成真老虎；另一方面。你不怕它，你掌握了它，它就变成了纸老虎。核武器为美帝国主义所垄断，核战争风险就大。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32]毛泽东多次强调，战略上藐视核武器，战术上要重视核武器。
核武器是吓唬人的东西，没有用，造得越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33]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是纸老虎的判断，不仅体现了不要被核武器吓倒的主张，也出自他对核武器作用的深刻认识。一方面，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核武器已经并可能继续用于战场，敌人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应始终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更多强调，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是不会用的，[34]当美苏两国都掌握大量核武器后，它们相互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下降了。“核武器你有我也有，你多我也多，也许大家都不敢用。”[35]“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36]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的主要作用逐渐转变为防止对方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威胁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正是基于对核武器作用的深刻认识，早在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前，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37]有点远程导弹也好，搞起来后，也有可能我们不用，敌人也不用。[38]我们发展起来，核战争的可能性越小。从战略趋势看，将来的战争不一定打核战争。[39]
（三）反对核战争，不怕核战争，不靠核武器打赢反侵略战争
毛泽东认为，核武器除了杀伤的人更多外，没有根本的不同，没有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40]他不接受核战争会灭绝人类的看法，[41]认为核时代的战争，仍是政治的继续，而人心向背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国家要解放、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潮流。
中国领导人始终密切关注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包括主要战略角色之间的力量对比，各方关于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准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准备打仗，但是并没有过分强调核战争。中国领导人认为，未来战争不一定就是核战争，有可能是常规战争。[42]事实上，中国的战备重点一直在常规作战上，特别是防止和抗击敌人的大规模常规入侵。但中国也考虑到敌人可能发疯，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43]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要怕核武器，怕也没用。原子弹吓不倒中国。[44]面对外来核威胁，中国很重视防御问题研究，以筑城、挖山洞，[45]以及必要时疏散领导人为应对措施，[46]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47]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毛泽东着眼未来反侵略战争需求，亲自推动指导的“三线建设”工程。它从1964年开始，以西部开发为核心，调整中国经济建设布局，以建立战略后方基地为目的，投资2000多亿元，持续了16年。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48]
主要靠常规武器打赢反侵略战争。无论敌人是否使用核武器，中国还是主要靠常规武器、靠步兵、靠民兵、靠持久战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49]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作战前，毛泽东就提出“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50]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指出，“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51]“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52]为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各省要建设“小三线”，要求各省建军工厂，生产轻武器，武装民兵。“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53]
在核武器使用上坚持后发制人。在中国尚未掌握核武器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原子弹不能乱甩，“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54]毛泽东不认可赫鲁晓夫关于敌人使用核武器“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的看法，[55]提出在美国用核武器攻击中国，但未攻击苏联的情况下，也不要求苏联全面原子参战。[56]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57]即便是敌人对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也不追求对等报复。邓小平曾在对外谈话中说：“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58]中国领导人认为，“一点”报复就可以达到让敌人害怕的目的。中国的核武库虽然小，但也毕竟是一种制约力量，可以迫使超级大国不敢轻举妄动。[59]后发制人的核武器使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斗争中战略上“不打第一枪”原则的继续，[60]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在承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实施核反击，核武器的使用难度也更大。中国的核武器首先要经受得住敌人的核打击，能够生存下来，然后还要能有效实施核反击作战。但是，这样做将使中国在政治和战略上更为主动。
中国自觉主动地限制核武器的作用，保持核武器的低戒备状态，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的宣示。[61]而下决心靠常规武器打赢反侵略战争，更反映出对敌无法凭借核武器征服中国的战略自信。
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自信，中国敢于在必要时动用常规军事力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并不因对手拥有强大核武库而自缚手脚。1949年1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干涉计算在解放战争作战计划之内。[62]50年代在朝鲜、在台湾海峡，60年代在越南、在中苏边境、在捍卫领空的军事斗争中，中国都同拥有强大核武器的对手进行了坚决的军事斗争。“中国在没有核武器时，就敢于在金门和马祖事件中两次向美国挑战。”[63]
（四）以“一点”为特征的中国核力量建设
基于对核武器作用与未来战争形势的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形成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他们就此最常用的一个描述就是“一点”。这个“一点”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64]其一，有一点，即中国一定要有核武器。一点没有，要受人家欺侮，但也不能太多。“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很多。”[65]毛泽东说：“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66]1981年10月，邓小平对外宾谈到中国是否继续发展核武器时说：“还要发展一点，没有，会遭受欺负。”[67]1983年11月，邓小平在对外谈话中又说：“我们的立场是要发展一些核武器，但是有限的。……从长远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68]“一点”究竟是多少？毛泽东曾经用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做比喻，[69]也曾用大拇指与小拇指做比喻。中国领导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其实，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核武器只有“一点”，才不能太明确。其二，好一点，即中国的核武器要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在关键时顶用、有效，足以让敌人怕。好一点不仅是要求有效，还蕴含着符合中国核战略政策的要求。不符合不首先使用原则的核武器，如中子弹，中国只做原理探讨，不展开研发生产。其三，快一点，即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不能拖拖拉拉。中国领导人非常关注核武器研发的进展，要求尽快取得突破，形成能力，打破核垄断，改善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指出，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抢时间，争速度，时间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70]“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71]原子弹研制尚未完全成功，中国已开始氢弹的研究。毛泽东反复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帝国主义已经二十年没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还有搞氢弹、导弹也要快，三年太慢了”。[72]事实证明，如果不是快一点，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在国内很可能受“文革”的严重冲击而被拖延，在国际上将会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受到强烈制约。快一点，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抓住机遇闯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形成的历史性关口。
核力量建设的“一点”说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从战略上说，这个“一点”源自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从来不认为核武器可以解决一切军事问题。核武器“就那么大个东西”，[73]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别人的核武器起作用。因此，中国搞一点也就够了。从经济和技术上说，这一时期中国的财力家底不够厚实，总体技术相对落后，“一点”可以使中国免受核大国欺负，在经济上中国也能承受，搞得起，可持续。“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削弱自己。”[74]从军事和外交斗争策略上说，这个“一点”既相对清晰，可以达到让敌人害怕的目的；又适度模糊，并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家底完全摊开，从而满足自身安全保密的需要。
（五）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揭批美苏鼓吹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欺骗性，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国际核军控
美苏主导的国际核军控进程，是中国核力量建设的重要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对其既重视，又尽量避免被其束缚手脚。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关于国际核裁军政策的侧重点有所调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代前期，中国侧重强调反对核战争，主张完全彻底销毁核武器，争取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主张，“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75]这里既有配合苏联，占领国际政治和道义高地的考虑，也是对核武器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安全规律的探索。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订个国际条约，不打原子弹的设想，[76]例如，“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77]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美苏联手限制中国的倾向上升，中国更多批评美苏主导下的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选择性、歧视性和欺骗性。1964年10月，毛泽东指出，“美国所谓核不扩散，就是不扩散给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扩散的”。[78]1965年1月，他又说：“什么全面、彻底裁军，没有那回事，现在是普遍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79]“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1965年5月，毛泽东在其诗词中表达了对1963年美英苏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强烈厌恶和嘲讽。[80]
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参与国际核军控谈判进程。核力量建设继续坚持“一点”原则，不参加国际核军备竞赛，同时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中国还率先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不以核武器威胁他国。随着国家建设重心战略性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调整，中国于1985年主动裁军百万，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推动国际军备控制进程，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中国领导人强调，反对核战争，就一定要反对霸权主义。[81]核武器本身并非核战争根源，霸权主义才是核战争根源。[82]
三 在冷战后的新国际安全战略环境中，中国核武器作用隐而不降，核战略思想继承大于改变
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安全威胁下降了，一些新的威胁上升。中国核战略思想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环境、适应新挑战的问题。
（一）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也更趋复杂，核战争风险大为下降，高科技常规军事技术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冲击中国的核战略思想
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领导人逐渐调整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83]做出了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84]虽然冷战结束给中国政治稳定带来一定冲击，但中国经受住了冲击，并得到了发展。全球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世界性全面大规模战争在较长时间内可以避免，[85]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进入较长的相对和平时期。2002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86]迄今这仍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冷战时期，大国关系主要以非敌即友的零和关系为特征。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相互猜疑又相互合作成为普遍现象，战略关系逐渐从零和关系演变为以“亦敌亦友、非敌非友、半敌半友”为特征的更加复杂的战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制约核战争的因素比冷战时期上升。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矛盾对立的一面突出时，核武器的作用也随之相对凸显；当合作的一面上升时，核武器的作用即退隐幕后。
虽然国际战略形势总体向好，外敌大规模军事入侵风险下降，但中国仍面临一些特定的军事挑战和安全威胁，对中国核武器和核战略思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冲击。这首先是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膨胀，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87]而美国始终不放弃对台军售，在暗中支持“台独”势力。特别是美国武力介入的风险，[88]更是对中国常规军事力量面临能否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先进常规军事威胁挑战也在上升。美国大力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断提高远程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包括“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计划（CPGS），[89]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有效性构成了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核武器扩散趋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试图非法获得核材料甚至核武器的倾向，正成为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新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尽管有上述多重挑战和威胁，中国核力量、核政策与核战略思想还是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中国核战略政策的要点没有明显改变，中国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相比冷战时期也没有实质性变化。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核武器和核战略问题在中国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优先性排序下降，从前台退隐到了幕后。[90]
（二）中国核战略思想经受了反“台独”军事斗争的考验
1989年，伴随着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苏两国关系结束了敌对状态，中美关系则很快跌入低谷。随之而来的，就是台湾问题的重新凸显。与以往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过去台北国民党当局是与大陆“争天下”，解决问题条件不成熟时北京可以等待；而此时岛内“台独”势力已膨胀起来，要与大陆“分天下”，威胁的紧迫性大大上升。“台独”分裂势力屡次试探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严重威胁中国的统一，也使中国核武器作用问题凸显。中国核战略思想再次受到考验。
面对日趋嚣张的“台独”分裂势力，中央政府于2003年11月发出明确的警告：台独就是战争。[91]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会不会是核战争？这是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换言之，中国的核武器在可能到来的反“台独”军事斗争中有没有作用？如果有，是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
台湾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有人在国际会议上大讲大陆的核武器对台湾地区的威胁。还有人说，北京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是指对外而言。北京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因此台海若打起来，北京有可能对台使用核武器。[92]这些议论和猜测，不仅表明他们对核武器和核战略问题理解肤浅，也是对北京核战略的曲解。只要理性思考一下，应该不难看到答案。中国对无核国家都不使用核武器，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核武器？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领导人从来不曾考虑对台湾地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在中国的反“台独”军事斗争考虑中，反对美国军事干预是突出的关键问题。面对美国巨大的常规海空和电磁军事优势，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对台海军事危机的干预？中国有人主张向核武器寻求答案。2005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警告美国，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将引起核战争。“如果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或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包括中国的军舰和飞机，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还击。”[93]这一表态虽属个人主张，但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94]朱将军的言论一方面加剧了美方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猜疑，另一方面也使美方看到中国军人为实现国家统一不怕牺牲的决心，看到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局势的可能后果。就后一点而言，倒也符合毛泽东不畏强权的一贯精神。其实，在美国的战略计划中，台湾海峡始终被当作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战场。2002年1月，美国防部向国会递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了7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在台海地区对华使用。[95]美方有人说，之所以把台海列入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冲突，是因为美方判断中方会因台海冲突常规作战失利而首先对美使用核武器。[96]
这些美国人并没搭上中国的核战略脉搏。中国不会因为“台独”分裂风险和美国军事干预的威胁加大而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政策。2013年4月，新发布的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未出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表述，[97]这引发外界有关中国改变关于核武器的原则立场猜测和议论。就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态：“中方多次重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这一政策始终没有改变。”[98]
反分裂、促统一斗争，是一场长期的大战略博弈，并不仅仅是军事较量。在这场斗争中，除非美国首先对华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没有什么直接作用。中国并不指望凭借核武器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决定斗争成败的，仍将是人心向背。中国政府坚持在大战略层面综合运用各种力量要素，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并使台海两岸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三）面对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快速全球打击能力，推动赛博空间军事化等一系列挑战，中国努力保持核威慑的有效性，不改变核武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相对低位
冷战结束后，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迅速，军事大国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带来军事作战能力的跃升。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展现出来的信息化作战能力，给中国领导人和军队留下了强烈印象。1999年5月，美国飞机发射的数枚卫星制导炸弹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更是给中国上了严酷的一课。美国的“误炸”解释不能让中国百姓相信，美国迄今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确切答案。无论答案如何，不容许这样的“错误”再发生已成为中国领导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共识。炸馆事件也使核武器的作用再次引发关注：即便你掌握核武器，别人仍可能以“犯错误”为借口，“理智而有限度”地冒险。中国有人主张应大量研发核武器，以此慑止美国再犯这样的错误：“倘若中国的核武器像俄罗斯一样多，克林顿就得飞到中国来道歉！”[99]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也间接呼应了这一看法：“无论如何，我们犯不起误炸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错误。”[100]无论美国是不是“误炸”，这几枚卫星制导炸弹不仅炸毁了中国的使馆，也敲醒了一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
冷战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冲击了世界核战略态势。尽管美方一再宣称，其反导系统只针对所谓的“无赖国家”，不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但中俄两国都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潜在威胁和挑战。考虑到中国核力量规模只有“一点”，美国反导系统对中国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性的挑战就更严峻。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指出：美国一定要搞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我们把核武器始终维持在最低数量，同时我们宣布绝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反对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绝不会使中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增加防御力量是很正常的。[101]另一个严峻挑战来自美国的远程常规精确打击能力，特别是快速全球打击系统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美方人员在中美二轨核战略对话中，反复问中方：“如果我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你的核武器基地，你是否核反击？”[102]他们的逻辑是：你说不首先使用，但我不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找一些极端情况来证明你的“不首先使用”是假的，不成立。[103]但应指出，这种“验证”不仅是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怀疑，也是对中国核武器使用底线的危险试探，[104]更反映出其以精确制导武器剥夺中国核武装的企图。在核武器国家之间，相互试探核武器使用底线，本来就是极具挑衅性的敌意展示，以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剥夺中国核武装的企图更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近年来，美国在赛博空间（互联网空间）军事化方面走得很快，正谋求通过诸如“赛博杀伤链”（Cyber Kill Chain）等手段，[105]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中国战略作战能力归于无效。
面对这些新挑战，中国不能不进一步推进核力量的现代化，以确保自己的“一点”战略核力量继续有效，不会被归零。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核战略思想，也并没有赋予核武器更多的任务，向它们寻求更多的国家安全。核武器的“一点”规模及其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相对低位没有改变。中国努力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加速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型军事作战力量。不畏惧对手的新式武器，努力实现“你有我也有”，把潜在对手的新式武器变成新的“纸老虎”，仍是中国战略武器装备发展的指导思想。
（四）在核透明和核裁军方面面临压力，加大对核不扩散的投入
在冷战后的国际军备控制进程中，“一点”规模的中国核力量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个别核大国始终不放弃对中国动用武力，特别是剥夺中国核武装的念头；另一方面，一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则要求中国尽早加入美俄实际核裁军进程，并指责中国核不透明。正因为实际数量太少，中国不便公布自己核武器的数量规模，以免降低其核力量的生存和效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年鉴、美国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核力量规模的数据，但中国政府对此始终不予评论。[106]中国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始终保持在低位，不存在进一步降低核武器作用的空间。中国的核武器本来就规模很小，在其他核大国仍保持巨大核武库的情况下，中国也就难以削减规模。不像核大国，中国核力量没有那么多的“萨拉米香肠”[107]可切。
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中国核战略思想有所调整和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加大了对核不扩散方面的投入，更加关注核武器扩散相关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地区与全球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企图获取核武器与核材料，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和突出。中国在核战略与核军备控制问题方面，尽管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也在增长。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默认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歧视性。[108]虽然这种歧视性是客观存在的，但绝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核不扩散机制，就表明这种歧视性是可以接受的。相比之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风险和危害更大。[109]
四 中国关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作用的讨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核武器与核战略问题不再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参与者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界，随着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外国军事思想和理论也更多引起中国军队的重视，关于核武器和核战略的讨论自然是重要内容。二是相关核工业领域研究人员，核技术与核政策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三是学术界，特别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国际军备控制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而核武器和核军控问题则是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应该指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中国核战略问题发表看法，但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员并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110]这些讨论，既反映了中国核战略思想的活跃，关心和参与决策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广泛，像核武器和核战略这样重大战略问题的讨论正逐渐从庙堂之高进入草庐之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混乱和疑惑。讨论的结果是，虽然国际战略环境有所改变，但新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创立的核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中国应当继续坚持。
（一）要不要继续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面对冷战后新的军事斗争环境，特别是潜在战略对手先进常规武器的威胁，中国有一些学者对“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提出，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敌人可能有恃无恐，凭借其先进常规武器攻击你、打垮你。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陷入“要么接受失败，要么首先动用核武器”的两难窘境。[111]为避免出现上述局面，中国应当将核武器使用政策调整为“有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既“没有根本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又可增强核武器的威慑效应”。[112]
另一些专家学者则不赞成上述主张。他们指出，“有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换个角度说，也就是“有条件首先使用核武器”，实际上也就等于“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将是中国核武器使用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美国并没有说“无条件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这样改，那么中国的核武器使用政策就与美国没有本质区别了。[113]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改，中国将丧失政治战略上的道义优势，对潜在对手却增加不了多少威慑效应，还可能促使对手在危机时刻首先对中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
笔者认为，动辄就想使用核武器，军事上未必能获利，政治上一定会陷入困境。“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中国核战略思想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国与其他核大国的核战略思想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一点，与某些核大国迷信核武器的军事思维习惯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他们的军事思想中，始终保持着使用核武器的强烈冲动，一旦在战场上遇到常规武器不好打或打不掉的目标，马上就想到用核武器打。在他们看来，核武器是武器，而武器就是要用的，否则要它作甚？这正是那种“因为自己手中有锤子，就把所有问题都看作钉子”的思维定式。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认识逻辑与他们不同，首先是从政治上看核武器的作用，看到核武器的局限性。他们感到不理解，也不愿意去理解，于是先入为主地判断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假的，这行不通。
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体现出的是最大限度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思想。中国自信，无论任何敌人，无论敌人使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或别的什么战略武器，都不可能灭亡中国。对中国来说，核武器很重要，但若把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一两种战略武器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国家走到非使用核武器就不能生存的地步，那么它很可能即便使用核武器也活不下去。但应当指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不等于“不使用核武器”。一旦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一定要进行核报复。尽管这种核报复可能只是“一点”，但也足以让敌人难以承受。在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环境下被迫使用核武器，才用得理直气壮，才能充分发挥自己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如果核武器国家都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就意味着向着无核武器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14]
（二）西方核威慑理论引发了困惑，要不要放弃“一点”，追求核威慑效应的最大化？
与放弃“不首先使用”的主张相关，近年来，或是感受到外界要求中国核力量“透明”甚至参加国际核裁军的压力，或是对中国核武器的作用有限感到不满，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一点”，大大扩充核武库。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威慑外来核战争威胁，杜绝1999年炸馆事件再次发生，也可以应对要求中国透明的压力。应该说，这些中国核战略思想的“修正”派主张，与西方核威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越来越多中国学者以此理论来考察和分析核战略问题不无关系。
在关于核武器作用的讨论中，有人提出要扩大核武器的作用范围，“争取核威慑效应的最大化”。其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要发挥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慑止外敌对中国发动常规军事打击，即所谓“以核慑常”。要扩大核武器的作用，接受核威慑理论，就避免不了自我设定对潜在对手进行核威慑的“有效性标准”，为此，很自然就会导致大大增加核武器规模的要求，从而放弃“一点”。
说到“以核慑常”，也只是相对核武器国家而言。就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二战后的历次局部战争表明，当核武器国家面对第三世界要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时，核武器发挥不了慑止常规战争的作用。核武器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即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危机中，或许可以发挥“慑常”的作用，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中国，不应追求“以核慑常”。
美国的核武器使用范围=A+B+C，中国的核武器使用范围=C。中国的核武器就是准备用来对付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核武器在反“台独”问题上没有作用空间，但在针对美国军事干预问题上，（在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可能有作用空间。
“有条件不首先使用”也好，放弃“一点”也好，“以核慑常”也罢，其实质都是要提高核武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指望用核武器解决更多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不仅意味着放弃中国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核战略，在经济上，这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更大的负担；在国际政治上，将使中国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和极大被动；在战略思想上，这无异于严重偏离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向核武器顶礼膜拜。
客观地说，（核）威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但也有其局限和内在的扭曲。西方的威慑理论已经非常庞杂、混乱。从实际情况看，所谓威慑，并非单方面行动，[115]而是威慑方凭借武力威胁，以被威慑方较大利益为抵押，要求被威慑方在较小的利益上做出让步的双方互动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西方的威慑更多是“将刀架在对方脖子上”的“防御”，蕴含着极大的进攻性。只有后发制人、以弱抗强的威慑，才是真正的防御性威慑。[116]当中国引入威慑理论时，有必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三）如何看待核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问题？要不要把核不扩散看得那么重？
冷战后，关于中国核战略思想和核政策，另一个争议较多的地方是核军备控制与核不扩散领域。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研究核军备控制与核不扩散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主张中国应当坚决和积极地参加国际核不扩散进程，甚至“超越‘不首先使用’”。他们认为，当今世界，一个核武器国家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率先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近乎零。[117]为此，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做些让步没啥。这种观点只看到核武器的纸老虎的一面，忽略了核武器还有真老虎、铁老虎，能吃人的一面。
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对核武器的作用与价值提出质疑，认为核武器是纸老虎，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因此没必要把核不扩散问题看得那么重。[118]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就是借核不扩散问题打压朝鲜，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与之相似，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过分看重国际核军备控制与核不扩散问题，其结果是在外交上过多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影响，拴住了自己的手脚。
这些争议和讨论主要在学术界展开，对中国核战略决策的影响有限，既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核武器和核战略思想的活跃，也反映了相关认识的肤浅和混乱。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发展，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两点初步结论。
（一）中国早在掌握核武器之初，就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核战略
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形。它是以零星、分散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丰富、严谨、完整、前后一贯的核战略思想体系。其内容覆盖了核武器的作用、核武器的使用考虑、核力量规模、核裁军政策等各个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一贯的体系。1964年10月16日的政府声明是中国核战略思想成熟的标志。它由中国战略文化和决策机制所决定，形成了战略问题更多在领导人脑子里酝酿、在较小的决策圈中讨论完善、在高保密条件下执行的特点。考虑到当时特殊的国际安全环境，像核武器这样高度敏感的项目，一旦公开，往往阻力倍增。先做后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与核武器相关的理念和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并没有像美英法等西方核武器国家那样，以核战略报告的形式出现。中国的核战略思想更多是由中国领导人在零星的谈话中分别表露出来。核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实并不复杂，并不一定非要以长篇大论来说明。冷战结束后，它得到进一步坚持，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有所调整和发展。但作为战略思想体系，它仍是一贯相承的，没有根本的结构性改变。
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多带有最高领导人的鲜明烙印，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基于对核武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其本质的把握，经常以通俗、轻松的语言阐述有关核武器和核战略等严肃、沉重的重大战略问题。应该说，中国领导人的语言风格里反映出来的更多是在核武器与核战略问题上的举重若轻、透彻理解和战略自信，绝非草率和轻佻。但这种语言风格有时并不能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所理解，以至于国际社会曾对中国多有误解，以为中国领导人很疯狂。
（二）核武器作用有限，中国不指望靠核武器来应对所有的国家安全威胁
中国不指望靠核武器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国家安全威胁。中国核武器有明确的作用范围：只防止和反击其他核武器国家对中国的核打击。如果说是威慑，也只是用来对核武器进行威慑，不用来威慑无核武器国家。常规的威胁，还是要用常规手段解决。
与常规军事威胁相比，核威胁比较明确，并伴随着引发全面战争的极高风险。但也正是这种严峻的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以弱抗强”的核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形成于其所受到的核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基于有限核力量的有限核报复，以制衡核大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则成为中国核战略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