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

清代诗人结社丛考——以边连宝“菊社”等为中心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清代诗人结社众多，研究尚少。现在就河北任丘边连宝“菊社”、湖南湘潭“雨湖诗社”、江苏苏州“沧浪五老会”等做些考察，以期为清代诗人结社研究添砖加瓦。

关键词：边连宝；诗社；菊社；雨湖诗社；沧浪五老会

清代诗人有各种各样的结社，在古代历史上无疑最多，但学术界关于清代诗人结社的专门研究，可以说还刚刚起步。因此，这方面有待考察的具体诗社，和需要总结的普遍规律，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问题，都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本文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对三个诗社做一些基本的梳理。

一 边连宝“菊社”

河北任丘边氏，为当地文化望族，人才辈出。其中诗人，以边连宝尤为著名。近日浏览今人整理的《边随园集》（随园其号），见所收《随园诗集》卷五有《菊社即事》一律。

满院秋光映绛纱，渊明开社聚才华。

无风何自来王勃？有赋非关戏孟嘉。

八叉手时红叶落，一挥毫处雁行斜。

白衣送酒人何在，辜负东篱欲放花。［1］（第1册，P77）

此前卷四，有整理者按语说：“卷四至卷八原署《霁雪轩诗集》，自癸丑［雍正十一年，1733］至丁巳［乾隆二年，1737］，每年一卷。”［1］（第1册，P55）因此，卷五此诗，应作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当时边连宝三十五岁。

所谓“菊社”，一般都是在秋天结合赏菊而举行的集会唱和活动。此诗标题之下原有自注：“赵邑侯观风。”据此推测，本次“菊社”，很可能是任丘地方长官召集本县诸生赏菊赋诗，借以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

关于这个赵姓“邑侯”，经检乾隆《任丘县志》卷七《官师志·县职表》以及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七《官政志·郡官表》等，该时段内均未见记载。联系此诗前一首《志感》小序所说“钱容斋明府八［入］京也”云云来看［1］（第1册，P76），也许他仅仅是在时任知县钱孙振（容斋当为其号）入京之际，临时署理县事。

又此诗第三句“无风何自来王勃”，也有一条自注：“是日有江南孔君与社。”这位“孔君”，显然是碰巧参加的外地客人，只不过同样未详其名。这样，目前已知这个“菊社”的成员，连同边连宝在内共有三人。

这个“菊社”，严格说来不一定算诗社。因考虑到北方地区除首都北京之外，诗人结社比较少见，所以我们特地对它进行介绍。此外如《边随园集》所收《病余长语》，卷一有《同学诸子招入文社不赴，长歌述怀，兼谢诸子》一诗［1］（第5册，P1468－1469），据正文所述该“文社”似乎主要是为切磋时文、应付科举而设，因此可置不论。

附带关于此种《边随园集》，附录之三集中收录边连宝的传记资料，而其友人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四有一篇《随园征士边君传》［2］（P2107－2109），却不予收录，不知何故。又附录之四专门收录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 “边连宝”条内容［3］（P4742－4746），而如能以此作为基本线索，改为直接据有关诸书进行辑录，同时删去那些与《边随园集》既有资料重复的内容，则将更好。

二 湘潭“雨湖诗社”

湖南湘潭“雨湖诗社”，影响相当深远，而具体资料不多。顷从道光年间善化张晋本所撰《达观堂诗话》卷二，见到两条相关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即摘录于次。

起先一条说：

嘉庆戊寅，湘潭诗人结“雨湖诗社”，岁凡十七集，集凡十六人。主之者沈四勿敬庄，次第者秦锦江百二。予尝得其刊本一帙，斗艳争奇，工力悉敌。韩箴泉言《雨湖词》云……蔡铁君牲［甡］云……郭云麓汪璨云……张履庵谦云……尹吉生作翰云……此凤竹禅林第七集题也。僧野岸愿坚云……秦百二云……《吴道子揭钵图》云……。联吟者尚有吴笠樵登鸿、吴河槎禹甲、谢六岭高梓、汪养田本浩、杨春田煦、张云池履信、金锦堂云灿、僧石舟续遁，皆各建旗鼓，工力悉敌，语多难备录。百二号锦江，戌［戊］辰副贡……［4］（P3894－3895）

这里“戊寅”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诗社即成立于该年。一年之内，曾经举行过十七次集会唱和，平均每月至少有一次。有关唱和之作，曾经刻为社诗总集。成员共有十六人，并列有全部名单，社长则为沈敬庄。

稍后再一条说：

僧石舟来，携《雨湖联吟》第二册示我，乃知尚有十一集。续入者，为邑令毛秋伯梦兰、尹辛农作书、胡湘生长庆、郭楚屏如翰。《题雨湖图》云……云系明何公腾蛟乩作，托署尹吉生。又云：“每集拈题角艺，诗成出以相示，同类中不加可否丹黄，自觉不如者即敛袂而退，盖以杜纷呶而泯形迹也。”盖尔时赴集者皆名下士，如兵遇强敌，棋逢国手，羸卒庸工早退舍推枰矣，故其诗皆卓然可观，不比糊名易书，侥幸滥竽也。因已有刻本专行，不具录。为跋其后云：“风花雪月四时天，杨柳当窗水载船。不是诗人善歌哭，雨湖风景亦萧然。”“织贝编珠众手成，越罗吴縠漫传名。除非海外猩猩血，染出红尼照眼明。”［4］（P3898）

从这里可以知道，社诗总集的书名叫作《雨湖联吟》，已经刻有两编。第二编的作品包含十一次集会唱和，时间很可能就在成立的第二年。成员人数，又增加到二十人，包括时任知县毛梦兰。“又云”云云，应该属于社约中的一部分内容。张晋本“为跋其后”的两首诗歌，则可以视为诗社的一个影响。

从上述记载综合来看，这个“雨湖诗社”至少举行过二十八次集会唱和，拥有二十位成员，并且刻过两编社诗总集，还订有社约，因此可以说具有不小的规模，建设得也相当规范。

《达观堂诗话》卷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湘潭秦百二关……诗，才气横逸，曾于《雨湖联吟》见其一斑。”［4］（P4012）以此结合前面第一条的有关叙述，可知“秦百二”单名“关”, “百二”乃其表字，“号锦江”。前面称之为“秦锦江百二”，不但不符合称谓的习惯，而且还导致同条下文“号锦江”的重复，应该是张晋本的一个疏忽。

在张晋本之前，嘉庆年间衡山聂铣敏所撰《蓉峰诗话》卷八开头曾说：

近日湘潭诗社极盛，每值花晨月夕，分韵唱酬，不减前辈风流。其佳者，多出张紫岘先生门下。有吴半江淞，尤为江右杨田村、李虚谷两公所激赏。［5］（P3165）

这里提到的张九钺（紫岘其号）也是湘潭人，卒于嘉庆八年癸亥（1803）［6］（P385）。而所说的“诗社”成员吴淞，已知“雨湖诗社”二十人中不见其名。由此推测，此处所谓“诗社”，很可能出现在“雨湖诗社”之前，并且还不一定有规范的结社形式和明确的社团名称。对于“雨湖诗社”来说，这大概只能算是一种宽泛的先声。后来湘潭罗汝怀，其《罗汝怀集·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五《琴源山房遗诗叙》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

吾乡诗人，自顺治朝以至乾隆，相续不绝。如郭幼隗……张紫岘诸先生，先后辉映。紫岘至嘉庆初犹存。诸老既殁，“雨湖诗社”嗣出，岁会月要，转视前辈为盛。士夫韦布、土著流寓，杂然并进。盖时方殷盛，物力充裕，诸君优闲无事，借此销日。大抵流连光景，求工欢娱。人既不齐，诗亦不居一格，莫名其为开宝、为熙丰元祐也。既而生事日绌，诗社日疏，不复有往日宴游之乐。至道光末，而风流销歇久矣。［7］（P215）

这里不仅涉及“雨湖诗社”与本地诗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它的成员构成、创作特征，以及兴盛衰歇的社会原因、大致时段都做了评说。不过也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雨湖诗社”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具体考察、深入探讨，并且一直到现代乃至当代，湘潭还有依旧称作“雨湖诗社”的诗人团体，虽然相互之间不一定存在直接的联系，却可以共同组成一个同名诗社的系列。

附带关于清末湖湘诗派的领袖王闿运，同样也是湘潭人。其《湘绮楼诗文集·诗》卷十七，有《雨湖在县城西南。乾隆以来，吟社尤盛。其后张仲雅作令，唱和成集。诗老率多颓放，言体格者讥焉。迄今卅卌年，流风歇绝。追溯前波，遂成古调。徘徊堤上，感而有作》二首：

凤竹庵前晓雾生，闲吟无限古今情。

湖堤处处皆非旧，新种芭蕉雪打声。（其一）

仲雅风流酒一卮，吟成刚被雨湖知。

当时已讶无名辈，犹道徐凝有恶诗。（其二）［8］（第3册，P1716－1717）

此题据整理者校记，知其最早见于王闿运光绪四年戊寅（1878）二月一日的日记，上距“雨湖诗社”成立刚好六十周年。王闿运的学生王简，可能根据日记，曾经将此题辑入《湘绮楼说诗》卷一，作为其中的一条［8］（第4册，P2100）。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咸丰朝卷》王闿运名下，则又据《湘绮楼说诗》辗转辑录，并且重新拟了一个标题《雨湖吟社追忆有感》［9］（P11304）。如此其他毋论，至少“雨湖诗社”确定了一个别名“雨湖吟社”，这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原诗提到的张云璈（仲雅其字）, “雨湖诗社”成立之际恰恰已经卸去湘潭知县，不久即返回其家乡浙江钱塘（今杭州）参加“潜园吟社”的活动了，所以前列诗社成员中也见不到他；他在湘潭期间的“唱和”活动，无论是否果真另有“成集”，对于“雨湖诗社”来说也只能归入先声的范畴。

另外清代湖北蕲州（今蕲春），也有一个“雨湖吟社”，或又称作“雨湖诗社”。其成员有李生槃等“雨湖七子”，再加一位释重珂，则称“雨湖八子”，并刻过《雨湖吟社合集》。民国时期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一曾说：

湖南北各有“雨湖诗社”。乾、嘉时，蕲州“雨湖七子”倡和，已见前卷。据王闿运光绪《湘潭志》称：“道光中，李文恭星沅、夏庶常恒等，与湘潭耆宿创‘雨湖诗社’，有《雨湖酬倡集》四卷。”两省文事，前后不谋而合如此。［10］（P214）

其所谓“前卷”，则指《续汉口丛谈》卷五（该处“雨湖”大量误作“两湖”）［10］（P159）。这里其他毋论，所说湖北该社的时间却是明显错误的。李文炤《恒斋文集》卷一，还保存着为“吾族谷友先生”亦即李生槃（谷友其字）等“良友高僧……环居雨湖之旁者凡八人”社诗总集而撰的《雨湖吟社序》［11］（P421）；而李文炤卒于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6］（P273），可见该社必然成立于乾隆之前（后续毋论）。当然，无论是乾隆之前还是所谓的“乾、嘉时”，其早于湖南的“雨湖诗社”，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三 沧浪五老会

同治年间陈其元撰《庸闲斋笔记》，卷五“沧浪亭”条说：

苏州沧浪亭，有水石之胜。……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抚吴，重修之，合苏人暨宦苏者乡贤名宦，为五百名贤祠。落成之日，有“五老会”。“五老”者：内阁中书潘三松奕隽，年八十八；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吴玉松云，年八十一；山东按察使石琢堂韫玉，年七十二；刑部尚书韩桂舲崶，年七十一；江苏巡抚陶云汀澍，年五十。以齿序坐，各赋一诗，文毅有“惟时座上人，长眉多老耋”之句，好事者遂绘为《五老图》。太平盛事，贤达风流，一时传为佳话。［12］（P112）

稍后光绪年间陈康祺撰《郎潜纪闻·初笔》，卷三“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条基本上抄录《庸闲斋笔记》，唯个别字句稍有改易，其中关于结社说：

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抚吴，重修……绘像合祀五百名贤祠。俶成之日，招一时贤士大夫退居林下者，创“五老会”，亦绘像赋诗以张之。［13］（P46）

但是，《庸闲斋笔记》对该条的叙述，原来就有必要认真考察。

今人校点整理的《陶澍全集·诗集》（陶澍谥文毅，云汀其号）卷二有《沧浪五老图咏》，小序说：

沧浪亭既成，与苏城诸老觞于亭上，林木掩映，水石回环，好事者遂摹绘为《五老图》。“五老”者：前内阁中书潘三松先生（奕隽），己丑进士，年八十八，时方坐亭上，右手倚石床而弈。与之对局者，前刑部尚书韩桂舲先生（崶），丁酉拔贡，年七十有一。坐水窗持竹竿而钓者，为前山东按察使石琢堂先生（韫玉），庚戌进士，年七十有二。其一仰卧于笋石间，手书而观，为前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吴玉松先生（云），癸丑进士，年八十一。最后一人拈髭而行吟，蹙然若有所思，画手谓此老为江苏巡抚，前壬戌进士，安化陶澍也。余年甫五十，而画者遽以“老”目余，盖昔欧阳公守滁州，年甫四十，号为“醉翁”；苏子由官宛丘，甫三十三，而坡诗屡称为“先生”。然则余之得与于诸老人列也，亦固其所。“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养老之典尚矣，矧邦之贤大夫乎？旨酒既陈，爰执笔而申之以诗。

很明显，《庸闲斋笔记》该条，主要依据这篇小序缩略而成。其所引陶澍“惟时座上人，长眉多老耋”两句，也出自这首诗的正文。这个“五老会”，结合图画名称自然可以称作“沧浪五老会”。

然而，陶澍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十一月三十日（公元已入1779年，1月17日）［6］（P684），其五十岁按照传统以农历计虚龄的算法乃是道光七年丁亥（1827）。又该诗当初由陶澍自己收入《抚吴草》卷二，编年同样为“强圉大渊献”，亦即“丁亥”。民国时期王焕錪先生所撰《陶文毅公年谱》，将这件事情系于“道光七年丁亥，五十岁”条［14］（P93－94），其有关按语也提出了这两个理由。因此，《庸闲斋笔记》定为道光八年“戊子”（1828），这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陶澍创立“沧浪五老会”再具体一些的时间，根据该诗正文“天气秋后清，水木疏以洁”以及“蒹葭寒露间，一水城隅白”云云，大约应该在道光七年丁亥（1827）的秋冬之际。

“沧浪五老会”的成员亦即“沧浪五老”，除吴云之外，其他三人也与陶澍一样，有诗集传世，并且都有相关的诗歌作品。

首先是韩崶（桂舲其号），其《还读斋诗稿续刻》卷二有《沧浪五老图题后》，编年在道光八年“戊子”（1828），在《十一月十八日［问梅］诗社第七十集……》《十一月二十四日问梅诗社第七十一集……》之间［15］（P540），并且也有小序：

“五老”者，潘丈三松（奕隽）、吴丈玉松（云）、石兄琢堂（韫玉）及予，皆年在七十、八十以上；中丞陶公云汀（澍），年五十。时方修沧浪亭，既成，中丞觞诸老于亭上，为养老之典，好事者遂绘为《五老图》。中丞先为记与诗，而属图中人各系一章。

这里所说的“中丞先为记与诗”，应该就是指陶澍《沧浪五老图咏》的小序与正文。而其《韩桂舲先生自订年谱》将“云汀中丞绘《五老图》……”记在“道光九年己丑［1829］七十二岁”条［16］（P645），那恐怕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其处理结果反而不如诗集作品的排序严密可信。

其次是潘奕隽（三松其号），其《三松堂续集》卷六有《为陶云汀中丞题沧浪五老图》［17］（P208），次于《年届九旬，科逢己丑，蒙恩赏加四品卿衔、重赴恩荣筵宴，恭赋纪恩》六首之前［17］（P208－209）。又其《三松自订年谱》，最末“道光九年己丑［1829］九十岁”条末尾记载：

五月，陶云汀中丞（澍）以《沧浪五老图》索题。图中五人，吴玉松侍御、石竹堂编修、韩桂舲司寇、中丞及余也，各题一诗。余并为题帧首数字，属虞山胡芑香别摹一本，命女弟子顾蕙补图，以识一时文宴之乐云。［18］（P193）

由此可以知道其题诗的具体时间，并且还可以知道《沧浪五老图》另外又有一帧摹本。

最后是石韫玉（琢堂其号，一作竹堂），其《独学庐全稿·五稿》诗卷二有《五老图卷，为陶云汀中丞题。中丞尝作五老之会，因绘为图。图中潘丈奕隽、吴太守云、韩司寇崶皆在宾席，仆亦附焉》五首［19］（P39）。组诗分咏“五老”，其中第二首咏潘奕隽已经叙及前述“重赴恩荣筵宴”之事；并且其前第六题，为《奉和三松潘丈重宴琼林之作》二首［19］（P38），由此可知其大约也作于道光九年己丑（1829）。

以上三家诗歌作品综合来看，很明显都是一两年之后的题图之作。而当初创立这个“五老会”的时候，三家诗集内部都没有见到对应的集会唱和之作。因此，《庸闲斋笔记》该条所谓的“以齿序坐，各赋一诗”，严格说来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另外关于“沧浪五老”的生年，江庆柏先生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有相关记载。陶澍已见上文，其他四人以及正常到道光七年丁亥（1827）的年龄如下。

1．潘奕隽，生乾隆五年庚申（1740）［6］（P832），八十八岁。

2．吴云，生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6］（P302），八十二岁。

3．石韫玉，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6］（P101），七十二岁。

4．韩崶，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6］（P760），七十岁。

持此与陶澍《沧浪五老图咏》小序比对，发现吴云、韩崶两人各有一年误差，分别被少算、多算了一岁，可见该小序本身也并不完全可信。而如果以《庸闲斋笔记》所说的道光八年“戊子”（1828）为基准，那么整个“五老”中更只有韩崶一人吻合。从这个角度比较而言，以道光七年丁亥（1827）相对合理一些。

附带关于今人校点整理的另本《陶澍集·诗集·五言古诗》所录《沧浪五老图咏》，小序中“韩桂舲先生（崶）”的“舲”字、“崶”字，“执爵而酳”的“酳”字，全都印作“啊”字［20］（P364－365）。这很可能是那个时候电脑排版刚刚兴起不久，遇到某些冷僻字难以准确输入而又校对不精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清）边连宝．边随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清）蒋士铨、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钱仲联．清诗纪事：乾隆朝卷（第8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清）张晋本．达观堂诗话//张寅彭．清诗话三编（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清）聂铣敏．蓉峰诗话//张寅彭．清诗话三编（第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清）罗汝怀．罗汝怀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3.

［8］（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钱仲联．清诗纪事：咸丰朝卷（第16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0］（清）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清）李文炤．恒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王焕錪．陶文毅公年谱//熊治祁．湖南人物年谱（第2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5］（清）韩崶．还读斋诗稿续刻//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清）韩崶．韩桂舲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0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7］（清）潘奕隽．三松堂续集//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清）潘奕隽．三松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0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9］（清）石韫玉．独学庐全稿//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清）陶澍．陶澍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