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声无哀乐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议为主要表现形式。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迄于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辩难，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显著最特色。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由于竹林七贤的参与，更由于竹林七贤的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推波助澜。

一 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

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年）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年）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年）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年）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正始末至景元年间，竹林七贤以其特殊身份活跃在当时的玄学论坛上。他们的玄学活动虽然不乏辩难驳议之类的事情，却不像两晋名士那样常常为某一玄学命题争执不休，甚至一定要分个高下输赢。他们通过竹林之游畅言玄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同时又在社会活动中不经意地张扬着玄学思想，推动着当时玄学的流行。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坚定鼓吹者。任尚书郎的时候，他与同为尚书郎的王浑是好朋友。王浑之子王戎当时才十几岁，随父在郎舍，因而与阮籍成了忘年之交。两个年齿悬殊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都崇尚清谈，在谈玄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孙盛《晋阳秋》载：“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去），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浚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浚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惟公荣者，可不与酒。’”阮籍愿意和小他二十多岁的王戎交往，是因为王戎小小年纪就善于清谈。一句“浚冲清尚，非卿伦也”，表明了阮籍对王戎长于清谈极为欣赏的态度。而王戎则是能言之辈，他对阮籍的一番话“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惟公荣者，可不与酒”，看似谈论饮酒，说起来也颇饶舌，但实际上则充满玄理意味。正是因此，阮籍对同为尚书郎的阮浑说：“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以至于他每次与王戎相聚，“必日夕而返”。除此之外，阮籍还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乐论》和《大人先生传》等充满玄理意味的文章，来阐释自己对“三玄”的认识与理解，张扬玄理，鼓吹玄学。

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活动主要发生在自洛阳移居山阳之后。作为竹林之游的主持者，嵇康常常在嵇公竹林里和阮籍、向秀等竹林名士谈玄清议，饮酒唱和。谈论玄理，成为竹林之游的重要内容。竹林之外，嵇康亦经常和向秀、吕安等锻铁灌园，谈论玄理。《文士传》载：“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此处所谓“清言”，与“玄言”同义，是指谈玄清议，《世说新语》和《晋书》都有很多例证。注1嵇康与亲旧共“清言”，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参与玄学活动。除此而外，嵇康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玄学命题的辩难，如与向秀关于养生问题的争论，与张叔辽关于自然好学的争论，与阮德如关于宅无吉凶的争论，以及声无哀乐的争论，等等，都表明了嵇康对玄学问题的关注和对当时玄学重要命题的思考。

注1《世说新语》多以“清言”代指谈玄清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两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又载：“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晋书》亦有诸多例子可证。卷三十五《裴传》云：“乐广尝与清言，欲以理服之。而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卷四十三《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卷四十九《阮修传》云：“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故而在玄学活动中对名教中人不理不睬。《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钟会访嵇康事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此事发生在钟会任中书侍郎时，时间大概在嘉平四年（252年）前后。此时正是竹林之游最为热络的时候，嵇康与向秀、吕安时常相聚，谈论玄理便成为日常议题之一。钟会是贵公子，热衷玄理，不仅加入了当时以傅嘏、李丰等为首的关于才性同异合离的辩论，而且“集而论之”。《魏志》有云：“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钟会慕嵇康高名，撰成《四本论》之后，想得到嵇康的指教和评价，怀揣《四本论》前来拜访，却因担心嵇康不理会他，就远远地从门外把《四本论》扔进去，转身往回跑了。嵇康不理会钟会曾经有过先例。《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魏氏春秋》亦云：“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嵇康性不偶物，与物多忤，对名教中人深恶痛绝。这样一种性格在其玄学活动得到了充分体现。

王戎以善于清谈而广为人知。王戎小时候即能清谈，并因此与阮籍成为忘年交。及其参与竹林之游和进入仕途之后，其长于清谈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云：“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王戎的回答既充满机智，又富有玄理。王戎回忆竹林之游的一段话，也很富玄理意味：“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王戎评价时人，多着眼于玄理，以能清言为原则。其评王祥：“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评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评阮武：“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所谓理中清远、风尘外物、清伦鉴识，都是以玄理论人物，表明王戎在人物评价方面所持有的玄学标准。

向秀的玄学活动，除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和与嵇康、吕安等人在锻铁灌园之时谈论玄理外，主要则是注《庄子》和《周易》。《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向秀还为《周易》作注，有《周易义》。《秀别传》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向秀把自己对“三玄”的理解融入《庄子注》和《周易义》中，并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活动，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山涛、刘伶和阮咸的玄学活动在其社会活动中亦偶尔可见。山涛主持吏部时草拟的《启事》，有些则着眼于玄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载：“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刘孝标注引山涛《启事》云：“（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在山涛看来，阮咸具有很高的玄学修养，是非常合适的吏部郎人选。刘伶的玄学活动，文献较少记载，但其日常生活则处处留下了玄学活动的影子。《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魏国统》亦云：“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刘伶任情自然，土木形骸，已经把老庄思想内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故能“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故能豁达到“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的玄学活动虽然很少见诸文献记载，但其真素寡欲、皈依老庄，却是曾受山涛的称赞。《名士传》亦称其“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阮咸虽然较少参与社会玄学活动，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时时处处在诠释着玄学精神。

二 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

自汤用彤先生把“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的魏晋思想称为“魏晋玄学”以来，魏晋玄学的说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如今，谈及魏晋思想，学界认为其主流就是以“三玄”为代表的玄学。竹林七贤作为这一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名士群体，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兴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说：“魏晋的玄谈，虽由何、王开其端，若非竹林名士在思想上建立玄学的基础，在文字上加以宣传，那风气决不会闹到那种如日中天的样子的。后来一般人，不过继其余绪，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在行为上更趋狂浪而已。”的确，魏晋玄学在正始以后能够逐步达至如日中天的勃兴与繁盛，与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玄学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精神皈依，其性格和行为都鲜明地表现出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阮籍尤好老庄，“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鲜明地表现出皈依老庄的特色；嵇康“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自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对老庄顶礼膜拜；山涛“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西晋玄学代表人物王衍以为，“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向秀好老庄之学，更是广为人知。他的《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对魏晋玄学的兴盛居功至伟；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对老庄思想有深刻领悟；阮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所为与老庄精神暗合；至于王戎，更是清谈名家。十多岁时，王戎就以善于清谈而与阮籍成为忘年交。及其长，更以善于清谈为人所知，史家所谓“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武陔赞其“尚约”，钟会赞其“简要”，都着眼于王戎的简约之风，而“简约”正是老庄思想的重要命题，表明王戎是地道的老庄信徒。

从现存文献来看，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唯嵇康和阮籍较为清晰。嵇康和阮籍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研究魏晋玄学者，自然而然地对二人的玄学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汤用彤先生认为，“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之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认为是名士之楷模”。他从元气说、自然三义和逍遥放任之人生观三个方面，对嵇康、阮籍的玄学思想作了简略论述，奠定了学界对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基本认识。其后有关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而进行的拓展。

嵇阮玄学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阮籍以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自然是万物之本，遵循自然规律是天地和人之本性，故曰“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违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会造成混乱，诚如阮籍指出的那样：“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嵇康认为，人各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在“洪荒之世”保持得最好：“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正是因为崇尚自然，嵇康和阮籍的音乐思想都强调一个“和”字。在他们看来，“和”就是音乐的本质。阮籍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他视自然之乐为达至神人和谐的手段：“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所以，他认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在《礼记》等典籍中，音乐是等级和礼仪的体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的音乐有严格限制，不能僭越，否则就是犯上，就是越礼。所以，当春秋末年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大为愤怒，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季氏用乐僭越，超出了他本应使用的音乐规制。东汉马融云：“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但在阮籍看来，音乐的功能就是“和”，通过“和”来感动人心，所谓“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嵇康的音乐思想虽然与阮籍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强调“和”，他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音乐既然以“和”为体，那么它就无关哀乐，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在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的表现。

嵇康玄学的主要特征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对此有明确表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他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明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虽然是在说自己，实则都是对名教的控诉。

阮籍对名教虽然有些不舍不弃，但他骨子里却是抗拒名教，因而高举“自然”之大旗与名教抗争。他说：“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他认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一个蔑视礼法的“超人”形象：“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阮籍不仅把大人先生塑造为一个任情自然的人物，而且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对名教进行了抨击：“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魏晋时期，摒弃名教者众，但像阮籍、嵇康这样猛烈抨击礼法和名教者，却是为数不多。

竹林七贤玄学的主要表现是任情放达。嵇康的“必不堪者七”，就表现出这样一种任情放达之特色：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揺，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一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所谓“必不堪者七”，都是名教所热衷的，而这些恰恰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所不屑为的。至于沉湎于酒的刘伶，其所著《酒德颂》亦表现出任情放达之特色：“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刘伶对老庄思想的领悟，充分表现在这篇《酒德颂》中。其对名教的蔑视，也在这篇千古奇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大杰先生以为“玄学清谈有他们这般人（指竹林七贤——引者注）出来提倡，不怕它不变为狂潮大浪了”，的确说到了根子上。具体说来，竹林七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倡和行为方式上的示范。

在思想观念方面，竹林七贤的影响虽然未必超过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但嵇康、阮籍和向秀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嵇康在《养生论》、《难自然好学伦》、《声无哀乐论》、《释私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不仅是对老庄自然思想的张扬，而且挑起了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争。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在当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他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但也招致了名教中人的反对，以至于为名教中人所不容。钟会就把“非汤武而薄周孔”作为诋毁嵇康的一个重要理由，对司马昭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并直接导致了嵇康的被杀。

嵇阮的“贵无”思想，在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论。阮籍以为，“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阮籍“贵无”，认为无为则天下安，有为则天下相残：“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这种观点显然脱胎于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但是，嵇阮的崇尚自然和“贵无”，却遭到了来自名教阵营的猛烈抨击。裴的《崇有论》，公开指责阮籍等人。《晋书·裴传》云：“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从，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在《崇有论》中，裴直斥何晏、阮籍“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注2尽管裴等人的“崇有”之论得到当权者司马氏的支持，但由于自正始以来崇尚自然已经渐成时代风气，嵇阮等人的玄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依然有广阔市场，尤其是经过西晋王衍、乐广等所谓“中朝名士”的推波助澜，魏晋玄学在西晋时期愈加兴盛。正如史家所言：“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注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五《裴传》，中华书局，1974。

与玄学思想的影响相比，竹林七贤任情自然、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当时的影响更为显著。竹林七贤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蔑视礼教，把对老庄的领悟内化为精神状态，外化为行为方式。他们游于竹林，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把老庄思想融入吟咏谈笑之中；竹林之外，他们同样疏狂任性，挥洒自由，不把名教放在眼里。阮籍“礼岂为我辈设耶”的质问，把竹林七贤对礼法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而嘲讽之，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吾裈中？”把老庄的任情自然发挥到了极致；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劝慰他：“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回答，涉及魏晋玄学的重要话题——圣人有情无情，这一问题在王戎不经意的回答中已经找到了答案。竹林七贤就是这样用行动来表现他们对玄学的理解和领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整个魏晋社会，促进了魏晋玄学的流行和兴盛。

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和疏狂放达，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这虽然说的是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对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玄学的影响，但既“贵无”且能放达虚诞者，实则是指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在王隐《晋书》中，阮籍等人的影响比较消极：“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相较于西晋，东晋的玄学虽然更为兴盛，但士人对魏晋玄学的反思也开始多起来，王隐并不是第一个。在王隐之前，桓温已有“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之慨！桓温之言虽是针对王衍、乐广等人，但其放达浮诞之风，却始于竹林七贤，王衍等人不过得其余绪而已。

竹林七贤聚会谈玄论道的形式，也为两晋名士所继承。《世说新语》所载西晋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这个故事说到的王衍、乐广、王戎和裴、张华，都是西晋武帝时期的名士，其中王衍和乐广是西晋玄学的领袖人物，其地位与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和嵇康相若。东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暮春之时，聚于兰亭，曲水流觞，把盏吟咏，深得竹林名士之遗风。王羲之《临河叙》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兰亭雅集多至40馀人，规模更胜于洛水之戏。其目的虽然是所谓的“修禊事”，但其形式却是把酒言欢，以文会友。它不同于西汉时期的梁园之游，也不同于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它不是帝王或权贵主导下的文人活动，而是与竹林之游一样，是志同道合者的自发聚会，是文人雅士的诗酒唱和。所不同者，是兰亭雅集少了些竹林之游的自然和超脱，多了些文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和世俗缠绕。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之慨，已然流露出这样的信息。

刘师培先生论及阮籍的影响时说：“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刘大杰先生指出：“嵇阮是学界的权威，王乐又是政界的巨子，玄学清谈由这般人来提倡鼓励，后进之士，自然是景慕放效。退可得名，进可干禄，矜高浮诞之风，于是就日盛一日了。”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在于他们的文章，亦在他们的玄学活动。但比较而言，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和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