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战略的地缘政治学分析

一 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传统的成因及内容

（一）地理环境与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政策的形成

众所周知，英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欧洲发展史上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从地理位置上看，英国与欧洲各国并不接壤，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开来，它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岛国。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使英国免受了无数场欧洲战火的直接殃及。海洋作为英国的天然屏障曾帮助英国人成功地抵御了来自大陆的入侵者，如16世纪后期的菲利普二世、17～18世纪的路易十四、19世纪初的拿破仑和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英国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地理位置使英国人有一种很深的优越感，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岛国情结。早在莎士比亚时代，大文豪就对自己的家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理查二世》里冈特的老约翰说得明明白白，他说：

这大自然为自己营造

防止疾病传染和战争蹂躏的堡垒，

这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小小的天地；

这镶嵌在银灰色大海里的宝石，

那大海就像一堵围墙，

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

岛国情结使英国人感到自己的领土不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只是欧洲的邻居。英国著名史学家伊·勒·伍德沃德曾说，“大不列颠岛孤悬欧洲大陆西部边沿，其发展不在欧洲历史的主线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种情结，同时对英国的各种传统，如外交传统的形成和延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外交家朱尔·康邦持认同态度，并明确指出了地理位置对一国外交的现实影响。他曾写过一本分析大国外交政策的论著，在其中关于法国的一章中开篇就指出：“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也是它为什么必须有一项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他继续说，地理上的客观事实是最强大的因素。一国可以更换其领导人或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因此，地理，或者说地缘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外交政策或世界政治的根本出发点。的确，我们通过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保护自己的海岸线。同样，历史上俄罗斯和中国始终拥有庞大的陆军，以保卫本国漫长的边境线。美国为两大洋所隔，得以在19世纪奉行孤立政策。当然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还有许多其他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自然条件、国民、体制、领导人的思想等，它们有时候也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英国史专家帕克斯曼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有一句格言说：地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存在民族心理之类东西的话，它或许也是地理创造的。假如德国军队不是如此经常越过法国边境，法国人是不是也会对德国产生那种持久的恐惧心理？假如瑞士不是个多山之国，它能不能保持它不区分是非的繁荣？犹太人正因为缺乏地理概念，所以才创造出犹太复国主义，它是20世纪最强大的思想之一。英格兰人生活在一个海岛上，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基本的、最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当中，英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而不需要一支常备军来防御可能的入侵。欧洲大陆国家无法使自己的军队越过本国的疆界，除非结成联盟或进行战争，而保卫不列颠群岛的英国海军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旦他们投身大海事业，英格兰人便把欧洲的其他地方看作麻烦。丘吉尔曾对下议院说：

任何欧洲大国首先都得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我们生活在这个幸运的、快活的海岛上，岛国地位免去了我们的双重负担，我们可以集中努力和注意力发展舰队。我们干吗要牺牲一种我们肯定能赢的游戏，而去玩一种我们注定要输的游戏呢？

英吉利海峡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英国跟邻近的和遥远的国家的联系。任何入侵英格兰的计划，都牵涉庞大的组织工作——船只配备，无风天气。英国不存在让侵略者可以径直越过的边界。与世隔绝的位置也提供了有选择地参加战争、结成联盟和参与阴谋活动的机会。一旦英国开始筹划建立一个帝国，只有海路才可以通向这一帝国的各个部分，而欧洲大陆的纷争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也就是说，在地理位置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如果英国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它就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航道发展同周边或远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英国便自然而然地形成对欧洲大陆的“孤立政策”——对欧洲大陆的纷争由于不存在既得利益而漠不关心。这一点正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认为的，“一国是否临近海洋、缓冲国或威胁性大国影响到其对联盟方式的选择与扩张倾向”。

英国采取孤立政策，其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1866年，普鲁士军队在萨多瓦战役中击败了奥地利人，从而为德意志帝国奠定了基础，这被当时欧洲历史学家看成欧洲大陆国际政治迅速发展的标志。10天以后，当时的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英格兰发展得比欧洲大陆还快。”他觉得，“英格兰没有必要介入欧洲事务，不是它的势力衰落的结果，而是它实力增长的结果。英格兰不再仅仅是个欧洲大国；它是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的宗主国……它不仅仅是个欧洲大国，实际上更是个亚洲大国”。迪斯累利的话侧面表明对欧洲孤立可促进英国的长足发展。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好处。自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岛国的地理位置使英国蒙受了历史过多的垂青和眷顾。随着地中海贸易区的衰落和新航路的开辟，不列颠群岛一下子成为大西洋航线的交通要冲，英国迅速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制度与政策上的革命和不断改革，也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保证。先是工业革命起源于斯，在全球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做了整整200年的火车头；然后是海外殖民，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舳舻相继，转运千里，进而塑造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孤立态度，进而对欧洲大陆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隔离不应被无限夸大，因为英国是欧洲大陆的“邻居”，而且是“近邻”。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离开的水域并不很宽，即使是在航海技术低下的时代也并非不可逾越：北海最宽处只不过300英里，英吉利海峡的最宽处约为120英里，而其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只有21英里。在11世纪以前，由于自身防御的虚弱，英格兰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外来入侵。比如，公元前700年，克尔特人诸部落侵入不列颠；公元前55年，罗马大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远征不列颠，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再次入侵不列颠，公元82年罗马帝国将不列颠彻底征服并作为45个行省之一。在罗马帝国经略不列颠的同时，从5世纪开始，一些“蛮族”（包括苏格兰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弗里斯人、朱特人）也开始大规模侵入不列颠。入侵者把不列颠群岛当作了自己的家园。18世纪初期，英国已经是一大强国，并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大捞了一把，而当时执政的托利党首相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还是说：“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海岛上，而且是欧洲的主要民族，但要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地理形势，这一点我们忽略了近半个世纪。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个部分，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他们的邻居。”因此，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孤立”态度并不代表欧洲大陆对英国也采取“孤立”态度，只要是有利可图，入侵者的铁蹄是不会在乎大陆和海洋的阻隔的。英国的安全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的，只要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岛国安全就不会令人放心。所以，即使英国在近代历史上风光无限，也没有抛弃对欧洲大陆的保持“均势”的传统——依靠欧洲国家之间互相制衡防止出现一个力量足以威胁海岛安全的国家。“荷兰对岸的一个小岛，它为四分之一人类的幸福负有责任”，这句话可以反映英国当时的举足轻重，同时也说明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干预是很明显的。正如英国史学家约翰·劳尔（John Lowe）所说：“英国曾被描绘成‘航海之国’，虽然这只是一种错觉，但对位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英国来说，这一地理位置却对其外交政策有着深远影响。简单地说，这意味着英国与其邻国不同，它似乎有这样的选择：要么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事务，要么采取从欧洲‘孤立’出来的立场。后者往往并非其真正的选择。”实际上，“均势外交”一直是英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很多时候是服从“均势”的。“孤立”与维持“欧洲均势”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历史上，英国曾多次利用纷争不已的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达成一种力量均衡的状态。维也纳会议期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认为，既然英国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欧洲任何强国的威胁，那么在欧洲事务中倒不如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当欧洲领土均势被破坏时，它能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同时它又绝不在任何“具有抽象性质的问题上承担义务”。这是因为，欧洲列强的均衡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形成超霸型的强国，就会立即威胁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不管。但是，如果这种均势维持得很好，欧洲列强的力量主要消耗在其内部均势上，无暇危及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也绝不主动去招惹它们，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海外。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扮演着欧洲的“操纵者”角色，保留制衡欧陆列强的自由，而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之境。罗伯特·A．帕斯特说，英国外交政策是“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英国认为，任何有能力主宰欧洲的大国会倾其力量威胁英伦三岛。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英国扮演了平衡者的角色，利用自身的重量保持天平的平衡，阻止欧洲大陆上崛起这样一个大国”。英国历史上知名外交家艾尔·克劳也不断提醒英国人：“制止从（欧洲霸权）地位出发滥用政治支配权的唯一途径，在于利用实力相当的对手，或若干国家组成的防卫联盟的反对力量。以这种力量组合形式建立起来的平衡在技术上称为‘均势’。英国安全政策的目的始终是维持这种均势，这几乎成为历史常识。英国维持均势的方法是把自己置于天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总是放在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独裁相对抗的那一边。”

（二）“均势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变

英国“均势外交”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它的外交政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世纪到17世纪中期，是英国积极向大陆扩张时期。

大陆在中世纪英国外交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外交中有一种浓郁的“大陆情结”。这种“大陆情结”起源于此前一千多年里来自大陆的历次入侵，1066年征服者威廉作为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更加深了这种情结。随后威廉的外孙，金雀花王朝建立者亨利二世于1154年入主英格兰，并向大陆大规模征服。亨利二世的儿子“狮心王”理查在当政10年中一直与欧洲大陆各国君主混战，抢夺地盘。14世纪，在英王爱德华三世治下，英国“大陆情结”再度勃发，在征服了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后，英国军队将目标转向新的战场。1337年，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法国爆发了争夺大陆控制权的百年战争。在从1337年到1453年长达百年的战争中，英国遭到法国军队的强有力阻击而失败，再也无力向欧洲大陆发起有效的进攻。此后100年，英国固守加来港和敦刻尔克，试图保留这种“大陆情结”，直到这两块领地最终丧失。英国被迫放弃对大陆的扩张，开始积极经营周边海洋这一天然资源。1558年，年仅25岁的伊丽莎白登上英国王位，英国开始大力向海洋发展。通过战争和海外贸易，英国很快发展起来，终于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1688年“光荣革命”标志着近代英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大力向海洋扩张，与此同时，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孤立”和“维持均势”并举的政策。

在第二阶段，英国首要的是采取孤立政策，对欧洲大陆事务基本无暇顾及，积极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同一些大国争夺海上利益，并最终确立了在海洋上的霸权。早在1723年，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首相就说过：“我的政策是尽可能长久地不受条约束缚。”博林布鲁克勋爵在1743年简洁地总结了英国考虑何时负担义务：“我们应该很少卷入大陆事务，更不会从事一场地面战争，除非出现这种可能，非要英国出面才能阻止平衡局面被颠覆。”19世纪美国海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论》一书中对近代英国的战略做出过精辟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上保卫本国，也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来设法扩充领土，那么与以大陆作为部分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以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马汉的论述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在此阶段的大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就是所谓的海洋战略。

为了发展海洋事业，英国耗费了巨额资金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8世纪50年代英国就有多达120艘船只的舰队，英国的国债从1700年的1400万英镑增加到1815年的7亿英镑。但是英国建立海军的巨额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英国的财政负担因海外贸易的增长而得以减轻，而英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因此，在18世纪50年代，英国坚持认为“贸易与海军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在发展海洋事业过程中，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孤立主义与其相伴而行。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及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孤立也并不是绝对的。18世纪以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逐渐强大，轮番向英国的海洋霸权发起冲击，并直接威胁英国的本土安全。这使英国认识到单纯经营自己的海洋路线还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安全与发展。于是，在承接以前的孤立主义传统基础上，英国还积极采取干预手段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

1688～1815年，英国多次介入欧洲大陆的争斗以反对出现的霸权国家，尤其是法国，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使不列颠帝国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它还借助对欧洲大陆的孤立，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积极经营自己在世界的利益。1803～1901年，近100年间英国进行了50次大的殖民战争。通过暴力战争，英国夺占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片土地，最终创造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英国的外交大臣们在19世纪时总结了英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对和平的渴望、全球贸易的扩张、对比利时海岸线“中立”的关注，以及对某一大国独霸欧洲大陆的抵制。

第三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在扩大自己的帝国的同时，面对欧陆列强的挑战，逐渐放弃孤立政策，实行积极的均势政策，最终采取了与法国结盟的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时，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以美国、德国为首的新兴强国后来居上，逐渐赶超英国，并向英国的全球利益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时期英国暂时放弃传统孤立政策，而采取结盟政策，联合法国来制衡德国力量的增长。这种制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后起国家向英国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英国在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孤立政策，寻求同盟。1902年，为了阻止沙俄在远东的扩张，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这是英国放弃孤立政策的标志。但是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寻求同盟者，以对付德国。由于此时英法在西非、东非和东南亚的利益矛盾逐渐缓解，而德国一直是法国的死敌，于是，法国就成了英国争取的对象。1903年，力主英法接近的英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Ⅶ）访问法国，开启了两国合作的新时代。同年7月，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Émile Loubet）回访英国。随同访问的法国外长德尔卡塞（Lord Delcassé）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Lord Lansdowne）进行了谈判。经过半年多磋商，1904年4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英法协约。随后，英法在第一次大战中结成同盟击败了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许多优势都在炮火中化为灰烬，自己一百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有拱手让给美国的趋势。因此战后的英国力图维持已取得成果，更加关注联合王国和帝国的事务，希望全面恢复商业、经济和市场的正常运转，防止出现地区霸权而破坏稳定与和平，使英国的商品在日益稳定和规范的欧洲市场上有好的销路。于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继续采取均势政策，并从这一政策中衍生出一战后英国对欧洲的所谓“和平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