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出现到重视：20世纪30 40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

关注中国问题的“边疆人”

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政治和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拉铁摩尔的人生故事可谓波折而奇妙。[20]数十年的在华生活经历，尤其是在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考察和游历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着极为敏锐的感觉与认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中国边疆为主要着力点，并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地放到中国问题讨论议题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种与传统民族史研究中以族类标签凸显的“民族人”所不同的“边疆人”视角，使拉铁摩尔的理论在认识中国问题与周边关系方面具有了某种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正是传统中国学术界在边疆认识上所忽略或者说欠缺的。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洪流中。当时学术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多以文化和政治议题为主，并主要以“儒教中国”作为整体的背景或平台，对于整体性的边疆及其地位的认知还处于传统视域的笼罩之下，一方面依然看重边疆研究中的博物传统，强调对边地社会、风俗与物产的记述，而另一方面，在当时外敌环伺的背景下，又十分强调边疆研究的致用传统，力图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和知识准备。对此，正如顾颉刚所言：“‘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21]而拉铁摩尔边疆实践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引介与发扬，则为中国的边疆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可能，并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增添了新的色彩。

由政治到学术：20世纪30年代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的认知

20世纪30年代，世界风云诡谲多变，历史正处在巨变前的微妙时期。当时日本在东亚大陆步步紧逼，在1931年之后侵占了中国东北，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伴随着沦陷区经济建设活动和科学考察活动的中断，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认同遭受严峻挑战，边疆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开始成为学界与舆论最为关注议题之一。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中，顾颉刚、史念海两位先生在担忧当时政治时局的同时，更是对国家之命运忧虑不已：“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22]可以说，当时国内学人已经注意到了近代国际时局变动中所出现的边疆问题及其紧迫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边疆问题本身在当时往往只是作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号召口号之一，[23]对于边疆问题本身的结构性和主体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这种局面在国内学界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的引介过程中逐渐得到扭转。

拉铁摩尔人生的前二十年没能如愿实现知识青年按部就班的通往大学的梦，却阴错阳差地塑造了他对中国边疆的初步印象与兴趣，并将这种兴趣一直保持了下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要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24]当时的拉铁摩尔主要留在商业圈里，与学术界还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只是偶尔会参与知识界的一些活动。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变化。整个30年代是在拉铁摩尔和他妻子的中国东北之旅中开始的，他“成为唯一一位曾在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地区广泛游历的美国人”。[25]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对中国新疆的数次考察活动之后，在对中国整体边疆认识兴趣的驱使之下，拉铁摩尔开始对中国东北的历史与社会产生兴趣，并以此为契机丰富和完善了他的中国边疆研究范式。在这次考察活动结束之后，拉铁摩尔又回到北京，整理相关的研究材料，随后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满洲的蒙古人》等。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初的拉铁摩尔及其中国东北之旅，是一次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碰撞，他经由考察所获取的知识与经验，不仅使他认识到理解历史时期和当时中国东北问题所必需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为他之后对中国东北在中国内陆亚洲边疆中特殊地位的新认识提供了经验与文本。随着拉铁摩尔在中国东北考察活动相关学术成果的发表，国际学术界开始对其成果有所关注与评述，进而引起国内学术界对其相关成果的引介与认知。从1934年到1938年的这几年时间，是拉铁摩尔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既进行田野调查，同时也参与北京的相关研究活动，并跟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理查兹（I. A. Richards）、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费正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顾立雅（H. G. Creel）、克拉布（O. Edmund Clubb）、詹森（Nelson T. Johnson）以及伊罗生（Harold Isaacs）等人多有交往。[26]在这一时期，他还结识了从德国来华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并与他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学术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当时的拉铁摩尔并没有刻意介入中国的学术界，他正努力学习蒙古语，并力图将之与实地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当时的他更多的是一个田野实践者，还没有进入学术圈的中心位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实际上同北京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没有接触，在那些执教于中国各大学的外国人中朋友也较少。我对偏僻的乡村感兴趣，在内地旅行结识那些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我对中国全局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单个政客的兴趣。”[27]但这并不意味着拉铁摩尔本人对外面的世界和学术舆论不闻不问，事实上，在这时期，他跟当时在北京的许多外国记者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如斯诺等人。可以说，拉铁摩尔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经由新闻界而逐渐形成并进一步拓展的。当新闻界的声音逐渐跨越单纯新闻的界限并进入地缘政治的国家话语的时候，国内学术界也就必然地出现了相关的回应。1933年，拉铁摩尔发表在《亚洲》（Asia）杂志6月号上的文章《日本占据长城的历史意义》被介绍到中国，蒋廷黻在该文导语中对拉铁摩尔之前在东北的研究及其《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深为赞许。在这篇文章中，拉铁摩尔特别强调了长城在历史上所展现的特殊意义：“从长城建筑之日起直到二千年后，中国历史的机轴是在这个北疆；二千年后，西人航海到了远东，然后中国才受制于海疆。日本大陆政策的成功实使海上有霸权的诸国不再能干涉中国，这些国家自然要丢掉在中国的许多特权，重变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些商人而已”。[28]可以说，正是从那时开始，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认识开始从对其经历的简要介绍向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以及对时局的观念转变，并将相关论述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受侵略危机结合起来。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拉铁摩尔的学术研究，并经由中国国内的引介进入中国学术与政治讨论当中：“拉梯磨亚（Lattimore）是最近欧美人中的著名的中国研究者。他说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海洋国家欲自中国海口侵入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主张者，只看见中国大陆的海口，而不曾看见它的背后地。支配中国的，绝不是从海口侵入者，而是从大陆背后伸出来的势力。这是历史上所告诉我们的事实，亦是事实上所必有的现象。他们筑万里长城，他们极端嫌恶及敌视大陆背后的异族，亦是由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背后的威胁是最可怕的结果。实际上，曾有多种异族自大陆背后伸入中国内地来支配中国，作中国的主人翁。这些史实，拉梯磨亚是看得很清楚的。”[29]

193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约翰声》双月刊刊发拉铁摩尔《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一书中的部分，并以《到新疆去》为题，译者孙祖鑫在按语中指出：“要预防列强对我国在亚洲中部领土野心的实现，我们必须先要熟悉那边的一切风土人情，然后可以和他们团结起来，因为交通的不便，使旅行感到十分困难。同时，此种长途旅行也不是人人能去而愿去的，在此环境下，我们只可以藉文字的宣传，使人人能够知道那边的一切，因而发生兴趣，这是译者的本意”。[30]孙祖鑫还简要介绍了拉铁摩尔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在华经历及其著述情况。也是在同一年，侯仁之译介了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一书中的两章《蒙古的盟部与旗》和《蒙古的王公、僧侣与平民阶级》。[31]

1938年，《集纳》杂志引介了拉铁摩尔先前发表在《太平洋事务》上的文章《“局部”战争与世界战争》， [32]作者在文中指出：“去年夏天，日本在北平附近制造‘偶然事件’，这很明白是又一次的‘局部’战争，日本想从此控制平汉路，以威胁中国的心脏。日本希望这能吓到南京，而以和解来取得中国。可是，出于一般政治家和军官的意料之外，中国全体士兵‘敌忾同仇’的战斗意志，却使这次‘事件’无法局限于某一个区域。战事蔓延到天津，到上海，到绥远……日本碰到了一个团结的中国民族，这比所谓‘地方事件’要严重得多了”， [33]而随着战事的推进，拉铁摩尔将中日战争的前景分为三个结果，其一为日本彻底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力量，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殖民地；第二个结果则是中国的抵抗力量在短时间内将日本赶出国门；第三个可能则是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中国沿海大部分的土地，但却不是决定的。到那时候，日本碰到了不易征服的内地，可又不能不去征服它”，而这种情况就使得“日本在二十世纪，各种消耗自更形迅速而巨大。目前中国的一党政府也许会改成战时混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无论参政与否，必将一天天的重要起来。”在这三种战争结果当中，拉铁摩尔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最大，而且更是预见性地指出：“世界和平需要着每个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和西班牙的同情和援助，他们正在为着保卫自决权而斗争。只有支持他们并阻止‘局部’战争的发生，我们才能避免威胁文明的世界大战”。[34]而这种对当时时局的敏锐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几年后拉铁摩尔以学者身份参与中国政治的预言。

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国内舆论与学界对拉铁摩尔的引介，基本都围绕他的边疆考察、时政论述加以展开，在对拉铁摩尔具体学术活动和观点的报道方面还显得较为滞后，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对于拉铁摩尔学术理念的缓慢接受过程。

从学术到政治：20世纪40年代的拉铁摩尔及其理论演绎

进入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战火已经燃烧起来，纳粹德国的势力一时间势不可挡，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日美矛盾也一触即发，新的国际态势正在进一步向失控的局面发展。这时候的拉铁摩尔已经不再是新闻界圈子和话语中的小人物，而已经成为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具有深刻洞见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曾经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蒙古的活动；也有从伦敦观察西班牙内战的经历，注意到英国所有年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作为志愿军涌向西班牙，为共和国而战。而且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不要发生内战。有一点已经明确，即当罗斯福赞成像统一战线这样的安排时，他愈来愈确信，战后关于中国的重大决策将不在中国作出，而是由美国和苏联拍板，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的良好谅解是至关重要的。”[35]而20世纪40年代拉铁摩尔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他这一亲苏而又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象征性地成为美苏之间权力关系协调的历史见证人，成为他人生经历中从学术到政治的重要一环。

1940年，《时与潮》发表了拉铁摩尔的《论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一文，该文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有时可以是一个迟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过长期停顿状态之后，要发展而成为突变，其变化之速，能使旁观者惊奇，甚至亦可使参加者骇异。即如日本妄想征服中国，在三年尚未成定局的血战中，已经有奇异的演变发生了。亚洲战争的胜利，在现在已经不再看其他各国是否与中国以援助，或是否制止日本取得侵占中国的工具了。在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或能被出卖，今日之下，中国却不再是任何人的出卖品了……显而易见的，中国业已成为亚洲弱小民族的先锋与保护者了”。[36]在文中，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战局的停滞状态，并不仅是停顿而已，实在是德意计划以及日本野心的一大退败。对于中国说来，停滞状态的意义，只是延期胜利罢了。对日本说来，其意义便是征服的失策”。[37]而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推进，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无论任何情况发生，欧洲权力的旧日结构都业已永远消逝了。随之而俱来的，太平洋帝国的旧日结构便也消逝了。这些人民、这些土地、这些财富、这种贸易，还是健在如初，但问题重心业已转移到中国来了。彻头彻尾的，这都与美国有痛痒之关。由于中国战争的性质是为独立而斗争，所以从欧洲转到亚洲来的任何战争，都不能仅限于为远东各大帝国的重分配而战。在混乱的局面中，逐渐清楚的产生出自由的争取来了。这种自由的争取，既不能反对与阻止住，也不能被战败下去—就因为中国不能被战败。而中国将来如何，亚洲也便将如何”。[38]

在同一年，国内出版的《外交季刊》也发表了拉铁摩尔一篇旧文的译文，题为《中日战争之新意义》，译者在按语中指出：“本文之作，尚还在德意日三国同盟公布之前，然著者在本文中，却已指明日寇在远东之侵略政策决不能与英美利益相协调，暗示日寇必有联合轴心国家以威胁英美在远东权益之可能。著者复指出中国抗战在远东弱小民族解放中之领导地位，观乎今日之越南情况，益信著者之远见。著者在最后指出英美在远东应争取苏联的合作，这可说是解决远东纠纷的正当途径”， [39]而颇为凑巧的是，浙江出版的《民族》杂志也同样在1940年刊发了该文的另一个译文，名为《中倭战争的新意义》，文中按语称：“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特别着重说明中日战争与欧战的交互影响，中国抗战对于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具有决定作用，因而指出过去英美不以平等地位看待中国与利用中国，投机取巧的心理与政策，是错误的，美国要想保持他在太平洋的权益，必须改变上述陈腐观念与错误政策，认真的站在同盟者地位支持中国抗战。这样的论调在美国一般资产者舆论中尚属少见，颇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文中有些观察与论断是不正确的。”[40]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尤其是在1941年6月28日拉铁摩尔被正式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之后，国内对于他的个人情况及其学术观念的介绍一下子多了起来。拉铁摩尔于当年7月19日抵达重庆，当时就有国内报章引述他的话说：“余在华期间，大部分时间系消磨在西北新疆、蒙古一带，因余对于中国边政，极感兴趣。余对山西、蒙古及华北各省方言，颇为熟谙，彼此会谈，尚可勉强应付”， [41]“自中国作抗以来，此为余第一次得机来抗建中心的重庆，衷心至为愉快。余对中国抗建，素极同情，此来系为中国自由奋斗之领袖蒋委员长服务，余之今后工作，将由蒋委员长指定，一切惟蒋委员长命令是从”。[42]而国内舆论对于他的身份也多有猜测，正如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所提到的：“拉氏是什么样的人？不远万里而来，将对我国政治有何种贡献？”，文章进而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三十年来第二位美国顾问，“中国聘请美国籍的顾问，三十年来只有两人，第一个是民国初元袁世凯所聘请的古德诺（Goodnow），第二个就是这次蒋委员长所聘请的拉铁摩尔氏了。古德诺氏迎合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激起了中国数十年来的内战，招致了空前的外侮。但是拉铁摩尔氏却绝不是这样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是由美总统所郑重介绍的，不仅是因为蒋委员长的伟大睿智，而且更因为拉铁摩尔氏早时的言行思想也和古德诺氏完全不同的缘故”， [43]并称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先后去蒙古新疆三次，对于中国西北的情形，有深刻的了解，也就在这时，不仅学会了汉文，而且学会了北京话、山西话、陕西话和蒙古话，蒙文俄文也能谈能写能用，甚至还唱得一口好‘秦腔’……并与上海、北平、天津等处的新闻界发生良好的关系”， [44]这些报道使更多地国内民众认识到了一个并非高高在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中国的感情的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的拉铁摩尔。而拉铁摩尔也不无预见性地指出，现在是美国援华抗日的时候了：“一九四〇年的形势，给我们一个突然的打击。法国崩溃了，而中国却依然独立抗战。同时，决定安南之命运的，不是英法而是日本，她不仅侵占了这法国在远东的遗产，而且威胁了荷印和新加坡。由于日本侵占外人在华经济利益的成功，她已扩大其威胁及于中国以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战不胜中国，她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尊敬，和她对于不敢大量援助中国的国家的军力的轻视，竟有同样分量。即使最热心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人，也从未想到怎样‘拯救中国’。一九四一年，美国人最关心的是怎样避免参战，这不是援助中国与否这样简单的问题所能解决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三种因素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支持中国继续抗战，以保护我们的侧翼及牵制日本。我们只有尽力帮助中国加强其力量与团结，才能达到这一目的”。[45]

借着国内舆论对拉铁摩尔的报道热潮，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译本以《中国的边疆》为名于1941年12月出版，[46]这一中译本面世的时间与英文原版出版时间（1940年）相差不过一年，引介十分迅速及时，并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在译者赵敏求介绍拉铁摩尔此书的文章中，介绍了美国边疆研究的缘起以及对华边疆研究的基本范式，认为“美国的真正边疆地区是一八九八年左右消灭的，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而美国人民的边疆心理，也仍然支配其行动及思想的重要部分。欧温·拉蒂摩的这一本《中国的边疆》，其写作立场也是根据这种‘边疆观’立论的”，而“这一本书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地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一般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及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这一本书以中国的四大边疆地区—东北的森林、内外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沃洲、西藏的高原—为研究对象，随时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作比较研究，并且特别注重中国的汉族文化及边疆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相互影响，十足表现‘边疆观’的风尚”。[47]并认为该书“在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边疆史，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48]当时的《时事月报》在对该书中译本的介绍中认为“本书不为传统所蔽，不为表面现象所眩，纯以客观态度对中国边疆社会作深入的探讨，而特别注重中国的汉族文化及边疆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相互的影响”。[49]在后来的《中国的边疆》译本中，赵敏求 [50]再次强调了译介的必要性：“在某一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深具边疆心理的民族。每一个边疆社会—两个文化的接触—必然有其力求本身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发生中国的边疆问题—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次帝国主义’，虽然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在应用这个名辞时他也具有若干成见。赖德懋尔写作这一本书，就是企图以‘边疆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由于‘边疆’的存在，赖氏用边疆现象作根据，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的形成。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这原是近代史家的一种风气，显然受有‘唯物史观’的影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以经济社会观点去解释历史，远胜于把历史写成英雄传奇。但是事实上，历史现象的形成，‘人’的成分也占极重要的地位。赖氏是属于经济社会学派的历史家，忽视历史的‘人’的条件，在他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在本书中却有极重要的贡献，最少对中国类似提出若干值得重视的新解释。例如他坚持一个史前原始中华民族的存在。其后因为环境不同，文化的发展因之发生差异，于是又因之而分别成‘汉族’及‘野蛮民族’。事实上，这许多‘民族’仍然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一点在今日特别重要，一般坐在亭子间或四合院中的朋友，看了几本外国‘作家’别有用心或者根据欧洲民族问题论而产生的偏见而写的著作，高谈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可以把赖氏所提出的‘原始中华民族’问题，切实研究一下—如果不愿意自囿于‘大纲’或‘教程’之中的话。……对于中国边疆，赖氏也强调‘边疆社会’的重要—这是‘边疆观’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由于两种不相等文化的接触和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两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作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他在本书中极力地作客观的讨论，虽然由于其个人的人生观的原因，有若干个人的见解。但是就大体说来，这是近代论中国边疆问题的有数巨著，值得我们详加研究的。”[51]陈宗祥也同样指出：“历来有不少的西洋旅行家，仅至我国边疆走马看花的游览之后，归就观察所得著书。把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歪曲很多，贻笑大方。此外，还有不少位为虎作伥的探险家，以各该国政府做后盾，从事危胁我国边疆的探险工作，如法人胡克司铎之于滇越，英人台维斯之于滇缅，日人矢岛及英人贝尔之于西藏，以及斯坦因之于新疆等等工作，实予我国以莫大的威胁，并且在各国外交史上留下污秽的痕迹。但是著者匪特没有上述的弊病，反而求真理的态度，一再深沉的查清我国边疆问题的病源，而且指出解救的方策，的确是值得我们钦敬的”。[52]此外，当时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了他的这本名著。[53]

1942年的《西北问题论丛》曾以《蒙古新疆问题专家：拉铁摩尔》为题对他的事迹与学术做了介绍，称他受“上海《字林西报》的伍德海所赏识，得到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的资助，考察中国西北。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中，他已经深入蒙古、新疆三次，在游历中国西北中，他不断写给《字林西报》通讯，陆续出版过几本蒙新问题专著，便成为蒙新问题专家。一九三三年他得到美国地理学会奖章，加入太平洋学会，编《太平洋季刊》，直到被聘为总裁政治顾问”。[54]而在拉铁摩尔离开重庆时，有报道指出他已经预计到了中国今后在世界中的强大地位：“余来华时，余之任务即为现代最伟大之人服务，及在其领导下工作若干时后，余深感蒋总司令人格之伟大，并明了中华民族由其领导下所建立之事业之意义。中国今日已非孤独作战，中国现已进入于领导世界之位置，尤以在为民主自由及正义作战之国家中，中国已获得其法律以外之平等，其所获之地位，已影响全世界之各民族及国家。”[55]

在拉铁摩尔返回美国之后，国内报章对他的介绍渐少，但还有一些后续的报道与译介，如赵敏求在1943年刊发了拉铁摩尔《云南：东南亚洲的枢纽》一文，[56]强调了云南在东南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二战”结束尤其是1946年之后，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报道更少。1946年，当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微妙关头之时，当时的报章曾经直接以《听听拉铁摩尔的话》为题，指出当时某些人正在挑拨中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57]在同一年，拉铁摩尔关于美苏在华关系的多篇文章被引介进来，引起巨大反响。[58]

1947年之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因战区位置之故，国内对拉铁摩尔蒙古地缘研究的文章有所介绍。例如《边政公论》就以《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问题介绍了他进行的相关研究。[59]而《申报》则以援引当时已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拉铁摩尔的话，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必要加以根本性的改变，以提升国力。“目今中国接受工业与技术援助之能力有限，故其社会结构须予改组。中国人口虽多，劳工极度缺乏情形，仍存在于全境。”[60]进入1948年，随着内战中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拉铁摩尔所做的对于中国问题的敏锐论述，尤其是关于援华问题的看法重新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例如《观察》即专门刊发拉铁摩尔曾于当年12月12日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的危机及其将来》一文的中译文，意在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以重新面对中国的新局面。[61]

在整个40年代，拉铁摩尔在中国国内舆论的报道中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者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人物的转变，这是一种从学术向政治的报道转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拉铁摩尔本人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以最快的速度被整体性地介绍给国内学界，为当时的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的边疆研究热潮。而如果没有国内舆论对于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报道热潮，他的代表性理论作品的及时引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学术界对拉铁摩尔边疆研究的相关专业性关注之外，国内一般舆论主要关注的都是拉铁摩尔对于当时战争时局与地缘格局的相关论述。

问题史与边疆的“新发现”

每一位杰出者都受惠于他的时代，同时也受限于他的时代。作为一位尚处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并在此度过青年时代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本人所具有的对中国社会的亲近感以及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兴趣使他敏锐而成功地发现了中国边疆与边疆社会在中国历史与社会演进中的新意义，并通过新闻界的拓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这是他受惠于时代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对于现实政治并不怎么敏感的学者，拉铁摩尔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陷入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态当中，并在这过程中深感无助，其本应局限在学术研究和讨论层面的对苏战略最终被演绎为政治层面的话语，并最终在50年代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最终不得不远走英伦，这又是他受限于时势的地方。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疆研究传统范式向现代研究转型的时期。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本位的边疆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开展，开启并引领了重新认识和记述中国边疆历史与边疆社会的热潮。而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几个因素，即中国边疆研究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现代学术信息的高效传播，[62]拉铁摩尔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学术与舆论环境下逐渐被认知和关注，并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边疆研究与地缘政治认知。当时的中国政局与东亚、国际局势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知晓了拉铁摩尔曾经做过的边疆考察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刺激了自身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以及对边疆地缘问题的相关思考，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国际性互动网络，进一步增进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两个层面上都开始重新发现与中原社会与结构相对应的边疆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回历史现场，不仅在于重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及其理论被国内学术界及相关舆论介绍并逐步熟悉的过程，而且还能够折射当时国内学术界对于边疆与中原关系的相关认知层次，在传统的舆地研究传统之外引入国际学术界的地缘政治、环境论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从而更为清晰地揭示当时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共通与分化，进而从中心-边缘内在关系角度重新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勾绘一幅凸显“边疆”空间与结构的中国知识图景，而重新审视这种知识图景，也将有力地启迪并促进当前的边疆研究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