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演进

我党历来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从党成立之日起，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就被摆到重要位置。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各个阶段，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历程，就是大力开展党员干部教育，不断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不断巩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历程。

（一）重视党员干部教育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

重视党员干部教育是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为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纯洁革命队伍，团结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1）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部分同志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不能理解的情况，毛泽东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统一思想，主要方式：一是在军队创办军官教导队，二是在地方举办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1927年12月，毛泽东针对部队在战斗中“损失甚易”和“军事技术太差”的状况，毛泽东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培养对象为下级军官和赤卫队指挥员。教导队既开展军事教育，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土地革命、阶级斗争等。井冈山的军官教导队培养了我军早期政治合格的军事人才，为我军在后来创办的各种军事训练班及军事院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10月，党团训练班创办，特委制订的《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内容，包括党的性质、阶级斗争、政治形势、土地革命等，由老党员授课。毛泽东、朱德等也不时地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

苏区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由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体系完备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格局。其中著名的有“三大名校”。一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为中央苏区正规的高级党校，学校坚持自学与辅导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要课程由中央党政军负责人讲授，学员经常到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调研。同时，学校还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博古、张闻天等经常向研究会做专题学术报告，内容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巴黎公社等。学员结业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工作。二是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最高学府，“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或群众团体中选择优秀分子进行培训。其设普通班和特别班，普通班学员经过文化补习后，再进入特别班学习；设有国民经济、财政、司法、土地、教育、劳动等10个专业班；成立了“赤卫军”和“学生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和民主管理。三是红军大学，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学府，抗日军政大学前身。其以“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2]为教育方针，在红军中抽调有实战经验和培养前途的干部参加培训；政治类课程有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有步兵战斗条例、射击刺杀技术等。红军大学在经常举行军事演习的同时，还组织学员参加扩红、查田、武装保卫秋收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以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为节点，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为了培养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央党校恢复的同时，北方局、华中局等相继成立了党校。随着干部教育部的成立，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有了统一规划，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科技、文学、艺术、教育、民运等各种专门学校和专业纷纷建立，包括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等，延安拥有了20余所干部学校。[3]1942年2月，整风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延安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师生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检查、反省，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了更加符合边区实际和抗战需要，中央对干部学校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军事学院高级班和中央研究院被并入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增加为6个部，课程设置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七大结束后，中央党校学员纷纷结业，返回前方开展斗争。抗战胜利后，大批学员奔赴东北。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后，广大学员又转战陕北和其他解放区。在这过程中，党员干部将理论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新的斗争目标对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党根据新的实际，建立了各类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了大批支援战争、从事建设的人才。在学校教育方面，包括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等多种形式。如在东北解放区，除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公学等高等教育学府外，还有105所中学。[4]主要做法一是在大学或其他学校举办短期培训班、速成学校，或者直接改造学校，为当前斗争所用；二是在军队建立培训机构进行轮训。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是把军队变成工作队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针对新解放区党员干部缺乏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依靠军队自身来解决：“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5]朱德指出：“要教育全体南下的同志，除完成战斗任务外，还要好好学做工作队的工作，如学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工作等。”[6]

（2）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发展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整体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也清晰地认识到，松散、懈怠的思想在和平时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既要使党员干部“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7]，又要使其通过对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保持艰苦奋斗、蓬勃向上的生机，是这一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着力点。按照正规化建设的目标，全国初步建立了由各级党校和业余党校、夜校构成的党校教育网；同时，还充分利用机关、高校、企业等，设立了各类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班。为了保证政治理论教育与文化、业务教育并重，中央下发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等。通过一系列教育培训，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确保了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要求党员干部要学马列主义、学技术，强调要在劳动实践中锻炼干部，先后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1961年9月，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要求对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进行大规模轮训。1964年2月和8月，中央分别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和《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在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总的来看，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反“右”扩大化，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出现偏差，但不能否认，这一时期还是较为系统地开展了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革命传统、党的路线方针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知识、文化知识的教育培训，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受到了极大冲击，出现了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迅速回归到正确的方向。中央先后于1977年10月、1980年2月做出和批转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和《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到1980年底，全国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干校5800多所，党的十二大前后达到8800多所[8]。十四大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推进党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和《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等。从1991年起，中组部以五年为周期，先后出台了各个时期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建立、健全了党员干部教育的宏观体制，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干部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培训计划申报制度等逐步建立起来，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培训质量评估工作等也日臻完善，形成了良好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运行机制。

进入21世纪，党中央集中力量抓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开创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新局面。为了以法规的形式对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中央分别于2006年、2008年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分别建立了三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建立了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我国逐步形成以党校、干部学院、行政学院为主体，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格局。2008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更加扎实工作，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一个新的大改进、大提高，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9]

2.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大意义

（1）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为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纯洁革命队伍，团结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大家的思想观念仍然囿于城市暴动。特别是井冈山“三月失败”以后，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形成一种思潮。为了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把握前进的方向，坚定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亲自撰写了题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党内通讯，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形象的论断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扭转了错误思想蔓延的局面，使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更加牢固地扎根。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几万人继续供给到各个工作的战线上去”[10]。然而，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状况，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党员干部教育问题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之一。1932年3月2日，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六号命令，号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加紧学习，尽量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在《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再次重申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11]。1933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七号）明确提出，“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教育干部训练学校来造就一支发展、普及教育与扫除文盲的战线上必需的、强大的教育者军队”[12]。由于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当时中央苏区的干部学校都办得有声有色，生机勃然，成效显著，造就了大量党、政、军、农、医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命干部，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从一些干部学校招生的数字可窥见一斑。如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共招收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其中第2期就有学员1500余人，苏维埃大学共招生1500余人，红军卫生学校和红军通讯学校学员最多时有1000多人。可以说，苏区的干部教育，不仅适应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延安时期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3]，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特别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4]。这一时期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授，注重让学员领会其实质和应用，正确处理好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实际的关系，使学员获得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静止地读书，而是把学习理论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与统一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与克服教条主义结合起来，与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方法论结合起来，切实把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整个党员干部教育的各个环节，使党员提高了理论素养，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使优良的学风与学习精神在所到之处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新解放区不断扩展的形势，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当前工作和将来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处理好老区和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关系，注重开展业务和文化教育，加强作风教育，为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思想保障。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依靠老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15]按照这一精神，仅在1949年，就有20多万人参加新解放区以思想改造为主的干部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弥补了新解放区干部不足的问题。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做出了调整教育的决定，“今后的中心任务，已由战争、土地改革转为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大批具有革命思想与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材（才）”[16]。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7]党对干部加强业务与科学文化教育，使得一大批业务精通、政治过硬的干部全面成长起来，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党冷静分析了干部队伍的状况和执政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通过开展整党、整军运动教育干部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本色，以便在革命胜利后能够顺利抓好建设工作。1949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在最短时间内用极大的努力学习领会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文件，克服经验主义，肃清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纠正可能滋生的享乐腐化思想，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18]。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两个务必”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2）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有西方咄咄逼人的和平演变、苏联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中苏论战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中的“左”倾冒进，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接班人问题日显突出，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20]他认为，为了“造就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培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素养，确保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中。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围绕抗美援朝、土地革命、“三反”和“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工作，利用革命精神广泛开展，逐步建立了对各级干部的轮训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组织广大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深刻领会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实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针对国际上出现的政治风波，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1964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号召全党全军高级干部必须学马恩列斯的书，“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锐利武器”，“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21]。其具体内容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共产主义概论、反修问题以及民族解放等。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稳定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实现了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抵制了境内外各种思潮的影响。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知识的教育，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还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挂帅与按劳分配、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汉语、逻辑以及文章写作等文化课程。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文学、历史和法学、文法与逻辑。[22]各个不同的系统还针对自己本行业的专业要求，对自己的干部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例如1960年8月18日，中央工业部制定了《关于在工业系统中加速培养提高干部问题的意见》，除了提出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外，还明确要求要大力培养技术干部，提出三年内，将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和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方面，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将现有初中程度的技术干部和经济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程度。在五年内，将现有高中程度的技术干部和经济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到大学或专科毕业的程度。对于现在已有大学或专科程度的技术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应当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精通本行业的专家。培养的各类人才，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改革开放后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旗帜。改革开放后，为了排除“左”、右两个方面的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干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23]，要求新老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4]。江泽民同志强调，“无论做什么工作，作为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首先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25]。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干部教育的指导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中央组织部历次制订的全国干部教育规划都结合当时的实际将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指导思想，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著作和重要论述作为学习材料，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干部。从1998年开始，中央还通过开展“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集中地对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在党员干部教育的内容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核心内容，在干部中广泛开展了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江泽民文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并且在教育培训干部的实践中，综合运用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脱产培训与在职自学、境内培训与境外培训相结合等方式，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全面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教育和技能训练，着力全面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在教材建设方面，2006年6月，涵盖政治、财经、历史、法制、文学、管理等各方面的15种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出版发行，干部教育的教材体系逐步完备。在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上，干部教育综合运用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教学方法，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培训、远程教育和电化教育得到推广，逐渐实现了教学管理的信息化，干部教育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这些教育培训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了能力。

（二）党性教育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内容

党性教育一直被放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首位。我党通过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党性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政治品质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为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

1.党性的内涵与要求

（1）党性的内涵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性、群众性和先进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内在特性，是区别于任何其他阶级政治组织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要求出发，第一次提出了党性问题，并从理论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本质属性，即党的阶级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人的党性》一文中对党性的阐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既体现阶级性，又不直接等同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高于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深刻的本质反映。[26]

党性以阶级性为基础，是阶级性的升华。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固有的内在特性，其内容涉及指导思想、理想信念、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优良传统和作风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铸就了自己鲜明而坚强的党性原则，并在每一历史时期通过学习运动、主题活动或其他举措，保持党性的纯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27]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进行党性修养，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党的宗旨，维护党的形象，铸就党的伟大和辉煌。

（2）党性要求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旦成为党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持的，它需要一个不断修炼、不断提升的过程。共产党员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即通过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就是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等方面，按照党性原则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使党性不断升华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克服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磨炼意志品质、发扬优良作风的过程。共产党员必须牢牢把握党章这个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切实在增强党员意识、党性观念上下功夫，做到党性纯洁、作风端正。

一是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性的灵魂。理想信念看起来很大、很宏观，但在关键时刻就会表现出来。革命战争年代，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权力、金钱的考验，同样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是需要牢固的宗旨观念。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是否坚强的首要标准。如果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淡忘、漠视群众的利益，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最终会被人民群众唾弃。

三是需要求真务实的作风。增强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坚持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也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方面。现在的党员干部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普遍学历较高，理论水平高，尤其需要培养求真务实的作风。

四是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党性修养的重要方面。我们党历来把高尚的道德追求作为党员干部“德”的重要内容，要求党员干部以德修身，遵守廉政纪律，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

2.我党始终把党性修养放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首位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8]。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更加自觉地增强自己的党性，使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使党“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29]。自此以后，增强党性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1）坚持以德为先，培养高尚情操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要求。党性修养是“德”的核心内容，决定着才智发挥和权力行使的目的、方向和效果。党员干部有德无才，难以为党和人民做出大的贡献；有才无德，则会导致权力滥用，其“才”往往成为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工具。我党始终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灵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既强调了“德”与“才”缺一不可，又突出了“德”的主导地位，强调了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要以“德”作为前提和先决条件。

第一，毛泽东建立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原则。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德才修养，他在《新阶段论》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30]毛泽东认为，德与才的地位不是完全相等的，德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党的领导工作来说，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如果错了，用的劲头越大，损失反而越大。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教育培训标准。面对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在认真总结了历史上的用人经验之后，认为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党员干部修养中最重要的素质，如果党员干部不注意思想和政治理论的提高，成天忙于事务，就会迷失方向。毛泽东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31]毛泽东在总结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标准。

第二，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标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了党员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并指出四化首先是要革命化。在这个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建设局面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面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他反复强调，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坚持以革命化为前提的基础上，邓小平又阐述了“德”与“才”、“贤”与“能”、“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他说：“要选贤任能……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32]“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33]邓小平以其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几次在党生死攸关的时候，牢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住了党员干部队伍，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树立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使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三，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标准。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领导人才匮乏和党员干部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现象愈加突出。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具有真才实学和开拓精神，这些都是基本要求。”[34]江泽民认为，所谓德才兼备，就是政治上要听党的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在业务上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善于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长处。江泽民说：“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35]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江泽民提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德”的素质，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大力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在“三讲”教育中，领导干部应该以讲政治为核心。讲学习、讲正气，就是通过自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自觉提高抵制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邪气的能力，说到底，就是讲政治。

第四，新时期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员干部的德才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学历高、知识面广、思想比较活跃、富有开拓精神。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的政治风浪考验，加上在自身成长上忽视修炼“内功”，以致在市场经济考验、廉洁考验面前，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凸显不足。胡锦涛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36]习近平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把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坚持执政为民，是否求真务实，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清正廉洁等列为评价要点。[37]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党员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最终确立下来，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指导方针，有力地提升了党员干部素质。

（2）重视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毛泽东曾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8]1940年1月3日，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这里，毛泽东把学习马列主义提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第一，井冈山时期的共产主义ABC常识学习。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组织非常重视对干部群众理想信念的教育。当时工农红军的来源比较复杂，旧军队官兵、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占了很大成分，将他们改造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加强他们的政治学习和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红军官兵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确定为共产主义ABC常识学习，包括革命理想信念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工农革命军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学习，革命大局意识学习，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学习，等等。

第二，延安时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在延安，党进行理论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的头脑。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向全党发出学习的号召：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毛泽东的重要论述是从实际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正确原则，通过对这些原则的学习，可以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第一，学习毛泽东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学习的重点。

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一直是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重点内容。1951年、1952年和1953年，《毛泽东选集》前三卷分别出版，学习《毛泽东选集》成为当时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重点内容。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迅速在全党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读本出版，8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规定《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是必读篇目，要求干部精读。

第二，改革开放后把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上升到党和国家兴衰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需要大量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为此，邓小平指出，要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认为，只有具备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增强履行历史责任的自觉性，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此，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为我们党提供了又一重要的思想武器。此后，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开展了一次大范围的思想理论教育。

在新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力度，特别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武装党员干部。2000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党的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2006年8月《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江泽民文选》的活动。从“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一不是对党员干部的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教育培训。

（三）革命精神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宝贵财富

党的革命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党的革命精神是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奋发图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党的革命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1）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党的革命精神孕育的土壤

为挽救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的一批批仁人志士，不断实行变法、发动革命，但一次次的变革、革命都屡屡失败，这表明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仅有近代物质文明或是民主制度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精神上对旧中国进行彻底的国民性改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为人们普遍接受新思想提供了精神条件，为党的革命精神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党的革命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思想源泉。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这个精神体现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潮流，是把握时代命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即将诞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与其中，体现了先进阶级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体现了党的革命精神阶级性的深刻内质。

（2）马克思主义是党的革命精神的灵魂

党的革命精神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秋收起义后，我党逐步走上了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的斗争，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崭新发展道路，而且培育铸就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精神等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权。从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工作了13个春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精神体现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民主、团结、统一等内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

（3）丰富的革命实践是党的革命精神形成的坚实基础

党的革命精神是在丰富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党先后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大革命时期，党受到了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影响、干扰，经过了无数次失败。深刻的经验教训，使党认识到要寻找一条不同于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精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而逐渐培育出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处于关键阶段，是否敢于进行战略决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虽然敌强我弱，但中国共产党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内容的西柏坡精神支撑、激励着全党，正是凭借着知难而进的执着勇敢精神，才打出了人民的新世界，建立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疑问，党的革命精神是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的精神凝聚和提炼，也是对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精神的总结和概括。

（4）民族精神是党的革命精神的源泉

党的革命精神渊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又在扬弃中使优秀传统精神升华到新的境界、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体现了民族精神。“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因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发现和理念。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指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训，艰苦奋斗是成就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都充分展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此外，敢为先驱的创造精神、经世致用的知行方式、精忠报国的爱国思想、重义轻利的高尚品格等民族精神，都是党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基因。

（5）革命时代是党的革命精神产生的宏观背景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应运而生的事物不同。20世纪中叶前后，是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是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历史时期，代表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的解放而进行奋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有120多个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也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影响。在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为人民利益进行奋斗。而在旧中国，反动派的势力异常强大，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和激烈，这就意味着革命斗争不可能一帆风顺，党领导革命的任务比较艰巨和繁重，党开展的斗争比较严峻甚至非常残酷。在异常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无数次革命斗争的考验、磨炼，培养、锤炼了党的革命精神。

2.革命精神的内容

党的革命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鲜明特点，但其贯穿着以下基本精神。

（1）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党的革命精神深刻地体现了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来源。正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无数共产党员大义凛然、无所畏惧，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仅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2.6万名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杀害。但党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而是在绝境中奋起，举行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形势时起时落，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映出坚定的理想和不渝的信念。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就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对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念。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党坚持“两个务必”，直到夺取全国胜利。

（2）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井冈山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历史证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在共产党的导师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终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井冈山的道路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成功范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

（3）联系群众，为民服务

党的一大会议最后在红船上通过的纲领，就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立志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在井冈山，毛泽东走遍了井冈山的山山水水，先后写出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等文章，使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制定的方针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红军长征的两年时间里，共产党不论自身多么困难，也不损害群众利益，而且还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生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9]1944年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

（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党在长期的斗争环境中继承民族传统而形成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在井冈山精神、南泥湾精神等党的革命精神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精神包含着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努力、节俭简朴等内容。这个精神的实质就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一条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革命道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虽然可以相互支持，但这种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决定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还是靠党自身的力量，靠本国人民的支持。

（5）团结奉献，勇于牺牲

党从创建到夺取全国政权，党内团结奉献精神非常突出。在红军长征途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大团结。党内团结是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因为，党的团结问题关系到党能否生存发展的问题，关系到党的历史使命能否实现的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问题。

（6）奋发图强，爱国主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而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解决了爱国和救国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又以崭新的雄姿走向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实现了救国强国的百年梦想。历史证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具有最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爱国力量，党的革命精神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巨大弘扬。

3.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意义

（1）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使我党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战争时期得到充分体现。国民党叛变后，共产党人不畏“白色恐怖”，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七一五”政变后仅仅半个月，我党就领导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一百余次起义。在无数次革命斗争中，我党逐步探索出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做法。从井冈山的斗争，到轰轰烈烈的苏区土地革命，再到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凝聚成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在这过程中，我党虽时有“左”、右倾之失，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坚决的、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我党站在了抗日斗争的最前沿，获得了全中国各民族、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0]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精神，使我党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

（2）革命到底的精神催生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

面对蒋介石玩“假和平”的阴谋诡计，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表示“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41]。这一宣言彰显了我党彻底的革命精神。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了极少数压迫者、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已和人民生活贫困、生灵涂炭的局面，一个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

（3）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优秀革命传统，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把前辈先烈的革命精神转化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在这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历程得到尊重，新时期继续发扬、传承与升华革命精神的路径已被找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在全世界羡慕的眼光中飞速发展，在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中稳步前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伟大的创造力。这些，都源于我党创造性地将革命精神内化为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伟大的革命历程积淀为民族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