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近二十余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崛起,网络舆论开始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

1.网络舆论的宏观研究

有关网络舆论宏观研究的成果丰硕,尤其是闵大洪、童兵、李良荣、彭兰、陈力丹、刘建明、喻国明、丁柏铨、杜骏飞、匡文波、谢耘耕、谢新洲、毕一鸣、王国华、沈阳等学者多年来致力于大众传播与舆论研究,并时有新著,其中不少成果涉及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与引导研究,较为充分地论述与验证了“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舆论领袖”、网络民主、网络谣言等传播理论或假说,试图揭示大众传媒在形成、引导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对我们进行网络舆论研究颇具启迪意义。

2.舆论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评结果的发布

随着新媒体舆情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大,新媒体舆情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相关的实践和研究基于政府、研究机构和商业机构等不同主体,形成庞大的社会舆论监测体系。总体分析,上述实践和研究主体之间虽然有所合作,但是由于使用对象、监测目的、监测手段的不同,目前社会舆论监测活动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各自的研究数据不能交流分享,由此难以形成社会舆情分析与处置的共享机制(平台)。同时,有关舆情信息的监控系统或大数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关键词数据挖掘、数据追溯和仿真模型建构等方面,在舆情要素信息的标注体系、事件分类、分析层次和表达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要处理舆情事件数据的不确定性,舆情的情感、时空等因素及其通俗化、多层次表达等难题,构建新的计算模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可以预测,基于大数据背景的新媒体舆情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喻国明:《构建社会舆情总体判断的大数据方法——以百度海量搜索数据的处理为例》,《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7期;匡文波:《新媒体舆论:模型、实证、热点及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同时,如何在新型舆情数据模式的基础上促进网络舆情监测更好地为政府舆情分析和决策服务,尚需要相关众多学科的数据共享与知识融会。

3.对网络舆论及其生成机制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议题的出现”“议题的存活”“舆论的走向”分析网络舆论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该观点认为:“网络舆论具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意志和演变规律。”金兼斌:《网络舆论的演变机制》,《传媒》2008年第4期。有的学者借用“蝴蝶效应”和“马太效应”等理论,来描述与分析舆论生成的独特机制韩立新、霍江河:《“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6期;党生翠:《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研究:从“微内容”到舆论风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有的研究成果则注重采取技术分析、统计学、数学建模等方法进行分析,从内容敏感网页监控技术、频繁访问主题挖掘、NISAC指数监测系统和生成模式、网络信息传播仿真、网络模型构造等方面深入探讨网络舆论的形成规律杜阿宁:《互联网舆论信息挖掘方法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廖卫民:《网络舆论量度的统计学模型与数据分析——以外企女秘书公开信事件的讨论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孙旭光等:《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事件触发监测系统设计》,《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0年第4期;张立、刘云:《虚拟社区网络的演化过程研究》,《物理学报》2008年第9期;张彦超等:《基于在线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物理学报》2011年第5期;阮冰、朱建冲、姜礼平、汲万锋:《基于社会网络的民意形成演化建模与仿真研究》,《计算机仿真》2011年第2期;朱正威、赵欣欣、蔡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扩散动力学模型仿真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9期;王德鲁、梁立新、孙建:《基于社会网络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仿真研究》,《情报杂志》2014年第10期。。近十余年来,结合论坛、BBS、贴吧、博客、微博客等众多网络应用,有大量论述针对突发事件分析其中流动的网络舆论特征,这些论述较为细致而全面地分析了这些网络应用的舆论生成与流动的特征,时效性、针对性强是这些论述的特征。例如,陈彤旭等的《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陈彤旭等:《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郭良的《“强国论坛”: 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郭良:《“强国论坛”: 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钟瑛、刘海贵的《论网络BBS的议题重构与议题特征》钟瑛、刘海贵:《论网络BBS的议题重构与议题特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4期。、周葆华的《激辩在网络——从美伊之战事件看BBS对中国国际时政报道和国际时政讨论的拓展》周葆华:《激辩在网络——从美伊之战事件看BBS对中国国际时政报道和国际时政讨论的拓展》,《新闻大学》2003年第4期。、宋豫的《“西北事件”期间中国人民网〈中日论坛〉和日本雅虎〈日中关系〉 BBS论坛的内容比较研究》宋豫:《“西北事件”期间中国人民网〈中日论坛〉和日本雅虎〈日中关系〉 BBS论坛的内容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陈红梅的《网络BBS里的宝马撞人案》陈红梅:《网络BBS里的宝马撞人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述大多以具体事件为由头,较为深入地论述了网络社会化应用的舆论特征。这些论述所发表的期刊层次高,提高了国内学界网络舆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的水平。崔蕴芳的《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重点研究网络舆论事件的兴起、网络舆论形成过程、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等问题。作者结合网络舆论事件,对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崔蕴芳:《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李彪的《舆论: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场域理论和量化研究方法,结合众多突发事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网络热点事件传播背后的特有规律和机制及其与一般网络信息传播结构、特点的差异性李彪:《舆论: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李彪的《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网络舆论传播的动力节点和动力机制研究》按照动力的产生机制,将网络舆论传播动力分为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内源性动力是整个网络事件传播的动力源,即网络事件的信息存在方式——议题信息文本。在网络议题的宏观特征基础上,借助修辞学、符号学等理论,研究了微观层面议题的具化建构和议题话语修辞,归纳出了目前主要的议题修辞手法和类别,并就每一种类别进行了分析。外源性动力主要是指网络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四类重要信息节点——传统大众媒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搬运工和网络水军李彪:《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网络舆论传播的动力节点和动力机制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李彪的研究善于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他的两部著作目前是国内社会网络研究与动力学研究的代表作品。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主体与舆论信息传播的重要节点,有关网络舆论领袖的研究也是重点问题之一余红:《网络时政论坛舆论领袖研究——以强国社区“中日论坛”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陈旭辉:《互联网情境下的传播机制研究》,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体现了网络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4.从社会文化层面对网络舆论进行剖析

这些论述注重运用集体心理、社会控制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政治学理论对网络舆论进行分析。其中不少论述善于以个案为由头进行分析,如彭兰的《传播者、受众、渠道:博客传播的深层机制研究》一文,分别建构了博客传播者、受众的不同需求满足机制模型,来探究其社会心理的原动力,并从传播的渠道、生态与权力关系角度对博客的社会影响机制进行剖析彭兰:《传播者、受众、渠道:博客传播的深层机制研究》,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温海玲的《“网络自杀”:网络群体交往中的失范》一文研究了一种失范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如何构建一种亚文化的“作用场”,揭示了网络传播可能带来的一种社会负面效果温海玲:《“网络自杀”:网络群体交往中的失范》,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刘正荣的《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一文着重剖析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特征及其表现的网络群体的非理性心理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韩运荣、黄田园将社会问题的舆论态势及问题治理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中,在社会学和舆论学视野下,对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概念、相关理论及诸多社会热点问题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韩运荣、黄田园:《我国当前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复旦大学李良荣领衔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致力于网络社会心态的研究,他们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一文就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群体认同与网络行动、社会思潮进行了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学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呈现当前中国网络的社会心态邹瑞玥:《复旦大学发布〈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 http://www.cssn.cn/dzyx/dzyx jlyhz/201410/t20141016_1366352.shtml。。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研究者更为关注网络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现了网络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当然,有关网络舆论与社会记忆、社会认同、社会动员、社会情绪等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李彪、郑满宁:《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生态变化及舆情研究现状、趋势》,《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5.突发事件报道与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

2009年以来,随着突发事件的不断增加,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与网络舆论成为新闻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汇聚了大量研究力量,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

(1)网络突发事件的概念与类别辨析。有的研究者侧重研究网络突发事件的概念辨析,以及网络突发事件或者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的特征与影响。例如,曲成义提出“网络突发事件”的概念,他认为网络突发事件有三种类型:电子威胁、物理威胁和内容威胁。内容威胁是指,社会上的一些敏感问题出现在网上而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特别是当其引发群众的违规和过激行为时,将影响到社会安定并导致出现其他问题曲成义:《新形势下的信息安全顶层设计》, http://www.e-gov.org.cn/ziliaoku/news005/200806/90604.html。。涂光晋从网络传播学的角度对该类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事件往往会在网络的作用下,演变为涉及公共利益、危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危机涂光晋:《从“公关”危机到“公共”危机——2005危机管理新趋向解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有研究者则将网络突发事件定义为“网络诱致突发事件”,对其内涵、特征和处置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刘杰、梁荣、张砥:《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概念、特征和处置》,《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3期。。有的研究者从大量具体事例出发,重点分析网络突发事件的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相关研究更为深入具体李彪:《网络事件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大约在2003年,部分学者开始探讨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开辟了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相关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一文指出,网络媒体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产生不真实和不恰当的报道,为事件的处置增加难度,甚至致使事件恶性发展徐乃龙:《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李苏鸣在《“快闪族”行动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一文中通过分析国内外“快闪族”影响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案例,提示人们关注网络的独特作用李苏鸣:《“快闪族”行动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公安研究》2005年第4期。。这些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未能明确区分网络信息与网络负面信息的差异,也未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论和参与网民的复杂性,因此对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功能定位与评价都有失公允。大约在2006年,学界开始出现明确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论题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侧重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发展规律。2009年6月,《瞭望》新闻周刊刊发一组主题封面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叙述了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原因、危害与解决方法,由此进一步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单光鼐:《2009年群体性事件新特点》,《瞭望》2009年第50期。。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是其重要课题。众多研究成果对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生机理、集体行为特征以及政府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陈潭、黄金《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汪大海、何立军等:《复杂社会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6期。。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发现,除了研究样本选择标准不一、数量少、研究方法单一、缺少实证调查与有效性不强等局限之外,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研究的核心概念——“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文章将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得较为宽泛,并将其划分为正面与负面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李敏:《网络拟态群体性事件探析》,《当代传播》2009年第6期。;有的文章则将现实的群体性事件嫁接到网络虚拟空间之中,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杨久华:《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群体事件及其治理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这样,不同研究者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案例选择、价值分析和解决方案就产生较大的差别,影响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

(3)针对网络突发事件的现实紧迫性,亦有大量研究集中于网络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政府应对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网络舆论如何有效引导主流舆论——以“强国论坛”的网络舆论引导为例》《从“孕妇之死”事件看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等崔蕴芳、沈浩:《网络舆论如何有效引导主流舆论——以“强国论坛”的网络舆论引导为例》,《网络传播》2008年第6期;程莉:《从“孕妇之死”事件看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网络传播》2008年第3期。。刘毅的《网络舆论研究概论》一书,号称国内首部全面探讨网络舆论的专著,该书主要梳理了我国的舆论思想嬗变与制度变革,旨在网络舆论的治理策略研究刘毅:《网络舆论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一书重点从政府媒体危机公关的视角,分析网络突发事件的特点与舆论引导策略邹建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高红玲的《网络舆论与社会稳定》一书运用复杂适应性系统(自组织)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网络舆论机制进行分析,探索了典型案例在网络传播中表现出的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网络舆论引导的思路高红玲主编《网络舆论与社会稳定》,新华出版社,2011。。丁俊杰等人的《网络舆论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研究”子课题“网络舆论指数体系(IRI)研究”的成果之一,以15类偶然事件为例,具体分析这些事件如何演变成社会瞩目的热点。该研究基于数以亿计的网络舆论数据处理,首次对网络舆论事件进行指数化科学厘定,强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等观点丁俊杰等:《网络舆论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谢耘耕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研究”、邬江兴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模型和仿真系统研究”等研究项目开始注重在海量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仿真系统和预警指标体系,体现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深入运用。

总体分析,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网络舆论的研究成果数量多,视角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启示。当然,目前舆论研究出现以“学”为末、以“术”为主和以“策”为上的总体状况李彪、郑满宁:《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生态变化及舆情研究现状、趋势》,《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由于各种重大突发事件与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目前众多相关研究“跟风”的特点突出,理论性不强;某些网络事件或者网络社会化应用往往会促使网络舆论新类型的形成,但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较难迅速跟进总结。与一般的理论研究不同,网络舆论的研究涉及社会政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注重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能力,注重理论的适用性和网络事件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网络舆论是一个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已经延展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并受到相关学科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这些学科的重要学术刊物如《新闻与传播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情报学报》等都开始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刊载量。当然,如何将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共同研究主题融汇起来,实现不同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互引、交流与对话,避免简单重复并增强其现实的有效性,还是目前学界亟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海外相关研究述评

比较而言,海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危机公关与危机传播、网络民主与网络政治传播、突发事件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第一,危机公关与危机传播研究。根植于西方发达的公共关系实践,西方学界有关危机公关与危机传播的理论研究十分盛行。J.格鲁尼格和汉特就总结提出危机传播的四种模式,主要有新闻宣传模式、公共信息模式、科学劝说模式、双向对称模式。他们尤其倡导双向对称模式,认为它通过新闻传播工具开通各种对话渠道,让各种意见、观点、信息在新闻媒体上充分交流、融合、碰撞,其出发点是维护公众的利益,使传受双方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这是危机传播中最为理想的模式参见李萍、王宝华、镡冬玲《特殊传播:防范与化解危机的使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16页。。近些年来,西方的Public Relations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Public Relations Tactics、The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is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等专业期刊也刊发了大量的危机公关与危机传播方面的文章。在“非常态危机应对”理论之中,出现了考姆兹的随机应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塔克等学者的混沌理论和繁复理论(chaos theory & complexity theory)、阿尔潘等学者的抢雷效应(stealing thunder effect)等理论观点。随机应变理论认为,根据不同的责任认定,危机专家可以“按方抓药”,在完全承担责任和完全拒绝责任这两个极端中,选择下面7种策略之一:无保留道歉、采取修正措施、博取同情宽容、证明辩护、寻找推诿借口、否认抵赖、攻击批评者。塔克等学者的混沌理论则认为:“一般而言,一个危机的出现,往往由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组成;随着时间变动,这些事件逐渐积攒能量,变得错综复杂,并迅速从秩序演变至混沌无序甚至全面失控。正如一个混沌系统一样,在事件初始阶段,一个企业组织还可能对事件发挥一定控制和影响,但一旦超过某个升级点,任何决策者都将束手无策。”根据这个思路,在危机刚刚露出苗头的当口,如果企业组织的决策者能够审时度势,判明原委,采取恰当的道歉策略,就能做到“挽狂澜于既倒”,彻底改变在整个危机中的被动局面。国外的公共关系学者,把这种自曝其丑的策略称为“抢雷策略”。阿尔潘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抢雷策略对于那些面临信任危机的企业组织来说,得大于失。在一个特意设计的实验中,两家企业对于自己产品的质量问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一个是被媒体率先揭露,一个是主动向公众承认。通过实验对比和采用路径分析手法,研究者们发现,自我揭丑的抢雷策略提升了企业的可信度,进而降低了公众心目中的危机严重程度,加强了消费者未来的购买意愿吴旭:《国际前沿公关理论扫描(2006~200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5850。。总体分析,这些理论代表了西方相关研究的最新发展,其针对的危机主体虽然集中在企业,但是对我们网络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二,网络民主与网络政治传播研究。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民主与政治传播一直是极其重要的议题。随着网络的迅速崛起与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网络民主与网络政治传播延续其议题,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他们从网络空间的社会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方法、虚拟现实的政治学影响以及网络社会的权力转移、数字民主、电子政府、政治控制等方面对网络政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刘文富:《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Tiziana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弗雷泽、杜塔:《社交网络改变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近十余年来,西方学界更加注重互联网技术与日常生活、公共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分析Marianne van den Boomen etc. Eds. , Digital Material: Tracing New Media in Everyday Life and Technolog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 Ananda Mitra, Digital Communications:From E-mail to the Cyber Community,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Kline, D. &Bernstein, D. Eds. , Blog! How the World of Blogs and Bloggers is Chang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CDS Books, 2005.,而相关的网络政治实践覆盖到政府的公共服务与政治选举的方方面面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Kaid, Lynda Le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4.。早在2003年,美国学者谢因·波曼和克里斯·威利斯在其长文《自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新闻与信息的未来》中重点探讨了“自媒体”(We Media)孕育的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他们认为:“通过公开的网络资源,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强大的工具在网络中轻松地发表言论与合作。”Shayne Bowman, Chris Willis, 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www. hypergene. net/wemedia/.由此对传统新闻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丹·吉尔默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自媒体:生于民与用于民的草根新闻》中重点探讨了自媒体形式对新闻传播与政治传播的深远影响Dan Gillmor, 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California:O'Reilly Media,2004, p.105.。凯斯·桑斯坦的专著《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认为,通过网络人们更容易获得自己喜欢的信息,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事实上人们得到的是窄化的信息,信息窄化的结果是社会趋于分裂,各种仇恨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更容易对社会发动攻击。由此,政府应该积极介入,提供一个多元的信息环境来应对社会危机凯斯·R.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的专著《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在分析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大量案例的基础上,研究了新传播技术对政党与选举、压力集团、社会运动、地方民主、公共机构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安德鲁·基恩的专著《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探讨了Web 2.0世界中网络“剪贴文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网络博主的个人意见成为引领大众的舆论指标。作者指出,误用科技将对人类价值观、经济与创造力造成严重危害,尤其是当一知半解的业余者与受过训练的专家变得模糊难辨,让人开始质疑信息的可信度之际,真相将成为可买卖与包装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强调了专业主流媒体的重要意义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南海出版社,2010。。加拿大著名学者莫斯可的分析视角集中在赛博空间的迷思方面,融合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世贸大厦双子座所象征的传播、信息和贸易以及这些象征在政治、经济和赛博空间迷思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莱茵戈德探讨了数字时代的网络使用与网络素养霍华德·莱茵戈德:《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此外,海外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政治运动研究,如美国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近年来聚焦社会运动研究,并开始关注中国媒介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成果斐然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学海》2006年第2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Zhao, Dingxin, “A Crit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A Chinese Synthesis”, Sociological Studies, 115(2005):168-209;赵鼎新、潘祥辉:《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赵鼎新:《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52739;等等。。而不少的单篇论文则论及网络虚拟社区对社会动员的影响,随着近几年海外“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兴起,海外的相关研究关注信息动员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其中“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理论着重研究重大社会运动中大规模信息传播的特征及其影响参见周明、曾向红《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与虚拟社交网络》(《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一文的相关述评。,十分引人注目。

第三,突发事件的个案研究与危机预测研究。由于各国(地区)突发事件频发,海外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港台地区主要围绕网络引发的危机事件进行分析如《二十一世纪》(香港)、《新闻学研究》(台湾)和《传媒与社会学刊》(香港)等期刊近些年来多次刊发专题论文,重点探讨与总结港台地区的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同时,西方众多学者致力于网络危机和网络社会危险的宏观预测凯文·凯利著《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新星出版社,2010;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08;塞缪尔·阿贝斯曼:《失实: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中信出版社,2013。。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英美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类、政治学类、社会学类的著名国际学术期刊 如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也开始关注与登载有关中国网络传播方面的文章Yuqiong Zhou & Patricia Moy,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2007); Shubo Li,“The Online Public Space and Popular Etho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2(2010):63-83; James Leibold, “Blogging Alone: China, the Internet, and the Democratic Illus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2011); Haomin Gong, Xin Yang, “Digitized Parody: The Politics of Egao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4(2010): 3 -26; Ashley Esarey, Xiao Qia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011): 298 -319; Cara Wallis, “New Media Practices in China: Youth Patterns, Processes,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011); Rebecca MacKinnon, “Blogs and China Correspondence:Lessons about Global Information Flow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2008).。这些研究一般以具体事件或某种媒介报道为研究对象,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更着眼于这一现象的政治和社会意味周永明:《互联网与民主:西方中国网络研究的政治化》,《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4期。,将互联网置身于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视互联网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量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4;邹军:《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第16页;曾润喜、郑斌、张毅:《中国互联网虚拟社会治理问题的国际研究》,《电子政务》2012年第9期。。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杨国斌致力于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影响颇大Yang, G. ,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43(2003): 405-422; Yang, G. ,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Media, Culture&Society,25(2003): 469-490; Yang, G. ,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2003):453-475; Yang, G. ,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同时,西方学界有关中国互联网的专著和编著也大量出现Francoise Mengin, eds. , Cyber China: Reshap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对于我们开展相关研究也颇有启发意义。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方法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于3个大方面。第一,网络舆论新特征的总结。比如,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的发展扩大了舆论公共领域的政治内涵,由此揭示当前网络舆论格局中“共识与分歧”的各种混杂状态等。第二,网络舆论信息生成机制及其不同网络应用的表现特征分析。其中网站新闻互动区、网络应用不同类型及其模式、突发事件舆论发展节点成为分析的重点问题。本书也涉及网络民意、网络伪民意、网络舆论偏向、政务新媒体应用与社会公共信息治理、舆论领袖、网络认同与社会动员等论题的细致分析。第三,网络舆论生态分析。这一部分重点涉及各种媒介形式之间的信息框架与网络舆论场域互动的关系研究,分析不同舆论场域的议程设置渠道、受众与影响力,认为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突发事件的场域共振与网络舆论生成。在此基础上,本书探讨了构建网络舆论生态新格局的路径。

(二)本书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2009年以来突出的网络舆论事件为分析样本,具体分析网络舆论新的特征与社会文化背景,在抽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网络舆论信息的生成机制与网站新闻、社会化网络应用与舆论领袖的信息传播特点,最后探讨建构网络舆论生态格局的路径。具体如图0-1所示。

图0-1 本书研究思路

本书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并重的研究方法。鉴于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书在网络舆论的宏观发展规律、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重点运用了质化研究和诠释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综合研究。本书不局限于网络传播及与本书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论著,还利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资源,吸收和借鉴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和研究方法,以期开拓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2)调查研究。本书将结合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和网络应用(如新闻门户网站、综合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论坛、微博、微信等),进行某些事件网络舆论形成机制和传播阶段的抽样调查,为本书的研究取得最新的一手数据。同时,笔者将对相关部门进行访谈,还将援引CNNIC/iResearch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年度报告、人民网网络舆论监测报告、新华网网络舆论报告等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增强本书内容的客观性与现实意义。

(3)比较研究。本书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网络舆论事件进行比较研究,从对比中寻找规律和差异。

(4)个案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国网站舆论的信息传播特点,本书重点选择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与热点事件案例,如不嫁(娶)农村人、李刚门事件、南京梧桐树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郭美美事件、南京护士被打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等,进行较为细致的话语文本研究,使本书的内容分析有理有据,更为翔实。

三 本书的主要观点与意义

本书通过研究,形成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信息传播力度,取决于其依附的事件本身的受关注程度、信息的发布结构、信息发布者的素质、信息接受者的过滤以及信息受到的限制程度。网络舆论的衰变一般与现实事件的解决直接相关。网络舆论生成机制的这一简单描述揭示了网络舆论的信息传播与一般新闻信息传播的不同特征。

第二,社会分层促进网络社区的形成与分化,由此形成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网络社区与网络舆论领袖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孕育、形成与流动起很大的渲染作用。网络社区与舆论领袖成为网络舆论调控与引导的一个关键区域和因素。正是从上述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网络不仅是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更是一个文化与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其技术的革新,其核心在于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变化。这一观念将促使我们对网络舆论自身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在强调舆论的社会性、公共性和互动性的原初意义基础上倡导舆论的多元性。

第三,网络舆论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可控特征。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的主导传播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其中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调控与引导是难题。网络舆论生态的基础在于网络舆论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也说明了网络舆论生态引导社会良性发展的工具化的本质作用。

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崛起和普及,通过各类网络论坛、QQ、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的网络评论及数量巨大的新闻跟帖等形式,网络媒体以其迅速、尖锐、互动的特点,显示出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目前,网络舆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对政府决策、媒介生态优化与社会文化风气的形成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构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网上主流强势舆论,既是网络媒体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也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乃至当前整个思想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笔者秉承认真细致的研究态度与科学的理论方法,将课题置于当前社会文化的背景中深入研究,涉及当代中国网络社会化的最新应用与最新网络事件,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时代意义和生态价值,期望对于政府决策、媒介生态优化与相关理论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