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的生产制度

手工业是以人工为主，以手工艺为中心，而有组织的一种经济生产制度。就人工说：人力是生产力的原动力。木匠的工作，铜匠的制造，裁缝做衣服，长机工匠的织丝织网，他们都是运用体力，靠手艺制造出成品来，此种成品总是所谓手艺品。

一个体力不健全的人，很难从事手工业的制造，那是很明显的，比如铁匠挥起他们的铁锤，木匠举起他们的斧子，这铁锤斧子就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若是一个体力衰弱的人，既不能挥动铁锤，又不能举起斧子，试问如何能从事铁匠或木匠的工作？因为铁锤不能自己工作，斧子也不能自己活动，一定要有人力在其背后作为动力，然后才能进行工作的，人力是手工业生产的主动力，这是一个特征。

正因为人力是手工业生产的主动力，手工业的生产规律，似乎也就可以从人力上得到说明，人力与生命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在使用时就必然发生如下的关系：即有生活才有工作，有工作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成品，有成品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生活，这里生活、工作、生产、成品、粮食与生活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循环，这种关系当然只是相对的，但对于手工业的生产规律却极其真实，极有意义。手艺人不是常说吗：“工作一停，生活也就断了”，又说：“我们的生活在双手上面”，这就是说手艺人的工作，是为粮食而生产的，换句话说，就是为消费而生产的，他们必须从工作里得到粮食，而从粮食里得到生命。

人力既然与生命具有不可分割性，其所能发挥的工作效能，自然是有限度的。手艺人不能毫无节制的从事工作，就是说手工业的生产受人力原则的支配。人力有多大，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就有同样的大小，在手工业里不是常常可以看见多数的人，在从事同样类似的工作，或者三四个人只能做出一件极为细小的成品吗？像铜器业中的一个圆周不到一寸的帽花，就分为四个步骤，从原料到成品，一个剪圆，一个打凹，一人镶嵌上模型的花纹，最后一人烧焊，一个帽花的成功，要花四五分钟，若是一个人去做要到八分钟。一个极简单的帽花，要花上这许多人力和时间，在手工业里是非常普遍而不以为奇的事。又如制“古老钱”，以往成都制古老钱，不是用机器模型压出来的，而是纯粹靠人力打出来的。古老钱本是放在烟斗做凹心用的，其圆周不及四分之一寸，将一块半分的薄铜片剪成圆，然后再用人力做成凹子，过去全行烟袋科，有十家专做古老钱每月出16000个，方够全行工作的所需，而今该业主家采用了机器模型只需要一个学徒，从朝至暮，不到一月的时间，即可出16000个成品。以往十家专做古老钱者，就被这一架机器打垮了。手工业的生产本是人手众多的生产，所花人力时间之多，不是看管了机器大量生产的人能够想像的事。

人力生产的效能，原是有限的。因此手工业里的生产者，需要很多的人手，来发挥最大的效能。若是手工业者人数增加；而其生产的收益并不能随之比例增加。影响所及，就是生活程度的降低。可是为生活为粮食，总是手工业者起码的条件，也是最后的防线，手工业者常说：“谋不到生活是不会干的。”这直接关系于他们的生命问题：因为有粮食才有生命；间接关系于他们的工作问题，因为有生命才有工作。

根据人力的生产原则，每一种手工业的生产，其中生产能力之大小，自然以其所容纳的手工业者的人数而定。可是这个容纳的原则，又是根据其生活程度而定的。一般说来，手工业者的生活程度，其最低极限在以“不饿死”为原则。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程度，只是不饿死三字就可以逼真的形容出来。这也许就是桑巴特所说的手工业者受“糊口观念”所支配。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似乎仍然可以从人力的生产上得到解释。先看事实，仍以成都铜器业烟袋科的情形说：就民国二十三年的情形估计，全行有二百余家，帮工约三百四十人，学徒约二百人，总计全行的工作者在八百人左右，据他们说：手艺优秀的匠人，每天可以做完三支烟袋，手艺低劣的只是一支半。平均论每人每天做完两支烟袋，一个月三十天，有忙有闲，截长补短，可有二十天的工作。总共全行人员大致每月可出16000支烟袋，这个数目的出产，方够全行人口的生活开销，就是说一个匠人，每天至少要做完两支烟袋才可以糊口。两支烟袋的工作，是他们每个人每天起码的工作，若是做不完两支烟袋，糊口就要发生问题。每天两支烟袋的工作，手艺优良的匠人可以不必担心；而手艺低劣者，总是长时间的工作完成两支烟袋的出品。

大体上说：手工艺者的工作时间，总是很长的，尤以徒弟为甚，早晨五时至深夜三点，都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说在这个工作的时间里以完成两支烟袋为标准。因为完成了两支烟袋，就有一天的生活费可食糊口。本来人力的生产效能有限，参加工作的人手又多，自然延长工作时间，才足以保证他们的糊口，不致发生问题。正因为要使糊口不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无法受时间观念的约束。他们根本不是拿时间来测量工作的，而是以一天的生活费用来约束工作和生产或成品的。一天的生活有了保障，一天的工作也就告一结束。这显然是生命粮食工作成品循环的问题。手工业的生产就是这循环上的现象。铜器业如此，木器丝织棉织以及其他各种传统手工业，似乎都没有二致。

工作迟慢，靠多数的力量以及长时间的工作，这是手工业生产本不可以避免的。这是受人力原则限制所使然。何以手工业的组织无须过乎庞大，也无须大规模的设备，也不能有大量的生产，都无须多加以分析了。至于资金，手工业者的本钱，向来就是微小的。手艺人不是常说：“无本钱吗”？可是微小的本钱，不够他们发展事业，只够他们进行工作；而从工作里获得生活，在他们看来，已经心满意足了。

其次就手艺说，手艺是手工业者的生产方法，在手工业里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木器家具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织布的。只有木匠才能做木工，机匠才能织布，这个不同，就在手艺的上面，因此手艺是手工业者唯一工作的武器，也是手艺人唯一吃饭的工具。手工业者一方面有生产的能力；一方面有生产的手艺，能力加上手艺才可以在手工业里立足，从事生产，有些人简直就把手工业称为“手工艺”实在有很大的道理。

再次就组织说：有了能力和手艺，并不能一定有效的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工作，本非一个人的事；而是团体的事。以手工艺说，一方面是经验的累积，另一方面也靠师徒的传授。无论是经验或传授都是参与组织以后的事，有团体就有分工，有分工然后才可以更有效的生产。铜器业分作十三科，木器业有八科，每一科的人各从事其专业，而靠了团体的力量，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

组织的大小、简单、复杂，都似乎是与人力生产的原则有密切的关系。典型的基本的手工业组织是由老板，客师，和学徒所成立的团体，这是最普遍而也最常见的，在这种组织里所受人力原则的支配，是分外鲜明的，可是这里不是说人力支配下的手工业生产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手工业中，仍可以看见兽力帮同工作。兽力自然比人力大，有时一头牛，一匹马所能发挥的能力，要超过数人乃至十数人之多。有些手工业中也使用简单的机器，例如上述“古老钱”自采用机器模型后，代替了往昔十多家的人工。这些都是增加生产能力的设施。生产能力增加后，自然使人力在手工业里渐渐失去其支配的力量。所谓现代化的生产力使用机器，无非是把人力从生产中排挤出来。机器代替人力，人力自然从生产力解放出来，因此近代式的工厂组织，与生产动力的改革，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以成都（其实我国内地许多城市如昆明、贵阳等都是如此）的情形来说：新工业尚在萌芽时间，机器还是很少引用到生产事业里来。一切的生产都还在人力原则支配下。不过手工业里，有些掌柜，却积极在那里想方设法改良手艺，改良生产工具，以增加生产的能力，而把人力从生产里节省出来。例如丝织业主席的工作场所里所采用的木机，都是改良过的。原来织花绸，花绫，一架木机需要三人。一人织，一人拉花，一人跑交，须三人力量，才可以进行工作。如今只需要二人，却是在木机上安放一个固定的花纹模型，便可以把这拉花匠人节省了，二人即可以从事工作，而生产效率，反较前增加三分之一，这也自然在他们的生产成品里，减出了一个人为工作而消费的工资及伙食费，也恐怕在三分之一。

若以机器生产说：成都刚有一个引用动力的丝纺工厂。这又比上述改良木机的生产效率大多了。即以织花绸说：只须一位十三岁的小孩管理机器，机器便在那里迅速的转动。人力在生产里几乎快要没有地位可言了。这些事实的变迁，很值得研究。从三人的工作到二人的改良木机，到一位十三岁的小孩管理一架电动机器，这是从手工业到新工业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动力改变，为手工业与新工业分家的开始，或者说，两种观念的不同；手工业是一种无法讲求效率的工作，而机器生产则是讲求有效率的生产，判然指出手工业社会和新工业社会的差异。这里我们希望讨论一个问题：动力是在什么原则下改变的。

动力是在什么情况下改变的，当然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我们试图从手工业的组织形态上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成都的手工业组织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行家式的；另一种是作坊式的。行家式的组织是手工业里的基本组织，资本小分工简单，手艺人的人格还不明显的分化，就是说：从原料制造到成品销售，都由铺主一人处理。在这一类的手工业里，其受人力原则的约束，是极为明显的事。他们生存在为消费而工作的循环中。“手艺一停，工作也就完了”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证明了为消费而工作的循环是不能截断和脱节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都在利用全副精力花在糊口上面。手边的资本既然有限，这一次的工作收入，又得要担保收回下一次的工作本钱，没有多余的本钱足够他们周转。他们的本钱包括在工作里面，工作就是他们的本钱。他们的生产目的极其单纯，就在糊口养家，除此以外，任何事也管不着了。工作消费，使他们没有多余时间去改良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设备，以及加强生产效能。“工作，工作”，把他们紧紧的压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谈得上引用动力的原则？

不但改变技术在行家式的组织里想像不到，就是有这一方面的改革，在心理上和行为上，手工业者都是反对的，为什么手艺人墨守成法，反对革新的理由也似乎是他们受糊口观念支配所致。有一位宁波籍的木匠，来到成都十三年了。宁波是沿海重要的商埠，交通发达，工业化的程度原是很高的，一般人从小就有新工业的习惯，据这位木匠说：“上海一带的工人们都是在讲求工作效率，讲求新颖的方法，为生存竞争的前提。像成都的手工业者，一则知识程度太低，一则工作效率太差，要是他们到上海一带去，简直无以为生了。”这位上海籍的手工艺人，还告诉他在成都曾经吃过许多本地人的亏的故事，他说：“在上海做手艺，便利得多，只要有熟人，即可以拿到原料；在成都则不然，不但借钱不易，而且本地人还非常的仇视外省人，这些都还是小事。最大的困难，就是本地非工业的环境，找不到技术工人；就是找到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习惯，简直使人头痛！”

为什么使人头痛呢？“上海人”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说：“有一次我们包下一笔工程，自然我们和主方讲好了条件，订了契约。做的是100000个木盒，限四十天交货，以我们的工作经验，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们找了十多位本地木匠来工作，也和他们说好了条件，四十天交货，可是这些人并不按我们的工作条件做工，仍以原有的工作习惯，而且做到三十五天时，出人意外的，他们提出要求来：‘上海技师，我们的工作太累了，我们得休息几天。’休息几天，这如何可以呢？四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我们想这也许是托辞，于是加他们一点工资。可是做不到三天，他们又要休息了。真使人着急头痛，只好听从他们了，结果把功夫拖到五十天才算完事。”上了这次大当，吃了这次大亏，使“上海人”不敢按照过去的经验处境了。

从“上海人”的经验里所吃的这一次大亏，本地人的工作习惯，工作效率的迟慢，那是很明显的，不但使“上海人”不能如期完成工作，而且也使“上海人”的信用破产。可是这位“上海人”毕竟还是上海人，想出了另外的方法，来对付本地工人，他说：“后来又包过一笔工程，期限是九十天，我们便对本地工人说，交货日期是四十天，照他们的工作习惯，做了一个时候，是要讲求休息的，休息过一次还不够，还要第二次，结果把工作拖到五十天才完成。”虽然“上海人”有妙法保持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信用；可是这妙法却不能改变本地工人的工作习惯！

推求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人力生产的原则上得到解释，手艺人的工作本是为消费而生产的。本地人虽没有新工业的习惯，赶不上“上海人”的花样翻新，然而他们对于为吃饭而工作的原则，是懂得很透彻的。若是他们按时间赶完工作；工作赶完后不是有“工作一停，生活也就断了”的危险吗？因此他们宁愿把工作拖长，保持有工作便有饭吃的日子，他们无法讲求工作效率。若是在短时间内做好工作，赚钱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海人”。他们为啥子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上海人”谋利呢！

从这些事实里，似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若是要建设工业化，讲求有效率的工作，这个为消费而生产的人力原则，首先有冲破的必要。

其次我们要谈到作坊式的手工业组织，这里组织和行家式的不同，以内行的铜器业铺号说，“他们的资本至少比行家式的大上十倍。”生产的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为工作过程使用的；有一部分是参与商号作为流动周转的，一则他们靠工作以维持生活；一则他们靠资本的周转来得到盈余。在组织上，工作人员少则五人，多则十人以上。作坊式的老板，本身在渐渐脱离生产工作。就是从原料到成品的工作。他们可以不必亲身参与其事。他们主要的任务，在看守铺号注意市场的变动，如何能使周转金增加盈余。在人格上，劳动者的性格在消失，至于外行的老板，则完全没有劳动者的身份了。纯粹是以资本家的态度出现。

我们不讨论作坊式的老板，他们多有的一笔周转金是如何得来的。正因为他们多有了一笔资金，他们可以到沿海一带招请技师，改良工作产品和式样。有了这种改革，对于他们的生意是有利而无害的。以成都的情形来看：在这些作坊老板的铺店中，所陈设的手艺品，比起行家式的店子里的货品来，要美观得多了，这自然容易吸引顾客。生意兴隆，在他们的周转金的盈利下，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本来欲获得盈利，一方面靠市场的销路好；一方面也靠工作的成本低。就后者说：手工业生产本就无法减低成本，因其受人力原则支配所致。就前者说，市场的销路则以出品的优良，以及价格的低廉为依归。可是手工业依本传统的方法生产，在式样上既无法大加以改变。而人力在生产中所占的本钱，又无法使其降低。这些问题，在作坊式的老板心目中，就不能不加以考虑。

如今在作坊式的手工业中，所使用的工具有改革的趋势，前述改良木机的使用，便是一例。这种改革的事实一经发生，不但人工在生产中减少；而且工作效率也大为增加。人工减省，效率增大，即等于在生产成本里，节省许多开支。成本减轻，市场的盈利自然便可以扩大了。

本来作坊式的生产，一边受市场盈利的指导，一边受人力原则的限制。盈利原则和人力原则两者站在相反的地位。若要增加盈利，只有在人力原则上加以改良，加以改变。因为技术的改良，人力的节省，自然会使成本减低的。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说，技术的改变或新式工业的生产，也许是从盈利原则里发育而出。我们欲建立工业化，讲求有效率的生产，恐怕也只有从新的习惯上去培养新的生产的精神！

总之，人力的生产，是苦事，含辛茹苦的不但在工作上成为奴隶，在谋生上也是奴隶，终生囚在为消费而生产的循环圈子里，生老病死，过一辈子的劳役生活。房龙（Willem Van Loon）说得好：“一个国家的机械发展程度，是与奴隶数量成反比的。”本文的分析，不过就是对成都的手工业生产作一说明，可见人力仍在我国生产力占重要成份，惟有机械的生产，才可以解救人力苦役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