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下的商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贵”与“贱”
孟子说：“锱铢必较，此之谓贱丈夫。”在传统社会中锱铢里谋生的商贾，总是占有很低的地位。可是《周礼》所描写出来的社会分层里，商贾还没有贱到末流：
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而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这里所谓商旅，就是商贾。就其地位而论，仅在妇功于农夫之上，远在王公士大夫之下。到春秋战国，商贾的地位，在为政者的眼光里，却降到农工之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经济繁荣起来争霸的管仲，却是最先说“士农工商”的价值尺度的人。他建议桓公“成民之事”，把当时四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勿使杂处”。于是“士”在其首，“商”在其末。“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好像形成我国传统社会的格局。
《周礼》所记述的社会分层如果是事实，商贾的地位，在农夫之上。何以管仲把它颠倒过来，落在四民之后？依我看来，与其说是管仲描写一个新的局面；不如说他为了政治的目的，有意要把商贾的地位压抑下去。这是当时商业发达和政权冲突的缘故。
春秋战国时代，国君都知道商贾于国有利，争相招挽，使“商贾皆欲出于王之市”。卫文公有通商惠工以兴国的举措，“陶朱公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子贡“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倚顿用盐监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史记·货殖列传》）正是“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门市”。商业勃兴，商贾的地位，事实上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蒸蒸日上，甚至可说这是商贾在中国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
商贾运用他们锱铢必较的手法，累积财富，有时甚至富埒王侯。这是说，他们的经济实力威胁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的等次。富埒王侯，进一步将是权倾王侯了。商贾的抬头也成为社会结构是否将予改弦更张的问题。若是不把这在分层里原处于低级的商贾抑下去，就得承认他们的新地位。也就是说要把原来较高的阶层，让出个位置来，给商贾去占据。在这社会结构面临改造的威胁中，原属上层的，也是握有权力阶层的不能不出来答复这问题：退让呢，还是保守？中国这段历史的答复是保守，不是退让。在握有权力的王侯，守住了他们的地位，利用了原有的社会价值的尺度——贱商——把在社会阶梯上跃跃欲上的新兴财富阶级，打击下去，一直把他们贬到四民之下，连农都不如了。
贵和贱，原是指社会上看得起看不起的分别。“士农工商”的层次是社会价值的尺度。居于末流的商，也是说社会上最看不起的人物。要使社会上看不起商贾，一定得做到没有人羡慕商贾。商贾是从事交换经济的人物，在这计较锱铢的过程中他可以逐什一之利而累积财富。如果要做到没有人羡慕商贾，必须使商机财富有所不能买，使他们不能单凭财富就可以得到具有引诱的享受和安全，而且还要在社会上另外开出能具有引诱力的路子来。这些另外的路子又要不去威胁原有的权力结构。做不到这些，尽管想贱商，而商还不贱的。换一句话说，要商贱，就得把贵贱之别，脱离财富多寡的标准，而把它系于权力的高下标准上。如果财富不能买到权力，一个人不能单通过财富去取得享受和安全，财富才不会成为最有力的引诱，商贾也不易被看得上眼了。若是在另外的路上，却能得到更可取得享受和安全的财富时，商贾的地位，就更要相对的降落了。我们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级，就从这些方面入手去抑压商贾。管仲所安排出来的四民层次，后来竟成事实的图案。
千金之子竟死于市
大家也许会记得陶朱公想利用财富去保障他儿子生命的故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说：
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庄生间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陶朱公在当时不可谓不富，而且曾贵为卿相。但是他的“贵”的来源是握有政权的王，离开了给他“贵”的王，也就没有势。他固然可以用他的“富”去邀得王者的恩赦，可是赦不赦还在王者，不在“千金”本身。“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诚可以写出钱能通贵的力量。可是有时钱也无法通贵，而使朱公长男持其弟丧回家。富而不贵，便将受皇权的威胁，谈人权保障？与虎谋皮！
在我们传统社会里，何以“富贵”两字，老是连在一起，难分难解。委实有它的深厚的意义。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骂孔子道：“摇唇鼓舌，以迷惑天下之主，所以谋封侯富贵者也。”俗话有“功名富贵”等，若是一加仔细地分析，“富贵”在一块不是偶然，这里实在指出我国向来的社会一条真正的致富之路——由贵而富，不是由富而贵。
正因为由贵而富，所以齐筦山海之利，秦有盐铁之权，汉置盐铁官以筦其事，又禁“贾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且禁他们为官吏，也不给他们田产，农民只出赋一算，可是商贾与奴隶则出赔算，对于商贾敛财致富，有种种限制的方策，凡获利最巨的几种商业如盐铁酒，一律收归国营，于是中产以上的商贾，破产者不知有多少！隋高祖开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进，唐高祖定工商不得与于仕伍，“明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此种情形，商人的无法抬头，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政策的压制，其实是贵层的安全，不容许富埒王侯的商贾暗中来威胁。不能“退让”的绝对皇权，怎能再容许子贡之流，“分庭抗礼”？“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治定。”因之不是采商鞅的“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弩”，就是像秦始皇的徙天下十二万富户到咸阳京城免生异端：或消极的加以约束——不得购置田产，锦衣玉食；或积极地加以侮辱——把商贾与逋亡的罪人一体看待。“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神明的天子即操生杀予夺的大权，殆全然只有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的商贾压下去，使财富不能通贵！
由贱而贵的道路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会问：为什么商贾不去取得“高贵”身份的来源——政治权力？使人们可以由富而贵，做到名副其实的：“富贵”次序？商贾的受制于王者，财富成为权力的报酬，而不成为权力的根据，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是不为？还是不能？这就牵涉我国社会一条主要攀登贵层的路线。
天子是我国传统社会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是天子重英豪，特别知道“儒生有益人生”。于是“学而优则仕”，由仕而大夫接近真龙天子，成为常典。十年寒窗功名富贵，只要一举成名似乎就可以享受不尽，荀子说得好：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圆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儒效篇》）
要是商贾攀登贵层，“唯学”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学而优则仕，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才可以脱去原有“锱铢必较”的本色，身份的改变，地位的转移，岂是轻而易举的事？士大夫自有其一套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商贾的又是另一套。尽管士大夫路上，并不排挤商贾同登王朝；但是商贾要想从这条道路，直上青天，怕是不容易的；何况还有人为的障碍加以阻挡？好比隋高祖禁工商不得仕进，唐高祖定工商不得与仕伍一类的设施，商贾欲想改行入仕，真是难上加难。据说以前有两位朋友，一贫一富，贫者科举出身，有功名；富者经商发财。同乡中有一武举时常欺侮这位富翁，富翁奈何不得。于是去请教那位科举出身的老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老朋友建议他捐笔钱买个官爵，提高地位。果然后来那位武举不敢再小看他了。可是爵位是买来的，不是正牌，表面上别人不敢再加以白眼，实际上还是暗中受人讥笑。他再去请教老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真正使人心悦诚服的尊敬？朋友告诉他除了下一代读书中举外，别无他法，你这辈子可不行了。这虽是传说，不足为凭，但是从这里不难看出，底层的社会分子，抑压得苦哀。社会分层之迫力，看不见也摸不着。富而不贵，买来的官爵，显不出真正的威风，装不出炫耀的门面。
“殴民而归之农”
贱商的对面是重农。可是贱商和重农却是同一的作用，就是政治压倒经济，使皇帝把握住控制人们的大权。中国的皇权一直是建筑在农业基础上的；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农业的基础上，这类皇权才能维持。商贾的抬头便是地主的式微。所以为了维护这皇权的基础，商贾不能不加以压制了。
自“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天下”以来，农业始终是我们的国本。“壁士植谷曰农”。农业和土是何等直接，何等密切！即到现在，我国人还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犹依旧在农业里谋生。可见我们的生活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从土地上长大的，靠农业养活的，怎能不对土地不对农业发生亲密的情谊？《诗经》上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值得恭敬，对于培养桑梓的乡土，又如何不油然涌起爱恋之感？加以农业和土地难舍难分，因之农业人口似乎也有固着乡土的特性。不要说“父母在，不远游”，即父母已经逝世，也不能轻易地背井离乡，忘却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所谓“安土重迁”，就是导源于此。
农业的生活是安土重迁的。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朝夕相处，有个共同的本无形的抓在一起。传统的思想家，特别强调“本”的观念，所谓落叶归根。孔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于维持世俗人心，都从“本”字出发，这并不是思想家不着边际的幻想。
在这个“本”字实在就是农业的别名。农业既是国本，本之所在，何能忘恩负义。可是商业的社会是流动的，和农业的特性，针锋相对。“本末”原是对比的两端，传统的社会里，“本是农，末是商”。农业固着于地，商业脱离土地——这是对敌的局势，容易产生冲突的情感！
用实际的情形来说本末的冲突，也许较理论的引申，清楚明了。春秋战国时代，在日常生活里，工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于是商人阶级趁机崛起。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变迁，表现在“舍本逐末”的上面。舍本逐末，就是改农为商，人民从土地里跑出来，断了根变为商贾；可是商贾的天下，不是祖宗的坟墓所在地，家神土主也管制不住他的行为，懋迁有无，鸡鸣而起，遍走江湖，其目的在孳孳为利。“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财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晁错看见这些情形，痛心地说：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这看法差不多代表了传统重农的典型观念。本来从农本上看，商业实系破坏农业安定的因素。要是“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王符潜夫论》卷三《浮侈篇》）诸如此类看法，历史典籍里，可谓车载斗量，更仆难数。所以贾谊有“殴民而归之农”的论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感动帝王，躬耕以劝百姓。这不是书生之见，空发议论！
舍本逐末，显然破坏农业生活的完整和安定。看不起商贾、贱商，不是偶然的事。自秦汉以降，传统的社会，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始终不变，也不是偶然的事。而并非由于帝王的偏爱，思想家的空想，推本求源，都与农业有关。何况农民性情朴直，敬畏法令，《商君书》曰：“属于农则朴，朴则令。”商贾多奸狡，且其经济势力危及人主。不抑商，不足以重农；要重农必须抑商。然后才可能做到“殴民而归之农，以著于地”。
帝王——大地主
贱商的一个主要原因，固由于不忘本：重农。可是尽管历代都主张重农抑商，实际怕是农并没有重，商亦没抑，结果有如晁错所说：“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贱商，我想还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又要涉牵前面所谈过的两个字：“贵”与“贱”。因为农夫虽受皇权的保护，可是不贵，依然在贱的领域与商贾同病相怜；比起商贾，实际上还受皇权的压迫。商贾是流动的，尽管是末业，易于躲闪皇权的威胁，农民的老根深深埋在泥土里，易遭直接的摧残。“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急政暴赋，赋敛不时。”除了铤而走险，揭竿为旗，哪敢和皇权为敌！
“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崇高无比的天子面前：“士农工商”，本都是一视同仁，一样没有保障。富贵的天子可以使他贫贱；贫贱的天子可以使他富贵，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全是皇帝的私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韩愈《原道》）皇上的基业，“能以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一定要有人帮同管理；帮君发号司令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以“功名富贵”。“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皇权独占着天下之富，依他的主意，分赏给帮助他获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臣仆农奴。
荀子在《富国篇》说：“人君者管分之枢也。”《王霸篇》解释分的意义是：“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已而已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面，帝王实际是一个全能的大地主。不是吗？历来做官的，做家奴的，都称自己吃的是皇家的俸禄。因之政权何尝不可看作是地权。“帝”和“地”在事实上相通的。帝王一般的通称是天子，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天与地又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名词。这也许由于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因为农业的生产，一方面不能离地，同时也不能脱离天时。农业的生产，是靠天地的生产——皇天后土。乡里人在乱世都希望有“真龙天子”出现——龙是水，同时也是皇权的象征。
帝王的大地主，家奴臣仆，不过是皇上的大小听差。听差们可以在大地主的私产里分一杯羹。吃皇帝家的俸禄。自秦汉以后，仕宦的途径，或由选举，或由学校，隋唐至清，则出于科举。所以行政全由官僚包办；官僚几乎全是地主的产物。士大夫可以说是大地主下的小地主，历史上的士大夫，不一定全出身地主：可以等到做了士大夫以后，摇身一变，也成为地主。皇上利用儒生维持自己的天下，书生也依靠皇上维持他们的利益。互相依靠，他们共同的利益是在维持这安定的生产基础：农业和土地。他们不能容许末业者流：“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因为这是“伤风败俗，大乱之道。”（《汉书》卷九十一《货殖列传》）不能容许舍本逐末的商贾破坏其间的痛痒关系。贱商，历史的事实，利害的产物！
这种利害关系的结合，商贾难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学而优则仕”，商贾明知此路十分困难；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土地是权贵的基业，于是只有把资本投入土地，作为上跳贵层的桥梁。历史上商贾兼并农民的现象，异常普遍，这莫不是传统商贾改贱入贵的一幕惨剧！在绝对的皇权下，只容许贵而富，不容许富而贵，“贵为天子，富为四海”，所希望是“四海澄平”、“万世基业”。谁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破坏这个大一统的局面，谁要在太岁的头上动土，便会断子绝孙，诛灭九族！
桑巴特（W. Sombart）有一句名言说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人们由社会权力获取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才能由财富取得权力。何以我们传统的商贾，不能摇身一变，由财富取得权力？打破由贵而富的僵局？绝对的皇权，贵贱的分层，贱商与商贱，也许是其中最为基本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财富在权力之下，谈什么保障，发展更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