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低，中国周边风云四起。这一切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从阿富汗收缩、中东战略出现巨大调整几乎同步发生。与此同时，美国实力总体下降，影响力今不如昔。在新的形势下，作为美国亚太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战略如何转变？是进一步扩展还是收缩？是在长时段的总体收缩趋势下的局部扩展还是全球战略的根本性调整？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其对华战略密切相关。两者的关联性在于：（一）中美实力变化有可能影响美国东亚战略中对华战略的构成；（二）对中国的长期战略对手定位也会影响其亚洲战略的整体布局。美国东亚战略调整对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

一 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东亚战略调整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在新形势下如何保住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其主导力？“9·11”事件后受挫的美国东亚战略如何弥补其损失，强化塑造能力？这些都是其调整东亚战略的重点。

在21世纪以来的美国东亚战略中，东亚的重要性始终得到强调，其一贯的思路在于美国虽然在亚洲短期内不会面对一个有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对手，但亚洲的力量构成将会出现变化，而这一切有可能带来地区的不确定性变化，美国必须进行预防性介入。从战略上而言，防范不断出现的挑战，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始终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轴，而东亚的亚稳定状态尤其令美国担心。

虽然防范潜在的战略对手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从未被忽视，但由于“9·11”事件导致美国安全战略集中于更为紧迫的目标，此后其东亚战略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松散状态。而随着阶段性反恐从近十年的紧迫期转为常态化，后伊拉克战争与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外交战略重新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焦点。就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而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互动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而东亚战略对于全球战略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确认。调整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一部分东亚战略，扭转对其不利的形势，对东亚战略进行纠偏和重新聚焦是美国高调“重返”东亚的深层因素。

美国亚洲研究所将美国此次回归亚洲概括为五大原因：其一是亚洲经济强劲复苏；其二是中国崛起，亚洲格局改变；其三是亚洲地区组织得到发展；其四是亚洲存在诸多传统安全挑战；其五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看法基本延续了以往的战略思路，仍然强调权力转移和权力变局对于美国的影响，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重新将传统安全挑战置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前。

从战略上看，美国的传统安全挑战始终指向中国等新兴大国，但由于中国的实力发展最为显著，中国便迅速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可以说，中国因素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战略的主要动因。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扩展历来十分警觉。美国一直有丢失亚洲之忧，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随着中国崛起，这种担心呈几何级数上升。中国在亚洲的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替代趋势，使得美国的竞争防范意识增强，促使其加快了强化美国影响的新布局。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疑虑，美国在东亚战略上进行了如下调整。

（一）利用亚洲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的领土纷争制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制约和平衡。美国抓住东北亚的“天安舰事件”，强化了与韩国的联盟关系，保住了在日本的普天间军事基础，又利用2010年11月23日出现的延坪岛炮击事件，调动航母驶入黄海海域；在南部，利用南海争端，强化与越南的安全联系，声明美国不再是南海争端的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高调介入南海事务。

（二）以东南亚为突破口。鉴于东南亚在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方面的重要性，美国重返亚洲的重点就是重返东南亚。对于美国而言，东盟是比拉美、俄罗斯、中东和非洲更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美国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方。东盟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东南亚进口美国商品是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两倍。超过1/3的全球贸易和66%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过这一地区的海峡，马六甲海峡比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量高3倍，比巴拿马运河高15倍。这也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能源生命线，三国超过80%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或经过东南亚。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如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联系，决定恢复对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支持。介入南海争端也是美国强化在东南亚存在的一部分。美国还于2009年11月奥巴马访日期间启动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意图另起炉灶、重新搭台唱戏，达成适用范围更大、更能发挥重要影响的新平台、新机制。

（三）强化对中国的围堵施压，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美国试图构建全方位包围圈，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军事仍然是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领域，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行动自由是其重点。美国意在通过精明的军事投入，威慑中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弥补美国在中国不对称威胁下的弱点。

（四）恢复在亚洲的影响力。通过巧实力的运用，在与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之争中保持优势。“9·11”事件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疏远了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反美主义情绪，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综合影响力不断上升。因此，美国加大了对地区影响力的重塑，强调对亚洲的公众外交、民主价值和非强制性举措。

（五）希望参与搭建新的长期性的地区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建立互信，减少竞争摩擦。美国参与长期的机制塑造，是要谋求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战略利益，而不是短期或暂时的利益。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声称的那样，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大国，而是一个常驻大国。美国希望给外界透露的信息在于作为地区重要一员参与地区事务，而不仅仅是外来者的介入。美国虽然实力下降，但仍会信守对东亚的承诺，保持其信誉。美国驻扎于此，不会离开。为了谋求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必须参与机制塑造，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将会在适度超脱的前提下贯彻以下四个要点：一是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二是进一步向东亚多边组织渗透；三是弥补制度安排以及力量对比变化或权力转移带来的缺失；四是加大围堵中国的力度。

二 美国东亚战略调整的实质及可能走向

在美国一系列令世人眼花缭乱的调整措施出台之后，美国东亚战略显示出强烈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那么，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其战略根本性转变的前奏，还是维持现状前提下的补救措施？这是我们认清当前东亚形势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关键。

笔者认为，正如美国的全球战略没有出现根本性调整，美国的东亚战略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但出现了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东亚战略仍然是预防、防范和弥补，是反应与回应，是“以进为退”而非谋求外科手术式的主动转变。从战略上看，虽然美国的东亚战略是继续扩展还是收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其战略实施很可能将是一个折中的产物。当作为美国战略对手的中国不断发展的时候，采取收缩战略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思维。但在陷入国内经济问题或实力下降之际，采取收缩战略又符合美国战略的历史思维。美国如何在扩展与收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战略界的思考焦点。

虽然美国的大战略仍在“继续扩张”和“适度收缩”的世纪争论中举棋未定，但美国的亚洲战略出现一些局部调整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提出了离岸平衡大战略（off-shore balance grand strategy）。虽然这一概念与《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有相似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同，对此莱恩作了具体的阐释：“离岸平衡大战略具有四个关键目标：（1）将美国与未来可能在欧亚大陆发生的大国战争相隔离；（2）避免美国‘为信誉而战’或为盟国的利益而从事不必要的战争；（3）降低美国本土易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脆弱性；（4）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地位和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度。与美国当前奉行的霸权大战略不同，离岸平衡战略是一个多极——不是单极——战略，因此它能够包容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将欧亚大陆上主要大国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转交给它们自己，或者促使它们不断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莱恩认为离岸平衡战略之所以是取代当前美国大战略的最佳选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战略是维护美国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其最大的益处是避免直接冲突，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另一位美国学者扎卡里亚认为，美国具备了离岸制衡的充分条件：其他力量的崛起是真实的，但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因此，美国的角色与以往不同，但仍至关重要。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在未来的年代里崛起时，它们之间会出现新的冲突点……作为一个身处远方的大国，美国通常是那些担忧地区内出现霸权的国家最易于求助的伙伴。实际上，正如学者威廉·沃尔福斯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地区强国的成长，美国的影响才得以加强。

地区强国发展的不平衡给美国提供了有利的介入时机，同时处理好与发展中地区大国的关系有利于美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与新兴发展大国的关系，并且能够较好地驾驭或控制这些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而不是削弱。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罗伯特·阿特的观点和看法。他强调，美国不能放弃选择性干预的战略，也即美国对其国家利益要有更为清晰的界定，将美国的政治注意力和物质资源优先集中于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继续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态势，保持前沿存在，以现实主义手段追求民主、自由市场、人权和国际开放等自由主义目标。在谈到选择性干预战略的运用时，阿特特别指出，这一战略是塑造战略，是利用美国在欧洲、东亚和波斯湾的关键性联盟和前沿存在，塑造相应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使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除了军事力量，阿特还强调了美国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因而，现在美国战略界的争论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从冷战结束时的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之争，变成了有效介入与有利规避之争。这一争论表明，美国意在形成主导性支配战略、离岸平衡战略与选择性干预战略等选项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平衡。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巧实力”概念，从战略上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持灵活性和综合性，有针对性和侧重地交叉使用不同选项，以期达到最佳战略效果。在涉及东亚战略转向的问题上，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但又面临选择困境，可以说其东亚战略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

首先，从霸权护持的角度看，美国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拓展的国家。美国不会全面收缩，而只是有选择地收缩。当其在某个地区处于停滞或目标告一阶段之后，必然会在其他地区扩大其影响力。当在中亚受到阻力，它可能在南亚或亚洲其他地方扩展。一些被美国视为中间地带或新中间地带的区域，比如中国的台海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太空领域、环保领域、网络领域等，都会成为美国挑起争端的由头。

其次，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必然存在侧重点选择的困境，无法做到全面兼顾。鉴于其全球战略困境，当前美国在东亚总体上保持一个维持现状的政策显然是最为有利的。在东亚，如果实施推倒重构，美国并不一定获益很大，而成本却注定很高。同时，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未丧失，只不过可能受到一些影响。面对新兴的地区大国力量，美国只需适时进行预防性干预，而没有必要展开一个全面的重塑计划。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美国仍然拥有相对稳固的联盟体系，只要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没有瓦解，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难以动摇的。美国现在希望实现的是一个更为精致的以双边为基础、以多边为补充的严密安全网络，把这一地区的国家都纳入地区网络之中，而不至于自行其是。

同样出于维持有利于美国的东亚格局的考虑，美国不会支持东亚一体化。其具体做法就是以泛太平洋的一体化来覆盖或取代东亚的一体化趋势。美国在APEC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进程，实际上不过是干扰而不是真正推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牵制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在亚洲应该建立一个跨太平洋（trans-Pacific）而不是泛亚洲（pan-Asian）的地区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才能发挥全面的作用。美日联盟仍是轴心，但美国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新兴力量在内的东亚安全机构。”美国不会支持东亚一体化，但会推动东盟一体化，无法反对东亚共同体，但会强调APEC、东盟贸易一体化。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是其重要活动平台，并依据《增进美国 -东盟伙伴关系计划》和《美国-东盟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来具体实施。分析其战略措施的运用，也可以佐证其谋求总体稳定、有限介入的思路。

首先，美国的东亚战略并不是挑起战争而是预防战争。在经历了伊拉克这一场成本巨大的局部战争之后，在金融危机元气大伤的国内经济困境之下，美国无力承担在东亚的战争风险，也无力卷入其他国家的战争危机之中。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也是预防大战的爆发，而不是相反。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防止对手实力扩大。因此，削弱潜在的对手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直言，虽然美国不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与美国叫板，但美国一定要“操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破坏美国全球自由行动的能力”，“进而压缩美国的战略选项”。美国维护欧亚大陆的大国和平，其第一项高度重要的国家利益是维持欧亚大陆各大国间的深度和平。这既要求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又要求不出现激烈而持续的安全竞争。预防这两种情形都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次，地区制衡仍是美国东亚战略的规定性选项。诚然，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是与其总体实力变化密切相关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东亚战略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也会有所变化，那就是美国将在适度超脱的情况下继续介入东亚事务，试图在成本和投入降低（至少不增加）的情况下保持对东亚事务原有的影响力，保持可持续的霸权地位。而为了减少成本付出，就必须借助于地区危机和地区争端，保持美国的特殊影响力和制衡能力。

无论是选择性介入还是离岸平衡，制衡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基辛格认为，亚洲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世界，亚洲的均势更细微，因而也更复杂。“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将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该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岸（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区域。”均势战略的一个策略实际上是分而治之。落实到东亚，就是不允许出现一个没有美国主导和参与的一体化的东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均势并非历史遗物。亚洲的军备竞赛正在继续，虽然还不至于引发战争，但对均势的误判却在增加，而中国将会填补权力真空。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采取英国式的制衡并不可取，当中国尚未崛起之时而选择制衡中国，会导致自身的孤立处境。但适时采取有效的制衡，避免美国的盟国在与中国的实力对比中处于极大的劣势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均势法则之一。“应该关注中国拉大与邻国实力差距的趋势，而不是中美间实力差距是否在缩小。”对盟国或协作方进行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盟国能够制衡中国的方法之一，是使它们拥有一定实力，承担更多责任，但又不至于脱离美国的主导而完全自主。换言之，美国若试图在东亚地区围堵中国，必须使其盟国相信，中国已经崛起，只有在美国的主导和策动下合纵连横才能保持一方平安。

在制衡的前提下，美国会选择介入式制衡还是离岸制衡？显然，美国可能会使用综合制衡的手段，连续交替加以应用。在一些问题上让盟国更多承担责任，比如朝核问题和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美国就并不打算大包大揽，而是以拖待变，将责任转给其盟国和中国等国，对东亚相关国家进行牵制；而在东南亚，美国则会用力更多一些，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影响力最有可能扩展的区域。无论介入程度深浅，美国都会采取借力打力、制造矛盾的方式，来避免美国介入成本和风险的增加。而介入程度是其战略实施的关键，介入程度与离岸平衡是相互配合和适应的。

美国在亚洲推动地区内相互制衡，是不是也会把美国自身卷入力量均势可能引发的竞争风险之中呢？显然，为了防止这一点，美国必须设法保持亚洲间的低水平均势，一是反对军备升级，二是尽量削弱这些国家的总体实力，让这些国家对抗而不至于引发危机，也就是适度紧张的政策。制造适度紧张是美国东亚制衡战略所需。

与此同时，在东亚，美国也是需要适度缓和的，这与保持适度紧张是一个道理。当危机有可能越过美国承受的红线而面临战争风险的时候，美国将会实施缓和式介入，以减少出现冲突危机或局部战争的风险。适度缓和与适度紧张是相对应的概念，是相互配合而进行的。缺少适度紧张，美国将会面临东亚自成一体而自身被边缘化的风险；而缺少适度缓和，美国又不得不应对局部战争甚至大国战争的巨大风险，这也是美国难以承受之重。所谓适度，取决于美国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和把握，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取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选择以及地区局势的不断变化。有时以进为退、以紧张求缓和也是美国的策略选择。

总而言之，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对华战略都是在松紧适度或有紧有松的战略运用中实现的。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理解为制造紧张，其初衷或目的就是在维护东亚现状的情况下保持或紧或松的状态。在亚洲保持“次冷战”状态对美国是最为有利的，这是美国传统霸权之道，也是西方霸权之道的要诀所在。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美国的东亚战略也有其策略上的限度。

其一，美国不会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而卷入过深。亚洲的领土争端是美国所需要的。但美国不会公开选边，而是会根据美国的利益需要暗中制衡。其二，冷战时的对立阵营很难出现。东亚各国虽然与美国关系或近或疏，但多数都采取全方位外交战略。今天的现实是东盟不会一边倒向任何一个大国，东盟本身成了大国冲突的缓冲区，同时也给大国提供了与东盟发展关系的适度空间。其三，中美关系也不会上升为全面的对抗。中美之间的对抗，或许更多以间接对抗的形式展开：2010年以来美国航母几次试图进入黄海海域，但虚虚实实，欲来又走，也是顾忌与中国关系的恶化。由盟国或准盟国与中国保持适度紧张的关系，防止或干扰东亚地区国家间任何一组关系过于紧密，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最有可能的做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局面。总之，当前的美国处于战略上的再一次选择性收缩，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而其东亚战略将在选择性收缩的总体态势下展开。

三 美国的对华战略及其困境

美国的东亚战略贯穿一个主要变量，就是对中国走向的判断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地区体系的修正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其东亚政策就会强化竞争；但是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地区体系的维护者，它就能够与中国达成更多共识。从目前来看，美国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走向判断仍处于摇摆之中，对中国的东亚战略存在诸多猜疑和担心。

当前的中美关系虽然有长足的进步，但其发展水平仍受限于特殊的初期阶段，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还没有高到双方必然加强安全合作的程度。贸易和平论在中美关系中仍需得到更多验证。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短期分离与长期一致性还未取得平衡。

中美战略性紧张源于中美关系周期性变化。中美关系一直受制于合作与竞争这两大因素。当合作出现问题时，竞争就会迅速占据上风。在美国国内，首先是奥巴马面临选举期来临，需要一些可见的业绩。奥巴马已经从初期的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其次，其决策团队对其决策产生了新的影响。有资料显示，美国“战略派”或称“鹰派”开始掌控对华政策。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战略仍是两面手法：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合作，在合作中塑造中国；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影响美国利益或易于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加大对华施压的力度。美国对华战略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祭出了所谓新策略，“新策略是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杰作’，它继续保持威吓、以强凌弱、强烈不安全感和谨慎的奇妙结合。”

显然，中美关系是亚洲稳定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极大。中美冲突加剧，其连锁反应会加大。当中美冲突占上风时，这个地区将丧失和削弱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关键前提。这就是中美合作的地区意义所在。然而，中美在东亚安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上合作有限，美国的东亚策略还有抵消和渗透原有机制建设进程的意味。这表明中美对东亚这一区域层面的共同开发与治理，还存在突出的隐患与分歧，还不足以建立足够的信任。中美之间拥有一定程度的战略信任或战略默契，但这种信任并不牢固。由于缺乏牢靠的战略信任，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对方采取对抗选项的可能。美国已经表明，承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中国的行为不能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关键利益。而中国认为，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敏感区域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由此，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磨合期，彼此的战略性试探将增加。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目的在于将中国纳入美国希望的轨道。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美国认为中国不甘于当前的地位，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是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国家，也不满意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于是美国试图从内部、外部多种因素多个维度，利用国际体制、经济杠杆以及其他软性因素向中国施压，将中国纳入相关多边机制来规制中国。所谓中国的不确定性，是针对美国而言的，也即中国的发展是否削弱甚至违背了美国的利益。在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同时，美国也面临其对华战略的困境。

（一）美国并不能轻易形成一个对华统一战线。对这种现象感到沮丧的温斯顿·洛德说：“我们在中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我们同中国人较量的时候，我们的欧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观，而且他们抓住机会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美国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亚洲唯一的潜在的不稳定变化的来源。日本、印度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政策都可能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稳定。

（二）如何更加有效地规制中国也是美国的挑战之一。美国的对华战略其实面临深刻的战略悖论：美国希望中国稳定，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有可能会冒险，“一个不确定的中国比一个强大的中国给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威胁更大”,但一个稳定的中国的继续壮大恐怕也会令其担心。这一思路认为，对华的宽容与圆滑将会使中国更加老练成熟，谋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三）中美之间已经或正在进入混合博弈：利益界限已经难以界定，不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是在对抗中谋取妥协之道，还是在合作中谋取妥协之道，是美国的两难选择。

结语

当美国安全战略已经从反恐重心恢复到以传统安全为中心，在反恐常态化之后，美国意识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已经出现可能替代美国影响的趋势，东亚遂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前提之下，美国的东亚战略增强了针对性和进攻性，以弥补其反恐战略的缺失，重新恢复其影响力和战略主导地位。而东南亚则由反恐第二战场重新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前沿突破口。中美之间在东亚地区实力变化的一升一降，被美国置于权力转移的历史视野之下，使中美互为权力结构对手的论调上扬，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上升。构建和维护中美之间新的动态平衡任重道远。

目前美国的东亚战略正呈战略递进的态势，但会有一个限度。美国虽然可以在东亚策动一系列挑衅性军演，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加强对东南亚的护持和渗透，但美国并没有在东亚进行局部战争的意图。同时要看到，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影响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这些都增强了美国的防范意识，但美国的做法仍是平衡、抵消和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以确保其优势地位。其东亚战略的目的并非谋取战争胜利，而是维持对其有利的安全。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大国而言，谋胜之道已不可取，协调谋取双赢才是明智之举。在未来，中美在东亚或亚太地区无法相互排斥，只能选择相互协调。大国的战略协调也能够避免地区内中小国家在安全战略上“选边站队”等恶化地区局势的战略困境。当然，防范和遏制大国崛起仍是美国不变的东亚战略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