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

第一节 黑龙江流域的古代历史与文化

迄今为止，以黑龙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一直很少得到学术界同人的注意。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的角度看问题，而忽略了过去的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并非是以现在人们熟知的行政区划而分布着。由于人们愿意从当代的政治地缘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旦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刺激，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继而由学术问题转变为牵涉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这种以历史与文化为背景的冲突或许就是21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新动向。

以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避免上述因民族问题情绪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呢？笔者认为，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客观地审视历史，而不是从狭隘、简单的历史归属观的角度去从事历史学的研究，这种文化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然而，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冲突将在历史悠久而现实落后的、具有跨国民族与历史意义的大国周边地带不断地延续下去，进而出现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从流域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至少可以打破当代的国家疆界，尽可能以接近历史真相的态度去进行某一个领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是笔者为什么要选择以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此外，长期以来，笔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一直进行着民族学、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实地考察工作，长期的实践使我逐渐感受到：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发展，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的江河流域及湖海沿岸。湖与海也是江河发源、流经或注入的归宿地，黑龙江流域的许多古代民族都是从这里崛起的，这些民族所建立的都市文明的中心，就是分布在江河流域和沿湖沿海的侧畔。总之，在黑龙江流域古代的历史上，无论发生多么不寻常的历史断裂，哪怕相隔几百年的荒凉，人们也总会想方设法在原来的文明废墟上重新构建新的文明。因此，在中国东北地区保留下来的许多古城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多次被历史上的王朝所沿用。例如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上京临潢府遗址，辽宁省辽阳市的辽、金时期的东京城遗址，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阿城金上京会宁府、肇东市肇东八里城的金代肇州古城址，以及吉林市松花江畔的龙潭山山城，这些古城或始建于高句丽、渤海，或始建于战国、秦汉、辽、金，而后又为元、明、清三朝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流域的都市文明，大多是在原来的文明废墟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1997年9月笔者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细谷良夫博士、赤峰师专历史系主任田广林教授、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薛志强先生一起，在赤峰地区阴河（音河）流域孤山子古城实地考察时，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恳谈会。在山城上，学者们边考察边交谈，细谷良夫先生与田广林先生的有关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场对话，对笔者启发颇深。细谷良夫说：“所谓的流域，是指一条永不干涸的水系，生活在这条水系的所有人类集团，随着水系的流域分布而分布着，水系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或者说是他们的交通大命脉和移动的方位，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园。”田广林说：“黑龙江、松花江应属于这种水系，他们所哺育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流域文化，而西辽河流域及辽西、赤峰地区则是一种山地文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这一地区没有河流，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河流经常干涸或断流。由此还造成了这一地区极具‘求天拜山’的文化特征，因为山地文化的人们渴望天赐雨水。”这是极为深刻的有关流域历史与文明的一次对话，或者说也是引导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最具启发力的理论线索。

一 黑龙江名称的来源及其古今黑龙江的历史演变

欲溯源黑龙江的历史与文化，首先要弄清黑龙江名称的来源及古今黑龙江的历史演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黑龙江人的困惑，有许多人往往把古今黑龙江地区及黑龙江干流混为一谈。古代的黑龙江干流究竟是指哪一条水？黑龙江的最早称谓是什么？今天的黑龙江是不是古代的黑水？这些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认真地揣摩。笔者在此提出自己对黑龙江上述问题的解释，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黑龙江人的广泛注意。

由清朝学者西清所著、成书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的《黑龙江外记》一书，曾对黑龙江有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并对后来的学术界，尤其是当代学者对黑龙江的认识影响极深，有许多学者所谓的新观点，其实就是来自于西清的考证。为了证明西清对黑龙江考证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免后人误释，现将西清的考证叙述如下：

黑龙江，国语曰萨哈连乌拉……黑龙江水黑，故名黑水，土人称黑河。《松漠纪闻》诸书，谓黑水掬之微黑是已……《山海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景纯注：“浴即黑水。”黑水，今黑龙江。《北史》谓之完水，《唐书》谓之室建河，至《辽史》始有黑龙江之称。《道宗本纪》:“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龙江。”前此未之见。然观《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龙门，祖州有黑龙殿，陵、殿并在上京，并名黑龙，又似辽初即名黑龙江，陵、殿因以为号者。近人以《金史》有混同一名黑龙之语，遂谓黑龙江名，至金始著，失之远矣。

黑龙江亦称乌江。西清还引用了元朝诗人刘静修题金太子允恭的墨竹句，来说明黑龙江一名应自辽、金始称：“黑龙江头气郁葱，武元射龙江水中。”

笔者认为，西清的考证有如下几点值得肯定。其一，排除了黑龙江在汉代被称为“弱水”一说，亦即否认了弱水即黑龙江之说。其二，认定黑龙江古名黑水，土人呼之为黑河。其三，认为《北史》中所记的“完水”即黑水，因“完”音与“乌”音相近，“完水”亦即“乌水”，即“黑水”之意。其四，黑龙江一名源自《辽史》，而非《金史》。其五，首次提出黑龙江一名应与黑龙的故事有关，并与辽代的黑龙殿、黑龙门相联系。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在西清考证黑龙江地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对黑龙江的各种不同的称谓。如蒙古族称黑龙江为“喀拉穆伦”，又写作“喀拉穆连”，而达斡尔族语称之为“喀拉穆尔”，喀拉、卡拉均为蒙古语，意为“黑色”，而穆伦、穆连、穆尔亦均为同音异写，意即为“河”。喀拉穆伦就是黑河之意。很显然满族语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拉”，也是黑龙江之意，萨哈连为“黑”，乌拉则为“江”。而在鄂温克族语中则称黑龙江为“阿玛勒”。今俄罗斯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就是从鄂温克语“阿玛勒”音译而来。有人误以为“阿穆尔”是俄语或斯拉夫语中的固有名词，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对黑龙江的称谓中均没有“龙”的意思。如果意译的话，就是“黑水”或“黑河”。还有学者根据《满洲源流考》一书所辑的《北史》及《旧唐书》中有关黑龙江的考证，认为今天的黑龙江干流在魏晋隋唐时期曾被称为“完水”或“室建河”。笔者认为此处所记的“室建河”的“室”字可能是“屋”字的误写，或者当时“室”与“屋”字含义相同，当发wū音。wū音即与“完”“乌”音相通，室建河可能就读如乌建河，乌建河与望建河乃为同音异写之地名，又可转译为完水、完河、翁绵河，即黑河之意。黑龙江流域曾有勿吉部和乌者（兀者）部，可能因居住黑水之畔而得名。另外，有的学者则依据《后汉书·夫余传》“北有弱水”及《晋书·东夷传》挹娄人“北极弱水”的记载，认为汉代的黑龙江被称为“弱水”，则是错误的。因为“弱水”非指“完水”，而是指捺水，又写作那河、讷河、纳河，即今之嫩江，金代称之为恼温江。总之，对于黑龙江的考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虽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没有离开上述的观点。以往的考证之所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对古今黑龙江名称的历史演变做认真的分析和考证。由于古今的人们，对同一流域不同水系和干流的认识不同，才导致在同一条水域称谓上的不同看法，这是引起我们对古今黑龙江地理位置认识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

迄今为止，我国东北历史地理学家李健才先生在其所撰写的《松花江名称的演变》及《白山黑水考》两篇文章中，对黑龙江地名的演变及古今对黑龙江的不同认识均做了翔实而有说服力的考证。他认为，汉魏时期的弱水“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即与松花江合流后的一段），而非指今天的黑龙江而言……北魏时期的难水或称难河是指今天的嫩江、第一松花江以及黑龙江下游”。

难水又称那河、捺水、纳河，今黑龙江流域有讷河市，地在嫩江之侧。此讷河之地名即从古代的嫩江称谓“难水、那河、捺水、纳河”音转而来。也就是说，汉魏至隋唐时期的人们一直把今嫩江、松花江干流（即前文所称第一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看成同一条水，这与今天人们的认识完全不同。此外，在《新唐书·达末娄传》中有一条记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那河，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李健才先生认为：他漏河是指今嫩江下游（即与今洮尔河合流后的一段）和第一松花江，东北流入黑水，则是指第一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后的黑龙江。他漏河今称洮尔河，它与嫩江、松花江在今吉、黑两省交界的西部地区汇合后，向东北流入黑龙江。文献中所说的他漏河向东北流入黑水，究竟是指流入今第一松花江呢，还是指第一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呢？这是个颇令人费解的问题。因为，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黑龙江流域曾经出现了勿吉国。当时的勿吉国共分七部。这7个部落分布在不同地域，并因其地域称谓的不同，而各有其名。我们大家所熟识的勿吉七部即黑水部、白山部、安车骨部、号室部、伯咄部、粟末部、拂涅部，其中的黑水部则是因居住在黑水之畔而得名，说明魏晋时期以黑水命名的江河之名已经存在。这时的黑水究竟是指哪一条水？这是很难说清的问题，有人说是指今日的黑龙江，也有人认为是指今天的松花江，或松花江、黑龙江两江合流后的黑龙江。笔者认为魏晋时的黑水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其理由笔者已在《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言。这一观点在辽金时期的文献，将今日的松花江干流改称为黑龙江中得到印证。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黑水之名始见于《新唐书·流鬼传》《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中，而黑龙江之名则始见于《辽史·圣宗本纪》中的“泛舟黑龙江”。此处所言的黑龙江并非是指今日之黑龙江，而是指今天的松花江。又据《契丹国志》卷26载：“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众所周知，辽代的宾州，即今吉林省境内第二松花江左岸的红石砬子古城。又《契丹国志》卷27“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大金国志》载：‘长白山发源于此，旧名粟末河。’契丹目为混同江。”此外，《松漠纪闻》也有同样的记载。《金史》卷1的开篇就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李健才先生是继清末学者屠寄之后，第一位运用大量史料对黑龙江的名称及河流的古今变化认真进行科学的辨误的人，他正确地指出了辽金时期的混同江与黑龙江指的是同一条水，即今天的松花江。李健才先生纠正了那些误认为《金史》《契丹国志》《辽史》等书中所说的“长白山为黑水之源”是错误的观点。即使是到了近世当地土人仍然称松花江为黑龙江，这一点在《蒙兀儿史记》的洪福源传的注解中有记载：“今吉林伯多讷城北，嫩江、松花江汇流之三叉口以下一段之江，土人尚称黑龙江。屠寄乙未岁（1895）十月，奉使过此，亲问土人知之。故《金史》云：混同江亦号黑龙江也。”

由此可见，黑龙江一名始于辽代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辽金时期的黑龙江与今天所说的黑龙江有很大的区别，古人是把今第一及第二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看作是同一条水。实际上，在辽金两朝的大部分文献中，多记之为“黑水”，而记载为“黑龙江”的文献则很少见。这说明辽金两朝仍然沿用魏晋、隋唐的习惯称谓，即习惯将这条水称之为“黑水”，而不是“黑龙江”。尽管我们知道了辽金时期的黑龙江所指的是哪一条水，并且也了解黑龙江一名的起始时间，但是黑水与黑龙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要写作黑龙江等问题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如果联系到辽代曾经在其祖陵区内，建有“黑龙宫”与“黑龙殿”事实的话，则这将是非常有趣的话题。

《契丹国志》卷1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辽太祖阿保机居西楼（东楼之误）毡帐中，晨起，见黑龙长十余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黑龙当即腾空夭矫而逝，坠于黄龙府之西，相去已经约千五百里。后来女真灭辽后，曾在辽朝的内阁大库中见到了龙的骨架。其形状与水龙画极为相似。此处所提到的黄龙府即今天吉林省的农安县城，地近松花江，亦即古时所称的黑水、粟末水或黑龙江。近世以来关于松花江中有龙出现的事例数不胜数，有人提出：龙可能依然是一种未明的物体。而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各民族又都有龙的图腾崇拜意识，或许这种未明的物体与黑龙江之名有着一定的联系，也未可知。

二 黑龙江流域的概念、范围、地理环境与特征

黑龙江流域，本来是水文地理学方面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这样记载：“所谓的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河流集水区又分为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两类。如果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相重合，则称为闭合流域，如果不重合则称为非闭合流域。平时我们习惯所称的流域，一般都是指地面集水区。”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域，一个大流域可以按照水系等级分成若干小流域，小流域又可分成更小的流域等。而流域之间的分水地带称为分水岭，分水岭上的最高点的连线为分水线，即集水区的边界线。处于分水岭最高处的大气降水，以分水线为界分别流向相邻的河系或水系。

如果我们将一个流域的地面集水区的整个水系，作为平面来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犹如一棵大树的模样的图画。即大树的主干犹如水系中的主流，而大树的分枝犹如水系的支流。当然，流域就是这些主流和支流的总称。一般来说，我们所指的流域，大多是指河流水系所流经的区域。

概言之，所谓的黑龙江流域，就是指整个黑龙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黑龙江是东北区域内最大的一条河流。黑龙江的主流有南北两个源头，其南源为额尔古纳河，源于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北源为石勒喀河，其上源为鄂嫩河（即斡难河），发源于蒙古北部的肯特山麓。南北两源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漠河县的洛古村汇合后成为黑龙江的主干流之源。黑龙江的上中游为今天的中俄两国的界河，而下游经至乌苏里江汇合后完全在俄罗斯境内，并在今天俄境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名字庙街或称特林）附近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鞑靼海峡。

黑龙江的主干流全长4363公里，流域面积为184.3万平方公里。黑龙江是中国境内的第三大河，它的左岸的最大支流是结雅河，满语原称精奇里江，为黄河之意。19世纪60年代沙俄抢占了精奇里江口等地后，后改名为结雅河。此河口处是黑龙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精奇里江发源于外兴安岭的南坡，在俄境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注入黑龙江，全长1242公里，流域面积为23.3万平方公里。

松花江是黑龙江右岸的最大支流，松花江水系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发源于今吉林省长白山天池，全长1927公里，总流域面积为55.72平方公里。松花江的重要支流有嫩江、洮尔河、拉林河、呼兰河、牡丹江、倭肯河、汤旺河等，干流流经今黑龙江省同江市附近的三岔口处与黑龙江合流。

松花江的名称来自于女真语或满语，金代的松花江中上游曾被女真语称为“宋瓦江”或“宋嘎江”，元明两代则把整个松花江称为“宋瓦江”，清代满语则称之为“松噶里乌拉”，其意为天河。显然，满语中的“松噶里”与金元女真语的“宋瓦”“宋噶”有语音相继的关系，当为同音异写的地名。然而，金元之际的宋瓦江则是一种复合地名语言，“宋瓦”为女真语，而“江”则为汉语。值得注意的是，宋瓦、宋嘎、宋哥、松嘎里均与突厥语系中的“腾哥里”音近，说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支与通古斯语族有着相通相混的语音融合现象。金代还曾在松花江中下游的胡里改路附近设有“哥扎宋哥屯谋克”建置。1977年3月，在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乡晨光村出土了一方金代官印，即“哥扎宋哥屯谋克印”，隶属宋哥屯猛安管辖。“哥扎”即亲军之意，“宋哥”当与“松噶里”音近，可能是金代松花江的称谓之佐证。

嫩江是松花江最大的支流，也是松花江水系的北支。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的南麓，由北向南流，在今黑龙江省肇源县三岔河村附近注入松花江。全长1369公里，流域面积为28.3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讷谟尔河、诺敏河、雅鲁河、甘河、绰尔河等。此外，在嫩江流域尚有一些无尾河，如乌裕尔河、双阳河等，这些河流在中水的年份一般不流入嫩江干流，其尾端流注于沼泽地，形成闭流区，面积大约在2.56万平方公里。今天齐齐哈尔市附近的扎龙自然保护区就是由于这些闭流河而形成的闭流区。

嫩江古称难水或难河，又称捺水或那河，金代女真语称恼温江。20世纪80年代初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曾征集到一方金代官印，称为“恼温毕拉谋克之印”，清代又有诺尼江之称，诺尼在蒙语中意即碧绿。

洮尔河又称他漏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大兴安岭南麓西坡的高岳山。在吉林省大安市韩屯西北转而东流，尾端进入月亮泡，通过月亮泡水库的哈尔水闸注入嫩江。河流全长约553公里，流域面积约3.08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蛟流河。

牡丹江又称胡里改江，是松花江下游右岸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流经镜泊湖后北流，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西侧注入松花江，全长为726公里，流域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下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也是中俄的一条界河。发源于中俄两国，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发源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脉南端西麓，西支发源于中国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交界的老爷岭的北麓，即今绥芬河与穆棱河的分水岭。乌苏里江全长为890公里，总流域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它的重要支流有穆棱河、松阿察河、挠力河等。其中松阿察河发源于东北亚第一大淡水湖，即兴凯湖。

由此可见，以今天黑龙江主干流为主，凡是流入黑龙江的诸水系所流经的区域，均属于黑龙江流域。根据其水系的分布，黑龙江流域的范围大致是北至外兴安岭，南至长白山天池的分水岭，东至鄂霍茨克海的鞑靼海峡，西至内蒙古的东部。凡黑龙江所流经的山川、平原、湿地、草地、湖泊、海湾皆属于黑龙江流域的研究范畴。

黑龙江流域的地貌特征是：平原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与嫩江合流后的南北，其北部与大、小兴安岭东西两翼的丘陵山地相接，南部则与辽河平原相连，构成了东北亚地域最大的平原区，即松嫩平原。此外，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与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口的地方又形成了黑龙江流域的第二大平原，即三江平原。在上述两大平原内的边缘地带，由于有闭流河的存在，长期以来还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区。除此之外，在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口以下的黑龙江中游沿岸，也分布着面积较小的河谷平原。这三大平原区构成了黑龙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同时也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聚集区。松嫩平原孕育了夫余和大金帝国文化，三江平原则孕育了勿吉与黑水文明。除上述两大平原外，在今牡丹江中游流域的海浪河谷地与宁安盆地也是黑龙江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孕育了渤海文化。而黑龙江上游的山地则培育了鲜卑文化。

黑龙江流域的北部横亘着外兴安岭山脉，从外兴安岭南麓流下的诸水从右翼注入黑龙江，流域的西部由南至北是大兴安岭山脉，大兴安岭北麓、东麓的诸水分别注入黑龙江上游左翼和嫩江的右翼。黑龙江流域的南部则是以长白山为界，此山北麓的诸水皆注入松花江。此流域的东部则是锡霍特山脉，其西麓诸水皆入乌苏里江后注入黑龙江。黑龙江流域的东北为黑龙江入海口及鄂霍茨克海的西部海岸。面对黑龙江之地，正是萨哈林岛。黑龙江流域的中部则分布着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等山脉。

从河流特征的分类看，黑龙江的诸水系属于永久性河流。一年之中不会产生断流现象，由于河床低于地下水的层面，即使是降水偏少，也会得到地下水的补充，黑龙江流域的山地，无论是长白山还是大、小兴安岭的山区，其地下泉水特别丰富。有些泉水即使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也流淌不止。黑龙江属于外洋性河流，即河流最终流出大陆注入鄂霍茨克海转入太平洋。一般来说，这种江河流域的地域气候比较湿润。

黑龙江流域的地质与气候特点与辽西地区完全不同，辽西地区的河流多为断续性河流，受降水的因素影响较大。由于河床远远高于地下水的位置，地下水无法补充河流，从而经常出现断流的现象。每当降水量增大，地下水升高超过河床时，河流的断流现象才能结束。此种流域的地质与气候特征是沙化和干燥。有时站在河床上，可以倾听到鹅卵石下面的暗流流淌的声音。

总之，黑龙江流域地域辽阔，江河纵横、山地绵亘、森林茂盛、沃野数千里，物产极为丰富，是古代东北亚各族繁衍、生息、壮大、发展的最理想的场所之一。无论是远古文明，还是古代文明及当代文明，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人们都是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方式接纳了外来文化，并创建了令世人惊叹的黑龙江流域文明。受黑龙江流域地理环境与地质条件所限，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一直从事着多种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际上，他们的经济类型，既不属于农耕，也不纯属于游牧。许多学者常把黑龙江的古代民族称为北方游牧民族，是不正确的。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已经适应了环境，他们既有农耕，也有采集，兼营狩猎、渔捞和游牧、畜牧业。多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手工业的发达，因为他们极其需要多种精细的手工业制品。他们还养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习惯。

三 黑龙江远古文化与古代文明

不知是谁，从何年何月何时起把“北大荒”当作我们美好的家园黑龙江省的代名词。于是，当代人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黑龙江最早的创业者。难道历史上的黑龙江真的是那么荒凉吗？谁是黑龙江最早的创业者？黑龙江究竟是不是“北大荒”？黑龙江的历史应该从何处谈起？历史上的黑龙江人是否创造过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

事实证明：我们的脚下是一块令世人瞩目的福地，我们能够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所谓的“北大荒”，只是我们意识上的荒凉，这种观念只能证明当代人的悲哀。

（一）黑龙江远古文化的遗迹

自20世纪30年代起，那些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通过无数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揭开了黑龙江远古文化的历史之谜。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17万年至4万年前，远古人类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

在南起五常市，北至黑龙江畔的呼玛县，西到嫩江，东达乌苏里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昂昂溪遗址，哈尔滨市郊区的顾乡屯遗址、呼玛县的十八站遗址、五常市的学田等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经人工使用和加工过的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石制品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形体较大，属于砍砸器；另一类属于细石器系统，主要以刮削器、雕刻器、石片、石核、石叶等为主。加工这些石器的石材大都是就地取材，如黑龙江地产的凝灰岩、燧石、流纹岩、石髓、玛瑙、河卵石等。

遗憾的是，在这些古遗址中尚无出土和发现古人类的化石，但是仅从出土的这些具有人类明显加工过的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的工具上推断，黑龙江流域所发现的远古人类应属于晚期智人阶段，所发现的这些遗址就是他们生活的营地。由于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处有明确地层出土的远古人类的化石，所以我们还无法对黑龙江省所发现的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下最后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类文化遗物伴生出土的那些古生物化石出土于地质学上称为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其中的绝大多数种属具有西伯利亚和华北地区的过渡性质，均属于东北亚地区猛犸象和披毛犀动物群体的成员。黑龙江的远古人类的晚期智人凭借着大自然所赋予的智慧和勇气，通过猎取森林中的猎物和捞取江河湖泊的鱼虾，以及采集草原、森林、湿地、丘陵、山谷等地所生长的各种野菜、干果等，获取了维系生命的生活资料。

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家的铁铲每挖掘一次，几乎就能填补黑龙江远古文化的空白，并使黑龙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为之惊诧之感。当我们拨去那些石器、骨器、牙器、牙角器上的泥土之时，远古文明的气息就会越过几万年的岁月隔阂飘到我们的身边。黑龙江远古人类的文明曙光就掩埋在这片土地上，历史的足迹终于被保留下来。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发现一直在强烈地冲击着我们所固有的认知世界，其实我们与黑龙江远古人类灵魂世界正在不断地接近。

如果真正地深刻认清作为远古与现代的黑龙江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大吃一惊。因为人类的特点在于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避免不了地具备祖辈留下来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不仅仅是依靠寂静的山林和默默流淌的江河传递着，多数人永远看不到或体味不到这种从遥远的历史星河中传递来的信息。

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还告诉我们，黑龙江所发现的数十处远古文化遗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是纠正了黑龙江是“北大荒”的错误认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出土和发现的遗址和遗物中已经表达出更深远的文化内涵。黑龙江远古文化的某些因素正是华北地区石器文化系统向外不断延伸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的某些特征还具有当今世界的东亚、北亚、东北亚以及北美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的共同点。许多中外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分布在上述地区的楔形石核是这一广大地区的共同文化特征。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经过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最后传入北美洲大陆的历史事实，已经被各国人类学家所公认。由此引出的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之间的远古文化和古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课题，正吸引着大批的学者在重新思考世界文明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

众所周知，处在亚洲东南角的楚科奇半岛的乌尔呼姆河下游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古人类经过中国东北走向美洲之前的最后驻足之地。楚科奇半岛的尽头，就是连接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的陆桥，也是亚美两大陆之间的天然孔道。在冰川期间，这座陆桥曾很长时间存在过。由于它的存在，亚洲大陆远古人类才最终沿着陆桥上没有结冰的苔原追寻到新的生存空间，从而来到了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地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尔玛遗址、圣迭戈遗址，以及阿拉斯加的阿克马遗址中都发现了与我国东北地区相近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营地遗址。在黑龙江省所发现的远古人类的古营地遗址，正是联结华北古人类和北美古人类文化的重要环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龙江正是这条大通道上的中转站。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所说：“根据对中国、东亚、东北亚及北美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石核的观察，远在一万多年前黄色人种到达北美洲，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因此，许多学者推测：现在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印第安人就是亚洲黄色人种的后裔，他们在南、北美洲所创造的文化之源流与亚洲有着十分深刻的渊源关系。

幽深的黑龙江在静静地流淌着，仿佛是一位最深沉的历史巨人，它从未轻易地吐露过自己的过去一个字，任凭人们去胡乱地猜想。一些肤浅的人只有在咀嚼着黑龙江里的大马哈鱼的时候，才会想起黑龙江的伟大。然而，江水滔滔东流入海，远古人类的群体不就是沿着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走向美洲的吗！

（二）黑龙江的史前文化

人们有时候不禁要自我寻思，像黑龙江这样一个地处边塞、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的地方怎么会产生史前文化的物质文明呢？如果确实有人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就是忘记了如下事实：整个黑龙江地区正处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东端，也是古代阿尔泰语族由西向东追寻太阳升起地方的终点，更是古代中国实现与美洲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人类的这种由西向东大迁移的运动规律，可能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有着密切的联系。当遥远的西方民族在看到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的情景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对东方及太阳升起的地方产生了无限敬畏之感。所以许多民族一直都保留着崇东拜日之俗。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大地上发现了无数处古代文明的遗迹。在辽阔的松嫩平原、在浩瀚的兴凯湖畔、在莽莽的张广才岭……到处都存在着史前文明的遗迹。

然而，在许多场合下，人们不太注意考古学者们的发现，人们习惯于史书和文字的教条而对“遗迹与遗物”抱有种种疑虑。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出版的著述很少有提到黑龙江的史前文化，人们习惯了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寻求黑龙江先民的线索，最多也只是对二十四史的《东夷传》做出寥寥数语的解释。由于历史文献的贫乏，黑龙江地区历史的真实细节一直尚不清楚，人们对于黑龙江的史前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或者说是一无所知，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所知，黑龙江的古代文明应起始于距今7000～6000年。距今7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在考古学上人们习惯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史前史阶段”。

目前黑龙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嫩江流域、三江平原及兴凯湖畔的砂地山冈上，以及牡丹江中游和蚂蜒河上游的山地一带。

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昂昂溪即今齐齐哈尔市南25公里处的一个地名，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首次在这里发现了以新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遂将其命名为“昂昂溪文化”。

昂昂溪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嫩江中游两侧的沙丘和土岗上。当强劲的西北风吹过后，在这些沙丘和土岗上散布着大量的史前文化的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残片，偶尔还可以集到完整的器物，梁思永先生主要是对这里的墓葬遗址进行了发掘。

陶器的表面上往往刻画许多水波纹及具有几何特征的纹饰，石器则分为压制、打制和磨制三种，其中以压制的石器数量居多。所采用的石料种类较多，有碧玉、古髓、玛瑙、蛋白石等。压制石器中，以石箭头为最多。这些石镞色彩斑斓（呈黄、白、青、红、紫等颜色）、镞锋锐利，压制得十分精美。骨角器有骨枪头、骨鱼镖、骨刀梗、骨椎、骨针等。从昂昂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类生产工具上分析，当时的人们主要以从事渔捞与狩猎经济活动。

三江平原与兴凯湖的新开流文化：20世纪70年代初，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当时的密山县，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湖岗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由于地处新开凿的沟通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水渠旁，遂命名“新开流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32座墓葬，并发现了10座鱼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器表上的纹饰变化繁缛多样，尤以水波纹和鱼鳞纹组合图案居多。石器中压制、打制和磨制三种并存，有石斧、石镞、石刃、石刀等。骨器有骨鱼镖、骨鱼叉、骨鱼卡、鱼钩、投枪头、骨椎、骨针等。在鱼窖中排列整齐的一层层鱼骨清晰可辨，这在东北亚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首次出现，说明当时人们的贮藏手段的进步和心智能力的提高。新开流文化的经济类型仍属于渔捞和狩猎，从前习惯称之为“渔猎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新开流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具有图腾崇拜意义的骨椎鹰首，说明当时的人们具有鸟图腾的意识。新开流文化也被推断为距今约6000年，在今松花江下游及三江平原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均有发现。俄罗斯将这种文化称为“马塞舍沃文化”。

蚂蜒河上游的亚布力北沙场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又在尚志市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处的北沙场地方发现了一处距今7000～6000年的文化遗存，遂将其命名为“亚布力北沙场文化”，此遗址南距蚂蜒河右岸1000米。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只清理了一座房址。在房址中出土了玉器、石器和陶器。陶器数量较少，而石器和玉器居多，石器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没有发现压制石器。磨制石器有石镞、磨棒、磨盘；打制石器有石锄、石斧、穿孔石铲等；玉器有玉凿、玉锛、玉佩饰、三环玉璧等。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推测，亚布力北沙场文化的经济类型，主要以狩猎和原始农业为主，并兼营采集，而渔捞经济则不发达，这可能与其地处张广才岭主峰西侧，少湖泊、多山林的地理环境有关。这是一处完全不同于昂昂溪文化及新开流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尤其是昂昂溪细石器文化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几乎遍及西伯利亚、中亚和西亚。这种文化究竟从何处传布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八五九农场大板村阿布胶河的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含大量的石叶、石核、细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遗物。特别是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有了惊人的发现。2015年7月至11月，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陶器；玉管、玉珠、玉璧、玉环、玉锛、玉斧、玉佩。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属于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及孔东文化。并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类型的奥西波夫卡文化，是黑龙江流域下游地区的典型的文化类型。晚期遗址则与黑龙江下游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有相似之处。其早期文化年代约距今9200年，而晚期文化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黑龙江的新石器文化源流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地区的关系怎样，均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黑龙江是片广袤、富饶、神奇、壮丽、充满了奇迹的土地。历史学家与考古工作者一直都梦想能发掘出完整的黑龙江史前文化遗存，从而使人们消除一些不必要的争争吵吵。然而，这个梦想始终没有实现。漫长的岁月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记录的贫乏与破碎。残破的陶罐、破碎的骨片、玉斧、骨针、石镞构成了重现黑龙江史前时代故事的主要线索，成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例证。尽管这些线索的不完整使人们灰心丧气，但是它们并没有失去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们就无法叙述黑龙江数千年前的历史故事。当笔者见到那些不完整的遗物时，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出无法抑制的兴奋，它们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身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通过数不清的世代传承有着“血肉”的联系。

（三）黑龙江古代国家文明的树根

黑龙江昔日辉煌的历史早已像树叶一样随着光阴飘逝而去。然而，它的根基依然掩埋在大地的下面。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在肇源县白金宝屯松花江右岸的台地上，挖掘出了已经被掩埋了3000余年的历史文化的“树根”。由于其地处白金宝屯，遂被命名为“白金宝文化”,又因为它是黑龙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出土有青铜器物的遗址，因此学者们又将其视为黑龙江地区青铜时代的开端。

“白金宝文化”是黑龙江进入青铜时代的代表。白金宝文化中的房屋居住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在北方寒带地区的各语族集团中几乎都出现过。房址的朝向为东方或东南方，房屋内的地面整修得既平坦又坚硬，似乎是经过夯打后，再经过了火的烘烤，地表多呈黑灰色。房屋的中央为灶址，灶深0.3米，直径0.6～1米。房址内还发现了许多有大有小的柱洞，说明柱有粗有细，较大的柱沿可能是支撑屋顶的承重柱，较小的柱洞则是以承重柱为基点，为向四周架椽起辅助作用和减轻压力的立柱。在居室内紧靠西侧的墙壁长度相等，可能是搁置生活用具或者是陈设重要物品的地方。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种类和数量繁多，堪称黑龙江最早的陶器艺术展览馆。根据陶器的质地，白金宝的陶器可分为夹砂灰褐陶、泥制褐陶、泥制黄褐陶、磨光红衣陶等。陶器均为手制并采用了泥条盘筑法，陶器质地坚硬，颜色纯正，烧陶的火温较高，达1000摄氏度左右。陶器的器形有罐、壶、钵、杯、鬲、瓮、支座等。

值得注意的是，白金宝的陶器纹饰充分显示了黑龙江古代拓荒者的智慧，繁缛的陶器纹饰凝聚了3000年前他们的思维与创造。陶器的器表上刻有几何纹、绳纹、附加堆纹、指甲纹、锯齿纹、方格纹、划纹、刻纹、弦纹、锥刺纹、乳丁纹、羊纹、蛙纹、鹿纹、骆驼纹、仿回字纹、仿蝉纹、蓖纹、仿桦树皮纹、圆饼纹等，这些纹饰既反映了白金宝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也反映了他们原始思维中的精湛艺术水平。如果把这些纹饰作为有机的整体组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幅非常壮观的生活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器的纹饰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述形式，它应该是最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档案。至少，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史实，将黑龙江的古代艺术上推3000年。

一切艺术，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处的经济环境，而且反映了他们的地理环境。制作白金宝陶器的人们无疑是颇有天赋的艺术家，但是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在陶器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注意室内的修饰。直到今天，黑龙江人仍然注意室内的装修，而不太注重室外的修饰。这恐怕是在漫长的冬季和长期无绿色的环境中养成的一种习惯。白金宝陶器纹饰中的鹿纹图案说明了他们喜欢鹿，可能掌握了驯鹿的技术。而骆驼纹饰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或许3000年前的松嫩平原上曾经有过骆驼这种动物，也许白金宝文化的后期，是从有骆驼的生物圈之地迁徙到此地的。

这正是白金宝文化中的未知世界。考古学界的朋友们，一谈起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就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其实这3个时代是很难划分的，因为在黑龙江曾经出现过长期的金石并用阶段。在这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陶器一直是黑龙江古代居民的重要生活用具。考古工作者习惯于用生产工具来划分时代，而对生活用具则多有忽视。陶器几乎在黑龙江地区伴随着人们走过了近7000年的历史，为什么不应该说曾经存在过“陶器时代”呢？

白金宝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小型的青铜器物，与欧洲青铜器的发现相比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两者出现的年代相当。欧洲的青铜器发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白金宝遗址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正当于我国的殷商末年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白金宝遗址中发现的主要生产工具是骨器、蚌器和石器，仅蚌刀、蚌镰的发现就有10件之多，骨器中有磨制精美耐用的骨鱼镖、骨矛、骨镞、骨锥等。蚌刀、蚌镰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了农业收割工具。石器中有磨制的石斧、石锛、刮削器、石镞等。从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这些生产工具上分析，其经济类型是以渔捞和狩猎为主，并兼营农业及家畜饲养业，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

这种经济形态在黑龙江地区延续了很长时间。即使到了近现代，黑龙江地区的原住民族中仍然保留了这种渔猎经济的习惯，如赫哲族、鄂温克族等。黑龙江地区的古代民族一直保持这种经济形态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渔猎资源。

白金宝文化作为一种已知的黑龙江古代文明而被发现。然而，许多的未知又使我们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之中。历史恐怕永久是个谜，它存在过后就会消失。历史是隐藏着的，当被发现后进入已知状态时，我们又被无数个未知所困扰。我们虽然终于从地下刨出了“白金宝”这个隐藏数千年的国家文明的树根，但是，这棵大树原有的面貌，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复原的，它的完整的历史将永久的消失。

（四）黑龙江流域古代王国政权

在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就是王国政权的建立时期。属于貊-夫余系统的古代民族，在今松花江上、中游地区，松嫩平原的北部与南部，分别建立了强大的“索离王国”与“夫余王国”。有关“索离王国”的史料十分少见，因此其王国政权的内部结构、社会状况、建立时间均不详。最近有人根据考古文化的分布，推测出黑龙江省巴彦县境内的少陵河（清代称硕罗河）注入松花江处的文化遗址，可能为“索离”文化的遗存。遗址上有古城堡和大型的建筑，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器、陶器和骨器，其年代接近战国时期，可能是“索离王国”的重要遗址。“少陵河”这个古老的地名所透视出的文化内涵与“索离国”的名称接近。“少陵”，又写作“硕罗”“索棱”等，其实均是古代“索离”同音异写的名称。由此可知，今松花江流域的“少陵河”或称“硕罗河”之地名渊源甚古，可能与“索离国”地名有关。

东汉王充《论衡》一书，对夫余建国有这样的记载：索离国王子为了逃避索离王的追杀，从索离国南渡弱水，到地建立了一个王国政权，即夫余国。其中的“地”泛指今西流松花江流域。夫余王国共存在了600余年，其建国的时间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的西汉时期。夫余国的初都王城位置，即今哈尔滨市东郊宾县庆华堡寨古城，而王城的第二迁址则越过阿什河、拉林河后，在今吉林市的东团山古城，夫余王城的第三迁址，即今吉林省的农安县城。

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郡千里，南与高句丽相接，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夫余王国建立后，一直与汉朝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夫余王死后，汉朝常以“玉匣”（玉衣）赠之。夫余王国对于维护汉朝在东北地区以及黑龙江流域南部的统治意义很大。

一个消失的王国，根据碳-14测定，古城年代大约在两汉—魏晋时期，时间跨度在500年左右。其文化特点是：古城多为圆形，依山势而筑，外缘内墙，叠土堆砌。墙基为石块，极特殊的城池为方形，并有硕大的马面建筑。古城内出土的文物，多为陶器，有豆、盆、罐、陶猪、陶狗等，有铁器、石器、骨器和少量的青铜器。据文献记载，勿吉有“筑城穴居、好养豕”的生活习惯，这个神秘的王国可能就是历史上消失了的勿吉王国。

嫩江流域还有乌洛侯国。“乌洛侯”，蒙古语为“山中人”之意，文献中又写成“乌罗护”“乌罗浑”等。主要分布于嫩江上游流域，其俗“多养豕，有谷麦，好射猎，皮服，尚勇，不为奸窃，无寇盗”。曾为北魏的拓跋鲜卑族守护祖庙石室（嘎仙洞）。乌洛侯人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以狩猎业、畜牧业为主，并兼营农业。有关乌洛侯王国的史料记载和考古资料十分匮乏，其具体的内容尚须进一步的研究。

（五）黑龙江文明的鼎盛时期

7～13世纪，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发展到了最辉煌、最灿烂的历史阶段。在今天的牡丹江上游的宁安盆地及阿什河中游地区的河谷平原，出现了两座光彩夺目明珠般的城市，即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与金上京会宁府。今天这两座城市遗迹犹如两座历史的丰碑，记录了黑龙江流域古老文明的历史，成为衡量这一历史阶段文明发展的尺度。与此同时，相对于中原王朝来说，隋唐两宋正是中国社会文明史上最复杂的时代之一。它在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丰富，并让人充满了焕然一新的感觉。由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的不断撞击与开拓，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与黑龙江流域的文明之间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在文明的冲突下，黑龙江从一种相对孤立和荒僻中，走向充满朝气、活泼开放的历史新阶段。7～10世纪，黑龙江流域的靺鞨人以今牡丹江上游为中心，建立了一个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渤海国于689年立国，926年为契丹族所灭，前后共存在了近237年。这是东北亚大陆最强大的政权之一。由于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故唐朝的史书将其赞誉为“海东盛国”。

渤海国在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全面推行秦汉以来的行政建制，在其统治区内建有5京15府62州100余县。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下游，东到日本海，南至朝鲜半岛的泥河流域，西至松嫩大平原，几乎占据了今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及鸭绿江流域中最肥沃的河谷平原及山地平原。渤海人接受了汉唐以来文化与典章制度，佛教与儒教也开始在黑水流域得到广泛的传播。

今天宁安盆地中央所保存下来的渤海上京龙泉府故址，作为黑水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已经经历了1300余年的漫长岁月。当我们漫步在古老的城垣，仿佛听到了那永不消逝的佛堂的钟声。

文化的交流必然导致传统的变异，然而正是这种变异才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繁荣。以渤海上京城为中心所保留下来的大量文化遗存是黑水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渤海国的城市、葬俗、居住选址、皇宫、寺庙以及渤海国的诗歌、舞蹈、音乐、建筑、雕刻等虽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但它却是中原文化的生成物，黑水文明从一开始就没有割断自己的根系。海东盛国的文明载体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过其作为一种文化仿佛刚刚被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时代，唯一能唤起我们勇气的资源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文化。

继渤海国之后，11～12世纪，靺鞨人的后裔女真人，再度兴起于黑龙江流域的阿什河畔。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转折。一个尚武、剽悍、坚强、耐苦、朴素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取代了重商、享乐、软弱、腐化和涣散的社会。

女真人于1115年立国，在不到15年的短暂时间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消灭了辽、北宋两大王朝。女真人按照五行德运之说的相生相克的理论（辽的本命为“镔铁”，宋的本命为“木”），又以自己肇举之地为按出虎河，其本义为“金水河”作为依据，将其建立的国家命名为大金国。金既能克铁，也能克木，金国定都于按出虎河（即今阿什河）之侧，今天的哈尔滨地区遂被称为“金源内地”。

金帝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东到日本海，南临淮水，西至大散关，几乎包括了今天中国的北部，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对立。

女真人较之于自己的祖先靺鞨人所建立的渤海地方政权，强大数十倍，不仅使黑龙江区域文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长城南北长期隔绝的状态，使黑龙江流域文化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融为一体，真正实现了“变华为夷，变夷为华”的中华一体的文化格局。

黑龙江流域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开阔的河谷平原与松嫩大平原相接，农田密布。无论深山峡谷还是丘陵与平原，到处都是金代历史的陈迹。金初的山陵，太庙、祖庙、金上京城故址及其周边各类文化遗存，构成了金源文化的载体。金上京会宁府故址的周边还出土了数以百万计的天方地圆的铜钱，上千面不同图案的铜镜，上百方金代的铜质官印，数不胜数的精美瓷器、玉器、铜器、陶器、骨器、木器、各类石刻，代表着儒、道、佛三教文化的不同遗存与遗物。上京城内外的寺庙、官衙、街市、居址、皇宫、楼阁与高大的城垣构成了黑龙江区域文明的中心。

金上京会宁府是当时东北亚大陆规模最大最为富庶的大都会，这里是高句丽、西夏、南宋等使臣朝贺之地，也是当年风花雪月的北宋徽、钦二帝作为女真人阶下囚，向金朝皇帝叩拜的地方。历史的往事虽如过眼云烟，但历史的悲剧却永远不会为人们所忘却。

金代黑龙江流域文明的显著标志，就是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城镇网络的形成，目前仅黑龙江省就有140座金代的古城遗迹。另外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交通驿站的发达、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农耕土地的大面积开垦利用。黑龙江流域的原始经济，如狩猎业、渔捞业、采集业、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相互孤立和缓慢发展的格局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农耕土地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使上述五种经济形态在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格局下融为一体，成为互补互利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黑龙江区域文明的进程，并使其达到了繁荣的鼎盛阶段。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栖息地”，又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遥想当年，靺鞨人与女真人在这块荒凉、冷僻、凄苦，并使人丧失活力的土地上，开拓出了如此繁荣的城市文明，这怎么能不令人生出无限的感怀呢？在这片令南方人只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的土地上，女真人却能够建立一统万里的王朝政权……沉睡了八百年的文明正在苏醒。具有北方马王堆意义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的发现，终于使人们意识到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存在和它的活力。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间发现金源宝藏的故事，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而欠下的一笔文明债。

元、明两代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巨人，沉睡在茫茫林海雪原之中。然而，他们并没有永远地沉睡下去，16世纪女真人再度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于17世纪灭亡了明王朝，建立了一个君临天下、称雄于东亚的大清帝国。女真人的再度辉煌是他们祖先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后女真政权为了自己与中原文化更广泛深入地融为一体、“变夷为华”，从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角度考虑，遂将自己的族称改为“满洲”。“满洲”二字与其国名“清”字均有水的含义，这是因为明朝之“明”字本义主“火”命，按照五行德运之说，水能克火，即清能灭明矣！

女真人为什么两次逐鹿中原，给中原汉族王朝政权带来了悲剧的事件呢？这正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历史岁月中的背景所在。

女真人两次定鼎中原之前，辽、北宋及明王朝均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富有和先进的王朝。它们在许多方面均处于辉煌的顶峰。然而，它们却败于女真人的铁蹄之下。这一历史事实惊醒了经典的主题，即每当一代王朝政权的皇帝和朝廷上下沉湎于享乐而不理朝政之时，这个政权就会自寻死路，面临灭顶之灾。

清朝入关以后，作为女真后裔的满洲人将白山黑水之地作为龙兴禁地，长期采取了封禁政策，黑龙江流域的文明事实上从元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则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黑龙江流域出现“北大荒”的局面则是从元代开始。近现代以来，黑龙江区域的文明在移民文化的推动下才逐渐迈入了新的文明的门槛，并开始走向辉煌，文明不再成为寂寞的往事。

明永乐七年（1409），明廷在黑龙江流域设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尔干都司。奴尔干，一作耦尔干、弩而哥或作纳而干，清人称之为“泥哈罕”，即满语“国画”之意。这说明该地区风景秀丽，山水如画，奴尔干都司的治所为元朝东征元帅府（见《辽东志》）。据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镌刻的永宁寺碑记载：“十一年（1413）秋，奴尔干西，有站满泾，站之左，山高而秀丽。今造寺塑像，形势优雅，粲然可观。”表明奴尔干都司在永宁寺之东，满泾站之左。奴尔干都司建立后，明廷驻军奴尔干，最多时达3000人，最少时不少于500人轮番戍守。至明万历年间，奴尔干都司所属卫所有卫384、所24、地面7、站7、寨1,它们分设在西起斡难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以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黑龙江地区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重要舞台，上述黑龙江历史上的历代王朝的建立，均为清代黑龙江流域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