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逐渐摆脱束缚

钢琴教育有其内部的发展逻辑，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随国家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港口城市的开放与传教士的涌入，中国钢琴教育开始在这些城市和教堂出现。而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钢琴也慢慢进入音乐课程。而这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

不仅如此，在社会动荡时期，钢琴教育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风雨飘摇。如“文革”时期，不少钢琴老师被莫须有地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学术权威”等罪名，关进了“牛棚”，打入了监狱，或下乡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甚至被迫害致死。仅上海市，1966年以后，受到迫害的音乐学院教职工就有近80人，更有一大批处于教学一线的知名教授、专家受到不公正的迫害，使正常教学陷入了困境。著名的作曲家贺绿汀是最先遭受迫害的人物之一，“文革”爆发时他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966年6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贴出了批判贺绿汀的第一张大字报，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指示，贺绿汀被列为上海市重点批判对象，接踵而来的便是上海两家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广大工农兵群众”、“青年音乐工作者”等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的大字报，以及对贺绿汀住宅连续6次毁灭性的抄家和对其本人的隔离审查。1968年3～4月，上海市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市性的批判贺绿汀的电视批斗大会，会后，他又被“反动派”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贺绿汀被隔离审查、囚禁监狱前后达七年之久，遭到无数次的批斗和毒打，他的遭遇在音乐界具有代表性。此外，黎国荃、陆修堂、范继森、杨嘉仁、李翠贞、顾圣婴、陈又新、范知白、陆洪恩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含冤而死，这使中国钢琴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钢琴教育处于半停滞状态。

然而，钢琴教育作为一门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虽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但不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化水平日渐提高，钢琴教育按其艺术逻辑的发展更加明显，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近十五年的钢琴教育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