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鲁迅早期译作的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

对社会演进历史和生命绵延历史的分期是对完整时间脉络的切割，而一切切割就存在撕裂有机整体的风险。但是对历史做一定的划分又是必要的，是为了在滚滚向前的社会演进和生命变化流程上标刻出一定的时间节点，好让观察者获得顾盼历史的视点，进而对社会和生命进行见微知著的观察和分析。

本专著把鲁迅的翻译生涯分为3个阶段来考察，即：早期（1903 ～1918年），这是青年鲁迅用文言文译介外国文学的阶段；中期（1919 ～1928年上半年），这是鲁迅用白话文致力于“弱小民族文学”和日本文学翻译的阶段；后期（1928年下半年至1936年10月去世），这是鲁迅集中精力从事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苏联小说翻译的阶段。本篇以及第二篇、第三篇将按照上述时段划分，纵向考察鲁迅三个阶段文学翻译实践的时代文化语境，并着重对鲁迅所译文学作品的翻译状况和文本进行解读，以图较全面、系统地再现鲁迅文学翻译实践的基本面貌。

第一节 鲁迅早期译作的时代文化语境

中国具有悠久的翻译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三次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的高峰，即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西洋科技和宗教书籍翻译，以及清末民初时期的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前两次翻译高峰的出现是中外文化对话、协作造成的结果；第三次翻译高峰的到来，则是中国知识群体迫于民族危亡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19世纪40年代初，欧洲列强持坚船利炮之武力侵犯中国主权，腐败、羸弱的清政府在历次的抵抗战争中，一败再败，颓废的时局破灭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天朝上国”美梦。林则徐一方面在军事上抵抗英军的入侵，另一方面组织人力编译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历史、地理资料，目的是增进对对手基本国情及西方世界的了解。林则徐被罢官之后，魏源继续从事他的未竟之业，编译出了关于欧洲各国史地知识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6]的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主张及其相关的译介策略。

19世纪60年代，以引进西方军工、民用制造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1864年，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相继成立。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些培养外语人才机构的师生成为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主要执行者。1865年，曾国藩在上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该局下设翻译馆，聘请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局限性日益凸显；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剧进一步震惊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开始通过引进西方政法制度兴起拯救危局的变法运动。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创办强学会等知识团体，这些学会所属的书局把翻译出版西方政法和工商著作当作要务，并另创办著名的报纸《时务报》等，大量编译国外时政新闻。1898年“百日维新”在清政府保守派的镇压和维新派的分裂下走向失败，但变法图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后，继续通过《新民丛报》《清议报》等媒体鼓吹政体改革，并译介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章太炎等清末革命党人掀起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政治运动，章太炎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时创办《民报》，鼓吹反清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对鲁迅等一批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他们初期翻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丰产期。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连燕堂把清末民初的翻译历史概括为始于史地，继以工艺，盛于政制，归于文学4个阶段[17]。当然，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少数的文学翻译，但是大规模的翻译文学是在18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下文将从清末意识形态的变迁，翻译重要倡导者（赞助人）梁启超的影响力，报刊媒体所提供的园地，清末留学生为翻译提供的人才储备等方面，考察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毋庸回避的事实是，清末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仍然执迷于科举仕途，他们只会写诗词和八股文，对于国外社会状况、科学文化几无知晓，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是尽善尽美的“天朝”“上国”。即使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他们也只承认中国的器物和技术不如西方，而文物辞章远胜于西方。郭嵩焘（1818～1891）在清末算是比较开明的洋务派人士，1875年他到伦敦担任清朝驻英国公使，他曾这样评论中英文明的差异：“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18]王韬（1828～1897）这位近代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曾经在1867～1870年游历欧美10多个国家，并在英国定居了两年，他在高度评价英国的声光化电和天文历算的同时，却说出了英国人“弗尚诗赋词章”[19]的外行话。黄遵宪（1848～1905）这位有着17年在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公使馆担任外交官职务的经历，并在1890年代提出“诗界革命”的有识之士，曾经跟日本友人、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说过这样的大话：“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20]总之，清末士大夫普遍有轻视外国文学、尊崇中国文学的优越感。在盛行“崇华抑洋”的清末诗学语境中，异域文学的译介注定是举步维艰的[21]。

在甲午海战失败和戊戌变法夭折之后，通过学习西方科技，引进现代工业，以及学习西方政法制度，引导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这两种现代化道路探寻都严重受挫。与此同时，随着内忧外患的加重，“满清”政权日趋腐朽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人们对皇权观念、天道观念、纲常礼教的认同大为减弱，国民观念、平等思想、个人意识逐渐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方兴未艾。

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从甲午海战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中国战败并非船不坚、炮不利，乃因国人心智未开，于是他们发起了借助翻译国外书籍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西学书目表》，该书目收入西学、西政、杂类图书357种，比较系统地勾勒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和洋务运动的译书情况的历史面貌，呈现了300多年来西学在华的传布过程。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中指出了国人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而落伍于世界潮流的窘境：“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细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中国若要摆脱窘困，就应该大力译介西方书籍：“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22]

1897年的《论译书》一文系梁启超的名著《变法通议》的一章，它论述了译介西方书籍如何重要，翻译人才该如何培养，以及如何从事翻译等重要问题，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述翻译问题的经典文献。梁启超认为俄国和日本都是因为大力译介欧美书籍而成为强国的，言下之意是中国若想成为强国也必须大力译介西籍。梁启超指出，中国了解西方有两条途径：“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梁启超认为，“今日欲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梁启超睿智地指出了翻译西籍时的两难处境，这就是他说的“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梁启超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日语比西方语言容易掌握的观点，他的理由如下：“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剌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23] 因此，梁启超把借助日语来翻译西方书籍当作一条捷径。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1898年5月15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授予他六品官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梁启超的翻译主张终于可以落到实处。但不久之后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创办了《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新小说》（1902），继续译介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倡导外国文学翻译，开辟发表外国小说的版面。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4]，因此他大力提倡这类小说的翻译。1902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撰文，提出了“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5] 的启蒙主义翻译目的观。1902年下半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26] 的启蒙主义思想，对于当时的外国小说译介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梁启超那些激情四溢的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他的号召下，清末民初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于翻译外国文学的事业，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

梁启超还亲自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这些作品大多是政治小说，比较重要的有《佳人奇遇》（1898，日本柴四郎著）、《十五小豪杰》（1902，原作者为法国凡尔纳，通过日本森田思轩的译本转译）等。梁启超还在他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插译了拜伦长诗《唐璜》的两段诗歌《渣阿亚》和《端治安》，成为中国译介拜伦诗歌的第一人。

以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代表的近代报纸、杂志以及出版机构，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古典文学长期形成的基本格局，给近代文学的思想情感、审美风格，以及文学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和读者阅读方式带去了巨大的改变，为近代文学翻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为充分的发表园地。据学者统计，从1873年到1918年，中国知识界共出版文学期刊132种，1905年以前有10种，1905年以后有122种[27]。在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近代印刷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给清末人们的读书生活带去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印刷技术的发达，立即导致了各种报刊、书局，尤其是小说专刊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扩大了书刊的出版阵地，使书刊的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也使书刊出版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便大批而迅速地进入千家万户，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8]。

清末民初留学生的不断增加，则为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储备了大量人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890年代中期，又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众多留学生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掌握了一种或者数种外语，而且“他们还熟悉或比较熟悉留学所在国的文化习俗和文学风貌，因此，他们回国后投身到翻译文学领域，很快便成为这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严复、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鲁迅、周作人、胡适、李石曾、郭沫若，等等，都曾经是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子[29]。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获得了良好的收成，外国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尤以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数量最多。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数量到底有多少？各个时代专家们的统计有所变化和调整：“数十年前，阿英先生编著《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光绪初年至辛亥革命（1875～1911）时期的翻译小说608种。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教授编纂《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1840 ～1919年的翻译小说约2567件；又过了不到十年，于1997年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将翻译小说扩充至4974件（含短篇小说、寓言、戏剧及同书异译与同一译本的再版、重译等），是目前收录最多的。”[30] 学者郭延礼对19世纪70年代到五四运动约50年翻译文学成果的统计是，“这时期出现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69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散文、寓言、童话若干”[31]。

郭延礼考察了以莎士比亚为首的西方、俄国、日本37位重要作家作品的中译情况，总结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后认为，中国人“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众多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而且也从翻译文学中学到了许多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从而为中国小说创作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如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竞争进取精神）和艺术借鉴，并为现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2]。

鲁迅早期的翻译文学可分作三个阶段考察，即：第一，留日前期的文学翻译实践——鲁迅在这一阶段受梁启超、林纾翻译影响较深，采用编译、意译的方式译介外国文学；第二，留日后期的翻译文学实践——遵循直译原则译介《域外小说集》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初步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第三，归国后10年的文学翻译实践。在正式展开青年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解读他早期的文学翻译文本之前，需要了解一些对他的早期文学翻译形成影响的日本留学生活和他的思想探索脉络。

第二节 青年鲁迅的思想状况和精神探索

1902年4月，鲁迅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他在扶桑古国度过了7年又4个月的留学生活。在这异国他乡的漂泊和苦读生活中，鲁迅逐渐成长为中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1909年8月，鲁迅返回中国，在那之后的近10年中，他走进生命和译介事业的郁积期。本章通过对鲁迅留日精神生活和思想轨迹的钩沉，完成翻译家鲁迅之“出生”的考察工作。

鲁迅于1902年4月7日抵达东京，不久进入弘文学院学习[33]，日语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在鲁迅去日本留学之初，他背井离乡、负笈海外的动力既来自通过学习现代科技以拯救日趋衰退的中国的理想，也来自学成归国谋生养家的考虑，还来自精神层面上的需求，那就是他对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失望，希冀能在异域找到安身立命的新价值体系。随着鲁迅在日学习的展开和与日本社会接触的深入，他的眼界逐渐打开，他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他在保有科学救国思想的同时，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他留日时期的核心思想。中国和世界大局的变革，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刺激，促使他先是探索用医学救民救国的道路，后来他弃医从文，走向通过译介外国文艺和从事文学创作来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之路。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此时的他已下了学医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34] 从1904年9月13日起，鲁迅正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像大多数医科大学一样，仙台医专一周上六天课，课业负担非常重，鲁迅曾致信好友蒋抑卮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4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35] 鲁迅信中所提及的“腊丁”即拉丁语，“独乙”即德语，可见在仙台医专课堂上，老师们的授课语言除了日语，还有拉丁语和德语，这对于所有医科学生都是挑战，对于来自异国的鲁迅则是更严峻的挑战。好在鲁迅的语言禀赋比较高，才听了不到一个月的课程，他就“尚能理会”老师们的授课了。查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的课程表，第一学年每周有八节德语课程，第二学年的半个学年每周有德语课四节[36]，粗略算下来，鲁迅在仙台医专一年半共计上德语课约400小时，这为他后来借助德语译介外国文学夯实了基础。

第一学年考试成绩公布后，该年级有30人因成绩不及格而被留级。作为唯一一名留学生的鲁迅，其成绩位居全年级142同学中的第68名，这让一些日本同学相当嫉恨，于是他们写匿名信诬陷鲁迅是因藤野先生事先透题而通过了考试的。这件事让鲁迅颇为受伤，他后来回顾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37] 后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906年1月初，鲁迅在课堂上看到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他看到了一群极为麻木的中国人充当日军枪毙中国同胞的看客，在日本同学狂热的“万岁”欢呼声里，鲁迅饱尝了莫大的民族屈辱，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回到东京。当挚友许寿裳问及从仙台医专退学原因时，鲁迅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38] 鲁迅前几年形成的医学救国理想就这样幻灭了，他从此走向了通过文艺翻译和创作以改变中国国民性的文化之路。

1906年6月，鲁迅把学籍挂靠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属的德语学校，但并不常去那所学校上课，他在仙台医专所学的德语基础上自修德语，集中时间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从事著译事业。1907年夏季，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开始筹办文艺刊物《新生》，最终因为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原因而失败了，但因此攒下了一批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译作。这年秋天，鲁迅还与许寿裳等人一块跟来自俄国的孔特夫人学俄语，几个月后因学费太高而终止学习，但他继续研读德文。

1909年8月，鲁迅终止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他曾经有过去德国留学的想法，但是作为衰败周家的长子，他得回国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后来回忆说：“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39]

从南京求学到留学日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尤其是日语、德语的受教经历，为翻译家、文学家鲁迅的出现创造了知识、语学方面的准备。而旅居日本7年多的生活历练、购书读书、社会活动，则从物质环境和精神语境方面为翻译家、文学家鲁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据周作人的回忆，当时留学日本官费生获得清政府的经费分作三等：“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才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40] 然而，鲁迅每月领33日元生活真的很拮据吗？1901年，当时的留学生领袖、五四时期北洋政府三位“卖国贼”部长之一的章宗祥编纂的《日本游学指南》列出了学费、食宿费、购买书纸笔墨和其他杂费总费用：计每月13～18日元，每年150～200日元。[41] 可见，周作人说留学生生活很拮据有些夸张。事实上，鲁迅每月可以从官费中拿出十几元用来购书，为他的翻译事业积攒资料。鲁迅对日常物质生活要求不算太高，但他在日本的文化生活过得相当丰富多彩。晚年回顾旅日生活时，鲁迅总结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42] 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充盈着鲁迅的精神生活，也为他从事翻译事业营造了适宜的文化语境。

鲁迅留日阶段正是清末政治运动活跃期，他像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鲁迅的文体活动也开展得很有特色，当其他留学生学跳舞把留学生会馆的楼板震得咚咚咚乱响、尘土飞扬时，他与挚友许寿裳走进弘文学院的讲道馆，去学习日本传统体育项目柔道。1907年春天，鲁迅与许寿裳等在东京“本乡座”剧院看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剧”《风流线》，并观看了春柳社的李叔同等中国留学生表演的话剧《黑奴吁天录》[43]。在假期里，鲁迅与许寿裳等好友一起旅行，多年后他还对这些旅行念念不忘：“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44]

1908年夏天，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共八人拜国学大家章太炎为师，在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周作人的回忆再现了当年章太炎讲学的神采和风骨：

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庙里一尊哈喇菩萨。[45]

章太炎的“排满”思想促进了青年鲁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在文字学上的复古偏好直接影响了鲁迅在早期著译时对文字古奥风格的采用。

鲁迅旅居日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是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了获得阅读材料，他不断走进书店去寻觅、购买外文作品。鲁迅与挚友许寿裳常常一道逛东京的书店，“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落穷了！’”[46] 鲁迅常常借助德语译本阅读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此去东京的外文旧书店淘书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鲁迅在长期的阅读和淘书实践中掌握了收集、购买德文书的基本步骤：从旧书店买来德文杂志，从中掌握书籍出版信息—从出版信息中找到所需的德文书—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向德国订购所需的书籍—两三个月后收到德国寄来的书籍[47]。鲁迅正是通过这条购书渠道，积累了他日后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所需的大量作品。鲁迅晚年在回顾中国人自清末以来阅读外国文学的状况时写道：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48]

青年鲁迅在日本求学时代阅读得最多的是充满反抗、复仇之声，表现弱小民族苦难生活的作品。英国诗人拜伦积极帮助当时处于弱小受欺地位的希腊获得独立，他的作品因此深受鲁迅等中国青年的喜爱；此外，密茨凯维支、裴多菲、黎萨尔（厘沙路）等发出反抗、复仇之声的诗人也很受当时中国青年读者关注：“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49]

在这样的时代风云和社会语境下，鲁迅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想深深地影响青年鲁迅的翻译实践。与当时多数留学生一样，鲁迅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三股推力：一是如上所述在异国所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促使他寻找走向民族自尊自强的道路；二是当时反对“满清”政权种族不平等统治的思想很兴盛，章太炎的“排满论”对当时青年影响巨大；三是19世纪末甲午海战和20世纪初庚子事变的失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重，严复译著《天演论》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广为流布，更强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感。

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爱国主义的抒发，1903年3月，负笈东京的青年学子鲁迅毅然剪掉作为“满清”政权奴隶象征的辫子，并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50]。1903年4月底，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企图吞并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行为，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鲁迅在“拒俄运动”驱动下，在6月编译、发表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借古希腊斯巴达斗士誓死抵抗波斯侵略者的故事，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1903年10月，鲁迅发表《中国地质略论》，热烈地抒写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鲁迅在文中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51] 在文章的结尾，鲁迅提出了他的救国策略——“结合大群起而兴业”[52]，即通过发展矿业和工业造就中国文明社会。

慢慢的，鲁迅的实业救国观、科学救国观发生了变化。1906年初，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课堂上所见到的“辱华”幻灯片让他产生了对科学（医学）的信仰危机。但幻灯片事件只是鲁迅思想巨大转折的导火索，更重要的是通过同社会现实的接触和知识上的探索，他获得了思想认识的全面升华。在日本的旅居生活让鲁迅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变，同时也让他感知到日本社会和人性的畸变；大量阅读来自欧美的文艺和理论书刊，让鲁迅对西方文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有了多方位、多层面的了解。鲁迅在1907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对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以来在中国盛行的实业救国、兴兵救国和议会立国等各种思想做了层层深化的批评，他还批评了西方19世纪文化的两个“偏至”，即物质至上主义和众数（民主）对独异个人的压迫。在保持同时代对话的前提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战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3]

鲁迅的文化发展战略兼顾中外、古今各方面要素，贯通个体和国家的内在关联，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后边部分提出的核心文化观念遥相呼应：“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54]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个体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生命的完善取代了民族的强大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核心地位，成为他思想版图中最重要命题；而“立人”也成为鲁迅留日后期以及此后一生启蒙思想的原点。

第三节 留日前期鲁迅译作的翻译情况和文本细读

1903年是鲁迅翻译生涯的开端之年。考虑到这是他到日本留学的第二个年头，才学习日语一年左右，他就能够借助日语来译介欧洲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杂作，这样快捷有效地进入翻译实践，真是令人称奇。下文将一一介绍这些译作的翻译情况，并对它们进行文本细读。

一 《斯巴达之魂》的著译属性、翻译目的、翻译方法

1903年6月和11月，鲁迅在东京的留学生刊物《浙江潮》第5期和第9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4500字）。由于这篇作品发表时只署名“自树”，并未标明是著还是译，更由于迄今为止研究者也没找到这篇作品所依据的原本，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对它的属性存在争议。鲁迅本人对该文的表述也不一致，他在1934年5月的通信中曾说，他在《浙江潮》上“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鈤》（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55]。但在1934年12月写的《集外集》“序言”中，鲁迅谈起留日早期这两篇作品时说，它们“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56]。

其实，鲁迅在《斯巴达之魂》正文前所写的前言中已经交代过这篇作品取材于古代希腊历史，他接着声明道：“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译者无文，不足摸拟其万一。”[57] 可见，鲁迅当时明确地说出了该作品的译作属性。当然，从《斯巴达之魂》的具体文本看，鲁迅还是在古希腊史料中糅入了他个人的创意，因此把它视作一篇译述（编译）作品是适宜的。

在《斯巴达之魂》编译、发表前夕的1903年4月，沙俄撕毁相关条约，企图吞并中国的东三省，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拒俄运动。不久之后出版的《浙江潮》第4期上刊登了留日学生给清政府的电函，该文陈述了斯巴达勇士反抗波斯侵略的历史。鲁迅受上述文章所引用的希腊历史故事激发，迅速编译了《斯巴达之魂》一文，并很快就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上，该刊编辑许寿裳后来回忆说，自己向鲁迅约稿，鲁迅“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58] 鲁迅当时用不到两天时间就编译出了这篇作品，应该是一种热血沸腾状态下的激情编译。他译介这篇作品的目的非常清楚，他是想借助斯巴达人英勇反击侵略者的历史，激励中国有为青年积极献身到抵抗沙俄的爱国运动中去。

《斯巴达之魂》叙述的是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泽尔士统率30万铁骑进攻希腊，斯巴达国王黎河泥佗率领勇士与波斯大军展开殊死决战的历史。当时斯巴达勇士300人与其他希腊城邦盟军坚守险关温泉门，同数万波斯军队激战了数日，后来有叛徒带领波斯军队经过山间小路从其背后发起猛攻，斯巴达勇士寡不敌众纷纷战死疆场。还有两名士兵因养病未上战场，其中一人带着自己的奴隶重返战场，最终壮烈地战死。另一位叫亚里士多德的士兵因留恋妻子而未去赴死，他回家后遭到妻子涘烈娜的痛斥，妻子认为丈夫当逃兵让她蒙羞，于是拔剑自杀，亚里士多德深受震动，奋然投入希腊联军参加后续作战，最终在与波斯军队的决战中牺牲。凯旋后，斯巴达人为涘烈娜建了一座纪念碑，把她视为“斯巴达之魂”。

像清末绝大多数译作一样，鲁迅采用了文言来译述这个古希腊故事。他后来回忆道：“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59] 由于鲁迅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译手，他很自然地受了已在译坛广具影响的翻译大家严复的影响。除了追随严译喜欢借助西方文字读音来翻译名词的音译方法外，《斯巴达之魂》还像严复译作和林纾所译小说一样采用了意译、编译的手法，在一个古希腊故事中糅进了中国人的情怀和体验，并用中国古汉语译述出来，走的是“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的路子。

《斯巴达之魂》随处可见归化翻译的痕迹，其中叙述女主人公涘烈娜夏夜村居生活的文字令读者仿佛置身于古代中国乡村世界，几乎忘记这是一个发生在古希腊的故事：

夏夜半阑，屋阴覆路，惟柝声断续，犬吠如豹而已。斯巴达府之山下，犹有未寝之家。……孤灯如豆，照影成三；首若飞蓬，非无膏沐……时适万籁寥寂，酸风戛窗，脉脉无言，似闻叹息，忆征戍欤？梦沙场欤？[60]

在这幅充满诗意的夏夜图景中，鲁迅动用了他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储备来状物抒情。文中的夏夜断续柝声和犬吠如豹声，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乐府诗集·木兰诗》）和“深巷寒犬，吠声如豹”（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诗句形成呼应。文中的“照影成三”意象来自李白《月下独酌四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文中形容女主人公外表的文字“首若飞蓬，非无膏沐”直接化用了《诗经·卫风·伯兮》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句。运用本国文学意象、套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典型的归化翻译手段之一。鲁迅在这篇译述作品中借助中国传统文学的意象组合方式和意境呈现方式，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类似于《诗经》以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为常见的思妇形象，传达了女主人公对为国征战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斯巴达之魂》显示了鲁迅后来创作中少有的浪漫情怀，属于比较典型的青春型作品，小说擅长用激情飞扬的文字描写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小说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展现人物命运，塑造人物性格，富于传奇色彩。

二 《哀尘》的翻译情况、思想主旨与著译者的思想局限

1903年6月，鲁迅所译《哀尘》（3200字）与《斯巴达之魂》一道登在《浙江潮》第5期“小说”栏上，分别署“法国嚣俄著”“庚辰译”。嚣俄，即法国作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 －1885）在清末的译名。《哀尘》是雨果著作《随见录》（Choses Vues）中的一篇，它原题是《芳梯的来历》，叙述雨果本人1841年在巴黎街上目睹一名风尘女子被绅士侮辱的不幸遭遇，后来雨果把这一事件糅入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并在这名女子的基础上刻画了女主人公芳梯的形象。鲁迅所译《哀尘》长期被遗忘，直到1963年，学者熊融（陈梦熊）发掘出了它，人们这才知道它是鲁迅的早期译作[61]。

《哀尘》叙述了两个事件：一是记载雨果当选法兰西学士院会员（院士）后，去贵妇席拉蕈夫人家赴晚宴，席间雨果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球哥特，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展开了论辩。二是交代雨果离开席拉蕈夫人家在街头等候马车，一位衣裳华丽的上流社会青年绅士用雪球击打站在路边的女子，女子愤而反击，与青年绅士扭打成一团，巡警逮捕了那弱女子，并准备判她六个月的监禁，雨果去警察局做证，说明该女子是被青年绅士欺侮后才奋起自卫的，警察这才释放了该女子。

鲁迅翻译《哀尘》所依据的底本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1993年12月，日本学者工藤贵正在日本刊物撰文，考证了鲁迅所译《哀尘》与森田思轩的日语译本之间的关联性。19世纪末，森田思轩翻译了雨果的《随见录——芳梯的来历》，并为它写了“序文”。鲁迅在《哀尘》正文后附录的“译者曰”那段文字，其实就是对森田思轩译本中雨果“序文”未注明出处的翻译：

氏之《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存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水火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发其一，于《哀史》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62]

雨果在《海上劳工》（《水夫传》）的序里交代说，他创作的《巴黎圣母院》（《诺铁耳谭》）、《悲惨世界》（《哀史》）、《海上劳工》三部小说分别表现了宗教、社会和自然对人类的压迫[63]。鲁迅在翻译了森田思轩译本“序文”上述文字后，添加了几行文字，表达了自己对芳梯命运的评价：

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64]

鲁迅抨击了那位用法律威吓芳梯，要把她送入监狱接受六个月苦役的巴黎警官，他更是把那位践踏芳梯尊严的青年绅士称作恶鬼频那夜迦。鲁迅认为，芳梯的遭遇绝不是孤单的案例，在欧亚诸多国家，大批下层民众正深陷社会的陷阱中而苦苦挣扎。从《哀尘》正文和译者附记，不难发现青年鲁迅译介这篇作品的目的，是表达他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中，这样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因鲁迅在《哀尘》的“译者曰”文后没有注明他引用的上述这段介绍雨果文字的出处，人们以为它是鲁迅写的。鲁迅也没有交代《哀尘》所依据的日译本，这在清末民初的译坛是比较普遍的事。1996年7月，工藤贵正再度发表论文，明确提出了“鲁迅的《哀尘》是从森田思轩译作《随见录——芳梯Fantine的来历》的意译”的观点[65]。中国学者熊融和戈宝权则认为《哀尘》采用了直译方法。熊融对照法语《雨果全集》原文与鲁迅这篇译作后指出，“鲁迅虽据日译本转译，但除一处可能出于日译本误译外，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译。这样忠实于原文的译法，在意译盛行的当时，也是别具一格的”[66]。熊融说的那处误译是译作开头的日期，法语原文是火曜日（礼拜二），《哀尘》误作土曜日（礼拜六），熊融推测是日译本错误所致[67]。戈宝权同意熊融关于鲁迅的《哀尘》是对法语原作逐字逐句的直译观点，他说“我查阅了雨果的法文原作，确实是如此”[68]。

鲁迅所署的译者名“庚辰”和他在译者附记中用“频那夜迦”命名那位恶劣的青年绅士较有深意，值得推敲。周作人在20世纪60年代帮助熊融考证、确定《哀尘》为鲁迅译作的信中说，庚辰“此乃系最后制伏怪物‘无支祁’之神人，鲁迅曾取以为号”，熊融按照这个提示去查找资料，发现“鲁迅一九二七年所编《唐宋传奇集》，即辑入唐李公佐的《古岳渎经》，记述了庚辰协助大禹治水的传说；并在书末《稗边小缀》中作了疏证。鲁迅还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这形象系由被庚辰制伏的‘无支祁’演化而来”[69]。熊融给《哀尘》“频那夜迦”作的注释是“可能是《悲惨世界》第五卷第十二、十三节中恶少年的名字（Ba-matabois）”[70]，这一注释有误，戈宝权做了纠正，他转述翻译家孙用的观点说“盖频那夜迦，即印度神话之‘欢喜天’，并非《悲惨世界》之人物也”；戈宝权进一步考证说：“查频那夜迦一名，梵文为Vinayaka，意为‘离碍’，即欢喜天，又译昆那夜迦，原出自印度教神话，后来佛教继承而加以变化，因此在佛教典籍和辞书中，也可查到此名。我们知道，鲁迅熟悉佛教典籍，他借用频那夜迦这位恶鬼神的名字，实际上是把那位少年人看成是衣冠禽兽。”[71] 可见《哀尘》译者署名“庚辰”，流露了青年鲁迅希望自己具有制服“无支祁”那样的神力，希望用这样的神力横扫像频那夜迦恶神一样的衣冠绅士，除暴安良，为民消灾，这是年轻人常常怀有的美好理想。而鲁迅用来自印度、在中国古代影响甚广的“频那夜迦”恶神名字来指代《哀尘》中纨绔子弟恶绅士，也是一种翻译的归化策略。

关于《哀尘》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熊融、戈宝权和工藤贵正各执一端。事实上由于青年鲁迅不懂法语，他不可能依据雨果原文来翻译，他乃依据森田思轩的日语译本来翻译。森田思轩对自己认可的翻译有过这样的界定：“译介西洋文章之时，译者力避将日本思想掺入，而意义稍稍有增删，此曰翻译也。”工藤贵正认为，森田思轩这样说是“表明其作品不是逐字直译的，而是所谓的‘周密文体’的译文”[72]。鲁迅依据森田思轩的译本翻译《哀尘》，他也不可能把直译或者意译的一种方法坚持到底，只能说，鲁迅在翻译《哀尘》时，不像他译述《斯巴达之魂》那样不顾及原文，任意发挥。在直译和意译之间摇摆不定，正是青年译者常有的翻译状态，青年鲁迅当时不例外。

鲁迅所译《哀尘》中的雨果对殖民地的立场值得质疑。作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球哥特并不怎么认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活动，他认为那个国家土地太贫瘠，而且“法国取此，是使法国尔后无辞以对欧罗巴也”。见球哥特为阿尔及利亚“心滋不平”，雨果不仅不认同反而予以反驳，并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胜利欢呼：

虽然，即信如君言，而余尚以此次之胜利为幸事，为盛事。盖灭野蛮者，文明也；先蒙昧之民者，开化之民也。吾侪居今日世界之希腊人也。庄严世界，谊属吾曹。吾侪之事，今方进步。余惟歌“霍散那”而已。君与余意，显属背驰。[73]

雨果把法国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胜利视作幸事、盛事，除了出之于民族自豪感外，他还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文明征服野蛮、强者通吃的进步主义观念，这种思想把欧洲人当作人类近代文明的骄子，把亚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的人们当作野蛮人，认定为了文明的推进中，铲除、屠杀野蛮人就在所难免，这样的文明观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种族主义的罪恶泥潭。雨果把欧洲人当作近代世界的希腊人，他以世界主人自居，他悍然宣布自己与同情阿尔及利亚人球哥特背道而驰。当雨果刚在晚宴上结束与球哥特的辩论后，在大街上目睹青年绅士对弱女子的欺压，他挺身而出去警察局替那女子作无罪辩护。他怎么就会想不到，贫弱的阿尔及利亚在强大的法国面前，不就像芳梯一样的弱女子吗？如果他真能这样由人及国推演自己的思想，还怎么好意思歌颂法国对殖民地的征服呢？

幸好雨果的思想没有停留在违反人道和人性的肤浅进步主义位置上，二十年之后，雨果在他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对英法联军1856～1860年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了严厉的谴责。雨果认为，中国的圆明园是“亚洲文明的剪影”，它与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巴黎圣母院一样，堪称“世界的奇迹”，他沉痛地描绘了圆明园的毁灭，并对英法两国的强盗行径给予揭露：“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74]雨果终于超越了《哀尘》中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弱肉强食的进步主义文明观，批判伤天害理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情贫弱中国的不幸遭遇，雨果因此而无愧于“人类良知”的美誉。

青年鲁迅1903年在译介《哀尘》时，未能在译者附记中对雨果对待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有违人道主义的立场做一定的批评，研究者李寄因此指责鲁迅“用庸俗的社会进化论为殖民者辩解”[75]。把原作者雨果称颂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狂热立场直接等同于译者鲁迅的思想立场，当然是不妥的。不过，鲁迅未对《哀尘》中雨果的错误观点直接表达反对立场，这表明当时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认同雨果强者征服弱者有理的观点的，这种观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爱国青年中其实是比较有市场的。过了四年，鲁迅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开始质疑这种思想，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甚至把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而漠视弱国生存的观点当作“恶声”予以痛击。

鲁迅的《哀尘》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它与苏曼殊的译本《惨世界》（1903年10月8日开始在《国民日报》上连载）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译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开端。

三 《月界旅行》的翻译方法、改译状况、文本细读

1903年10月，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5.6万字）由东京进化社出版，署“美国培伦原著，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此书所署的原著者是错误的，应该是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而且此书没署译者姓名。鲁迅30多年后透露说：“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76]

鲁迅为什么会把《月界旅行》的原作者搞错？这跟他翻译该书所用的底本有关。鲁迅所译《月界旅行》依据的是日本翻译家井上勤（1850 ～1928）翻译的《月世界旅行》，井上勤在他译本的“凡例”中做如下说明：“此书系硕学儒勒·培伦氏的著述，由美国‘芝加哥’府‘顿内利·咯义德’商会发行”，“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称‘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这是袭用井上勤译本的错误的结果”[77]。

鲁迅为什么会在1903年翻译凡尔纳的这部小说？这就要从19世纪末日本对凡尔纳的接受状况和梁启超对凡尔纳小说的译介说起。在日本明治时期，凡尔纳和雨果都是作品被大量译介的作家。工藤贵正分析了日本人热衷于译介凡尔纳作品的原因：“当时，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为了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要有相应的思想观念。如果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是指明近代日本方向的理论的话，那么，我认为唤起和加强普通百姓现代意识的，正是凡尔纳的‘科学的’冒险小说，明治十年（1878）到四十一年（1908）的三十年间，在凡尔纳作品共四十一次译介的记录中，贡献最大的是井上勤和森田思轩。”[78] 井上勤和森田思轩翻译凡尔纳作品的总量都达到了9部。

1902年鲁迅来到日本时，凡尔纳译介热已经进入尾声。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避难到日本的梁启超正依据日本翻译家森田思轩的译作《十五少年》，把凡尔纳小说《两年的假期》转译成《十五小豪杰》，该译作在清末学界，尤其是在鲁迅等留日学生群体中产生巨大影响。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开始关注梁启超所译的凡尔纳小说，据周作人回忆，“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译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或儒尔·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79]。

1903年10月，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才一年的鲁迅，大胆出手，将井上勤通过英语转译的凡尔纳作品《月世界旅行》转译成汉语小说《月界旅行》出版。山田敬三指出，凡尔纳的“原作一共有28章，井上译本与之相对应，也分为28回”；而鲁迅的《月界旅行》“则如他自己所说‘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基本上是将原作的每两章合为一章”。[80] 山田教授的这一表述不够准确，鲁迅的《月界旅行》的确是译成14回，但不是简单地将原著的两章合并为一回。经笔者比对，鲁迅译的《月界旅行》与凡尔纳法语原著《从地球到月球》的章回关系具体如下。

《月界旅行》的第一回、第二回是对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第一章、第二章的翻译；前者的第三回是对后者第三、四章的翻译；前者省略了后者第五、六章未译；前者第四回翻译的是后者的第七、八章；前者第五回翻译的是后者的第九、十、十一章[81]；前者第六回翻译的是后者的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这四章；前者第七回译的是后者的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这三章；前者的第八、九、十、十一回分别翻译的是后者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这四章；前者第十二、十三、十四回分别翻译了后者的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章、第二十五和二十六章、第二十七和二十八章。可见，鲁迅译著的一回有相当于凡尔纳原著一章、两章、三章的区别，鲁迅译著甚至还有省掉凡尔纳原著第五、六章两章的情况出现。

鲁迅所译《月界旅行》情节紧凑、故事曲折，它叙述一群由想象力超级发达、行动力也相当强大的美国退伍军官所组成的枪炮会社成员，历尽艰辛而造出巨炮登月的故事。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一群军人组成了枪炮会社。战争不久就结束了，枪炮会社这群退伍军人因失去舞枪弄炮的机会而陷入烦闷之中。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提出了向月球发射炮弹运载人员登上月亮的计划，该计划一经公布就引起强烈反响，全美各地民众陷入了狂欢庆祝之中。巴比堪社长与会社主要骨干穆尔刚大将、亚芬斯东少将、会社监事麦思敦等人连日开会商讨，完成了对巨型大炮、炮弹和弹药的设计。巴比堪他们的登月计划也遭到了质疑和反对，美国人臬科尔发出挑战，他甚至要跟巴比堪决斗。不久，法国冒险家亚电获悉了登月计划，建议制造空心炮弹，他甚至要亲自乘坐这颗炮弹到月球去探险。在狂欢和争吵声里，巨炮终于铸成，原计划由单人进入炮舱登月变成了巴比堪与他的竞争对手亚电、臬科尔三人一起登月。12月1日，威力无比的巨炮发射成功，巴比堪他们进入了太空。但是因大炮发射略有推迟，炮弹与月球稍稍偏离，所幸相距不远，炮弹在环游月球一周之后因引力而坠落在月球上。留在地面上的马斯顿等枪炮社会员翘首以盼，等待着巴比堪他们的归来。

对照凡尔纳的原著可以看出，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改写了原著的结局。在凡尔纳原著结尾处，巴比堪他们并没有到达目的地月球，而是在偏离月球2800英里处绕月运行，变成了天空的一颗新星。三位登月探险家的命运将会怎样？根据剑桥天文台的观测，他们的命运有两种结局：一是月球的引力抓住他们乘坐的炮弹，他们最后能够到达月球；二是炮弹被固定在一个不变的轨道上，永远环绕月球运行。凡尔纳原著《从地球到月球》的续集《环绕月球》叙述巴比堪他们乘坐的那颗炮弹坠向地球并最终掉进了太平洋，三位探险家被美国军舰救起，他们回到美国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鲁迅所译《月界旅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都相当值得关注，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探索。在1930年代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曾经透露过自己留日时期译介凡尔纳等人科幻小说的宗旨和方法：“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82] 其实，《月界旅行》的“辨言”就明确揭示了青年鲁迅译介科学小说的目的和策略。

鲁迅《月界旅行》的“辨言”用古奥的文言文写成，全文分作四段。它的第一段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描述了人类在自然的压制下不懈的追求，因此人类是“有希望进步之生物”，并认为《月界旅行》作者“实以其尚武精神”，表现人类这种“希望之进化”的素质。可见，鲁迅翻译这部科学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读者褒扬人类的探索精神。鲁迅接着写道，即使人们登月成功，殖民星球，实现了“地球之大同”的理想，但是人类并不就此高枕无忧了，他预测未来宇宙中各“星球之战祸又起”。在第一段最后，鲁迅笔锋陡然转向苦难深重的中国，发出“冥冥黄族，可以兴矣”的叹息[83]。因此，在全球大变局中思考中国的命运，吁请国人奋发图强，是鲁迅译介这部小说的第二个宗旨。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的第二段对原作者和原著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鲁迅认为原作者“学术既覃，理想复富”，因此堪称“硕儒”，此人“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认为此人的创作“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可以相提并论。鲁迅断定，“十九世纪时之说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鲁迅又把《月界旅行》放置到文学史上进行对比考察，认为大多数小说“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只叙述巴比堪等登月英雄的故事而“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84]。不写男欢女爱，不塑造女性形象，这部小说仍然能够写得故事生动、境界脱俗，这是鲁迅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月界旅行·辨言》第三段揭示小说在传播科学知识上的特殊贡献，透露鲁迅翻译该小说的另一层用意。鲁迅指出，如果强行向民众输灌科学知识，就会让他们感觉乏味而失去宣传效果，这就是所谓的“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鲁迅认为，借助形象生动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科学的启蒙实践就可能获得良好效果：“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鲁迅对经由小说传播科学知识的前景做了展望：“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但是鲁迅非常痛心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小说科学精神的匮乏，他指出，一方面“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另一方面“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而且清末翻译界介绍到中国最多的是言情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稀缺。因此，鲁迅采用梁启超式的“新民体”文字，亮出了他翻译《月界旅行》的第三个宗旨：“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85] 这也是鲁迅30多年后在信中跟杨霁云说的意思，他翻译《月界旅行》是出于对科学小说的热爱，是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和推广科学小说，并借此破除传统的迷信，改良旧的思想，助益新的文明。

《月界旅行·辨言》第四段，篇幅简短，信息量却颇丰，交代了译者翻译工作方方面面的情况。它先介绍了《月界旅行》翻译所依据的日本井上勤的译本，该译本有28章，鲁迅介绍了自己对日译本“截长补短，得十四回”的章回调整情况。接着，鲁迅交代了该书最初的翻译语言选择，后来的调适情况及其原因：“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然后，鲁迅告诉读者他翻译该小说采用的基本策略及其带来的后果：“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最后，鲁迅交代了所译小说对原著书名的改动情况：“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曰《月界旅行》。”[86]

从《月界旅行》的具体翻译状况看，鲁迅为了实现他在“辨言”中所表明的翻译目的、意图，他采用了省译、改译、增译等归化翻译策略，以意译方法翻译凡尔纳的作品，当然他的译本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译、错译，他还在翻译语言上做了认真的探索。

比照鲁迅译的《月界旅行》与凡尔纳小说原著[87]，应该说他的译本大体再现了原著的基本面貌和核心思想；但是，当他觉得小说中冗长的科学知识对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能力构成了挑战时，他会删去原著中的这些内容，这就是鲁迅的省译行为。鲁迅译介《月界旅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借助它向中国读者传播科学知识，因此他在该书翻译过程中还是试图再现原著中的一些重要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和生物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在《月界旅行》第三回（原著第四章）里，枪炮会社成员致信著名的侃勃烈其（剑桥）天文台，向那里的科学家请教六个关于登月的核心科学问题，鲁迅全文译出了来自侃勃烈其天文台台长的回信。这封出自天文学家之手的信件充满天文学术语和数据，译介起来有相当的难度，通过比照凡尔纳小说原著，可以看出鲁迅比较准确地译出了这些天文学内容。另外，登月计划是由巨型大炮发射载人炮弹进入太空来实现的，因此鲁迅的译著第四回详细而比较准确地译出了原著第七、八章枪炮会社成员对炮弹、巨炮的讨论及其相关科学数据。从这些科学内容的翻译来看，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仙台医专所学的理工科知识派上了用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译者中，像鲁迅这样接受过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翻译凡尔纳科学小说的不二人选。

但是正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言，“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他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当时中国读者的喜好和接受能力，省译了凡尔纳原著中第五、六章两章关于宇宙天体和月球天文知识的介绍，而在井上勤日语本中，这两章是译出的[88]。

因社会发展的不同和民族审美差别，鲁迅译著省译了一些凡尔纳原著中对欧美社会批判、讽刺的内容，以及那些欧美式的幽默。凡尔纳原著第一章有调侃美国人喜欢建立各种组织的文字：

不过，一个美国人有了创意，他就会找支持这想法的另一个美国人。凑足了三人，他们就会选举一个主席和两个秘书。有了四人，他们就认命一个档案保管员，然后办公室开始运作。有了五个人，他们就召开全体大会，于是俱乐部就宣告成立了。[89]

鲁迅译的《月界旅行》第一回删掉了这段颇具幽默感的文字，但是保留了对枪炮会社残疾成员含有嘲笑意味的文字：

有扶着拐杖的，有用木头假造手足的，有用树肢补着面颊的，有用银嵌着脑盖骨的，有用白金镶着鼻子的，蹒跚来往，宛然一座废人会馆。从前有名政治家卑得刻儿曾说道：“把枪炮会社中人四个合在一处，没一条完全臂膊；六个合在一处，没一双满足的腿。”[90]

上述这段文字在凡尔纳法语原著是这样的：

Béquilles, jambes de bois, bras articulés, mains à crochets, mâchoires en caoutchouc, crânes en argent, nez en platine, rien ne manquait à la collection, et le susdit Pitcairn calcula également que, dans le Gun-Club, il n.y avait pas tout à fait un bras pour quatre personnes, et seulement deux jambes pour six. [91]

庄刚琴、李佳的译本基本上是对凡尔纳作品的直译：

拐杖、木腿、假臂、挂在吊钩上的手、橡胶下颌、用银子修补的头盖骨、铂金鼻子，可谓是五花八门。上面提到过的那个皮凯恩同样也计算过，在大炮俱乐部里，四个人总共加起来还没有两条胳膊，而六个人也就只有两条腿。[92]

比较起来，凡尔纳原著只描述了枪炮社成员身体各个部位的残疾状况，鲁迅译本则用了带有歧视性的“残废人”来称呼残疾人，并把枪炮会社称作“残废人会馆”。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对残疾人士的关怀，残疾人被看成“残废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学会关注、尊重残疾人士，因而庄、李译本能够用中性词语来称呼残疾人。除称谓上的瑕疵之外，鲁迅译文还是译出了原著介绍枪炮会社成员的幽默色彩。

总的来说，凡尔纳原著中那些能够反映他本人价值倾向和比较具有法语幽默色彩的文字，应该算是凡尔纳作品的精华，遗憾的是在鲁迅的译本里大多被省译了。不过，这不能全怪鲁迅“不识好歹”，因为鲁迅所依据的是井上勤的日语译本，井上勤所依据的英语译本早已完成了对凡尔纳原著精华的大量删除。在《详注版月世界旅行》的序言中，美国凡尔纳权威专家沃尔特·米勒就严厉地批评了19世纪以来凡尔纳小说的英语译者，他们“大量删削原文的结果，使得凡尔纳的科学、性格造型、幽默，及其欲传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声音都遭消解”[93]。

英国学者卜立德在《鲁迅的早期两篇翻译》一文中，对凡尔纳作品东方译者的删节和改译行为予以严厉批评，他说：“经过东方译者删改之后，原著受损最大的地方恐怕在幽默方面。最好笑的俏皮话不是给扬弃就是改成无谓的胡闹。”[94] 在这篇论述鲁迅早期翻译的论文中，卜立德举证了鲁迅译本对凡尔纳作品的不成功的改译情况，这里不再复述。本书还要讨论鲁迅在《月界旅行》中另外一些改译情况，并分析它们的得失。

鲁迅的《月界旅行》第四回开头部分写到枪炮会社成员开会商议炮弹的制造问题，社长巴比堪和监事麦思敦说话最多，他们满嘴蹦出了“诸君”“兄弟”等中国化的称谓。在凡尔纳原著里巴比堪社长的每次发言都以“Mes chers collègues”开头，其意思是“我亲爱的同事们”，这在欧美文化中是比较亲切的称谓语。在清末中国，“亲爱的”这个词语的亲昵色彩太重了，鲁迅在译文中采用了中国人习用的“诸君”来改译。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人会把主词“我”挂在嘴上，于是鲁迅在《月界旅行》的译文中用“兄弟”来改译法语中的“我（Je）”。在21世纪语境中再来看鲁迅100余年前翻译的《月界旅行》，读者会觉得一群美国人满嘴说着“诸君”“兄弟”有些滑稽和不协调；但是在清末的读者眼中，鲁迅如果不对这些称谓语做中国化的改译，他们就会觉得刺眼而拒绝接受。鲁迅通过对称谓语的改译，使《月界旅行》在中西文化之间获得某种平衡。

枪炮会社监事麦思敦（今译马斯顿）是《月界旅行》中一个脾气急躁的数学运算奇才，他在书中的言行多有喜剧效果。小说写到哥伦比亚大炮造成后，枪炮会社成员们都欣喜异常，麦思敦更是差点乐极生悲，凡尔纳原著写道：

La joie de J.-T. Maston ne connut plus de bornes, et il faillit faire une chute effrayante, en plongeant ses regards dans le tube de neuf cents pieds.Sans le bras droit de Blomsberry, que le digne colonel avait heureusement conservé, le secrétaire du Gun-Club, comme un nouvel Erostrate, eût trouvé la mort dans les profondeurs de la Columbiad.

庄刚琴、李佳的译本较好地译出了凡尔纳原著的意思：

马斯顿无法抑制他的兴奋之情，在探头去看九百英尺深的炮筒时，差点跌了进去。要不是尊敬的布隆斯贝利上校得以幸存的那条右臂，大炮俱乐部的秘书就已经像又一位埃罗斯特拉特那样，早就葬身于哥伦比亚大炮的炮筒深处了。[95]

鲁迅的《月界旅行》第七回对麦思敦的上述历险记做了以下的改译：

而麦思敦更是忻喜欲狂，忽跃忽踊，仰视苍苍的昊天，俯瞰杳杳的地窟，一失脚，跌入炮孔中去了。……然幸而白伦彼理正立身傍，连忙揪住衣襟，提起来掷于地上。……众人见他如此，都跑过来，扶起麦思敦，贺再生之喜。有的嘲笑他道：“君如先到地狱旅行，把口上生成的巨炮一发，便可震破鬼族的耳膜，将来我辈死后，不但阎罗耳聋，不能得一正当的判断，便是对旧鬼谈天，恐也不能够了。”说毕大笑。[96]

在这段翻译文字中，鲁迅的第一项改译是删掉鲜有中国读者知道的古希腊历史人物埃罗斯特拉特[97]。他的第二项改译是增添中国佛教的阎罗殿、地狱典故，然后枪炮会社的朋友们似乎都成了“中国通”，他们娴熟地借助中国的阎王爷和众鬼卒形象，跟平时擅长促狭别人而此时被吓得半死的麦思敦大开玩笑。鲁迅这段颇具《笑林广记》趣味的改译文字，应该会对清末中国读者产生吸引力。

鲁迅《月界旅行》和井上勤日译本对凡尔纳原著的最大改译之处就是对小说结尾的改动，前文对此已有介绍。需要补充的是，鲁迅、井上勤译本把登月行动由暂时未成功改译为成功登陆，是非常符合东方人的大团圆审美心理的。可见，决定着青年鲁迅和井上勤归化翻译策略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心理因素。

《月界旅行》的一些改译也显示了青年鲁迅的某些思想偏见。在原著第十五章结尾部分，凡尔纳描绘了十几万磅的金属溶液冲向900英尺深渊以铸造大炮的壮观场面，然后他以附近“野蛮人”的视角，进一步渲染那惊心动魄的气势：

Quelque sauvage, errant au-delà des limites de l.horizon, eût pu croire à la formation d.un nouveau cratère au sein de la Floride, et cependant ce n.était là ni une éruption, … l.homme seul avait créé ces vapeurs rougeâtres, ces flammes gigantesques dignes d.un volcan, ces trépidations bruyantes semblables aux secousses d.un tremblement de terre, ces mugissements rivaux des ouragans et des tempêtes, et c.était sa main qui précipitait, dans un abîme creusé par elle, tout un Niagara de métal en fusion.

庄刚琴、李佳的译本对上面这段文字的翻译是：

某个浪迹天涯的野人也许会以为佛罗里达大地深处正酝酿着一个新火山呢，但这不是火山爆发……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这些铁褐色的蒸汽，这些可以和火山相媲美的火焰，这些犹如地震般的震耳欲聋的颤动，这些狂风骤雨般的咆哮，人类的双手把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多的金属溶液倒入已挖掘的深渊里。[98]

鲁迅的《月界旅行》第六回对这段文字进行了压缩和改译：

还有茀罗理窦近地几个野蛮，都疑火山喷火，吓得漫山遍野，奔避不迭。[99]

在上述对铸炮场面描写文字里，《月界旅行》的原作者凡尔纳、日译者井上勤和中译者鲁迅，都用野蛮人的恐惧反衬文明人探索太空成就的伟大，这就形成了文明与野蛮参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上文论及的《哀尘》中，作家雨果也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命运的。19世纪许多优秀的欧美知识分子都信奉文明征服野蛮的话语，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和殖民政策的支持者，甚至有一些人后来陷入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泥潭中。

对照原著和鲁迅的译著，可以发现鲁迅译著在上述场面描写中有进一步贬低野蛮人的改译迹象。凡尔纳原著叙写某个野人“也许会以为”佛罗里达的新火山喷发了，数量上是一个野人，语气上是不确定的猜测，这是文明人凡尔纳在推测、想象野蛮人的惊慌心理。鲁迅的译文做了改变：野人数量上已由单数增加到几个，语气上是肯定了野人“疑心”火山在喷发，这样的文字就不再是对野人的想象和猜测，而是在旁观、在直播野人面对近代科技文明的惊吓、逃窜和挫败。留学日本初期的鲁迅还未来得及清除思想中弱肉强食的思想偏见，好在他本人在仙台医专受到日本同学的种族主义歧视之害后，能够突破思想的藩篱，走向对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和热爱之路。

鲁迅在《月界旅行》中的改译真是不胜枚举，但还有一处改译需要交代几句。鲁迅在该译本的第七回中叙述法国人亚电来到美国，提出由他单独乘坐炮弹探月的设想，枪炮会社监事麦思敦“怪声怪气的大叫道：‘呜呼！不料今日，竟遇着绝世侠男儿了！把我们去比较这种勇敢欧人，怕还不及一个弱女子呢’。”[100]

在凡尔纳原著中，麦思敦的原话是这样的：

C.est un héros! un héros! s.écriait-il sur tous les tons, et nous nesommes que des femmelettes auprès de cet Européen-là!

这段话的直译是：“‘这是一位英雄！真是一个英雄啊！’他用各种口气激动地叫喊着，‘与这位欧洲人一比，我们只不过是一帮懦夫罢了’。”[101]

虽然凡尔纳在文明观、种族观上还存在着前面提到的局限，但是作为生长于具有悠久的尊重女性文化传统法国的知识分子，他轻易不会说出“弱女子”这样具有明显性别歧视的话语来，他宁愿把懦夫这样贬损性的词语加诸男人身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视女性。而在清末的中国，贬低、蔑视妇女是很多男性读书人的共同癖好。虽然青年鲁迅在译介雨果的《哀尘》时显示了同情弱女子的可贵立场，但是他当时的妇女观并不稳定，在《月界旅行》的翻译中他也不能免俗，这导致他用“弱女子”来改译“懦夫”。鲁迅到后来才抛弃了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并且在五四时期写出了《我之节烈观》等光辉的文字，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男权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增译是改译的一种特殊方式，鲁迅《月界旅行》时常添加原著中所没有的内容。首先是夹杂了他作为译者对原著所写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月界旅行》第四回（原著第八章）写枪炮会社成员继续开会讨论大炮制造问题，译者鲁迅在行文中插入了他对西方人守时习惯的评价：“凡欧美人最重要的是时刻，第一天约定，从不失信的，所以不一会儿，便都齐集。”[102]《月界旅行》第五回（原著第十章）叙述社长巴比堪的登月计划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遭到少数人的反对，鲁迅对反对者直接评价道：“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诗说什么，‘高峰突出诸山妒’，这是在在皆是的。”[103] 鲁迅征引康有为七律诗《出都留别诸公》（五首）第一首诗的颔联“高峰突出诸山妒”来批评反对派的嫉贤妒能。

当他觉得日常语言不足以表情达意时，鲁迅会在译文中直接征引中国古人的作品来为他的评点服务。《月界旅行》第一回介绍枪炮会社成员大多是经历了战争而活下来的残疾退伍军人，译者鲁迅先是直接称赞“他们虽五体不全，而雄心未死，常抚着弹创刀痕，恨不得再到战场，将簇新大炮对敌军一试”，并用中国成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褒扬他们；然后他在译文中引入中国古代大诗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其十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这首诗就“像是说这会社同社员的精神一样”[104]。

除了引用中国古人的诗句和文章，鲁迅在译文中还增添了不少自己写的诗句。鲁迅译《月界旅行》共14回，在前13回结尾处，他都要用几行中国古体诗来概括这一回的内容，相当于“鲁迅自撰的散场诗”[105]，这些诗句是《月界旅行》值得关注的增译部分。从内容上看，鲁迅给《月界旅行》前13回配写的这些诗句或概括本回小说的故事，或点评书中人物，或阐发精神内涵，把它们连接起来阅读，《月界旅行》全书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思想主题都较为系统地得以呈现。而且鲁迅借鉴中国传统小说以诗句来做点评的手法，使得中国读者面对这部来自异域的小说时能够读得明白，读出趣味。在30多年前，学术界已经有人对鲁迅《月界旅行》里的这些作品的属性进行了界定：“全书共十四回，除最后一回外，前面十三回，每回末尾都有一些诗句，这些诗句一般都是被当作译诗看待的。我们认为，它们应为鲁迅自己创作的诗歌。”[106]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他想“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来翻译科学小说，传播科学知识，为了达到不使读者“生厌倦”的功效，他做了上文分析过的删除、改译和增译等一系列的努力；他还在形式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来改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这是实施翻译归化策略的一个重大步骤。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起源于宋代讲述历史故事的长篇话本，因篇幅长，“说话人”分多次讲述，每次开讲前用两句诗概括主要内容，章回小说的回目就这样出现了。至明末清初，章回小说体例正式形成，每章的标题是两个对仗工整的诗句。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章回小说中布满了“话说”“且说”“且听下回分解”等说书人的口头禅。鲁迅1920年代论述章回小说的起源和时说：“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107] 鲁迅说这番话时已是一名成熟的小说家，自然不会再需要借助传统章回小说来助益现代小说；但是在1903年刚开手译介凡尔纳小说的时，他正是“求助”于这种小说体式来改译《月界旅行》的。

《月界旅行》全书14回正文的前面，鲁迅都给配上了对仗工整的七言诗回目，从第一回的“悲太平会员怀旧 破寥寂社长贻书”到最后的第十四回“纵诡辩汽扇驱云 报佳音弹丸达月”，全书14对28句诗起到了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功用。概括起来，鲁迅在所译《月界旅行》中使用的评书体套语为：“却说……”“正是……”“要知道……”“且听下回分解”。在讲述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枪炮会社成员和其他有志之士一步步完成登月壮举的故事中，青年鲁迅扮演了中国传统说书人的角色。每回开讲前，他先给读者亮出两行富有召唤力的回目诗；然后惊堂木一拍，开腔道：“却说……”然后一路讲去，把登月行动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条分缕析地呈献给读者；当故事讲到紧要关头，他会及时刹车暂停讲述，用“且听下回分解”来吊读者继续往下看的胃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小说叙述方式够单调，够缺乏创意的；但是在清末的中国，这可是作家和翻译家吸引读者的法宝之一。

与章回体式相关的是《月界旅行》的翻译用语。中国传统章回小说采用古代白话来书写，鲁迅借助章回体翻译《月界旅行》，相应地采用了白话译介语言，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他产生了某种不适，于是就做了调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交代了这方面的情况：“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08] 他起初采用白话（俗语），是为了让读者的思想能够更加放松一些，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他发现，完全采用白话会让译文显得冗长烦闷，于是他掺杂着使用文言和白话，这样才能够节省译文的篇幅。

仔细阅读《月界旅行》前后文，的确可以发现鲁迅在翻译语言使用上的摇摆不定。总体来说，《月界旅行》译文的叙述语言基本上采用白话，但到最后几回也夹杂了一些文言成分；而译著的人物对话以文言为主，开头部分还有一些白话，越到后面文言成分越重；《月界旅行》的演讲、书信和电报语言采用的是地道的文言。《月界旅行》译介语言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首先来看鲁迅所译《月界旅行》的叙述语言。该小说从开头到中部那几回的叙述语言比较坚定地采用了浅显通俗的白话，如第七回叙述社长巴比堪在铸造大炮工地给工人加工资后大伙儿干劲十足的情形，译者增加了原著没有的议论——“俗谚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第十回开头还用了这样朗朗上口的白话文字：“却说亚电进了茀兰克林旅馆，因过于疲劳，食卒就睡，耳鸣头眩，如置身大弹丸中一般，拥着重衿，不数分时，已沉沉入梦。便是雷鸣地震，也不能把铜像似的睡汉，搅醒过来。”[109] 即使在第十四回开头出现了一点夹杂着文言词语的句子，它们还是不难理解的白话：“却说旅行弹丸发射时，烈火如柱，矗立天外，宛如火龙张爪，蜿蜒上升，少顷蓬勃四散，照耀茀罗理窦地方，成一火焰世界。”[110]

其次来看鲁迅所译《月界旅行》的人物对话。读者可能会期待该小说的人物对话会是白话，但事实上以文言为主，小说开头部分的对话还有一些白话，越到后面人物对话文言成分越重，第七回写巴比堪上船迎接法国来的亚电，两人的对话简直像是中国清末两位士大夫在交谈：“亚电先问道‘阁下就是巴比堪君么？’社长答应。亚电又道‘好好！君无恙乎？’社长道‘幸无恙！’”[111]

最后来看鲁迅所译《月界旅行》的演讲词和书信、电报的译语。当读到《月界旅行》中亚电文绉绉的演讲词时，真让人误以为这位法国人曾经是留学中国的文士：

诸君不厌炎天，辱临兹地，余实荣幸无量！余既非雄辩者流，又未尝以博物家名于世，何敢在博闻多识的诸彦之前，摇唇弄舌耶！然窃闻吾友巴比堪氏所言，知诸君颇不以余为不足共语，故不揣冒渎，谨呈片言，以慰诸君子热望之盛情于万一。倘言语之间，偶有纰谬，尚乞勿罪！[112]

至于在《月界旅行》中，鲁迅把书信和电报用文言译出，倒也可以理解，这两种文体最讲究简洁，而论起简洁来，文言比白话要更加占优。亚电从法国来美国前夕发来的那封电报就很文绉绉：“圆椎形弹丸，可改作正圆形。余将驾以探月界，故今日已乘阿兰陀汽船，由此启行。九月三十日四时，由巴黎发。密佳尔亚电。”[113] 小说第十四回结尾写登月炮弹已经成功发向太空，侃勃烈其（剑桥）天文台司长向天文台汇报登月炮弹运行情况的那封信如下：

迩日天色黯谈，浓云连绵，虽有巨鉴，不能远嘱，问天不语，引领成劳，如何如何！昨晚赖风伯之威，顽魔始退，并借麦思敦氏臂助，乃发见由司通雪尔地方哥仑比亚炮所发射弹丸之进路，再三思索，知因发射稍迟，遂与月球相左；所幸者距离非遥，必能受吸力而落于月界，然复非立时堕落，当随月球回转之速力，以环游月世界一周。侃勃烈其天象台职员诸君阁下：十二月十二日。培儿斐斯。[114]

《月界旅行》把这封信翻译得气度不凡、音韵铿锵、词彩斐然，显示了青年鲁迅卓越的文言功底。

当然不必隐讳，作为一名不懂凡尔纳作品原文、学习日语才一年就借助日语转译法国小说，且年纪仅有22岁的译界新人，青年鲁迅在《月界旅行》翻译中留下一些增删失当、错译误译的遗憾是难以避免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对这一点有过总结：“井上译本原本是英译的重译，鲁迅的翻译则是重译的重译。在鲁迅的翻译中，有不少地方进行了增添和删削，另外，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足而产生的误译也不少。”[115]

不过，即使对鲁迅的翻译工作持苛责的态度，认为鲁迅虽然“译述甚丰”，“终归是以败笔居多”的英国汉学家卜立德，在他关于鲁迅翻译的论文中挑了鲁迅译著许多不足之处后，还是给予他的《月界旅行》这样的评价：

他态度比较认真即使大规模删掉原文，他还保留了扼要的科学内容……他自己为了适合中国说部的习俗所作的增删也无伤大雅，至少他没有学当时翻译界通行的可恶做法，打着“不失其精神”的幌子，借题发挥，通过小说人物表达他自己的见解……[116]

应该说，卜立德的这番评价大体公允，它既称赞了青年鲁迅翻译《月界旅行》过程中对原著科学内容的有所保留，又肯定了鲁迅能够大体忠实于原著的译介态度。

四 《地底旅行》的翻译方法、改译状况、文本细读

1903年12月，由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第二部科幻小说《拍案惊奇·地底旅行》第一、二回发表在《浙江潮》第10期上；1906年3月，该译著的全部12回以《地底旅行》（3.46万字）书名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署“英国威男著，之江索士演”。据山田敬三考证，鲁迅翻译时依据的是日本三木爱华和高须墨浦的凡尔纳小说日译本，两位日本译者误将原作者当作“英国术尔斯·威男”，造成青年鲁迅对《地底旅行》作者的误认[117]。

鲁迅译的《地底旅行》讲述德国科学家列曼（Lidenbrock）与侄儿亚蓠士（Axel）九死一生、深入地心探险的故事。列曼从旧书中发现一张羊皮纸，从中得悉古代探险家曾经从死火山口往下走，一直走到地心，列曼从中受启发便开始了他的地心旅行。他带着侄儿亚蓠士乘船来到冰岛，雇了当地的向导梗斯，三人从斯奈弗黎山火山口走进地底。他们在地底艰难行进三个月，历经各种艰难困苦，遇见无数惊奇、美丽的景象，终于死里逃生，由另一个火山口被冲出地面并光荣凯旋，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

与《月界旅行》相比，鲁迅所译《地底旅行》对原著改动的幅度更大：凡尔纳原著1864年出版，共有45章[118]；日本的三本爱华和高须墨浦将它改译为17回；鲁迅则进一步把它改译为12回。鲁迅在所译《地底旅行》上署译者姓名时用了“之江索士演”，这表明这部译著基本上是对凡尔纳作品的演义性翻译。

不像《月界旅行》正文前面写有一篇阐述翻译宗旨所在的“辨言”，《地底旅行》的翻译目的并没有直接呈现。不过，《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都是鲁迅在那一两年中翻译的凡尔纳科学小说，因而《月界旅行》的“辨言”可以视作鲁迅所译凡尔纳作品的总序，该“辨言”所阐释的“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翻译意图，以及译者“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119]的自我期许，也可以移用到《地底旅行》上。

卜立德认为，“鲁迅发表《地底旅行》没写弁言，但卷头加了一席开场白，其宗旨和《月界》辨言差不离”[120]。现摘引这个“开场白”如下：

溯学术初胎，文明肇辟以来，那欧洲人士，皆沥血剖心，凝神竭智，与天为战，无有已时，渐而得万汇之秘机，窥宇宙之大法，人间品位，日以益卑。所惜天下地上，人类所居，而地球内部情形，却至今犹聚讼盈庭，究不知谁非谁是。……今且不说，单说地壳厚薄，仍然是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唉，好了好了，不必说了！理想难凭，贵在实行。

终至假电气之光辉，探地府之秘密者，其势有不容己者欤。[121]

这段三四百字的文字的确起到了《地底旅行》序言的作用。它首先指出欧洲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呕心沥血，用尽心力探索宇宙奥秘，研究自然规律，取得了卓绝的成就。其次，这段文字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欧洲学术已有的成就只体现在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研究方面，学界对于地球内部情形的了解相当有限，并且人们对地底世界的认识充满争议。最后，这段文字指出仅靠理论思考是不够的，行动起来去探索地底奥秘更为可贵，他还指出有了19世纪电气等近代科技装备，探索地府奥秘的工作就有了保障。这就牵引出了第二段对德国科学家列曼的介绍，以及他与侄儿亚蓠士一道去地心探险的故事。

不过鲁迅所译《地底旅行》并未完整地再现凡尔纳原著列曼、亚蓠士地心探险的故事，他甚至采取了比《月界旅行》更彻底的改译态度。卜立德、山田敬三、工藤贵正以及国内一些学者指出了《地底旅行》对原著有不少改译，但他们并未比照鲁迅译本与原著，详细考察《地底旅行》具体改译状况，笔者愿意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如前所述，凡尔纳原著共有45章，鲁迅的译本为12回。后来中国有多位译者把凡尔纳这部小说全本译成汉语，篇幅在16万字左右；而鲁迅的改译本字数约3.46万字，于此可见鲁迅的《地底旅行》是凡尔纳原著的节译本[122]。

鲁迅所译《地底旅行》第一回是在凡尔纳原著的第一至七章前半部分基础上改译而成的。鲁迅译本第一回改译比较大的有：（1）原著第二至五章详细叙述列曼叔侄殚精竭虑破译古代炼金术士萨克努塞姆密码信件（它是列曼地心探险的指南文献）的情节完全被鲁迅删掉了；（2）鲁迅译本把亚蓠士由原著中不愿意参加地心探险活动的态度改译为主动加入列曼的探险行列；（3）原著女性人物洛因鼓励畏葸不前的恋人亚蓠士参加探险，但在鲁迅译本中，她被改写成了“蕙心兰质，楚楚可怜”[123]，在亚蓠士面前自称“妾”的东方式贤惠女子和励志型未婚妻。于此可见，青年鲁迅在这部译著中仍然秉持着男主女次的中国传统性别观。

《地底旅行》第二回改译自凡尔纳原著第七章后半部分和第八章，先写列曼、亚蓠士告别亲人，离开德国家乡，走向探险旅途；然后写叔侄两人在路上和海上旅行，来到丁抹（丹麦）可奔哈侃（哥本哈根）。当叙述列曼和亚蓠士在等待航船过程中去小城周边散步打发时光时，凡尔纳原著写道：

A force de nous promener sur les rivages verdoyants de la baie aufond de laquelle s.élève la petite ville, de parcourir les bois touffus qui lui donnent l.apparence d.un nid dans un faisceau de branches, d.admirer les villas pourvues chacune de leur petite maison de bain froid, enfin de courir et de maugréer, nous atteignîmes dix heures du soir.

陈伟根据法语原著翻译的译本《地心游记》对凡尔纳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

于是我们在小城旁边郁郁葱葱的海湾散步，走遍了样子像树杈丛中的鸟窝的茂密森林，参观了一些带有小冷水浴房的别墅，最后还到处闲逛并抱怨了一阵，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124]

这段文字除了郁郁葱葱（verdoyants）这一词语外，其他用来描写他们散步所见景致的文字基本上都不是令人欣喜的。但鲁迅的译本却把这段文字改译得充满诗情画意：

列曼没法，只得走到平原，瞻眺风景。但见茅屋参差，远林如荠；晚禾黄处，小鸟欢鸣；乳羊成群，牧童偷睡。亚蓠士亦为之心旷神怡，大赏旅行的佳趣。渐而晚山争赭，暮霭苍然，两人便入村中，饮了几瓶啤酒，徐步登舟，已将夜半。[125]

经过鲁迅生花译笔的修饰，原著中列曼和亚蓠士随便走走的海边野地，变成了传统中国田园牧歌般的美妙世界，这是陶渊明的诗文中才常常出现的意境。

《地底旅行》第二回还有一段改译也值得重视。作品写列曼带亚蓠士到小岛的教堂钟楼上练习登高技艺，在攀爬过程中亚蓠士因为恐高而畏缩不前，小说原著写道：

Là commençait l.escalier aérien, gardé par une frêle rampe, et dont les marches, de plus en plus étroites, semblaient monter vers l.infini.

《Je ne pourrai jamais! m.écriai-je.

—Serais-tu poltron, par hasard? Monte! 》répondit impitoyablement le professeur.

陈伟译本对凡尔纳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

室外的楼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它只有一根弱不禁风的栏杆作防护，

台阶越往上越窄，似乎没有尽头。

“我爬不上去！”我叫道。

“你不该是个胆小鬼吧？上去！”教授毫不怜悯地回答。[126]

鲁迅的译本做了重大的改译，把因胆怯而不敢登高的亚蓠士骂成清末中国学堂培养出来的奴才学生，这是鲁迅在译著中对中国教育的直接针砭：

亚蓠士已浑身寒栗，不能复耐，行了几百级，目眩头晕，几欲仆地。

大叫道“我不上去了。”列曼怒叱道“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请安装烟科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么？”[127]

鲁迅译本第三回改译了凡尔纳原著第九至十四章的内容，原著叙写列曼叔侄两人从丹麦到冰岛，再从冰岛首都前往斯奈弗黎火山路上的艰辛旅程，这部分内容在陈伟的汉语全译本中大约有2.4万字，鲁迅只用区区1900字给概述了。鲁迅译本第三回有三个方面的改译相当值得关注。

首先，把冰岛农家改译成了中国古风犹存的村落。在原著中，冰岛农家用可口的饭菜和温暖的床铺招待列曼一行，凡尔纳以比较平静的语调写了这一家农人的好客。而鲁迅的译本改译成了这样的美好乡村生活场景：

少时，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朴，古道犹存。款客者虽无非蔬食菜羹，而其意却十分周挚。小儿绕膝，驯不避人。女子行觞，嫣然劝客。亚蓠士睹此情景，疑入桃源，欢喜无量。叹道“文明之欧洲，此风堕地久矣！”[128]

在鲁迅译笔下，冰岛农家变成了古代中国的君子国，亚蓠士惊叹自己来到了陶渊明营造的桃花源中，并以此为标杆痛批近代欧洲文明的堕落。让一位德国青年说出中国古代桃花源的语词，鲁迅对西方社会的东方化改译尺度之大，令人惊讶！

其次，把冰岛乡村小教堂改译成中国式苦行僧居住的古寺：

既而怀黎吉留寺院已在目前。寺中住持，衣垢衣，履敝舄，扶杖出迓。盖此寺中僧侣，皆或猎或佃，自食其力，与自称持斋念佛之混帐行子不同，故衣履亦不遑修饰。然其性行却皆坚苦清白，迩于神人。道气盎然，现乎其面。[129]

鲁迅的译笔渲染了寺庙住持衣着的贫寒，突出了寺僧们修行的清苦，更彰显了他们身上的盎然道气。可是在凡尔纳原著中，小教堂只是一个家庭式的教堂，那位神甫和他的妻子是作家抨击的对象，根本不是什么高人：

Mon oncle comprit vite à quel genre d.homme il avait affaire; aulieu d.un brave et digne savant, il trouvait un paysan lourd etgrossier; …

Il était neuf heures du matin. Le recteur et sa haute mégèreattendaient devant leur porte. Ils voulaient sans doute nous adresser l.adieu suprême de l.hôte au voyageur.Mais cet adieu prit la forme inattendue d.une note formidable, où l.on comptait jusqu.à l.air de la maison pastorale, air infect, j.ose le dire.Ce digne couple nous rançonnait comme un aubergiste suisse et portait à un beau prix son hospitalité surfaite.

陈伟译本对凡尔纳这两段文字的翻译如下：

叔叔明白了自己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个人不是什么正直高尚的学者，而是一个笨拙庸俗的农夫。……

上午九点钟，神甫和他的高个子悍妇在门口等我们，也许他们是想以主人的身份向我们这些旅行者致以最崇高的告别吧。不过我们没有想到，这种告别的形式是一张巨额账单，甚至连乡村小屋的空气都被算了进去，而我敢说这空气是臭烘烘的。这对高尚的夫妇就像瑞士的小客栈老板那样对我们敲诈勒索，为他们所谓的好客开出一份高价。[130]

从原著可以看出，神甫衣裳的贫寒是艰苦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并非苦修的结果，神甫和他的妻子不仅缺乏高尚的灵魂，连他们的好客也是虚假的，甚至他们还狠狠敲诈了列曼叔侄一大笔钱。鲁迅译本中的一个用语透露了他如此美化冰岛神甫的原因，他用“自称持斋念佛之混帐行子”语词来痛骂中国佛教僧人的虚假堕落，他是想通过美化西方教士来抨击中国宗教界的乌烟瘴气。

最后，鲁迅在第三回里对探险队向导梗斯（今译汉斯）的改写也比较有趣。原著里的向导梗斯是一位非常具有经验的冰岛猎人，他以十分尽责的工作换取列曼付给的薪酬，他一路上与列曼的对话都非常简单，常常只说“是”或者“不是”。当探险队一行离开神甫家前往火山口的路上，鲁迅译本写道：

途中列曼与梗斯两人，纵论火山诸事，渐涉危险。列曼笑问道：“君能从我游乎？”梗斯大笑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吾犹不惧！况区区火山口乎？吾往矣！”[131]

凡尔纳的原著对这段探险之路的描写是这样的：

Le lendemain, 23 juin, Hans nous attendait avec ses compagnons chargés des vivres, des outils et des instruments.Deux batons ferrés, deux fusils, deux cartouchières, étaient réservés à mon oncle et à moi. Hans, en homme de précaution, avait ajouté à nos bagages une outre pleine qui, jointe à nos gourdes, nous assurait de l.eau pour huit jours.

陈伟译本对凡尔纳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

第二天是六月二十三日，汉斯和他的同伴在等我们，他们背着食品、工具和仪器。我和叔叔负责背两根铁棒、两枝长枪和两盒子弹。汉斯非常仔细，他在我们的行李中加了一只装满水的羊皮袋，加上我们的水壶，足够我们喝一星期的了。[132]

在原著中，这位导游沉默地准备探险用品，沉默地负物行走，从未说过志愿跟随列曼一起进入地心探险的豪言壮语。但是到了鲁迅笔下，导游就变成了一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赴汤蹈火义士。在刻画向导形象时，凡尔纳的原著与鲁迅的译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突出了导游在默然中恪守自己的职责，这是西方契约文化的精髓；后者刻意表现导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东方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笔法。

鲁迅《地底旅行》译本第四回是对原著第十五至十七章的改译，小说这部分叙述列曼他们来到斯奈弗黎火山，从火山口进入，正式开始地心旅行。鲁迅在这一回里删掉了原著中的大量情节和细节，原著第十六章如此描写亚蓠士面对斯奈弗黎火山美景时的浪漫情怀：

Je me plongeais ainsi dans cette prestigieuse extase que donnentles hautes cimes, et cette fois, sans vertige, car je m.accoutumais enfin à ces sublimes contemplations. Mes regards éblouis se baignaient dans la transparente irradiation des rayons solaires, j.oubliais qui j.étais, où j.étais, pour vivre de la vie des elfes ou des sylphes, imaginaires habitants de la mythologie scandinave; je m.enivrais de la volupté des hauteurs, sans songer aux abîmes dans lesquels ma destinée allait me plonger avant peu.

陈伟译本对凡尔纳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

我陶醉在高山之巅的奇异景色中，这次我没感到头晕，因为我终于习惯了这种雄伟的俯瞰。我眼花缭乱，沉浸在通体透亮的太阳光线里。我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觉得自己就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风神、水神和土神。我享受着高度带来的快感，暂时忘记了不久之后注定要进入的深渊。[133]

这段文字是整部小说中最具有诗意的部分之一，它传达了人与自然交融合一的美妙体验。鲁迅的译本对于这类不带中国传统诗文情调的文字，或者采取改译，或者直接删除。像大多数清末民初的文学译本一样，鲁迅的《地底旅行》删掉了西方原著中的闲笔，使得译本的文学性大为减色。

鲁迅译本第四回还删掉了原著第十七章开头部分亚蓠士的心理活动。当探险队站在火山口即将进入深不可测的地心时，亚蓠士产生了退缩心理。但是向导梗斯和在家时恋人洛因提供的精神动力，驱使他决定继续跟随叔叔列曼进入地心去探索未知世界。鲁迅译本省略了主人公的这些心理变化过程，也造成该译本文学性的流失。

鲁迅译本《地底旅行》第五回是对原著第十八至二十三章的编译。凡尔纳原著用较长的篇幅[134]，详细展现探险队因找错方向耗费九天时间寻找通道的艰辛历程，尤其在第二十至二十二章里，探险队三人所带的饮用水告罄，亚蓠士因万分干渴、疲惫昏倒，醒来后他要求叔叔终止探险而回到地面，列曼则以无比坚强的意志，以他作为叔父的严厉加上温情，促使亚蓠士下定决心继续前行；向导梗斯终于找到地下水，探险队这才绝处逢生。遗憾的是，鲁迅把探险队所经历的这一切艰难险阻基本上删掉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译本的传奇色彩。

鲁迅译本第六回系根据原著第二十四章至第三十一章，以及第三十二章开头部分改译[135]，这部分写探险队继续在地底深处艰难跋涉。原著第二十七章渲染了亚蓠士迷路而与叔父失散后的恐惧和绝望，第二十八章写亚蓠士受伤后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以及经受痛苦时他对上帝的祈祷。因此，进入地心探险也成为亚蓠士成长为男子汉和虔诚信徒的“天路历程”，但鲁迅的译本几乎略去了这些内容，大大地削弱了凡尔纳小说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在鲁迅译本第六回的结尾，探险队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后，亚蓠士仰天长歌，抒发豪情，但是原著第三十二章相关部分并无这首壮歌，它是鲁迅增添上去的，抄录“壮歌”如下：

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诸浩迁徂！曷弗大啸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撤但粗！吁磋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踯躅！呜呼！（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说见弥儿敦《失乐园》）[136]

这首“进兮”歌以《楚辞》的形式，抒发了年轻的探险家亚蓠士和他的探险团队深入地心，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豪情壮志。歌中借用弥尔顿《失乐园》撒旦与上帝决战失败而逃入地底的典故，喻指探险队成员战天斗地的异端性格，可以说它开启了1907年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叛逆者叙事之序幕。但是，鲁迅忽视了原著中列曼、亚蓠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之事实，以及亚蓠士在迷路、受伤之后向上帝祈祷而获得力量的情节。鲁迅的改译表明，他忽视了凡尔纳小说的基督教背景，而仅凭想象来撰写这首违背基督教精神的“进兮”歌。

鲁迅译本第七回改译了原著第三十二章大部分和第三十三章。原著第三十二章写探险队在地底海洋观察生物，亚蓠士在幻觉中经历了生物进化史，鲁迅译本删掉了这些内容，增加了原著没有的一大批古海洋生物的知识。原著第三十三章前面部分写横渡地底海洋的单调生活，原先一路上都是列曼安慰亚蓠士，此时变成侄儿安慰叔叔；在鲁迅译本中仍然是叔叔继续在安慰亚蓠士。这样的改译未能呈现叔侄二人心理的变化过程和他们性格的复杂性。

鲁迅译本第八回是对凡尔纳小说第三十四至三十八章的编译。这部分写探险队成员把海岛误作巨兽，写他们在暴风雨中被雷电击中，木筏撞上了礁石。鲁迅的译作虽然是缩译，但是对探险队成员所遭遇的惊险较详细地做了铺排，笔调相当生动。

鲁迅译本第九回是对原著第三十六至三十九章的编译。这部分写探险队发现珍贵的古人类尸骨，欣喜异常的列曼滔滔不绝对此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鲁迅译本中被删去。接着写探险队发现了古代炼金术士萨克努塞姆刻在岩石上的缩写的姓名，鲁迅也翻译了这一重大发现，但由于在译本第一回他删掉了关于萨克努塞姆密码信件的内容，鲁迅译本此时出现萨克努塞姆刻写的文字，就失去了原著的那种惊喜感，代之而来的是突兀感。

鲁迅译本第十回是对原著第四十至四十三章上半部分的翻译。原著这部分写探险队重新找到进入地心的通道，亚蓠士心生神圣的使命感，他变成了像叔叔一样狂热的科学研究者；接着他们炸开通道中的巨石，三人乘坐的木筏被喷涌而出的水流卷入深渊；当火山惊天动地地大喷发后，探险队的木筏沿着火山管道急速上升。鲁迅译本基本译出了原著的情节和内容。

鲁迅译本第十一回是对原著第四十三章下半部分和第四十四章上半部分的翻译。凡尔纳小说这部分写被火山驱动着的木筏继续向上猛升，最后他们三人终于被喷出西西里岛火山口，重新回到地面，完成了从一座火山进去，又从另一座火山出来的奇异地底探险。鲁迅的译本基本按照原著内容翻译。

鲁迅译本第十二回是对原著第四十四章下半部和第四十五章的改译。原著写探险队成员下山来到西西里岛的村庄，然后从意大利回到德国汉堡。鲁迅的译本基本翻译出了归国过程，但是对原著结尾部分有多处改译。首先，在原著第四十四章结尾，当探险队成员被告知他们来到色轮不离岛时，列曼和亚蓠士都意识到自己来到了西西里岛，原著并未写到向导梗斯的任何反应。鲁迅的译本却这样写包括梗斯在内的探险队成员的激动状态：“三人听得‘色轮不离’四字，便想起古事，忻喜不胜，口中乱嚷，没命的向山下奔去。”[137]梗斯根本不具备知道“色轮不离”的知识水平，而且沉默寡言不会如此激动不已地流露自己的情感。其次，鲁迅译本写列曼、亚蓠士回到德国家中，“洛因闻声，出门相迓，倒依然容色颇丰，腰围不减”[138]，原著没有这段活泼而戏谑的文字，鲁迅是从反方向化用了中国古代思妇茶饭不香、日见消瘦的写作套语。

鲁迅译本在结尾部分还增加了这样的情节：因列曼进入了地心，成为举世轰动的科学家，德国民众民族自豪感因此大增，他们“从此都把两颗眼球，移上额角”，“说什么惟我德人，是环游地底的始祖！荣光赫赫，全球皆知”[139]。这一切在原著中都是没有的，鲁迅其实是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来揣测和摹写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典型的归化译法。

另外，更让人惊讶的是，在鲁迅译本《地底旅行》中，译者“索士”竟然在作品结尾直接出场，他调侃德国大众被民族自豪感冲昏脑子，把罗盘误指方向才导致列曼他们碰巧探险成功的奇事，以及译者“索士”辛苦译介这部探险之作给中国读者的辛劳都隐瞒了。在此处，鲁迅把归化翻译的自由度几乎推到了极致。

通过对鲁迅所译《地底旅行》与凡尔纳原著的上述对照研究，鲁迅译本的增删、改译情况得以显示，鲁迅在译本中怎样推行翻译的归化策略和意译方法也得到了呈现。

鲁迅采用了章回体形式来翻译凡尔纳的小说《地底旅行》，这方面与《月界旅行》基本一样，故不再赘述。

同样的，《地底旅行》与《月界旅行》一样采用了文白杂用的翻译语言，只不过前者译语的文言成分比后者更重。英国学者卜立德对鲁迅在《地底旅行》中所采用的翻译语言啧有烦言，他认为如果因为列曼是大学教授而用文言翻译列曼的口语，而因亚蓠士少年气盛而用白话翻译此人的口语是可以的，但是鲁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并未坚持这一标准，“有时候叔父说句白话，侄儿则常操文言，例如跟‘灶下婢’说‘叔父何故如是？’对向导说‘唉，梗斯，此时何时？今日何日乎？’”卜立德总结说，《地底旅行》中“半文半白的句子更俯拾皆是”，“总之，《地底》的对话是‘重灾区’”[140]。

《地底旅行》的叙述语言同样也存在文白混用情况。总体而言，鲁迅翻译的《地底旅行》，在译语上显示了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可贵的探索精神，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在翻译上仍然处于一种比较幼稚、混乱的探索状态中。

五 鲁迅留日前期的其他翻译作品

1904年，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还翻译了《世界史》（原作者不明）、《北极探险记》（凡尔纳）及《物理新诠》（原作者不明，仅译两章）。以上译稿均未发表，《世界史》已佚失，它的情况无从知晓，另外两部的情况则在一些间接资料中留下了某些信息。

鲁迅翻译凡尔纳《北极探险记》应该也是以日译本为依据，而凡尔纳的原著是 Voyages et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现译《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小说分为两部共59章，1864 ～1865年连载于法国的《教育与娱乐杂志》。凡尔纳小说叙述哈特拉斯船长带领“前进号”轮船在人类未知世界——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故事。从英国出发时，“前进号”船员大多是高价雇用来的年轻人，在靠近极地时，“前进号”撞上了浮冰而搁浅，船上的煤已烧完，不少水手们患了坏血病。船长带人去附近寻找煤矿，在尸体堆里救下了一位美国船长，他们并未找到煤矿，回去后发现“前进号”被反叛者摧毁。美国船长被救活后，他们找到“珀尔布瓦兹号”轮船，暂时得以扎营过冬，他们用地雷战胜了北极熊而死里逃生。开春后，哈特拉斯船长带领人们到达了极点，位于极点上的火山被命名为哈特拉斯峰。

据工藤贵正的研究，在日本翻译凡尔纳这部小说的主要有福田铁研的《北极旅行》，抚松居士和大久保樱州曾为该译本作序。抚松居士在《北极旅行》译序中说，“此书虽不过一小说，书中所记皆系北极测量者之实见，非徒说架空谎诞以惊痴人者之类，亦是一地理书也”[141]。

鲁迅本人在晚年曾跟杨霁云谈起《北极探险记》的翻译情况，他说：“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捡去出版过。”[142] 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采用白话和文白混用语言来叙事，采用文言来翻译对话。看来他是想在《北极探险记》里有所改变，于是尝试以文言翻译故事部分，以白话翻译人物对话。鲁迅在《北极探险记》翻译语言探索上碰了钉子，对他几年后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采用文言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鲁迅曾经在1904年与友人通信里谈到《物理新诠》的翻译情况：“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元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143] 这封信件表明，由于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课业太繁重，必须心无旁骛才能学好专业，他翻译了《物理新诠》一书的两章后只好搁笔，他为此悲叹，认为这是一件“憾事”。另外，从鲁迅信中所说已经译出的两章标题来看，该书虽然以“物理”命名，但是第一章谈的是世界的进化问题，第二章谈化学元素周期表问题，因此此书可能是一部兼及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物理专业书籍。

第四节 留日后期鲁迅译作的翻译情况和文本研究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生活，进入留学生活的后半期。在这一阶段除了自修德语外，鲁迅把主要精力用在译介外国文学上，与周作人一道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等作品。《造人术》是鲁迅留日后期翻译工作的开端之作。

一 《造人术》的英语原著、翻译情况、文本细读

关于鲁迅所译《造人术》的发表时间，最早发掘出这篇译作的熊融认为它发表在1905年春夏之间[144]。据宋声泉考证，《造人术》的发表应该在1906年4月之后[145]。1963年，熊融在《女子世界》中发掘出《造人术》，指出该译作的署名情况为：“米（美）国路易斯托仑著，译者索子。”[146] 不久，戈宝权指出鲁迅译作《造人术》是根据日本原抱一庵主人日译本翻译的[147]。但是熊融、戈宝权等研究者都未能找到《造人术》的英文原著。

1999年，日本学者神田一三（樽本照雄）撰文公布了鲁迅译作《造人术》英语原著信息，并补充了日译本信息。神田一三发现《造人术》“英文原作是Louise J. Strong著的‘An Unscientific Story’（Cosmopolitan杂志1903年1月号）”，路易斯托仑（路易斯·斯特朗）的这篇小说原名直译是《非科学小说》。神田一三后来查阅了英文原刊，发现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刊登在《国际人》杂志2月号上。

神田一三还介绍了鲁迅译作《造人术》所依据的日译本情况，以及日译本对英语原著的改译情况。日文版译者原抱一庵主人把路易斯托仑的英语小说译成《造人术》，先是分两部分刊登在1903年6月8日和7月2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后来又把登载在报纸上的《造人术》第一部分译文编入（小说）《泰西奇闻》（知新馆，1903年9月10日出版）一书中，鲁迅翻译的是第一部分的译文。经过对比，神田一三指出：“与中日译文相比，英文原作的规模要大得多。同时，我们可以认为，鲁迅翻译的仅仅是该小说的开头部分而已。”神田一三给出了原著与译本篇幅上的比率：“（原）抱一庵译的《造人术》，只是原著中描写‘人芽’成长过程的部分，而后来收录到单行本《（小说）泰西奇闻》的译文，仅仅是英文原著的七分之一。”[148]

鲁迅翻译的《造人术》篇幅只有1400余字，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两行文字，它们描绘了主人公伊尼他教授实验室外面具有田园牧歌色彩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为接下去的15行文字，主要介绍主人公伊尼他的行状：他是化学学士，六年前辞去波士顿理化大学教授职务，离群索居，专心致志，从事造人芽的伟大事业，但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他为研究工作投入了自己的半数资产，经历了数十乃至上百次实验的失败，受尽人们的嘲笑，但他不为这一切所动，坚定不移地从事着他的造人事业。《造人术》第三部分26行文字集中笔墨写伊尼他面对显微镜下自己培育出来的生命的心理活动。忽然有一天，伊尼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芽”的生成。作品写他竭力控制内心涌动不已的狂喜，注视着这“人芽”的蠕动：“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动，如形成，乃弥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张。”[149] 眼前这小生命让伊尼他明白，他的科学实验终于成功了。作品渲染了他极度亢奋状态：“于是伊尼他氏大欢喜，雀跃绕室疾走。噫吁唏，世界之秘，非爰发耶？人间之怪，非爰释耶？假世界有第一造物主，则吾非其亚耶？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150]

比照路易斯托仑的原著，鲁迅这段文字虽然并非直译，但是它相当传神地译出了主人公造出“人芽”后的喜悦心情。英语原著是这样写的：

At that the learned professor leaped to his feet in a transport of exultation.The impossible had been achieved！Life！Life！So long the mystery and despair of man，had come at his bidding. He alone of all humanity held the secret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He plunged about the room in a blind ecstasy of triumph. Tears ran unknown and unheeded down his cheeks. He tossed his arms aloft wildly，as if challenging Omnipotence itself. At that moment，he felt a veryGod！He could create worlds，and people them！A burning desire seized him to rush out，and proclaim the deed from the housetops，to the utter confounding of brother scientists and the theologians. [151]

笔者把英语原著这段文字直译如下：

此时，这位博学的教授因为狂喜而忘乎所以，他跳了起来。素来被视作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生命！生命！长久以来带着神秘和绝望色彩的生命，如今已经成为他的掌控之物。他成为所有人类中唯一掌握造人秘密的人。整个实验室充塞着因他的成功而带来的狂喜。莫名的热泪早在不经意间布满了他的脸颊。他疯狂地高举着手臂，似乎在挑战着万能的上帝。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他能够创造世界，他能够创造人类！被燃烧着的欲念驱使着的他想冲出实验室，再爬上屋顶，宣布这个将让他的科学家同人和神学家们彻底震惊的伟大成果。

在欧美基督教国家，人们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万能的代名词，教徒必须对上帝虔敬。路易斯托仑《造人术》的主人公在造出了“人芽”的惊喜中突然有了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世界上第二个造物主的狂想，这是亵渎上帝的一种狂想。在20世纪初宗教保守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这样的作品肯定会引起笃信上帝的读者的不安。不过在英语原著中，当主人公伊尼他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人芽”变成了危害人类的怪物后，他炸毁了这些怪物。在决定处死怪物之前，伊尼他一直在向万能的上帝祈祷以获取行动的力量，这时，他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鲁迅译作《造人术》在《女子世界》上发表时，附有周作人以“萍云”笔名写的跋语和该刊编辑丁初我以“初我”笔名写的跋语。周作人的跋语认为，《造人术》是“幻想的寓言”，也是“悲世之极言”，认为译者索子“以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152]。这是周作人对鲁迅翻译《造人术》目的的推测。《女子世界》编辑丁初我为鲁迅译作《造人术》所写的跋语言简意赅，深刻地把握到了路易斯托仑小说的忧思：“吾读《造人术》而喜！吾读《造人术》而惧！采美术，炼新质，此可喜；播恶因，传谬种，此可惧。”[153] 丁初我表达了对科学万能信仰的质疑。

鲁迅的译作《造人术》写到伊尼他教授造出了“人芽”以及他的欢喜万分之时，就戛然而止了；路易斯托仑小说原著还用大量篇幅来叙述那个人造生命逐渐显示的怪物特性，以及围绕怪物而展开的一系列惊恐故事。当伊尼他看到“人芽”不断生长变成了有智力的生命，且敏捷地抓住从旁边飞过的苍蝇并放进嘴里大声咀嚼时，他感到了惊恐。酣睡着的伊尼他被那小生命咬住了脖子，惊恐万状的教授意识到自己造出的是一个可怕的怪物。那长着鱼眼的六个脚趾怪物竟然开口向伊尼他提出“我是什么”的问题，教授还发现怪物具有类似于人的灵魂。不久，从那怪物身上的囊肿连续繁殖出的新生命布满了实验室，它们开始反抗人的控制。伊尼他开始盘算怎样消灭这些怪物，他做了几次尝试都未能成功。某天，伊尼他在妻子的要求下去参加聚会，离开时他把怪物们关在密闭的屋里。在聚会上伊尼他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实验基地书房的他听着怪物们蹦跳和喧闹声，更是深陷精神的幻灭中。最后他走出实验室，把实验室连同怪物一起炸毁。20世纪初的《造人术》所预言的生命复制技术，在20世纪后期得以实现。在人类克隆技术已经获得重大进展的今天，重读鲁迅翻译的这篇小说，真是具有相当突出的现实警醒力。

路易斯托仑小说里也包含了某种种族主义的话语，这主要体现在他描绘怪物的文字中：“它像俾格米人一样，身高在三四英尺之间，极为强壮。手脚细长而不匀称，身躯敦实。尖尖的头，秃秃的，上面顶着一绺头发。两耳大而下垂似狗，宽宽的鼻子，鼻孔微微张开。嘴似一条裂缝，大龅牙。眼睛，噢！它的眼睛清楚地表明，其智力已超出动物。两只晶亮如黑色串珠的小眼睛斜靠着，离得很近。眼睑只是一层薄薄的膜，隔一段时间便闭上。这双眼睛，在充满激情时闪闪发亮，流泪时朦朦胧胧，思考问题时变得大大的。”[154]

路易斯托仑参照非洲俾格米人[155]的外形来描述怪物，包含着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而他接着描绘的怪物那种“尖尖的头，秃秃的，上面顶着一绺头发”的外貌特征，很容易让人想起清末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怪物的“嘴似一条裂缝，大龅牙”长相，也是19世纪欧美国漫画中常见的中国人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颁布了多种歧视中国人的法律。神田一三认为，路易斯托仑参照黑人和中国人来描写小说中的怪物，“明确表明了当时他对黑人及中国人的蔑视”，未读过路易斯托仑英语原著的鲁迅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这部作品的歧视对象，“鲁迅翻译并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的《造人术》的英文原著，竟然是侮辱中国人为怪物的小说，在我看来，这真像是一场恶作剧”[156]。如果鲁迅能够读懂英语原著或者依据日译本《造人术》全部翻译了原著的话，以青年鲁迅的民族主义立场，相信他是不大可能来翻译这部对中国人有一定恶意的作品的。

鲁迅当时从日译本翻译《造人术》的意图应该与他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一样，即宣传科学思想，具体到这篇译作，就是称赞近代生物科学造出“人芽”的伟大创造力。

与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意译方法相比，鲁迅《造人术》翻译方法则采取了直译日语《造人术》译本的策略，但是因日文译者对英语原著采取了改译、省译等意译手段，因此鲁迅的翻译对于原著来说仍然是意译。刘禾认为，鲁迅在《造人术》翻译时“相当地忠实于日文译本，而日文译本对英文原著则进行了巨大的删节和改动”，日译者原抱一庵，不仅大量删减原著文字，“而且还放弃了原作平实的标题，代之以更耸人听闻的‘造人术’”[157]。鲁迅的译文对日语译本堪称直译的样本，除了把主人公名字由“以仁透”改为“伊尼他”和几个标点有所改动之外，“其他连改行、符号等也与日文版相差无几，可以说是忠实的中文翻译”[158]。

伴随着翻译方法的调整，鲁迅的《造人术》翻译语言也相应地从翻译凡尔纳两部科学小说的文白混用，改为古朴的文言文。试阅读鲁迅译文开头部分写伊尼他培育出“人芽”来的文字，就可以把握到鲁迅译本文字的高古深奥特征：

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动，如形成。乃弥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张。此实质耶？实物耶？实在耶？幻视幻觉，罔我者非耶？我目非狂瞀耶？我脑非坏耶？……

隆然者非头颅欤？翘然者，非腕欤？后萌双角，其非足矣？咄咄！怪玄珠渐起，乃将离液，乃将邅回。……

伊尼他氏，若觉有凉气来袭，未几愈，又觉欲狂。虽然，质学智力，使复故我。乃定脑平意，复注眸子，以检此怪玄珠。

其隆然者，倏生二纹，纹弥大。咄咄！裂矣，生罅隙矣。噫嘻！此非双眸子耶？[159]

鲁迅《造人术》古奥浑朴的译语和描写克隆生命的这一崭新内容形成了奇特的张力，预示了几年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语言风格的出现。

二 《红星佚史》诗歌翻译情况和文本细读

1906年，鲁迅与周作人一道翻译小说《红星佚史》中的诗歌，该书1907年出版。《红星佚史》，原名The World.s Desire，直译为《世界的欲望》，系英国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1856－1925）和安度阑（Andrew Lang，今译安特路朗，1844～1912）合撰的小说，1890年由英国著名出版机构朗文出版社印行。周作人从1906年开始翻译该小说，1907年春译毕[160]，因小说女主角海伦戴着滴血的星石，周作人把作品标题改为《红星佚史》，该译著1907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小说系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书中穿插的16首诗歌则由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后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红星佚史》中的诗歌“在翻译的时候很花了气力，由我口译，却是鲁迅笔述下来；只有第三编第七章中‘勒·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不去改写成古雅的诗体了。”[161]

在英语文学史上，哈葛德和安特路朗的小说《世界的欲望》是被当作承续希腊神话传统的玄幻文学看待的。它讲述古希腊英雄阿迭修斯（今译俄底修斯）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奇幻旅行，回到故乡伊萨卡的故事，阿迭修斯原本希望在故乡能够找回安宁和平的家、至亲至爱的妻子和值得他爱的儿子，令人痛心的是，他归来后发现爱妻、儿子已亡，家园和故国也破败不堪。极度悲伤的阿迭修斯带着旧情人海伦赠送的巨人之弓，第三次走上了漂泊之旅。

由周作人根据英语原著口译，鲁迅笔译、修改的《红星佚史》诗歌共16首，收入新版《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共有154行，可谓鲁迅一生规模最大的一次诗歌翻译实践。先来看英语原著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首诗：

Keen and low

Doth the arrow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The shafts cry shrill：

Let us forth again，

Let us feed our fill

On the flesh of men.

Greedy and fleet

Do we fly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For the feast of war，

Till the air of fight

With our wings be stirred, As it whirrs from the flight

Of the ravening bird.

Like the flakes that drift

On the snow-wind.s breath, Many and swift，

And winged for death—

Greedy and fleet，

Do we speed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On the bridge of war.

Fleet as ghosts that wail，

When the dart strikes true, Do the swift shafts hail，

Till they drink warm dew.Keen and low

Do the grey shafts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162]

这是一首由阿迭修斯家里的神弓唱响的战歌，痛切而激越，悲凉而慷慨。当阿迭修斯结束第二次漂泊回到家里，发现亲人亡故，家园荒芜，内心充满了绝望。他家那把从巨人欧律托斯传下来的神弓忽然唱响，欢迎他的归来，鼓舞他浴血征战的勇气。笔者试着直译这首英文诗歌如下：

热烈而轻微箭在歌唱

弓在悲吟，

弦在咏叹。

箭杆在凄厉地哭泣：让我们再度进击，

让我们吃饱人肉。

贪婪而急速

我们从远方飞来，

像群鸟遇见了

战场死尸的盛宴，

直到战斗的空气

被我们的翅膀搅动，匆忙地疾进

像掠食的鸟儿那样，像火花漂浮

在风雪的呼吸上，

大群而急速

一起飞向死亡——贪婪而急迫

我们从远方奔来，

像群鸟遇见了

战火中的桥梁。

像鬼魂哭号着袭来箭矢击中了真人，

箭杆冰雹般坠落

渴饮了温暖的血液热烈而轻微

灰色的箭杆在歌唱弓在悲吟，

弦在咏叹。

对上述《红星佚史》第一首诗歌，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译如下：

雄矢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

鸣骹嗷兮胡不续，胡不续发兮魇人肉。

迅其步，婪以飞，予来遥遥兮自远，如彼肉攫兮赴兹征宴。予薢茩诸飞路兮天风飕飕，浩气掠余兮余翼为揉。

火花驰逐兮雪风是吹，吾众瞥至兮惟死之之。婪以飞，迅其步，余来自远兮远且遥，如鸟斯迈兮迈斯战桥。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镞馀露兮相欢欣。

仓骹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163]

鲁迅把一首由近代英国作家撰写的古希腊战歌，翻译成了颇具《楚辞》骚体风格的古歌。在慷慨赴死的内容书写、壮怀激烈的情感风格、一唱三叹的艺术传达等方面，鲁迅翻译的这首诗歌都与屈原《国殇》后半篇诗句形成了“对话”关系：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164]

鲁迅的确非常喜欢《楚辞》且深受其影响，他翻译的上述《红星佚史》诗歌明显带有屈原诗歌的风味；不过鲁迅所译的这首诗歌也借用了《诗经》的体式，具备了《诗经》一些战争诗歌的情怀。先看《诗经·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165]

不仅同类的矛戟、弓箭等战争意象都是《诗经·秦风·无衣》与鲁迅所译诗歌的主体意象而且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都回荡在这两首中外“古歌”里，它们都具有驱使人们为了正义而共赴疆场的审美力量。在文字和艺术形式上，鲁迅的译诗也吸收了《诗经》的养分，“胡不续”的重复使用，直接让读者联想到了《诗经·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166]

鲁迅译诗中的“胡不续”是对《诗经·邶风·式微》“胡不归”的衍用。鲁迅的这首译诗也借鉴了《诗经》等中国古诗重章叠句的复沓艺术表现方法。《诗经》的《式微》前一章的第一句“式微式微！胡不归？”完整地在后一章第一句重复出现；鲁迅译诗的第一句是“雄矢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最后一句是“仓骹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后者基本再现了前者。诗歌的这种复沓艺术，不仅渲染气氛，强化情感，而且增强了诗篇的音乐性和节律感，造成了回肠荡气的音乐美感。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评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桐气息派十足”，“摇头晃脑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67]。事实上，鲁迅留学日本时颇受严复翻译的影响，他翻译《红星佚史》的采用先秦古体诗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严复“复古”译风同调。

前文已经说过，《红星佚史》第三篇第七章的那首“勒·多列庚的战歌”是由周作人翻译的，他翻译的诗歌文本如下：

勒尸多列庚，是我种族名。

吾侪生乡无庐舍，冬来无昼夏无夜。

海边森森有松树，松枝下，好居住。

有时趁风波，还去逐天鹅。

我父唏涅号狼民，狼即是我名。

我拿舟，向南泊，满船载琥珀。

行船到处见生客，赢得浪花当财帛。

黄金多，战声好，更有女郎就吾抱。

我告汝，汝莫嗔，会当杀汝堕城人。[168]

周作人没采用鲁迅翻译其他16首诗歌的古风体形式，而是文言、白话并用，明白晓畅。译诗中的“黄金多，战声好，更有女郎就吾抱”不仅流露了“土豪”趣味，而且“丘八诗”的气息扑面而来。周作人自己说是因为这首战歌“原意粗俗”，他也就译成这样子了，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具有突出的浪漫诗人气质的鲁迅相比，周作人更像是一名理性、克制的学者和散文家。因此，鲁迅所译的《红星佚史》诗歌更具有浓郁的诗意，而周作人的译诗则相当平白通俗，总缺那么一点诗意。

鲁迅在1906年翻译，后来（1914年）发表的海涅[169]诗歌，也采用了先秦古风体的形式。

三 《裴彖飞诗论》的翻译情况和主要观点分析

1908年8月，同样是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裴彖飞诗论》发表在留学生杂志《河南》第七期上，署“令飞译”。据周作人回忆：“这本是奥匈人爱弥耳·赖息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所译应当算作他的文字，译稿分上下两部，后《河南》停刊，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遗失了……”[170] 籁息的这篇专论是他的专著《匈牙利文学：历史的与批评的研究》第二十七章《裴多菲，匈牙利诗歌天才的化身》，现存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翻译出了籁息原著45%的篇幅。虽然这篇《裴彖飞诗论》是“残篇”，但它与稍早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译介裴多菲生平和创作的文献。

裴彖飞，今通译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匈牙利著名诗人、革命者。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 Petöfi Sándor 的人和诗的”[171]。1908年2月、3月，鲁迅在《河南》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节前半部分对裴多菲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说。裴多菲出生于匈牙利平民之家，广泛深入地接触了匈牙利的社会生活，1849年在争取匈牙利独立的战争中英勇牺牲。他在不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创作了800多首诗歌、8部长篇叙事诗，以及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成为匈牙利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长诗《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以及短诗《自由与爱情》等。追求爱情和生活的幸福，讴歌自由独立的社会理想是裴多菲诗歌的基本主题。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将裴多菲与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19世纪伟大诗人一道列入“摩罗诗人”群体。鲁迅引用裴多菲日记，褒奖他摒弃功利主义，为自由而创作的不俗境界：“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爱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鲁迅尤为赞颂裴多菲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崇高追求：“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鲁迅充分肯定裴多菲诗作的创造性，认为他“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并引用裴多菲本人的表述，指出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172]。

留学日本时，鲁迅很留意收集裴多菲的作品，并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订购他的作品。1925年，鲁迅直接动手翻译了裴多菲的五首诗，刊载在《语丝》周刊上。他1930年代也曾给白莽（殷夫）翻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和孙用所译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做校对工作，他还把自己珍藏了30年的两部德文版裴多菲诗集送给白莽，期望他翻译出更多的裴多菲作品来。

关于《裴彖飞诗论》原作者籁息，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对他的注释有误，注释者把他的生卒年写成了“1822～1864”[173]。笔者检索有关资料，介绍籁息的信息如下：埃米尔·籁息（Emil Reich，1854 －1910），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犹太人家庭，法学博士，1884年移居美国，1890年起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任教，应邀撰写“现代剑桥历史”系列中的“匈牙利和斯拉夫”卷（1902年），籁息的《匈牙利文学：历史的与批评的研究》于1898年在英国出版，系世界上首部用英语撰写的匈牙利文学史[174]，鲁迅、周作人合译作品出自这部专著的第二十七章。

在《裴彖飞诗论》正文前，有一篇鲁迅写的译者附记：

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顷见其国人籁息 Reich E. 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飞诗论》一章，则译诸此。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175]

这篇简短的译者附记包含的信息量比较丰富：一是交代译者鲁迅曾经在往作《摩罗诗力说》里介绍过裴多菲的创作；二是鲁迅非常想把裴多菲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夏言”），但无奈中、匈文字差异太大，一直未能做成这项艰难的译事；三是交代《裴彖飞诗论》的出处；四是揭示翻译该文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翻译这篇研究裴多菲的论文，为读者描绘匈牙利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研究诗人的性情，发掘诗人创作的宗旨和意趣。下文具体来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裴彖飞诗论》阐述了什么论点，他们是否实现了译者附记所说的译介目的。

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第一、二段主要论述裴多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章一开头就把裴多菲与他之前及同时代作家进行对照，突出了他创作的非凡创造力：

摩陀尔多文士，如吉斯福庐提（Kisfaludy C.）、佛勒思摩谛（Vö-rosmarty M.）、约息迦（Josika N.）、开默尼（Kemény S.），胥艺苑之俊也。愿情辞洵耀艳矣。而相其文质，大都以冯依得美，或局囿于一国性情。超轶樊畦，至复希有。使其索求如是，仅得裴彖飞一人而已。裴彖飞在匈加利诗人中，独能和会摩陀尔特钟之诗美，与欧土鸿文，具足无间。使心解诗趣者，威能赏析。疆域之别，言语之异，无由判分。盖诸有真诗，亦犹真乐，不以内外今昔，起其迁流，裴彖飞之诗。其真者也。此他诗人，亦有巧于抽写，复善调谐音节，名极一时。或能造作体式，虽丛脞无足言，而颇婴感兴。又或赋宗教道德爱国诸事，尚移人情，博其忭伏者。顾裴彖飞技不止此。其造言特美富，而所以度越侪辈，又不独恃造言，且不假宗教道德之力，以自推举。创造诗景，实其天能。今假有对境在斯，凡人莫能诗化，裴彖飞乃幻为仙乡。[176]

鲁迅、周作人这段译文译出了原著的主要观点，但是文字上稍有改变，这段译文开头两行提到的那几位匈牙利作家是译者增添进去的，最后两行关于裴多菲诗作制造仙境功效的论述比原著要简化。鲁迅、周作人的译文古奥，意思难懂，笔者根据籁息的英文原作直译这段文字如下：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十六章研究过的马扎尔人[177]作家、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相对的、民族化的作品，而不是绝对的作品。

我们即将要在本章讨论的天才亚历山大·裴多菲在匈牙利作家中可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创作完全调和了马扎尔诗歌民族的、特殊的优点与欧洲文学杰作更广泛的特征，只要放下民族和语言的差异，而能感知诗歌之美，人们就不难把裴多菲的作品尊崇为杰作。如同真正优秀的音乐一样，诗歌杰作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受众都具有吸引力。裴多菲是真正的诗人。别的诗人可能巧于表达，作品的语音节奏易于让本国同胞喜欢上他们的诗篇；另一些诗人可以创造一二种诗歌类型，甚至给无关紧要的诗歌带去优雅和趣味的魅力；更多的诗人借助宗教、道德和爱国情感，这样的情感能够极大地抓住读者的心灵和想象。裴多菲的作品远比这一切要丰富。他的语言丰富而美丽，但他比其他作家优秀之处并不止于此。他从未或者很少借重于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裴多菲创造诗歌现象，这是问题的一切。在他之前，完全没有人成为诗歌现象，正是裴多菲魔法师般地变出了由诗歌的观念、形象、时间和场景构成的完整精灵世界。[178]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籁息把裴多菲放置到匈牙利语境和欧洲文学坐标中去评估他的文学创作价值，认为裴多菲是唯一能够融合文学的民族性和普遍性（国际性）的匈牙利作家。同时，籁息认为裴多菲是不需假借外力（道德和宗教），全凭自身非凡创造力而赢得读者的真诗人，这就凸显了裴多菲诗歌的原创价值和独特魅力。

鲁迅、周作人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二段非常长，占据了译文全文近一半篇幅，它先是承接第一段，继续论述裴多菲诗歌的独创性：

裴彖飞未生前数百年，匈加力有驳合之民，山渎薮泽，与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之神宓，动裴彖飞而树其绝歇者，不异今日，故能解此神宓之言者，独一裴彖飞。能法自然以制诗者，独一裴彖飞。能写匈加力天然之渊默而不息者，又独一裴彖飞也。[179]

根据籁息英文著作，笔者用流畅的白话文重新翻译上述周氏兄弟所翻译的部分，可以更好地理解籁息对裴多菲的论述：

在裴多菲出生前的几个世纪里，匈牙利早已拥有后世一样混血的国民、连绵的群山和巨大的河流和湖泊，以及神秘的普斯多[180]（尤其是普斯多它惹动裴多菲写出数量惊人的优美诗篇）。面对上述描写对象，裴多菲是唯一能够“理解它们的神秘语言”的诗人，他是唯一能够为自然的根基创制诗歌的诗人，他也是唯一为自然沉默的飞行和停顿写出惊险剧的匈牙利人。[181]

这段文字论证了裴多菲作为匈牙利普斯多草原代言人的身份，从而阐述了裴多菲在匈牙利几百年文学史上举世无双的崇高地位。从周氏兄弟翻译的文字来看，他们基本传达了英文原著的意义，但是他们用不通用的“绝歇”来翻译英文原著的 astounding number（数量惊人），并不十分恰当。他们用“渊默而不息者”来翻译英文原著the dumb flies and staging（沉默的飞行和停顿），显然只译出了大自然变动不息的一面，而漏译了它安息不动的另一面。

《裴彖飞诗论》继续阐释普斯多草原及其旅舍给裴多菲诗歌创作带来的丰富灵感，并使得他的诗歌焕发出了伟大创造力：

转此传舍（Csarda），顿成有情。其室四隅，咸吐诗曲乐者，古欢来思。于是道周逆旅，焕然为创造物之至新。……风之过匈加力平野者，寥寥然不存节奏，然与诗人邂逅，声辄转为庄严。如经伯赫（Bach）之笛。[182]

周氏兄弟的这段翻译以古朴的汉语，基本译出了籁息英文原著的风采，再现了裴多菲吟咏匈牙利普斯多平原那类诗歌的音乐美：

对于裴多菲，普斯多的查尔达什[183]旅馆让他写出生机勃勃或衰微颓败的满贮诗意的景象，在他的妙笔下破败的馆舍经具有了鲜活生命，旅馆的每一个角落开始获得了诗歌、音乐、回忆、预言那般的气息。……吹过匈牙利旷野的风原本不成曲调，但是野风吹拂进无与伦比的诗人裴多菲的身体和灵魂之后，它似乎是穿过了巴赫手中的笛子之管而转换成了风格忧伤的赋格曲和气势恢弘的宗教清唱剧。[184]

面对这段需要掌握较为丰富的西方古典音乐知识，才能译出神采来的优美论述，年轻的周氏兄弟的知识储备明显不够用，他们回避去翻译重要的西方音乐专业词语赋格曲和宗教清唱剧，对巴赫这样的古典音乐大师及其作品明显也不了解，只是用“庄严”来翻译他的“风格忧伤的赋格曲和气势恢弘的宗教清唱剧”。

在鲁迅、周作人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二段中部，作者对裴多菲诗歌创作与爱情的关系进行了十分有趣的探讨：

裴彖飞所咏，爱恋为多，而自见爱于女子特鲜。盖女子之性，较近自然。其系属于诗，深密不如男子。故使遇一少年，纵诗歌宝匨，满其心曲，而独无金资，则将奈何矣。第此非能核沮诗人，反以振起。裴彖飞之爱博，即其爱至约也。爱之对于诗人，如普斯多，及迭思川水与凯勃及耶诸山，为巨极之默示。爱如大海，迨其度此，而诗歌新陆，乃在目前。所遇妇人，虽流妓女伶常人贵胄，以至村舍女子客传女奴，莫不推爱。特此又不缘于冲龄（裴彖飞以二十六岁卒）。情切诗歌，因以有此。凡是诸女，皆为造景机宜。景虽万殊，而无不满以诗致。正犹在山林川水中，处处见自然景色耳。自称曰无边自然之野华（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当夫！[185]

比照英语原文，鲁迅、周作人所译的这段文字基本上是对籁息论著的直译，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太深奥冷僻，令人费解。为了能够充分理解这段重要的文字，笔者据英语原著对它直译如下：

裴多菲吟咏爱情的诗篇数以百计，但是他很少获得女性的爱情。因为女性更接近自然，她们比男人更现实，也更不容易因诗歌而心动。一位女子如果遇见灵魂的箱中藏满诗歌财富却身无分文的年轻诗人，她还能怎样选择？不过这一切未让裴多菲停止称颂爱情或厌恶爱情，反而激起了他对爱情的追求。他爱得很多，也可以说，他爱得很少。爱情之于裴多菲，就如同匈牙利普斯多平原、蒂萨河和喀尔巴阡山之于他具有巨大的启示，就像穿过它就能够发现诗歌新大陆的海洋一样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他所遇见的几乎所有可爱、有趣的女性，不管是无法无天的吉普赛姑娘、女戏子、布尔乔亚母兽、贵夫人、农家姑娘还是客店女仆，裴多菲全爱着她们，或者想象着他的所爱。这并不是因为裴多菲的极其年轻——他死时才26岁——而是缘于他诗歌创作的激情。就像自然生命中充满了森林和河流，前面提到的各种类型女性中的每一位都为裴多菲创造诗歌生命提供某种机会。在一定意义上，裴多菲“无边自然中的野花”（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诗句恰恰说中了他自身的处境。[186]

在这段论述中，籁息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即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女性给予裴多菲爱情，不过这恰恰是他在诗歌作品中深情吟咏爱情的动力。但是籁息认为，由于女人与自然更加接近，她们比男人更加现实，更加不会为诗歌心动，也就不会爱上在精神王国里极端富有而在现实世界中一贫如洗的诗人。籁息这一看法带着男性的偏见，他对女性世俗性的认定是相当不公正的。事实上，不为诗歌心动，不喜欢穷诗人的男性并不比这类女性少见。鲁迅、周作人比较忠实地译出了籁息这段论述诗歌与爱情关系的文字；不过，在翻译裴多菲所遇见的各类女性时，未能充分把原著用词的丰富性、精确性呈现出来，他们用“流妓女”来翻译“无法无天的吉普赛姑娘”，忽视了匈牙利生活着大量吉普赛人的史实，遮蔽了“吉普赛”这个语词包含的浪漫风情。周氏兄弟采用非常平淡的“常人”来翻译充满戏谑意味的“布尔乔亚母兽”，掩盖了语词的阶级色彩，也丢弃了它的民间趣味。

在译作《裴彖飞诗论》第二段的后半部分，鲁迅、周作人动用古代汉语的音韵、色彩之美，翻译裴多菲笔下的匈牙利自然美景：

若据诗人之意言之，则曰：与匈加力之普斯多，又大相似耳。裴彖飞行迹遍全国，其后有诗，以中央与南匈荒野为至美。普斯多之在匈加利者数凡三千，而兑勃烈生左近之霍耳德巴吉最有名，时见之裴彖飞吟咏。诸普斯多为状，各各殊异，多或满以麦田烟圃，及荏粟之林，多或为池沼平芜下隰，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大似匈加利人狂歌之性，而尤近裴彖飞。[187]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段古奥的文字，笔者用现代汉语把它翻译如下：

然而裴多菲认为，他本人的个性与广阔无垠的普斯多草原、匈牙利平原最为相似。裴多菲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而后他给世人留下了伟大的诗篇，在那些诗篇里，他用审美的手掌轻抚着匈牙利中部和南部的广阔草原。匈牙利连绵不断的普斯多草原有3000多个，其中靠近兑勃烈生（德布勒森）的霍耳德巴吉草原最为著名[188]，它成为裴多菲许多优美诗篇歌咏的对象。普斯多草原外部形态千差万别，有的是广种着小麦、烟草和玉米的田地，有的是分布着沼泽、池塘的湿地，有的是废弃的耕地，有的则是密布小石头的荒地。普斯多草原富饶与贫瘠的差异，自然的喧响与荒地的沉郁之对照，与匈牙利民族整体的狂想型脾性非常地相似，更与裴多菲的性情十分接近。[189]

这段文字揭示了裴多菲诗歌创作与匈牙利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再现了裴多菲诗篇中普斯多草原绚丽多彩的美妙风光，让读者在裴多菲的诗歌对优美自然书写中，获得充足的审美愉悦。

周氏兄弟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三段文字比较精短，它首先论述了裴多菲诗歌的特征：

裴彖飞虽以抒情诗人名世，而其诗纯属客观，凡杰作多可述以散文。或迻之他国言文，不损美致。盖诗趣满中，永久无间。所以为美，非仅赖其声调言辞者也。……裴彖飞诗率甚短，仅以数句述境地而诗化之。言外余韵，何感于心，则一任诸读者。……而读者心弦应响，乃迥出言辞之外。客观之诗，此之谓矣。[190]

第三段诗论道出了裴多菲抒情诗所具有的客观性特征，并认定裴多菲作品的诗趣充盈而持久，指出这种诗趣不是来自文字的声调言辞，而是来自诗境的创造和对言外之韵的捕捉。文章还指出了裴多菲诗歌易于翻译成异国语言的“可译性”特征（与诗歌不可译的观点形成对话），并认为裴多菲的诗歌可以用散文来转述。诗歌与散文通常被视作两种差异巨大的文体，裴多菲诗歌便于用散文文体转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作品“可译性”充足的体现。说到裴多菲诗作的诗趣时，周氏兄弟此处译文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籁息的英语原作说裴氏作品之诗趣“不是来自文字的音乐性和画面感，不是来自于明喻的惊人效果”[191]。此处译文显示了周氏兄弟《裴彖飞诗论》翻译的基本特点，即整体上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但在局部上它又有意译、编译的笔法。

《裴彖飞诗论》第三段最后几行文字，对裴多菲《失马》《逆旅主妇爱盗》《刺摩陀尔士夫》等诗作做了简析，然后对裴多菲文献创作的幽默天赋做了阐发：

当彼童年，已多悲感，而出语乃谐妙无方，此洵可惊异者已。况复谐而不失于雅，温润而欢愉，与英人呵德所谓哀弦无悦响者正反。盖裴彖飞诸作，妙怡人情，而讥刺深刻，又不如裴伦赫纳之厉。试读名什《刺摩陀尔士夫》（A Magyar Nemes）一诗，当见大刀阔斧，直与奋斗，更无针缝之刺，亦不作山都之野笑也。（周氏兄弟的译文至此中断——引注）[192]

为便于读者理解，根据籁息英语原文，笔者把《裴彖飞诗论》相关文字用白话翻译如下：

考虑到裴多菲的相当年轻和他所经受痛苦的极为深重，他却能够在诗篇里写出精美而纯粹的幽默，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种幽默乃来自诗人心智的成熟，充满着圆润的温情与欢乐。诗人胡德曾经咏叹说“忧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欢乐的调子”[193]，裴多菲诗作与胡德诗作命意相反，这里有欢快的幽默，极致的玩乐和朗朗的笑声。裴多菲的诗作也不如海涅和拜伦作品那样诙谐而锐利。在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诗篇《讽马扎尔贵族》里，诗人只是挺起他手中得心应手的利剑不断进击，诗中并无针刺般的疼痛感，也无好色之徒的狂笑。[194]

对比英语原著，周氏兄弟基本译出了这段论文的风采，尤其是用“哀弦无悦响”来翻译胡德的诗句“忧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欢乐的调子”，显得用语经济而韵味更足。周氏兄弟用“谐妙”来翻译英语humour，能够道出humour的意蕴，成为林语堂二三十年后用“幽默”来翻译humour的先声。在翻译裴多菲诗歌篇名时，周氏兄弟采用了古汉语色彩很浓的文字。《失马》（“The Stolen Horse”）更平实的译名应是《失窃的马》；《逆旅主妇爱盗》（“The Wife of the Inn-Keeper Loved the Vagabond”）用“逆旅”这个诗意的古汉语词语翻译旅馆；在《刺摩陀尔士夫》（“A Magyar Nemes”）中，译者采用的是同音词“刺摩陀尔”翻译Magyar，而“士夫”（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十足的语词，它被用来翻译匈牙利的贵族。对上述译名的采用，显示了周氏兄弟直译文本中的某种用中国古典传统归化异国文学的翻译倾向。

综上分析，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为人们描绘了匈牙利的文化风习和普斯多草原的自然景观，阐述了诗人裴多菲诗歌创作的非凡创造力和丰富的意趣，论证了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的重大价值和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因此，周氏兄弟的《裴彖飞诗论》很好地实现了译者的基本期待和译介目的。

四 《域外小说集》思想主旨、翻译情况及文本分析

鲁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具有鲜明的“弱小民族文学”属性，在清末中国社会，这部译文集的出现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突破，而且也显示了周氏兄弟这对中国青年精英的超越当时国际关系流俗观念的卓绝见识。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国家饱受列强侵略直至亡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悲惨命运，鲁迅和其他少数具有正义感的中国青年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此相反，清末不少中国人对这些弱国的不幸予以嘲笑，对那些耀武扬威的列强反而心存敬意——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嫌贫爱富、崇强贬弱的势利态度。清末封疆大吏、士大夫的翘楚张之洞曾作《军歌》，其歌词有“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的冷酷文字[195]。同为张之洞作的《学堂歌》也有“波兰灭，印度亡，犹太移民散四方”的不良表述[196]。

鲁迅在1907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些歌曲进行了征引：“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197] 后来，鲁迅在1918年的《随感录》里写道，每当他听到有中国军人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鲁迅对弱小国家具有某种亲近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198]。

鲁迅在写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结尾部分指出，在近代世界上杀戮成性的欧洲列强征服了波兰、印度等国家，他认为“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作为同样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人，对它们本应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场：“使二国而危者，吾当为之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咷，无祸则上祷于天，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但是，中国近代有这么一批“志士”，他们不仅不同情波兰、印度，而且嘲笑这些饱受欺压的弱小国家是“自取其殃而加之谤”，鲁迅认为这些“志士”因为“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他们“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199]。他们艳羡、赞美那些挥霍暴力侵略别国的列强；对于那些深受欺凌的弱小国家的悲苦，却无动于衷甚至冷酷地加以讥嘲。在揭示这些中国“志士”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势利性的过程中，青年鲁迅本人超拔的见识和卓特的个性得以彰显。

《域外小说集》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收录欧美12位小说家的16篇作品，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制，分上下册出版，为32开的毛边书。上册于1909年3月出版，发行人署“周树人”，印刷者署“长谷川辰二郎”，总寄售处为“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绸缎庄”，该册译文集共印制了1000本，毛边，收录小说7篇，其中安特来夫的《谩》《默》，署“树人译”，由鲁迅从德语译本转译。下册于1909年7月出版，印500本，收录小说9篇，其中迦尔洵的《四日》署“树人译”，系鲁迅借助德语译本转译。

《域外小说集》的封面由鲁迅自己亲自设计，它的整体是青灰色，上端有古希腊文艺女神缪斯迎着初升太阳的画面，异国情调扑面而来；紧接这画面的是由书法家陈师曾用篆字题写的书名，传统中国的古典气息跃然纸上。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16篇翻译小说前有鲁迅写的“序言”和“略例”，后面附有译者的《杂识》。1910～1917年，周作人又翻译了21篇欧美小说，周氏兄弟把这些新译作与原已出版的16篇旧译作合在一起，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的增订版，署“周作人译”，增订版的“序”写于1920年3月，用周作人的口吻来写，实际上它出自鲁迅之手。

为什么《域外小说集》1909年会在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而又放在上海的一家绸缎庄寄售？这其中隐含了近代翻译文学出版的艰难与辛酸，也寄托了一段因友谊带来出版资金的文坛佳话。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绍兴同乡许寿裳正负责《支那经济全书》的出版工作，许氏给挚友鲁迅找到了一份赚外快的校对工作，鲁迅因此认识了东京的这家出版社，“承印《支那经济全书》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来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领，与鲁迅颇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来承办的”[200]。那时是1908年冬，鲁迅的老友蒋抑卮正好来东京治耳病，这位开绸缎庄并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股东的儒商听说了周氏兄弟译介、出版外国文学的计划后，便给他们垫付了200元当作《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经费，并把自己在上海的绸缎庄当作寄售处。

《域外小说集》16篇小说中的13篇由周作人翻译，直接由鲁迅翻译的是三篇，但是这部书是周氏兄弟精诚合作才得以完成的精神产品。鲁迅虽然译得不多，但是从制订规划到翻译、修改作品，从设计封面到出版发行，这部书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鲁迅除了翻译、编辑自己的文章外，“更多是编别人的稿件，抄写，整编，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最好的例子是《域外小说集》，字形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来的图案，许寿裳写的篆字题目，都很经过一番经营”[201]。

鲁迅所译《域外小说集》里的三篇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是人世间真诚与挚爱的缺乏，以及它们的缺乏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所译安特来夫（Leonid Andreyev，1871－1919）小说《谩》的主人公陷入了心理的偏执中，他总觉得周遭的人都在欺骗自己，他最不放心的是女友，尽管女友反复强调“吾爱君，汝宜信我”，并拥吻他，他仍然觉得女友不可信。他意识到“谩蜿蜒夺手出，进咬吾心，以此咬之毒，而吾首遂眩”。他终于杀死了女友而进了监狱，他长跪而恳求显身于幽暗监狱中的天魔“语我诚”，但发现“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他最终绝望地意识到“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202]。对真诚的求索，使得主人公陷入疯狂而杀人。

鲁迅所译安特来夫的《默》竭力渲染笼罩着牧师一家的沉默状态。牧师伊革那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神职人员，他待人“少矜恕”且贪婪，他“为牧师酷，为父凶”，小说主要写伊革那支作为“凶父”的冷酷一面。伊革那支与女儿威罗陷入了冷战中，妻子虽竭力弥合父女的感情裂痕也无济于事，女儿以沉默来面对父母。七天后，威罗卧轨自杀，伊革那支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教堂主持了女儿的葬礼，妻子在巨大的打击之下卧床不起，任凭伊革那支劝慰，妻子就是沉默以对。七天过去了，妻子仍然默然无语，伊革那支走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女儿的床上，呼喊着已死的威罗的名字，屋里只有一片死寂。某一日，伊革那支来到女儿的墓地，期待与女儿交流，期待女儿复活，他不断召唤着“威罗吾女”，但笼罩着墓地的是无边无际的死寂，这位“凶父”终于深陷于丧女的悲痛中。

安特来夫的小说《默》描写一个家庭因缺乏爱而走向崩溃，并反复渲染这个无爱家庭的如死水般的沉寂；而《谩》则表达了缺乏“诚”的人们陷入“谩”（撒谎）之精神沼泽的无尽痛苦。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时，曾经与挚友许寿裳讨论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03]。鲁迅所译的《谩》与《默》表达了遥远的异国人们缺失“诚”与“爱”的生活悲剧，与青年鲁迅当时对国民性的思考在精神上形成了对话关系。

鲁迅翻译的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1855 －1888）小说《四日》则从战争的角度表现人们因缺乏互爱而走向战争，以及在残酷的战争中爱的觉醒。小说主人公伊凡诺夫是俄国志愿兵，他来到保加利亚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而身负重伤，在昏迷、清醒、再昏迷、濒临死亡中挣扎了四天后最终获救。作品主要描写伊凡诺夫半昏半醒状态下的战争记忆和心理意识：他想起自己开枪击中土耳其士兵并用刺刀捅死对方的惨烈场面，他想到自己杀死的人应该也有老母亲，想到那老母每当夕阳西下走出茅屋翘首等待儿子归来的画面，他开始质疑自己参加战争的意义。伊凡诺夫也想象自己死后，国内的报纸用“吾军损失极鲜，伤者若干”这样轻描淡写的文字来描述残酷的战争，想象自己阵亡后被当作死狗一样处理的待遇，他开始批判自己和其他士兵为了爱国和当英雄而踊跃参战的愚昧行为。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借助伊凡诺夫的眼睛描述了那具土耳其士兵尸体腐烂后的丑恶：

毛发渐脱，其肤本黎黑，今则由苍而转黄，面目臃肿，至耳后肤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缄行滕，胫肉浮起成巨泡，见于两端钩结之处，全体彭亨若山丘。更历一日，乃将如何耶？[204]

伊凡诺夫想象着这具尸体将被蛆虫慢慢吃尽肉体而仅剩一副枯骨的惨状，他忽然想到自己死后也将堕入同样的腐烂、发臭、被虫蛆吃尽的命运中，小说对战争罪恶的书写真是入木三分。鲁迅曾经说自己“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的阅读体验[205]，对阵亡者腐臭尸体的描绘，应该是这种恐怖阅读体验的主要内容吧。迦尔洵这篇小说把战争的恐怖和丑陋展露无遗，这就从反方向召唤了人类需要互爱、世界应该摒弃仇恨的人道主义精神。

鲁迅对俄国文学有着特殊的情怀，他在回顾清末自己那一代青年接触、接受外国文学的状况时写道，起初他们从梁启超编的刊物看到法国凡尔纳的小说，从林纾翻译小说看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后来他们“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们从俄国文学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206]。

从阅读善于表现俄国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文学出发，鲁迅等青年进而喜欢上了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6篇作品中就有13篇是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品。

除了关切“弱小民族文学”这个动因外，鲁迅、周作人译介《域外小说集》的另外一个动因是试图摆脱清末林纾外国小说译介模式对自身的影响，为自己的翻译寻求创新机遇，更为中国近代翻译开辟新的道路。鲁迅为《域外小说集》初版写的“序言”、“略例”和“广告词”，以及他为该书的1921年群益书社版写的序，是理解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基本追求的重要文献。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充满自信地向世人声称：“《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207]

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鲁迅曾经为它在媒体上写过这样的“广告词”：

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迻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阑一篇，英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208]

这篇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研究者发掘出来，它对于理解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选材、宗旨、方法和翻译文体等都相当重要，可以与早已广为人知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群益书社版的序以及“略例”参照对读。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交代了翻译该书的选材“特收录至审慎”[209]，也就是说，他们是带着近似于译经的态度来择取翻译材料的，这是总的选材原则。鲁迅在为该书写的“广告词”中明确了翻译选材的范围是“近世小品”，即近代外国短篇小说名家的名篇，突出了“近代”时间概念。鲁迅在“广告词”中具体给出了名篇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结构缜密，情思幽眇”[210]。“略例”对《域外小说集》选材的时间和空间的界定更为详尽：“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211] 鲁迅在这里对所译翻译小说集的“域外”空间概念予以严密的界定：已出的两册译文集选择翻译北欧文学，以后各册将转向南欧文学再逐步扩展到东亚（泰东）文学。

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中，鲁迅道出了译介该书的宗旨是：“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把自己所译的书比作“大涛之微沤”，态度的确十分谦逊。但是青年鲁迅宣告他们译介此书是为了帮助卓越特别的人士超越世俗局限，真正理解外国文学的心声和神思，在此基础上培养中国文学家的天才思维能力。他极为自信地宣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212] 他的意思是自《域外小说集》译介到中国开始，一种全新的文学之花就要在中国大地上开放，中国文学就要走出“迟暮”时代而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周作人后来评价这篇“序言”时说：“短短的一篇序言，可是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出自负来，这是一篇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了。”[213] 鲁迅给《域外小说集》初版作的“广告词”同样也是自信满满，他认为，有了《域外小说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214]。借用鲁迅为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里的话说，周氏兄弟翻译该书的宗旨是“转移性情”和“改造社会”[215]。这的确是非常宏大的翻译理想，周氏兄弟也的确脚踏实地去施行了，当然，由于时代、社会诸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理想实现起来注定困难重重。

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鲁迅初版“序言”提纲挈领地用了“迻译亦期弗失文情”[216] 来总括，即在翻译中采取直译的方法，以再现原著的风貌。在“略例”中，鲁迅对译介过程中采用的直译方式进行了仔细的界说，他说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这表明，他已经告别了随意删改、不尊重原著的林纾翻译模式，与自己前几年的“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模式告别。鲁迅进一步解释他的翻译思想，说“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217]。拂戾即拂逆、违背，迻徙即转移、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忠于原著，不看读者脸色行事，能够忠实地把原著含义翻译出来就足够了。鲁迅的这一翻译立场与德国19世纪思想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观点不谋而合，施氏1813年曾经在柏林演讲《关于翻译的方法》中划分出两种翻译立场：“一种是尽可能少地去打扰作者，而是让读者去迁就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少地去打扰读者，而是让作者去迁就读者。”[218]施莱尔马赫本人选择了第一种翻译立场，即让读者适应作者。鲁迅留日前期的多数译著都相当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采取随意增删原著、牺牲原著的归化翻译策略。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转向，步入忠于原著而采取直译方法，为读者提供具有异国风味作品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阶段。

鲁迅还在“略例”中交代了他们在《域外小说集》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直译方法。首先是人名和地名的音译方法，鲁迅说他们对“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因为“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其次是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即直接把标点符号从原著移用过来。最后是采用在译文中加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原著某些词语的含义，即“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219]。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方法颇受曾经一道在日本留学的许寿裳的称赞，他说：“鲁迅所译安特来夫的《默》和《谩》，迦尔洵的《四日》，我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220] 不过，在承认《域外小说集》的确充分采用了直译方法和异化翻译策略的同时，也要看到这部小说集仍然留有某种程度的归化翻译、意译方法，这在鲁迅所译的《默》中最为明显。这篇小说主人公伊革那支是东正教牧师，鲁迅却用“伽蓝”“寺”等佛教词语来翻译伊革那支的工作场所——教堂；鲁迅还用“胡床”来翻译牧师伊革那支家里的床，这类似于用“西服”来翻译欧美人穿的正装，相当于中国人到了国外仍然称呼那里的居民为“老外”一样，采取的都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来命名外国名物和人物的归化文化立场。

鲁迅在为《域外小说集》初版写的“广告词”里说，他们翻译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时，“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221]。众所周知，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在清末的译坛被奉为圭臬。鲁迅曾经把严复的这一翻译标准奉为金科玉律，他早期的一些译著曾努力追求严复的翻译标准，但是到他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除了继续把对原著的“信”当作翻译的目标外，他们已经扬弃了严复的达、雅翻译标准。可是在《域外小说集》出版的1909年，中国译界的主流审美风尚仍然是达、雅，当时读者仍然喜欢读达、雅的译作，为了替自己的译著争取更多的读者，鲁迅只好举起译界“大佬”严复制定的翻译标准大旗。事实上，《域外小说集》一方面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力图忠实地翻译欧洲文学作品，这是对“信”的坚持；另一方面，它已经告别了严复、林纾翻译达、雅的风格追求，而把古奥、朴讷当作自己在文体、语体上的追求。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用“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这样的文字来形容这部译文集的翻译风格。“不足方”中的“方”，意思是比方、比较，看上去鲁迅很谦虚，说他们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还没有资格与“近世名人译本”作比较，但其实他这话包含了自己再也不愿意与“近世名人译本”相提并论的独立不依的立场。所谓的“近世名人译本”首先是指林译小说，当然也应该包括严复、梁启超、陈景韩（字冷血）等清末著名译家的译本。鲁迅1932年跟他的日本弟子增田涉谈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情况时说道，“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222]。周氏兄弟曾经非常迷恋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但后来他们逐渐发现林译小说存在着不少错译、乱译问题，于是准备告别林纾式的大量删改原著的译法。

清末翻译界人士曾经普遍持有救国启蒙的理想，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的翻译蔚然成风，鲁迅本人开始从事翻译时也深受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的影响，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意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小说的部分内容；但随着文化文学观念的改变和翻译主体性的形成，鲁迅逐渐对清末主流的归化翻译模式产生了不满，并决心开辟新的翻译道路。与此同时，清末翻译日益走向投合读者消遣性需求的道路，言情、侦探类的通俗小说译本成为图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类别。当时有位叫天僇生的人在批评这种译界倾向时写道：“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223] 周氏兄弟决心通过大力翻译纯文学来纠正这种庸俗风气，并引领中国文学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在《域外小说集》翻译过程中，周氏兄弟决心以文体“朴讷”的翻译风格，与清末主流翻译语体风格决裂，从而为中国翻译文学甚至文学创作开辟新路。学者李寄对《域外小说集》的“朴讷”风格有过比较到位的阐释，他认为朴，即质朴；讷，即讷涩。李寄认为，清末翻译的主流风格是林纾、严复的“雅洁”和梁启超（应该也包括陈冷血）的“激越清丽”，周氏兄弟标举的“朴讷”译风承续了老庄主“朴”的哲学，以及支谦、玄奘的“质”派佛经翻译传统。李寄认为，《域外小说集》标举和实践“朴讷”风格，一方面是与晚清翻译的主流风格“雅洁”和“激越流丽”对举；另一方面，“标举‘朴讷’的风格也是对鲁迅本人留日前期翻译风格的反拨”，“留日前期，鲁迅科技文本的翻译风格是‘雅洁’，而文学文本的主导风格是‘激越’”，“鲁迅在颠覆‘名人’风格的同时，也在颠覆自己先前的风格”[224]。诚然，青年鲁迅一直在寻找着新的译介道路。

1908年，鲁迅等人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开始受到章氏复古语言观的影响，他说自己翻译和创作在这“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225]。章太炎对严复翻译风格的批评，也促使鲁迅摆脱严复对自己翻译的影响。章太炎曾经批评严复只学到桐城派的皮毛而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认为他的一些译作“载飞载鸣，情状可见”[226]。在拜师章太炎之前，鲁迅就已翻译了《哀尘》、《造人术》和《红星佚史》诗歌16首等作品，译词相当古朴；成为章氏门生之后，鲁迅译文复古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鲁迅去世后，蔡元培和钱玄同都在纪念文章里谈到鲁迅早年翻译作品的古奥风格。蔡元培认为，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227]。钱玄同则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鲁迅在与他们一道听章太炎讲课时，正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他们当时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译《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228]。可见，认为《域外小说集》译文古奥，在1930年代已是知识界的共识。

鲁迅所译《谩》堪称他所有译本中最质朴而古奥的作品了，该小说最后一节的译文典型地体现了《域外小说集》“朴讷”风格：

彼人之判分诚谩也，幽暗而怖人，然吾亦将从之，得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语我诚也！”

磋夫，惟是亦谩，其地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虚，欠申于斯，而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援我！咄，援我来！[229]

鲁迅在翻译时通常会避开那些太常用的文字，实在避不开，他就用这些“流俗”文字的古字来代替，此节译文中的“欠申”取代了“欠伸”，“斯裂吾匈”，用“斯”和“匈”代替“撕”和“胸”，这些“古怪文字”的使用，立即使得本节译文的文意难懂起来。频繁使用上古语气词也是这段译文的特点，它使用的语气词有：也、嗟夫、耳、嗟乎、矣、哉、咄。其中“也”字用了三次，“耳”字用了两次。这些上古语气词的密集使用，给译文带来了古风古韵。

鲁迅在创作和译作中常常用“然而”“但”“可是”等转折连词来表达复杂曲折的多重含义。鲁迅在上述这节译文里总共用了四次“而”，让译文的语感和文意的表达更加千回百转。这一节译文中的“大气阿屯”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已是难解的词语，其中的“阿屯”是近代用来翻译英语“原子”（atom）一词的音译词[230]。鲁迅早期著译喜欢用“之”字，这些“之”形成了“之字词组”。上述这节译文鲁迅共用了四个“之字词组”，其中“彼人之判分”为主谓词组，“从之”和“哀之”为动宾词组，“无穷之空虚”为偏正词组。鲁迅这种在常规的词组中插入或后置“之”字，都增加了词组的音节，延缓了译文行进的节奏，为译文增添了古奥的色彩。

鲁迅本人也明白这种译文阅读起来会让人感到有些吃力，他在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中说，“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231]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在翻译语体上的另外一个显著风格是欧化语法的使用，具体体现在欧化词法和句法的使用上。《域外小说集》欧化词法主要表现在人名、地名翻译上采取了音译方法，鲁迅在该译文集的“略例”中对此阐释道：“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232]鲁迅认为音译的好处是“留其同响”，“以代殊域之言”，因此他反对对外国人名、地名加以“省节”和“任情删减”，如果这样做了就是不“诚”（信）的翻译；他还建议读者不要到音译的外国地名中去寻找什么“奥谊”（深意）；随后他仔细讲解了欧美各国人名姓氏的排列规范。

鲁迅在所译迦尔洵小说《四日》中，使用了“君士但丁堡”“突厥”“勃尔格利亚”等音译地名，前二者现在还是通用译语，“勃尔格利亚”现在则通译“保加利亚”，但两个译名的语音基本一样，只是用字不同了。鲁迅把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译为“伊凡诺夫”，与现在通译的“伊万诺夫”相当接近，而把他未婚妻译为“玛萨”，与现在通译的“玛莎”几乎一致。李寄认为，《域外小说集》这种“原汁原味的欧化地名必然把读者的思绪置于域外的时空境地”，而“‘洋气十足’的人名提醒着读者，故事的主角不是劫法场、百姓官兵不分青红皂白兜头砍去、以杀人如麻为勇为荣的‘黑旋风’李逵’”，“固有名词原汁原味的输入背后是译者异化文化策略的采纳”[233]。

《域外小说集》欧化语法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句法上，即西式标点和文中注的采用，这是中国知识界最早采用西式标点符号的实践著作之一[234]，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在“略例”中鲁迅讲解了西式标点的使用规范：“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235]

鲁迅在《默》中写牧师走进已死女儿的卧室的心境，采用了大量的西式标点，这些标点的运用，把牧师伊革那支丧女的愤怒和痛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伊革那支声渐低，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贱且忍！虽人泉下，犹将追而诅之！”

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随作微语，声至雄浑，更函不知之爱，如对所生，曰：“威罗吾女！威罗，——汝知否此谊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颢首骀背……”[236]

第一段短短的二三十字，总共用了四个破折号。按照正常表达，应该是伊革那支因为自己的女儿自杀而感到羞耻——“吾自愧有女贱且忍”，但是在这个短句中用四个破折号插入了三个补充成分，用以描述伊革那支在路上、在教堂祭坛和在上帝面前三个具体场合因女儿自杀所蒙受到的羞耻，因此他愤怒地责骂女儿卑贱且残忍，他要追到九泉之下去诅咒她。这四个破折号引出的三个补充成分，就像被大坝阻挡的流水一样蕴蓄着破堤而出的巨大能量，把伊革那支的羞辱和愤恨表达得相当到位。

第二段文字写伊革那支开始思念已死的女儿威罗，并对女儿的死充满哀伤。这段文字很绵密地用了三个叹号、一个问号、一个破折号、两个省略号，把一个曾经相当冷酷、自私的父亲对死去女儿的疼爱、想念，以及自己作为皓首驼背老父痛悼年轻女儿的悲惨之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态充分地彰显出来了。

从语源的角度说，欧化和古奥是处于两个端点的翻译语体风格，周氏兄弟竟然让欧化与朴讷的翻译风格冲突而又统一在《域外小说集》里，这的确使得该翻译小说集在清末译界显得非常另类。也正是这种古奥难懂加上欧化异样的译风，限制了清末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和阅读。因此，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广告词”中的“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237] 的乐观预想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域外小说集》初版的销售失败了。

在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里，鲁迅介绍了他和周作人最初宏大的外国文学译介计划：“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238] 但是周氏兄弟的宏大译介理想被市场上传回来的《域外小说集》的读者购买信息击碎了：“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239]

在这次失利的十一年后，鲁迅总结了他和周作人的译著遭遇滑铁卢的两大原因。第一原因是《域外小说集》的短篇形式与中国读者普遍只喜欢读长篇章回小说的阅读习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鲁迅说：“《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240] 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阅读有头有尾的故事，动辄有一二百回的章回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域外小说集》译介的欧美小说对社会生活采取横截面的表现方式，让他们很不适应，也相当不能接受。许寿裳也认为，《域外小说集》销路不好的原因是“那时的读者，对于这样的短篇新品，还缺乏欣赏的能力和习惯”[241]。如果想比许寿裳说得严谨一些的话，那就应该是当时的中国读者不能接受《域外小说集》中故事性不强，主要写人物的内心情感的短篇小说。有学者曾指出，《域外小说集》初版16篇小说中，故事性的小说有《四日》《一文钱》《乐人扬珂》《不辰》4篇，其他12篇或者淡化情节，或者没有故事情节；总之，《域外小说集》中的小说“多侧重于渲染气氛、书写情绪、表现哲理，不注重叙述故事，编制曲折复杂的情节，所以尽管它们的审美价值较高，但娱乐性却不及侦探小说”，“在一般读者中间，自然不如后者受欢迎”[242]。

鲁迅在总结《域外小说集》失利的第二个原因时指出，《域外小说集》里的小说“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243] 更确切地说，清末的中国读者对于《域外小说集》作品所反映的北欧、东欧的社会生活没有了解的兴致，这些国家大多为弱小国家。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读者对于欧美列强国家小说的兴趣要大一些。有学者对1900～1909年译成汉语的各国小说做了统计，英、法、日、美、俄五国的小说分别有227、75、61、57、10种，占据了那十年汉译小说的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小说数量非常少[244]。

几十年来，学术界已有诸多文章探讨周氏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市场失利之因。香港翻译研究专家王宏志论述了《域外小说集》销售未能获得成功的两个因素：第一，译者周氏兄弟在当时还只是无名之辈，他们所选译的欧美作家同样没多大名气；第二，周氏兄弟采用的直译方法与林纾等著名译家奉行的意译风尚相左[245]。杨联芬认为，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所崇尚的人道主义、心灵的表现和诗化叙事，在当时都是超越性的，那个时代消受不了它”，因此，《域外小说集》受到清末读者冷落，乃在于“审美与道德欲求上的超前”，当时“一般士大夫，无论是怀着‘读小说’，还是怀着‘听道理’的审美期待的，都不会在《域外小说集》中得到满足，相反是失落”[246]。廖七一则从翻译规范理论来分析《域外小说集》的在市场上的失败；他指出，导致这部小说集不被当时读者认可的，正是它在翻译方面存在着的四对内在矛盾：“1）直译的强调与转译（自非原语文本）的坚持；2）‘弱小民族’的翻译（选目）模式与文学本体的追求；3）语言的复古与叙事形式的超前；4）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的错位。”[247] 上述几位学者的分析，从不同角度道出了《域外小说集》在清末读者市场失利的缘由，皆为有的放矢之见。

在承认《域外小说集》失利于读者市场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其实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刚刊行不久，就获得了一定的反响。1909年4月17日，上海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一段“赠书志谢”的文字，这是国内外第一次报道鲁迅文学活动的珍贵的史料，它于2006年由学者陈大康发现并公布于世。这篇“赠书志谢”写道：

会稽周子树人研精文学，欧美近世名著，籀读有年。乃与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说集》之刻。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凡所采录，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知矣。昨承赠阅，特志谢于此。[248]

从这篇“赠书志谢”中可以得知，当时身在东京的鲁迅托人给报社送书，报社立即于日次刊文“志谢”。该文对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给予了诸多肯定，虽然有过誉之嫌，但是对于两个籍籍无名的年轻译者来说肯定有着激励效应。《时报》《神州日报》还分别于1909年4月17日和18日刊登鲁迅撰写的《域外小说集》广告（前文已有引述）。《时报》《神州日报》都是当时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报纸，这一切都有助于扩大周氏兄弟的影响力。

无独有偶，在上海报纸刊登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文字十几天之后，日本东京“政教社”办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于1909年5月1日第508期“文艺杂事”栏目刊登了介绍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消息，具体如下：“在日本，欧洲小说的销量很好，在日本的中国人自然也受到影响。居住在东京的周氏兄弟虽说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爱读书的。他们阅读英、德译本的西方作品，并计划将只值30文钱的《域外小说集》收集编译后寄回中国。目前他们已用汉语译完第一集。清朝留学生通常喜欢阅读俄国革命的乌托邦作品，另外还有德国、波兰等国家的作品，而不是特别喜好专门阅读法国作品。”[249]

这段报道《域外小说集》翻译情况的文字，成为国外首篇关注周氏兄弟文学活动的珍贵文献，于此可以证明鲁迅他们当时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媒体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域外小说集》在面世后十来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肯定，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认为《域外小说集》是中国“古文学末期”的“最高作品”[250]。《域外小说集》在五四时期最大的影响，是启发了许多比鲁迅、周作人更年轻的翻译家投入译介小国文学的事业中去，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和传统。

《域外小说集》更具体的影响是其书籍设计艺术对后世出版物的影响。鲁迅在该书初版的“略例”中总结了这样的书籍设计思想：“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251]

鲁迅的这一颇具现代性的书籍设计理念不仅在清末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乃至所有领域的书籍设计艺术。台静农1938年曾说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封面设计优美精致：“我们知道近代的出版界之注意封面及印刷与形式，几乎完全受他的影响。”[252]

还需要补充的是，收录在1909年版《域外小说集》中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小说《镫台守》由周作人翻译，该小说所引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的诗歌三节，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而成，现把这三节诗抄录如下：

余故园烈忒跋兮，猗尔其若康豫也，/彼康豫之为大祥兮，顾非郁癜者不之悟也。/览汝美又何无伦比兮，繁饰纷其备具也。/托毫素而陈词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神后具能智兮，蹇多跋赖以允臧。/曜大明于阿思托罗波罗摩兮，猜赫赫其辉光。/相下民之贞信兮，守诺革洛兑之旧疆。/昔余母陨涕其淋浪兮，余则瞏枯目以视昊天，/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阍而趋前。/惟尔昔既归余以康豫兮，——/又胡不垂威灵以返我于故乡也？

傍林皋而依绿野兮，/导神魂以翱翔也。[253]

显克微支的小说《镫台守》叙写一位在海外漂泊了40多年的波兰老人斯凯闻斯奇担任海岸灯塔看守人的故事，抒发了老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斯凯闻斯奇年轻时离开波兰，相继在西班牙、法国、匈牙利、美国等军队中出生入死，退伍后在澳洲、非洲和印度、美国、巴西、古巴等国从事采矿、航运、捕鱼、放牧、商贩等职业，70多岁时流浪到巴拿马，正值美国驻巴拿马领事馆招纳亚斯宾华尔海上灯塔看守人职位。历尽人世艰辛的斯凯闻斯奇老人获得了这一可以让他安度晚年的职位，他尽心尽力地为过往的船只导航。有一天，斯凯闻斯奇收到纽约波兰人社团寄给他的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集，老人立即被这本诗集开篇描写家乡的诗行吸引住了，无限的故国之思涌上心头。

查阅密茨凯维支的作品集，可知鲁迅、周作人合译的这三节诗歌来自密氏长诗集《塔杜施先生》，该诗在19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王国[254]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抗俄罗斯统治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两个大家族为荣誉、爱情而争斗不已，最终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获得胜利的故事。

周氏兄弟采用骚体翻译密茨凯维支的诗篇，这次译诗的风格与前述他们合作翻译《红星佚史》16首诗歌相当接近，他们的翻译用语实在太深奥，人们要理解它的意蕴相当不易。为便于解读，笔者征引了第一个根据波兰语翻译的《塔杜施先生》中文译本的相关译文，与周氏兄弟译诗相对应的那部分诗行位于诗集《塔杜施先生》第一章“田庄”的开头：

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像健康一样；/只有失去你的人才珍视你，把你向往，/今天我看见和描绘你辉煌的美丽/因为我思念你，怀着赤子的心肠。

圣母啊，你守护着光明山圣地，/你把维尔诺的尖门照亮！/你庇护着诺伏格罗德城堡和忠实的人民！/你用奇迹使孩提时的我恢复了健康/（那时悲哭的母亲把我奉献给你，/我睁开无神的眼睛，战胜了死亡/立刻就能赤着脚走进你神圣的殿堂，/为获得第二次生命感谢上苍），/求你再显一次奇迹把我们送回父母之邦。

此刻请你把我渴慕故园的灵魂/带到那些小丘、森林，如茵的牧场……[255]

显克微支的小说《镫台守》所引用的密茨凯维支诗行，抒发了抒情主人公对祖国山河和历史古迹的无限热爱，洋溢着饱受列强奴役的波兰（含立陶宛）民众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周氏兄弟翻译这首诗篇时，中国正在经受着外敌的欺凌侮辱，他们能够迅速与波兰民众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在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上的盟友，正是周氏兄弟当时译介外国文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从翻译方法角度考量，采用中国先秦骚体形式来翻译密茨凯维支的诗篇，是明显的归化译法，这在《域外小说集》整体的异化翻译追求中显得比较扎眼。

第五节 鲁迅归国之后十年译作的翻译情况和文本考察

1909年8月，鲁迅终止了留学日本七年的生活回到国内。不久，鲁迅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在任教期间，他编撰了生理课讲义《人生象敩》，该讲义的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曾经刊载在1914年10月4日杭州的《教育周报》上，该文属于鲁迅从外文资料中编译的科技文本，不在本专著论述范围内。

1912年2月鲁迅成为教育部部员，后来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他当时所从事的重要工作有参与领导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参与筹建历史博物馆；同时，他还参与主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和“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美育工作。此外，鲁迅还在那几年里研究美育理论，翻译、发表了多篇美育和儿童方面的学术论文。

一 鲁迅所译美育和儿童问题论文解读

1913年5月至11月，鲁迅翻译了日本学者上野阳一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这些论文都发表在1913年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1915年3月，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高岛平三郎的论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发表在教育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上。这四篇论文中，《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研讨的是美育问题，《儿童之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探索了儿童教育问题。

日本学者上野阳一（1883～1957）的论文《儿童之好奇心》刊登在1913年11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0册上，未署译者姓名。该文约9000字，研究了儿童好奇心的进化阶段、无益部分、变态部分，以及好奇心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该论文区分了儿童好奇心变态的两种情况：一是好奇心的缺乏，通常把这类人称作白痴；二是好奇心过度。该论文探讨了好奇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认为“好奇之心，当为宗教发达之要素”，“又为社会进步之动因”[256]。

1914年11月27日，鲁迅日记写道：“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257] 该译文于1915年3月刊登在教育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上，未署译者名，鲁迅在译文标题下方注有“译自日本高岛平三郎撰文在《儿童学纲要》中”。该文收入由多名作者撰写的《儿童学纲要》一书中[258]。该文作者高岛平三郎1920年代初曾经在东京弘文学院和女子大学任教，主要著述有《歌咏儿童的文学》《儿童研究》等。

高岛平三郎这篇一万多字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根据16份调查表格，分析了儿童绘画所展示的儿童思想观念的诸种问题。这16份表格显示，小学生所画16种题材是武器、武人、日常用具、交通工具、人物人体、动物、植物、文具、游戏、地理、风景、建筑、玩具货币、装饰、乐器、食物。论文最后得出结论：

夫情以与有情者会而萌，知以与无情之物接而起，意则每以本己之要求即欲望为本者也。今由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而知人物之类，为情生之根据，而地理风景及属于人为者，则或以广其知，或以发其意，儿童精神生活之全体，其发达也，莫不由斯途矣。[259]

由此可见，高岛平三郎认为儿童（人类）观念世界由情、知、意三部分构成。他说儿童（人类）与人进行交流而产生感情，儿童（人类）与地理风景等事物接触而扩大知识，从而满足本能欲望（意）。显然，这是一篇比较有趣的学术论文。

清末民初中国学界所译的为数不多的外国美学论文，大都是简短的文章，鲁迅所译的研讨美育问题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前者1.4万多字，后者1.1万多字，在那个时代算是难得的比较系统地研究美学具体问题的好文和长文了。鲁迅翻译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分两期发表在1913年5月、8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4册和第7册上，写有“译日本文学士上野阳一氏著论”字样，未署译者。上野阳一这篇论文取狭义艺术观念，探讨造型艺术——绘画的审美问题。在“序说”里，论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艺术学科课堂虽以作品创作的讲解为主，但它的目的“要在借此以丰富精致其玩赏艺术之力”[260]。论文的第二节指出，在欣赏绘画时人们对形体的感知先于对色彩的感知，但从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到近代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欧洲绘画都重光、色而轻形体。因此，艺术教育更应该帮助人们去欣赏绘画的形体，使他们“不仅能玩有色之形，而亦能玩有形之色”[261]。论文第三节探讨绘画与模仿的关系，鲜明地提出艺术起源于模仿，但是艺术与现实世界有别的观点。

《艺术玩赏之教育》的第四节介绍艺术形式之美的欣赏，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上野阳一认为，人们欣赏艺术形式美的能力有高低，分为“道中人”和“道外人”，这两类欣赏者面对同一幅画时判然不一，前者从画的局部见整体，且能看到画面的变化过程，后者只看到静止的局部画面；前者从绘画中捕捉到印象，直观地感知它，后者则以概念、知识的态度观画。上野阳一举仑伯兰（伦勃朗）的名画《夜巡》来对比“道中人”“道外人”欣赏境界：“道中人”能够看到“炬光穿暗，照物皆作黄色，是其重视印象之处。设身处境，刹那所感，洵觉世界悉黄。而道外人于此等特殊之相，所感印象，不能入胜知识之先主，但见人衣白衣纵被炬光，映作黄色，仍必以为白。故不习于观此一时的外观者，无以昧彩色之美如此画也”[262]。

《艺术玩赏之教育》的第五节探讨艺术内容之美的欣赏问题，作者认为艺术的内容有表象内容和感情内容之分，“道外人”多注意艺术的表象内容，应帮助他们提高欣赏能力，使之能够看到情感内容。作者指出：“艺术者，盖重在感情的内容，在于线之美，色之调和，光线之巧布，合而表出其心影。故味此心影，乃玩赏艺术之极致。若徒止于表象的内容之玩赏，则动必陷于Statuenschanderei（亵渎艺术）矣。可不慎哉！”[263]

《艺术玩赏之教育》的第六节为“结论”，指出“道中人”和“道外人”艺术欣赏的态度各有偏重，并非迥然不同，艺术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完全排斥“道外人”的欣赏态度，可以对道外人“应时施教，化其态度，俾渐发达耳”，“果其如是，则全美世界，可开放于国民，而使其与作家取同一态度，以为玩赏矣”[264]。

鲁迅在《艺术玩赏之教育》译文后面附有一个简短的“案语”，如下：

谨案此篇论者，为日本心理学专家。所见甚挚，论亦绵密。近者国人方欲有为于美育，则此论极资参考。用亟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原文结论后半，皆驳斥其国现用“新定画帖”之语。盖此论实由是而发。然兹译用意，在通学说。故从略。[265]

在这段“案语”中，鲁迅首先称赞日本学者上野阳一的见解诚挚，论述严谨。其次，鲁迅揭示了翻译这篇论文是为当时刚刚在中国兴起的美育探索思潮提供以资参考的材料。再次，鲁迅交代了他在翻译此论文时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循字迻译”，也即逐字翻译的直译，目的是“不甚损原意”。最后，交代了译文所省略未译的内容和原因。

鲁迅翻译的论文《社会教育与趣味》发表在1913年10月和11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9册和第10册上，署“译日本上野阳一著论”，未署译者姓名。该文主要观点是，文明社会使人们心神劳苦，走向自然美和艺术美是医治人们疲惫心神的有效途径，具体的办法是推行趣味教育。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讨论现代文明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使人们缺乏静默专注之心，情绪日趋焦躁。作者拿乡下人与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作对比：前者生活步伐缓慢，心态平和，更不易变老；后者生活匆忙，缺少余裕，紧张焦虑，外形易老，精神病患者日益增多。

《社会教育与趣味》第二节分析造成现代人精神劳苦的原因。首先是现代人受到的刺激太多，精神高度紧张。其次，现代社会各种夸张的新闻汹涌而来，作者用戏谑的笔法进行了古今对比：

昔人所闻，不过邻家阿贵鬻其祖田，里门阿富嫁其夫郎，诸缓事近闻而已。今则不然，突厥和矣，支那乱矣，报牒纷至，应接不逞。至于英京公债之腾落，咸配吾心。精神不胜其劳，而病者众矣。[266]

再次，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日益细化，机械化程度也日渐提高，人们用力少了，用心多了，心理日益疲劳；而且人们用于谋生时间增多，精神更加劳苦。

《社会教育与趣味》第三节给出了医治现代人精神疲苦的方案。一是回到自然中感受“天美”：“旭日光华，嘉葩色艳，天然美趣，令人愉快。似乎无关生存，而吾心以涤，吾神以养，利吾生者，正匪细小。”二是在文艺作品中体味“人美”：“天美之外，又有艺术之人美，亦使人快。如观画则怡情，听乐则神往，尤似迂于利生。然神化情移，吾心开展，烦恼解脱，神形俱苏，岂无利生？”[267] 在20世纪初的时空里，论文作者上野阳一高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大旗，为陷入精神困境的现代人开出的这两服良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仍然具有功效。

《社会教育与趣味》第四节紧接上一节审美治疗的话题，具体讨论如何美化社会生活，即如何开展趣味教育。上野阳一引用孟子“居移气，养移体”的观点，研究生活环境对人之性情的影响，他从玩具、家具、建筑、人体和言语五个方面入手，讨论了人们从出生到成年，从外在居住环境到身体，再到文化符号——言语各个层面如何美化生活的办法。在讲到建筑问题时，作者指出了日本用木头造屋对日本国民性和宗教观的影响：木屋易燃，造成日本人“皆好洁爽”；“此建筑材料之不耐久长，故助长来世之观，而起厌世心也”[268]。上野阳一也对体态与性情人格的关联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坐立之次，人格显著。举动温娴，其心自静。中心暴躁，动措失宜。故人格与运动相关亦密。”[269]

《社会教育与趣味》第五节“余论”批评了城市化进程给历史文化带来的巨大破坏。上野阳一认为东京新宿的银世界（银座）是拆掉原有的瓦斯会社建起来的，这是“损市街之美也”！他告诫大都市建设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务必尊重历史遗迹，否则会成为千古罪人：“凡史所传，皆有文化，一旦破坏，且旧美且不保存，逞言新美。”[270] 这样的警世之言，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同样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第五节还提出了流行（时尚）不等同于趣味的观点：

流行非趣味也，其机发于好奇，其心出自虚荣，暂而不常，忽盛忽衰。趣味则永久上进，断无回归。惟流行追逐，足见国民趣味之未定。若以流行为趣味，不可与言美矣。[271]

上野阳一把流行（时尚）当作人们猎奇和虚荣心理的产物，认为它起伏不定且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他视审美趣味为不断趋于高尚之境的精神诉求，他深刻地指出只懂得流行（时尚）的品位的人，是不可以同他讨论审美的。

鲁迅在《社会教育与趣味》译文后面附录了译者“按”：

原文本非学说，顾以我国中美育之论，方洋洋盈耳，而抑扬皆未得其真，甚且误解美谊。此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爰为迻译，以供参鉴。[272]

鲁迅交代了译介这篇论文的目的，即当时正值美育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不少美育方面的介绍存在着误解，他认为这篇通俗易懂的美育论文，颇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状，自己把它译介进来，目的是给国人提供参考和借鉴之用。

鲁迅所译的这两篇美育论文，开启了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外国美术作品、理论以及外国电影理论等方面的翻译事业。

二 海涅诗歌二首的翻译与解读

1914年2月1日，鲁迅早些年翻译的两首海涅诗歌作品被周作人的《艺文杂话》引用而得以被世人所知，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的第2期上。鲁迅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说，鲁迅“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273]。周作人对于留学时代鲁迅喜好海涅诗歌还有另外的回忆：“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还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可见他对于这犹太系诗人是很有点喜欢的。”[274] 周作人的这篇回忆文章透露了鲁迅翻译海涅这两首诗歌大约是在仙台医专读书时期，因此，这是中国翻译史上海涅诗歌翻译的最早实践之一[275]。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是德国杰出的抒情诗人，代表作有诗集《歌集》（含《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等组诗）、《新诗集》、《罗曼采罗》，以及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据学者吴晓樵考证，鲁迅所译的这两首诗歌“出自海涅最早刊行于1827年的《歌集》（Buch der Lieder）的第二部分《抒情插曲》（Lyrisches Intermezzo），分别是其中的第2首《从我的泪珠里》（Aus meinen Tränen sprießen）和第32首《蓝色紫罗兰》（Die blauen Veilchen der Äugelein）”[276]。现把鲁迅所译的这两首海涅诗歌抄录如下：

一

余泪泛澜兮繁花，余声悱亹兮莺歌。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嘤嘤兮，傍吾欢之罘罳。

二

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胶洁兮君柔夷。吁磋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摇落。[277]

阅读鲁迅如此古奥的译文实在是吃力，在这种情况下，找到原著文本对读是理解鲁迅译作的可行路子，但无奈笔者不懂德语，只好借助英语译本来对读。这两首诗的英语译文如下：

一

Where fell my tears of sorrow,/All flowers of beauty spring.

And for the sighs I uttered/Are nightingales that sing.

Since thou dost love me, dear me,/The flowers to thee I bring, And ever by thywindow/The nightingales shall sing.

二

Her gentle eyes are violets blue,/Her cheeks red roses washedwithdew，Her hands white lilies opened new,/These bloom and bloom from year to year, —/Her heart alone is old and sere. [278]

笔者试着从海涅诗歌英译本，把上述两首诗歌直译如下：

一

在我悲伤的泪水洒落处，

所有美丽的花朵一齐绽放。

而我的叹息

一变而成夜莺的鸣啼。

亲爱的，我把鲜花献给你，

作为你爱我的回馈，

此时我走过你的窗前，

夜莺为我们轻轻歌唱。

二

她柔情的眼眸闪着紫罗兰的光色，

她颊上的玫瑰红清新就像晨露，

她柔曼的玉手犹如百合初放，

这些花儿年复一年地开放着，

唯有她的心花苍老而枯萎。

用白话翻译的确能把海涅诗歌所抒发的情感及其抒发情感的手法比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它可能比鲁迅用骚体翻译的译本缺少含蓄意味，也缺少余味。而且鲁迅的译诗让读者比较容易联想起中国传统古诗，尤其是联想到宋玉的《九辩》中的诗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想起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样的诗行。

周作人曾经把鲁迅所译这两首海涅诗歌与他们兄弟合译的《红星佚史》里的诗歌进行对照，认为“固然赫纳（海涅——引注）的诗温丽雅驯，所以看去似乎更好，但是这两者笔调却总可以有些相通的地方”[279]。这两批译诗都是借助先秦诗歌形式尤其是骚体形式来再现德和英诗篇风采的尝试。因此，鲁迅用古典诗歌形式翻译海涅诗歌和前面已经论述的《红星佚史》中的16首诗歌一样，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归化翻译，这与他在这阶段整体上对异化翻译的追求是有错落的。

鲁迅1933年还通过日语译本转译了毗哈的论文《海纳与革命》。据日本弟子增田涉透露，鲁迅去世前夕还在耽读海涅的作品：“在他死前的三个月，经过数年隔别再访问他的时候，他的书房里，排列着崭新的《海涅全集》原文本，我说：‘是《海涅全集》啊！’并问他的用意所在。他说，想重读一下海涅。”[280] 可见，鲁迅对海涅的喜爱直至终生。

三 《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前三节的文言翻译与文本细读

1918年，鲁迅用文言把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81] 序言的前三节译成《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后来，鲁迅又用白话把尼采该书序言的全部十节翻译成《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发表在1920年9月《新潮》杂志第2卷第5号上。

鲁迅接触尼采是在他1906年弃医从文之后，当时他在东京学习德语。据周作人回忆，当时的鲁迅除了喜欢海涅作品外，对德国文学并无太大兴趣，鲁迅对于19世纪德语作品也没有太多接触，但“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如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了《新潮》杂志上面”[282]。阅读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言作品，不难发现尼采的名字及其著述频繁地出现在鲁迅1907～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开篇征引尼采的文字当作“题记”：“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283] 尼采的这段文字来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卷第12部第25节《旧榜与新榜》前两段，后人的白话译本是这样的：

在古代的种族中生长起来的智人，看哪，最后他寻着未来之泉水，寻觅着新的种族了。

哦，我的弟兄们哟，不久新的种族兴起来，新的泉水奔注到深渊。[284]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也引用了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相关的文字，这段文字说查拉图斯特拉被自己的家乡和祖国驱逐了，因此过上了漂泊的生活。鲁迅引用的这段文字具体来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什么章节？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这段引文的注释都说鲁迅是引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第36章“文明之地”[285]。日本学者伊东昭雄在20世纪80年代就考证了《鲁迅全集》这个注释存在的问题，因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根本没有第36章，他认为鲁迅这段文字出自该书第2部第14章。李冬木近年的论文介绍了伊东昭雄的上述考证发现[286]，他进一步指出，鲁迅并不是从尼采著作中直接征引的，而是从日本近代学者桑木严翼（1874～1946）的著作《尼采氏伦理说一斑》的第137页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第14章的概述文字中引用的，李冬木把这段日语文献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十四、文化之国土里说的是，我走得过于遥远，几乎只身一人而没了伴侣，于是又折回到现在之世来看。而现代之世实乃文化之国土，实乃带着各种色彩之社会。但这社会，聊无确实的信仰，人们的知识丝毫不具备创作的性质。我们无法滞留在这样的国土。我实乃被父母之国土所放逐。然而，唯寄托一线希望的，只有子孙的国土。这是对现代文明的一个非难。

李冬木把桑木严翼概括尼采著作的这段原文与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引文进行对照后发现，“周树人以精彩的文笔几乎一字不漏地转译了主段落，使‘尼采之言曰’变得更加铿锵有力；最后一句评语，也原意照纳，又或嫌气势不足，而增补以自己的更为强烈的读后感，并使其切合自己所论的‘偏至’文脉”[287]。鲁迅《文化偏至论》的那段引文是这样的：

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288]

从李冬木对《文化偏至论》尼采引文之日本底本的发现、翻译和比较中，可以欣喜地发现，其实早在1907年，鲁迅就有翻译尼采著作的初步尝试，只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译介不是直接翻译尼采原著来进行的，而是借助桑木严翼概述尼采学说的著作来译介尼采的作品和思想的，这与他留日时期通过日译本转译其他语种著作是一致的。因此，鲁迅译介尼采的首次尝试是在他1907年撰写年的《文化偏至论》中，这也可以证明鲁迅的确是中国译介尼采思想和著述的第一人，而他1918年翻译《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二次翻译尼采著作了。

鲁迅所译《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文字相当古奥难懂，有必要对它含义做细读和阐释。尼采原著的序篇有十节，鲁迅1918年翻译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只是其中的前三节。

《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第一节叙述在深山中已修炼十年的察罗堵斯德罗即“查拉图斯特拉”准备下山回到人间来，他先是对初升的太阳敞开心扉：

猗汝大星！使汝不有其所照，奚乃汝福邪？汝作面临吾穴者十年。载使无我与吾鹰与吾蛇，则汝之光曜道途，其亦倦矣。顾吾侪必期汝于晨，取汝之余，而用是祝汝。[289]

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中修炼十年，太阳一直陪伴照耀了他十年，他当然是对太阳充满感激的，但是他却说在这过去的十年如果没有他们（包括他、他的鹰和蛇）的陪伴，太阳一定会疲倦而缺少幸福感的；而且在这十年里，正是他们每个清晨为太阳祝福。他还说，他厌倦了这一切，他要回到人间去。查拉图斯特拉决定像太阳在夜里那样：“是故吾必入于渊深，如汝夕降，至于海下，而尚授晖光于下界。猗汝太富之星！”[290] 他要准备在下降与上升的循环中寻找生命的真义。

《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第二节写主人公独自下了山，在树林里遇见了老年圣者，这一节完全由他们的对话构成，也是两种思想交锋的展开。老年圣者认为查拉图斯特拉现在是带着智慧的火把回到人间，他问后者：“汝无惧乎纵火者之罚么？”意思是你不怕被当作纵火犯（启蒙者）而遭受迫害吗？老年圣者说你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清醒着的孩子一般纯洁的人，你到沉睡的人间去干什么？查拉图斯特拉回答说：“吾爱人。”老年圣者说，对于那些沉睡着的人，你给他们爱，他们会糟蹋这份爱的。老年圣者痛心地说：

吾侪足音之彻衢巷，而震彼徒也凄绝。使当中夜，闻过其榻者有人，而前夫暾之临彼者远，则其必交询曰：盗欲奚之邪？[291]

老年圣者的意思是，觉醒者走在街道上，足音会很孤寂的，而躺在夜间的床上人们听到太阳出来之前觉醒者的脚步声，总会问人说，这强盗要到哪里去呢？老年圣者因此告诫查拉图斯特拉，与其到人间去，不如留在林间与禽兽为伍。查拉图斯特拉问老年圣者在林间可以忙些什么事，老年圣者说他会唱着、笑着、哭着赞美神。查拉图斯特拉不为老年圣者的劝阻所动，继续向山下走去，他不忍心告诉老年圣者“神已经死了”[292] 的事实。

《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第三节写查拉图斯特拉来到一个城市，遇见一群人在围观走索人（“蹈縆者”），他于是对人们滔滔不绝地宣讲他的“超人说”。查拉图斯特拉说的话非常古怪，但充满深刻的启示性。他认为人是一件应该被超越的东西，一切事物总是尽力超越自己；但是现在的人们不再想超越自己，甚至有人愿意退回到禽兽中去。查拉图斯特拉愤怒了，他斥责人们说，猿猴对于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个笑话或者一件耻辱罢了，而人对超人来说也只是一个笑话或者一件耻辱。他抨击人们道，你们原本走完了从虫子到人的进化之路，但在你们人体中还有很多虫子的成分，你们曾经是猴子，到现在你们比猴子还要猴子。

查拉图斯特拉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分继续倡导他的“超人说”，他激烈地批判人们对幸福、理性、道德、正义和同情的背弃。他大声疾呼：“夫超人者，此历缺也，此猖狂也。”[293] 他警告人们，超人将要化作闪电（历缺）和狂风（狂风）来围扑、击打堕落的人们。但是街上的人们不听他这套学说，甚至嘲笑他的这套学说。走索者在人们的要求下开始表演他的技艺。鲁迅的译文到此终止。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原著采用箴言体来阐释他的“超人学说”，鲁迅则用极为古奥的汉语来翻译它。鲁迅翻译尼采作品所用的古汉语甚至让徐梵澄这样的尼采作品翻译大家也感到难懂。徐梵澄（1909 ～2000）原名徐诗荃，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他在鲁迅的关怀和督促下翻译尼采的作品，1936年他翻译的尼采著作《苏鲁支语录》（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式出版。徐梵澄曾经这样评价鲁迅的这篇译文：“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曰《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在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徐梵澄也被鲁迅译本的某些文字给惊到了，他说“鲁迅的文言译本，有些语句，如：‘如彼莽蜂，屯蜜有盈’，或‘一黄与一男子，皆辗然矣……’我真不懂现代青年，将作何解释”[294]。

绝大多数当代读者阅读鲁迅翻译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断篇，都需要做好语学和耐力耐心方面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硬着头皮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生涩费解的文字，并从字的缝隙中渐渐读出它们的含义来。期待着鲁迅用相对比较平和易懂的白话译出尼采的这篇序言。

1920年翻译、发表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本来属于本专著划定的鲁迅中期翻译文学阶段的文本，把它前置放到这里进行考察与解读，是为了让它与鲁迅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文言译本能够更好地衔接在一起，并形成两个译本的互文对照关系，同时也可以密切鲁迅文学翻译的文言时代与白话时代的关联性。

四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十节白话文翻译与文本细读

1920年9月，鲁迅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发表在《新潮》月刊的第二卷第五期上，署唐俟译。从鲁迅在这篇译文后的译者附记来看，他本打算继续翻译尼采这部书的[295]，但后来他并未完成这一计划。

鲁迅所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前三节内容与他的文言译本《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基本一致，故不再赘述。鲁迅在“译者附记”里对前三节的文字一些典故和语词所做的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三节文字，尤其有助于理解文言译本《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第三节中的“游魂”指称灵魂、鬼神、永生等幻想的观念，与鲁迅散文诗《野草》集《墓碣文》中的“游魂”意象构成对话关系。

鲁迅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第四节至第十节为新译的部分。

第四节写查拉图斯特拉即“察拉图斯忒拉”，继续向集市上的人们宣讲他的“超人说”，他说“人是一条索子，结在禽兽和超人的中间”，他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他是桥梁不是目的”，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经过又是下去”[296]。这种把人当作动物与超人“中间物”的思想，在《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鲁迅的一些作品中得到再现。接着，查拉图斯特拉用了18个以“我爱……”开头的段落，滔滔不绝地揭橥他的“超人”哲学。末尾处，查拉图斯特拉让自己和自己的哲学化身为闪电，猛烈地击打着围观的群众。

第五节写查拉图斯特拉与“末人”群众的对峙与对话。面对街市上沉默的群众，查拉图斯特拉开始批判与“超人”形成对照的“末人”。“末人”在地面上跳来跳去，“他的种族是跳蚤似的除灭不完”，“末人活得最长久”；自以为找到了幸福的“末人”不能有个性，“个个要一样，个个是一样：谁有想到别的，是自己要进疯人院去”。查拉图斯特拉试图让人们警醒，以摆脱“末人”的处境，群众却用叫喊声和嘲笑声将他的演讲打断，查拉图斯特拉痛苦地意识到“我不是合于这些耳朵的嘴”[297] 的。

第六节写走索者从高空坠落，即将死去的他与查拉图斯特拉有短暂的对话。走索者担心自己死后堕进地狱，查拉图斯特拉劝慰他，灵魂会比肉体死得更快，也没有鬼和地狱，因此不要害怕死去。

在第七节，坐在走索者尸体旁的查拉图斯特拉感受到了孤独，他还想告诉集市上的人们“存在的意义”，他想说人的存在意义在于成为“超人”，“超人”便是“从人的黑云里出来的闪电”。但查拉图斯特拉意识到自己与世人之间有巨大的精神鸿沟，他发现“我于人们还是一个中间物在傻子和死尸之间”[298]，意思是他本人是存在于愚蠢的群众与死去的走索者（启蒙者、超人）之间的“中间物”。

第八节比较难以理解，鲁迅对此进行了解说：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坟匠（Toten-graeber）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299]

第八节是尼采这篇序言后半章节的核心部分，写查拉图斯特拉背着走索者的尸体走向城外荒野过程中的种种遭遇。查拉图斯特拉还没走出城市就遇见了小丑，后者威胁他，这座城市的居民都把他视作仇人和危险分子，他必须尽快从这里消失。接着查拉图斯特拉在城市出口处遇见了掘坟人，后者恶狠狠地嘲骂他是偷吃死尸的家伙。

查拉图斯特拉终于来到荒野中，独自生活在小屋中的老人给了饥肠辘辘的他食物，两人的对话相当地诡异。查拉图斯特拉说“有人，饲养饿人的，是爽快他自己的灵魂”；老人提供了面包和酒，并提醒查拉图斯特拉与死者分享：“但也教你的伙伴吃喝罢，他比你还乏呢。”[300] 这位老人的确如前面所引的鲁迅所说的那样“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查拉图斯特拉在荒野上跋涉，走到无路可走时停下休息，为防豺狼抢食走索者的尸体，他枕着死尸而睡。

第九节写查拉图斯特拉一觉醒来后发现了新的真理，即他不该做牧人，做坟匠，他也要做破坏者、创作者、超人，他把走索者的尸体埋在狼群无法进去的空树里，继续走向远方。

第十节是全篇序言的总结，比较重要，鲁迅对它进行了解说：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kuns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301]

第十节写天空中鹰的脖子上缠绕着蛇，查拉图斯特拉见到它们之后异常快乐，因为鹰与蛇是他的图腾动物，他发现“我在人间比在禽兽里更危险”[302]，此时，他想起了第二节那位老年圣者的话了，老年圣者曾经劝告他：“不要到人间，住在林子里，倒不如到禽兽里去罢！”[303] 查拉图斯特拉最终隐居在林间与禽兽一起生活了吗？没有，他是负有传播“超人说”使命的人，他在鹰和蛇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的“下去”，即他的轮回。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显示了鲁迅翻译的新变：运用白话来翻译外国作品，这种白话融合了民国初年的口语和原著中语法严谨的欧洲语言优点，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欧化语言景观。这种欧化语言起初颇受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诟病，也很不被中国的普通大众所接受。但是随着外国文学著作大量译介到中国，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欧化语言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并通过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汉语和百姓日常口语的优长，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

鲁迅翻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和其他20世纪初期翻译家的译著一道，揭开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