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

本书关注的是法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想象,涉及法国人把中国放入文化范畴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中国”是复数的,比如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生态中国等,诸多称谓不但呈现了中国现实本身的多样性,而且表现出学者们看待中国的不同视角及其理解中国时所居视野的复杂性。法国学者利大英(Gregory B. Lee)曾将他一本书的名字命名为Chinas Unlimited,题中Chinas一词不但为复数,而且Unlimited也代表着无限中国之意。参见Gregory B. Lee, Chinas Unlimited: Making the Imaginarie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内的一种文化认知,既指向于“中国文化”,也指向于“文化中国”。当然,“法国人”的构成是多元的,既有族群、阶级等范畴的差别,又在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有所分化,不同的群体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想象必然地受到各自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讨论中国在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形象时,按理说应当考虑到“法国人”构成的多元性差别,但鉴于此项研究不是定量分析,而是着眼于通过抓取法国人对中国之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来展现一种作为“社会事实”之文化实践的存在,描述的是占主导性的有关中国的文化想象,尽管文中所提及的法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但我未对之加以区分。而且,在田野调查中,我也注意到,就有关中国的文化认知而言,大部分法国人,无论什么阶级、职业等,看到的、听到的,虽有差别,基本上却是一样的。鉴于研究主题的需要,在探讨法国人有关中国的主导性文化想象时,那些有关法国人多元性构成的因素可以忽略掉。另外,此项研究的范围被限定在文化范畴内,很自然,那些多出现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有关中国的话语不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为一项经验研究,它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法国社会所孕育的有关“他者”建构的文化机制,及其折射出来的法国社会内在的文化逻辑,以及人类社会有关“他者”建构的一般意义上的机理。

全球化深入发展所推动的不同民族之间在诸多领域内的交往日益密切,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意味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社会密度”(densité des sociétés)的恒定增加。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9页。于此,如何深入了解不同民族互视的逻辑与机理,以期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互动,也日渐显现出其必要性。在此背景下,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法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想象,既可以为上述关怀提供个案素材,又可以为中国提供知识借鉴。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开展深入互动,其发展举世瞩目,因此全面了解她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形象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知识需求,以期明晰世界各民族究竟是如何看待和认知中国的。而文化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文化认知中的中国形象则更有探究的价值。

就当代西方社会而言,中国越来越受其重视,尤其是就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战略考量而言——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永远都是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浸润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形象之生产的,并非完全取决于现实利益的博弈,还包括一些更为基础性的要素——在这些社会中广泛沉淀的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后者多是从文化价值观念的角度生产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深刻地左右着他们对中国的基本印象,甚至包括(重新)认识中国的实践过程。

文化想象中的中国折射出西方社会对不同价值观念的理解,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利益取舍的文化动机。从文化外交的战略角度来看,研究海外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知问题,对于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寻找交流与沟通的基础,加强合作,有着积极的意义。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谈论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更变成了一种潮流与时尚。在法国,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体验到这样一种文化氛围。

法国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历史悠久,里昂更是最早与中国建立深入的文化互动的欧洲城市之一。在里昂这座人文积淀深厚的文化名城,我们可以发现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遗存,后者也在当地社会营造了一种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在这样一种文化空间内,法国人想象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令人回味。

里昂较为集中地凝聚了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诸多中国文化元素,也跟中国社会持续开展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互动,在此意义上,以里昂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萦绕在里昂的中国文化空间既是里昂的,又是法国的;里昂人在日常实践中对中国的文化想象,既是里昂人自己的,也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法国人。同时,里昂的个案研究也恰恰体现出人类学研究在关注人文社会时所拥有的独到的策略与方法,尤其是她“以小见大”的学科关怀。目前,人类学界尚存有关小社会研究之典型性、代表性的争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有过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的批评。实际上,人类学对小社会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作方法论的立业之基(参见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论》,载《民俗研究》, 1996年第4期)。就我而言,人类学关注小社会研究,其“小问题、大视野”的方法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有关中国乡土社会及人口较少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生动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个案,映射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变迁的诸多可能性,对于理解整体性的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江村经济》(费孝通)、《金翼》(林耀华),以及《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利奇)、《努尔人》(埃文斯-普里查德)等都是研究“小社会”的优秀的人类学作品。而且,人类学有关社会的理论讨论也多是建立在具体的“小社会”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的,从而发现有关人类行为与文化的一般规则。利奇(Edmund 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3)中所主张的人类学对小社会的研究,其初衷则在于此,不同于费孝通想通过小社会来了解中国大社会的本意。此外,国外人类学者对中国与东亚社会的研究也多是从小社会、小规模社区研究入手的。相关讨论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想象”(imaginary, imaginaire)一词,在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看来,主要是指代一种心理学与现象学范畴内的认知活动。Jean-Paul Sartre, L'Imaginaire: psychologie, phénoménologie de l'imagination,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86.在此项研究中,“想象”不是指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义之分,是要表达对涉及中国的文化层面的理解、认知、再现、表征等含义。而且,文化想象也是涂尔干所言的一种“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有其自身的实在性。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想象”一词呢?在里昂的田野调查让我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正面或负面,法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鉴于此,以“想象”作为关键词,可以生动地表达出比理解、认知、再现、表征等用语更为形象的看待中国的方式。而且,“想象”一词既突出和强调了法国人看待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时所具有的某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也形象地表达了文化理解与认知中的那种“不真实”当然这里的“不真实”也是一个相对概念,那么使用“想象”这一术语则就更有意味了。状态。分析法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想象,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目的不是要阐明它们对与否,或哪些更客观、更真实,或哪一种更好,哪一种对中国更有利,而是要了解他们在文化想象中所建构的有关中国的诸多形象,及其理解与认知中国的方法,进而研究这种文化想象背后的逻辑与机制,既帮助中国认识自己的国际形象,又进一步提供理解法国社会的知识。换句话说,“想象”一词既表达了认知结果,又描绘了认知方式。

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关怀与研究方法,就一个民族对另外一种民族文化的想象与认知进行解读,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应该算是一种新的尝试。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某个群体自我文化范畴内的实践,直接研究他们自身的风俗习惯、制度体系、宗教信仰、艺术实践等,而此项研究则关注一个文化群体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其中涉及的文化实践既是他们“自我”的,又关乎他们眼中的“他者”。当全球化日益深入,逾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跨族交往成为大多数人之“日常”的时候,这样的议题就应当被重视起来,它可能会为在长远未来的时间里持续进行的文化融合提供一些初期经验与原生解释。

与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有所不同,此项研究关注的不是传统或典型的人类学社区,而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纽带而集结起来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实践。其着眼点不是法国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践研究,而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那部分实践与“社会事实”。换句话说,此项研究的民族志文本所描述的是法国人的文化实践经验,但这种经验又不完全是其“自我”文化(法国文化)的经验,而是他们对一种异文化(即中国文化)理解与认知的经验。研究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中国,从其学术关怀而言,不是研究中国与中国文化本身,而是法国与法国人——既包括法国人的社会文化实践及其心理机制,又包括他们看待“他者”的文化逻辑,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户晓辉在其文章《自我与他者——文化人类学的新视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0年第2期)中,引用人类学家彼特·温奇(Peter Winch)的话说,“通过研究其他文化,我们所学到的不仅是不同的做事方式及其他技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会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于我而言,这不但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是一种反思性民族志研究的尝试。高丙中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志著述正在经历从写实性到反思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来说,民族志不只是为了记录远方的对象,也是(或者说其实是)为了认识他们自己在选题和论文构思上都是具有反思意识的。参见高丙中:《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载《思想战线》, 2005年第5期。

法国人与中国文化接触的社会呈现是非常复杂的。在研究过程中,我试图探寻一种有关“他者”建构的阐释框架,借以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被认知,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上尝试建立一种有关“他者”之间文化互视的研究范式。

此项研究立足于三种维度。一是历史积淀,借以理解法国历史上有关中国文化想象的主导性话语及其历时变迁。基于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的需要,重新梳理自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社会有关中国及其文化之想象表述的相关文本,分析这种文化想象与时代结构变迁,以及“元叙事”话语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寻找其中结构性与文化性的影响因素,了解法国社会之中国想象的历史及其积淀,为田野调查与民族志资料分析提供背景性知识。二是文化空间,借以分析里昂当地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构成的文化空间,以及因各类文化互动延伸到中国而产生的一种粘连性的文化空间。具体探讨法国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文化空间内与中国文化进行互动的,解读法国人理解与认知文化中国的具体表述,及其内在的文化策略与现实意义,同时还注意到中国文化空间对于法国人之中国文化想象的建构与解构意义。三是话语分析,借以探讨法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一种“景观式”消费与想象。基于消费社会与“景观”社会的相关理论,来观察分析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国人是如何在其日常实践中把中国文化当成一种商品与“景观”来理解和“消费”的,进而解读这种文化想象与消费的社会机制,讨论法国社会有关中国文化形象与记忆的当代再生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