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利弊的标准发生了改变

人体组织是在特定环境下进化的。这种特定环境就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狩猎采集生活。现在，这个系统必须适应在现代世界的环境下工作，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现代生存条件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来得太快，我们很难完全适应。因此进化所达成的取舍可能不再是最佳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来使人类机体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尽管与创造最初设计的进化过程比起来，我们的工程改造过程要短得多。

对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现代生活的一个新面貌是食物供应非常充分，人已摆脱了对季节的依赖。相比之下，在自然状态下，粮食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相当稀缺的，人类不得不将能量储备放在第一位，并不得不采取高新陈代谢的机体组织、生命过程和行为等高耗能举措来维持生存。例如，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而其能耗却超过人体全部能耗的20%（对于新生儿，脑代谢甚至占到总代谢的60%）。脑、心、胃肠道、肾脏和肝脏消耗掉基础代谢的70%。进化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取舍，以便在这些器官的大小和功能方面，与在寻找食物和营养价值最大化之外，进行其他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方面之间取得平衡。

假设存在某种潜在的增进人类体质的途径，使我们拥有更多的智能。现在我们将其应用到这样一种问题上：“如果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然地进化出这样一种高智能水平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进化改变了这种取舍权衡。因为智能水平越高（也许本身是有益的），所需的新陈代谢支出就越大（精神活动需要大脑消耗更多的能量）。当然，今天我们不再关心如何维持身体所需的卡路里（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我们所关心的正好相反）。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法，既能增进智能，又允许机体有更多的热量消耗，那么也许就可以达成一种新的绝佳平衡。这里，改变这种权衡的最佳点是靠增加粮食供应来保证的。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方法：譬如咖啡因和莫达非尼等兴奋剂，它们对提高智能有效，同时副作用也相对较小。

也许大自然还可以设计出这样一种增进智力的遗传机制，其代价是使得头变得更大或成熟期相对延长。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大自然没按此演化，即使它对增进智力有效。因为高的认知能力可能使狩猎采集者具有优势，但过大的头部或较长的成熟期带来的风险则会超过这种收益。但现在，随着新的生存手段的实现，譬如助产技术、剖腹产和儿童成长的安全环境，这些负担要小得多。

另一个潜在的增强我们机体的手段可能是提高细胞DNA的修复能力。这将有助于预防癌症和衰老。如果增加的成本仅仅是要求提高卡路里的摄取量，那这将是一个完全值得的代价。

除了提供新的资源，生存环境也会因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而改变。在书面语言发明之前，当然更谈不上文字的选择。识数、分析能力、抽象思维和长时间集中于某项认知挑战的能力在当今世界要比在更新世（冰川世）有用得多。这些需求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可能的改进。例如，我们可能会发现某种药物能够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力既然这么有用，为什么我们不曾拥有一种更强健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或许也涉及取舍平衡问题。也许高强度集中注意力会增加大脑的新陈代谢，或减少对周边的警觉。如今，卡路里不再稀缺，而对周边的警觉对猎人才显得非常重要（小心狮子就在你身后）。在现代社会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在（譬如）书本上，或计算机屏幕上，或与之交流的对话者上。意料之中的是，有些人是靠如尼古丁或利他林这类东西来保持注意力集中的。这些药物就是对最优进化挑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