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元明易代致使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不是在社会等级结构,而是在当地人口构成上。在整个华中地区,许多地位显赫甚至曾在元朝为官的精英家族苦苦对抗红巾军和14世纪中期的其他叛乱势力,但当朱元璋的明政权在其地盘上成功建立起来后,这些家族又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安全、维持了地位。这就是发生在那些文人身上的事情,正是他们将天完政权的暴行记载下来,留给我们——安徽(徽州)人唐桂芳、江西人权衡、浙江人叶子奇和湖南人宋濂。关于元朝进士、明代《元史》编纂者宋濂(1310—1381),见他的《宋文宪公全集》(台北:中华书局,1965)。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记述天完军队如何“杀猎巨室”。关于唐桂芳、权衡和叶子奇,见上述引文。我们已经提到,麻城的元朝官员邹迁八的子孙们在明朝始终官运亨通,这也是真的。另一些麻城精英抓住机会,在新政权下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例如,来自该县北部乡镇的一个富有地主朱伯铭,为正在剿灭陈友谅的明朝军队及时贡献了几千担粮食,他的子孙从此便得到了帝国的特殊关照。《麻城县志前编》,15:27页。1365年,一名大胆的罗田反贼蓝丑儿诈称自己是(这时已经失踪或者死去的)“巫师”彭莹玉,自封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时,一个叫袁宝的麻城本地知名人物设法抓住了蓝,并把这战利品交给朱元璋的官员作为“献礼”《明史》,至正25/8,引自《明实录类纂》,606页。

但是麻城的人口巨变,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平民层次上,也许比其连续性更加显著。大概从1360年开始,大批朱元璋的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该县。1993年《麻城县志》,9页。明代的麻城新精英(将在下一章讨论)主要是依据其职位而产生的。为数更多的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了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例如,清朝中期的四川省志中收录了在元明之际迁到该省的21人的墓志铭,其中6人来自麻城县。陈世松编,5:171页。在四川省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其族谱的93个家族中,有37个声称是在14世纪末从麻城迁来的。胡昭曦,70页。麻城移民在四川各县定居,例如在合川县,帝国时代记载的15家移民中就有8家来自明初的麻城。Entenmann,165-166.不过,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达到在简阳县和剑州那么高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简阳县志》记载,在该县有记录的329个移民户中,至少59个是来自14世纪的麻城;加上后来的移民浪潮,麻城人在该县的所有移民户中占了大概83%!(麻城移民比例)在合川为40%,在广安为54%,在四川其他县中也非常高。见胡昭曦,69,74~78页。

从麻城到四川的移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早在132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是明朝皇帝朱元璋有意实施的定居政策的一部分。Entenmann,173-174.然而大批14世纪的移民声称他们离开家乡是为了逃避红巾叛军带来的混乱。这样的说法,至少一多半是不诚实的。事实是,这些人自己就是为“大明主”明玉珍效力的叛军。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于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而他们开创的大夏国的中心地区刚好位于剑州。王纲,83~84页。关于大夏国的历史,见陈世松编,19~27页;又见王瑞明、雷家宏,467~469页。

明玉珍所征服、麻城移民所定居的简阳、合川及其他各县,大多不是边缘之地,而是位于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平原和河谷地区。虽然四川的历任地方官都因此而抱怨这些易怒而好斗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新环境下发展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好几位元末麻城移民的后裔在明朝做了大官——例如杨廷和在16世纪初官至大学士。《麻城县志前编》,10:65~68页。在《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杨和其他成功移民的传记,这说明继续留在本地者与移民到外地者的联系非常密切。就像四川那些族谱所记载的,这些人没有忘记麻城是他们的根。他们是麻城移民浪潮的第一波,为明代中、后期麻城的迅速繁荣和改头换面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