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暴力

有些时候，民众变乱的可能性会影响统治者，使之在执行政策时采用更谨慎的方式：例如，在1573年修建麻城城墙的计划中，这种可能性促使官府从征募劳动力部分地转变为雇佣劳动力。通常情况下，这种忧虑引发了精英们持续数个世纪的运动：向底层阶级宣传教化（恰当的顺从和恭敬），向全体居民灌输四维八德。但麻城官府和精英更习以为常的做法，仍然是以他们自己模式化的恐怖暴力来应对民众的叛乱，这种做法集中体现在一个含糊不清的单字上——剿。

以下各章的叙述，将主要聚焦于这种得到认可的残暴行为。对妖魔化的国家敌人采用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暴力，在1630年代由梅之焕令人不寒而栗地辩护为“弹压妖犯”；它那些可怕的技巧，则在三个世纪后由自称“阎王”的国民党保卫团长林仁敷发展到了极致。这甚至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血腥捍卫宇宙道德秩序，使之免受动乱力量之害。在这种独特的地方情境中，此类战斗极为频繁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