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46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有些古籍也称“子赣”），春秋末年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闻名。
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他还善于经商之道，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题词挽商界有成就之人逝世，常以“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称颂，甚至有人奉之为财神。司马迁除了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大量篇幅记载外，在《货殖列传》中对其经商也有记载。孔子去世后，子贡守丧六年，是众弟子中为孔子守丧时间最长者。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篇》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从子贡的优点是“达”，这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素质。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就会从宏观上把握问题，而不会为细枝末节所累，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和冉求的“艺”，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以及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学习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论语·学而篇》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非常贴切，故而称赞子贡说：“始可与言《诗》已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在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其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结果，子贡的出使，造成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局面，其高超的口才和外交能力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孔子死后，后人对于子贡的赞誉，甚至高过孔子，在《论语·子张篇》中，子贡面对这些对自己的赞誉或对孔子的诋毁，他坚决维护老师的地位，他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当然，这些赞誉并非空穴来风，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皆因子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恭。《论语·公冶长篇》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子贡与颜回相比，就政事而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而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孔子遭遇危险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困陈、蔡，当时孔子门徒大多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最后，“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孔林中尚留有子贡自南方移植到曲阜的楷木，这是因为孔子去世时，子贡正在南方，听到消息后，带着南方特有的树种回到曲阜，祈愿老师原谅他不在身边之过，后来楷木存活了下来，并在曲阜大量生长，此树今天只留有部分树干，前有康熙手书“子贡手植楷”。
子贡晚年，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教学，子服景伯就是他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端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