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十七年马来亚槟城埠，某惠侨倡议救乡，在槟城先开会，举派若干人为代表来新加坡。动身时电知新加坡闽侨诸会馆，故多派人往码头迎接。并预告马来亚诸埠闽侨，均派代表约期同来。假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开谈话会，强邀余参加。诸代表有主张训练乡团若干人者，有主张与民军合作者，亦有主张造铁路利交通，兴实业，开矿产，则民生有赖，盗匪自消，方是根本解决者。所言各有理由，而不计事实能否办到。余则云：“凡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顷所言练乡团及与民军合作，以闽南之广，不但不能普及，不能满各乡侨之意，反恐画虎成狗，增添许多匪徒。试问华侨有何忠诚人才可负职责。至于兴办各事业，谈何容易，不但无许财力，亦缓不能济急。以余鄙见吾侨果有救乡真诚，则负担相当金钱，按马来亚闽侨力能办到者而行，办法极简单而有效。依光复时经验，现南京政府已成立，可发电或派代表磋商，请派若干军队驻闽南清乡治匪，订若干月可以肃清，每月吾侨补助若干军费，如此较靠得住。若要实行此事，必须筹有相当金钱，方可向政府商议。余按如须一师兵，每月补励至多国币十万元，至迟一年治平，计一百二十万元。政府如实行及治理有效，我则逐月汇交，否则，停止汇寄并与交涉。此款数目可由马来。亚闽侨担认。”然诸代表不置可否便散会，余从此不再与闻，余早知倡起者骛名，非实事求是。盖槟城代表来新加坡，何必分电各会馆，往码头迎接，其虚荣心可以想见。续后数月各埠代表回去，复来开会数次，纷纷不一，结果咸归泡影。而巧妙收场之议决案，则转归新加坡福建会馆办理，其理由新加坡为马来亚首府，福建会馆为闽侨各会馆领袖。余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然救乡事大，公义所在不得不承受，即乘诸代表未归召集开会。余言：“贵代表数月来开会多次，救乡无妥善办法，故移责本会馆，究竟诸君是欲卸责任，抑欲与本会馆合作？”诸代表云：“系请贵会馆领导合作。”余言：“既如是本会馆无他权能可以领导，唯有如前谈话会余所主张，侨胞负责出钱，要求南京政府派军兵负责治安而已，如同意赞成方有办法。”于是全体赞成，乃议决募捐坡币一百万元，新加坡卅万元，槟城十五万元，余分摊各埠至足数。余云：“此次救乡系由槟侨爱乡热诚提倡，目的若达，功德无量，然不可如前菲律宾空雷不雨，不但贻笑中外，反致有误家乡。各埠认捐数目应限期募足，请由槟城先行劝募，至迟两星期内起手，一个月募足，成绩如何来函报告。本会馆立即传达各埠及新加坡同时举行，均于一月内募捐足额，再传集开会选派代表赴南京。”全体代表均举手赞成。越日各代表回去，过后十余日槟城绝无消息。余乃致函查问，亦无确实回答，并不见报纸登载募捐工作，余复行函责问，竟复无价值了事，此为第二次救乡之结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