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外国已承认。汪精卫在法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互相利用，煽动反对。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李石曾君将往法国，途过新加坡，余告以汪事，渠云，彼亦常劝其勿参加政治活动，谓：“依你性质，最好做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后来余每追念李君，真善知人矣。至汪之左右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陈春圃等，余知其皆属碌碌庸常，笨拙无价值可言。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有年，未见其做何有利民生事业。来新加坡时在会场演说，及对记者言，渠等如何辛劳服务，每夜工作至午夜后方得就寝。南洋商报记者来访，详述其所言成绩，余答：“此亦如前日山东省之梁国有，捐赠政府三千万元，各报多为宣传，究实乃不兑现。”记者发表后，坡中某报付京报告，则寄一长函来此登载哓哓自辩。褚民谊来洋多次，余识之已久。在南京任行政院秘书长，地位何等重要，乃亲为女运动员执鞭，且拍照登载日报，谄媚妇女不顾国体，人格更觉可知。陈春圃抗战前与同伴七八人来新加坡，寄宿英旅馆，膳宿日费坡币百余元，无非浪费我国民膏血。某党员在怡和轩俱乐部设宴招待，陈春圃演说各项，不但极无条绪，且亦无何价值，彼乃认为关系严重，再三吩咐“切勿向外人言”，更足显其幼稚无知。汪精卫自身既奸庸愚昧，而主要徒党亦昏愦鄙陋如一丘之貉，结果自归惨败，无地自容，敌人虽利用彼等做傀儡有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