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魏晋时代的佛教

印度佛教进入中亚，再传入中国，大约花了五百年的时光。据《三国志·魏略·西戎传》的注说，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曾口授佛经给景庐。一般认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才传到首都洛阳。正史说，后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崇奉佛教。当时，佛教颇能与异地的思想融合。譬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渐跟儒家思想混合，但要花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当然，佛教的剃发为僧、不奉祖先，跟儒家的尚祖敬亲是不相容的。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势需先解决此一问题。佛教所提倡的“一人出家，九族升天”，大概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儒家思想，之后，佛教便以鬼神方术之一，而逐渐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在三国与西晋期间，佛教僧侣大都是外国人，到永嘉之乱以后，中国人才有出家为僧的。在南方，东晋明帝在位时（公元322年至公元325年），允许中国人出家为僧；在北方，由于佛图澄的建议，后赵建武元年（公元335年）准许汉人出家做和尚。从此以后，佛教深广传播于中国各地，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之一。外族的宗教一旦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中国士大夫当然要求它能配合中国的社会传统，因此，当时的沙门强调僧侣应严守有如中国礼仪的戒律。严守戒律，是要僧侣以方外之民而处于世俗之外，但是，从东晋桓玄以后，曾一再要求沙门对王者敬礼。净土宗之祖庐山慧远反对沙门需向王者敬礼。因此，中国佛教经常需在王法之下才获承认，而且经常凭王者对佛教的好恶决定其存废，这是中国废佛事件常发生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印度人或西域人翻译佛经大都不按印度佛教教义发展的顺序翻译，因此，大乘与小乘同被视为释迦牟尼的话语而为中国人所接受，丝毫不觉矛盾。但是，自从中国僧侣出现以后，对佛经的翻译开始反省，于是，对已经译成的佛经也着手加以整理，解释佛经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人去撰述佛经。从这些中国人撰述的佛经很能看出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解释与接受。

东晋的代表性僧侣是道安。他在佛制定的戒律之外，还制定了中国僧侣应遵守的僧侣规范，这表示佛教以适应中国的人与地的方式逐渐发展开来。道安制定的僧尼规范后来就成为禅宗的清规。此外，北方的佛教集团也以西域人鸠摩罗什（公元344年至公元413年）及其弟子僧肇为中心，逐渐繁荣兴盛。鸠摩罗什曾翻译许多佛经，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

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救济上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