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六岁的恩师爱新觉罗•毓鋆，于2011年3月20日向大地挥手，人间作别。“奉元书院”弟子风木哀思，历历难舍，同年10月成立了“中华奉元学会”，矢志凛遵师训，接着老师之学讲下去，会中并选出徐泓师兄当首届学会理事长。
2015年10月18日，理监事会确定于该日下午二时，假台北罗斯福路耕莘文教院举行第三届理监事改选大会；四年间，“奉元学会”已由二百余人扩增至三百余人，奉元弟子闻悉，由世界各地回台际会。
10月18日的会员大会，我一定满心欢喜参加：那是一种信守，“奉元学会”如青山，奉元弟子如永世不相负的磐石；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耽搁我，连天老爷都不能。
我没有读通《论语》。《微子篇》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不知天命，敬畏不足。
三十年来，我未曾在北、中、南公立或大型私立医院挂号看病，没有病历卡。我长住高雄，只在住家斜对面的李医师诊所拿高血压、血糖的药。
3月初，我的身体出现濒尿、尿失禁、尿液偏红现象，我以为是血糖偏高，请教李飞庆医师，医师说是肝胆问题，要我到对面另一家内科诊所求诊。这家以疗治肝胆为主的诊所医师帮我作了超音波（超声诊断），说是肝胆起了小水泡，开给我每天一颗药丸的药方。医师未作警示，我当然“我行我素”，依旧天天读书写字。
10月17晚上大约九时，临行前一晚，我开小冰箱，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屁股失去知觉，我手扶冰箱，愕然发现无力站起，一而再尝试，终是徒劳。
我对疾病的反应可说迟钝，我的下半身已经虚脱，显然已罹患重病，一般人连小孩都会求救，我却毫无惊觉，脑海仍盘绕那个不变的信念坚持：天亮后，我将北上，参加“奉元学会”大会，与同门欢聚。
我心想：明天要能北上，必须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的觉，我得设法，到二十步远的浴室。
上苍并未夺走我的全身力量，我双手趴地，如幼儿学步，半步半步奋力挪前，艰难爬进浴室，就着一张矮凳，打开热水器，冲热身体大约二十分钟，活热了一些血气，我扶墙上床。
我的确睡了安稳的觉。隔日早晨九点醒来，我在床上先轻动脚趾，再尝试微动身躯，然后小心坐起，坐在床沿片刻再曲身下床，歇息半小时后整装，预计搭十一点多的高铁北上。
出门时，似乎有个预感，心生不安：昨晚寸步难行，今日真能平安走进会场？如果中途行步困难，身子撑不住，那该如何？于是，我取了门边雨伞充当拐杖，以防走路摔跌——这是我面对病魔，唯一所做的理性防备。
吴荣彬学长家住台南，我住高雄，“奉元学会”开会时，两人相约同行，同车而回。为了参与这次大会召开，吴学长人在日本拓展业务，特别缩短时程赶回。刘义胜学长每当我北上开会，都会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天成饭店前接我。荣彬学长当天早回台北，确定我到台北时间，相约下午一点半，三人仍在天成饭店相会。
高铁进站前，我的身子有些冷寒。下车后，我略为借助雨伞前行。我一坐进义胜学长的车子，开始抖颤起来。义胜学长见状不安，有欲驱车直往台大医院，我坚持到大会会场。车子驶进耕莘文教院，我的意识已模糊不清。浅浅记忆中，我欲举步离车却是不能，我残存的最后影像是毓老师的慈颜。
义胜学长见我颤抖不停，急呼附近的学长贾炳坤，快快请在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的徐思淳学长或周正成学长帮忙。徐学长是理事长公子，也是“奉元学会”同门，每次学会有活动，他不仅与会，还常帮忙录影。所幸那天，徐学长已在会场，立刻与贾学长上车，看到我的情况，立时判定我是“败血症”。三位学长在我的家人未赶到之前，将我妥当地送入急诊病房。
徐学长是台湾骨髓移植先驱、干细胞开拓者、台大法医学科前主任及法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陈耀昌教授的得意高足。陈教授与我相交二十年。
荣彬学长相约下午一点三十分相会，正是我开始发颤时刻，他通知义胜学长接我时间，如果晚十分钟，不堪设想。
每回，义胜学长得悉荣彬学长和我北上开会，都会驱车接送，我内心感觉不妥，常向他表示：“我们搭计程车就成了！”这次北上，我本已婉谢他接车的好意，由于荣彬学长说他将赶来会合，义胜学长于是通知我仍在天成饭店前相会。事后想起，当天若是自己一人搭计程车，昏迷车内，司机不是送我进入警察局，就是医院急诊室，势必延迟抢救机会，我可能已走完人生。荣彬学长一通电话，接通了我的生机；义胜学长开车接我，开出了我一息尚存的生路。
台大医院急诊室视按照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安置于三区：一般急诊的轻症区、暂留观察区和在生死挣扎中、必须倾力抢救的重症区，重症病人在病情未明显恶化或重症区满床情况下，会先安排在暂留观察区抢救。
初入急诊室，意识已经有点障碍的我，被安置在内科暂留区M10的病床诊治。徐学长长期浸淫血液肿瘤研究，正确判定我得了病源来自胆道的败血症后，立即建议第一线抢救的医护同事，施用他指定的抗生素。“败血症”若未及时判断感染的原因与细菌种类，使用妥善的抗生素，立即控制感染，很可能会迅速进展为败血性休克，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率极高。
事实上，在使用抗生素之前，我已经意识谵妄、血压偏低、肾功能异常，临床上已有败血性休克现象，状况危急，已在抢时间和死神拔河。
徐学长指定使用的抗生素，提供了现场施救医师紧急救治正确意见，缩短了医疗观察流程，为其后的急救措施奠定了先机，也为我的生命争得生机。
周正成学长随后赶来，发现我血氧浓度不符理想，建议进入重症区C8病房抢救，被暂留观察区主治医师接受。
10月11日，同门师妹婚宴，我赴会祝福，坐在同门学长周正成旁边，正成学长是台大医院声举卓著的小儿科主治医师，他见我神色灰颓，断定我的肝胆可能有问题，促我就医问诊。隔天，主动来电，告诉说已帮我挂号内科医师高嘉宏。两天后门诊，高医师当天详细问诊，并抽血七小管，做较缜密的检查。
陈耀昌教授也与舍弟国胜熟稔，陈教授从思淳医师得到我病危消息，通知国胜弟与弟媳妇秀枝，国胜立即转知我的儿子许农。正成学长检视我在几日前，由高嘉宏医师安排的检验结果，认定早就有感染。随后的未打显影剂之紧急电脑断层摄影，显示肝脏应有脓疡，但肝门静脉亦有少见的栓塞现象，且胆囊有异常的阴影，不能排除并存肿瘤。当晚十一时许，正成学长强烈建议尽速接受经皮穿肝引流，但有他科医师持保留态度，担心若是肿瘤，插针刺破，肿瘤细胞将扩散，十分危险，因而等待第二天早上，由陈耀昌教授、思淳医师延请王秀伯医师进行的超音波检查，确定感染了肝脓疡，才动手术进行引流。
生死之间，我因施打对症下药的抗生素，稳住了生机，但我陷入了虚幻。
我在观察区M10，似乎见到一个诡谲的鲜明景象：有一个头戴黑长帽、身穿大红长袍、类似明代的大官坐在长榻上，前面有一个同样装扮的官员，半跪请命，我心生惊怖；不久，我移置到重症病房C8，C8的抢救仪器齐全，病患的一举一动，医师全盘掌控；我移置重症区C8时，求生强烈，试图坐起，似乎有走出去的冲动，遭医护人员制止。
近半年来，我深深觉得古今学人讲孔学，不是以座右铭的文学欣赏方式讲解，就是以史学辨疑方式为孔子立传，毓老师却认为孔子是思想一贯的哲学家，而以哲学的深度讲孔学，我应该遵循毓老师的教诲，撰写《哲人孔子传》。10月18日北上会员大会时，已近脱稿。
18日晚，看护未到，儿子照顾，我依稀记得他帮我换掉秽物脏衣。儿子事后告诉我，我盖了两层被子，还全身颤抖不已，护理师取来两盏暖灯，帮我取暖。
19日引流后，病情获得有效控制，意识逐渐恢复，但我的思路极其狭隘、驳杂、如浮光掠影般的不连贯。附近不时传来呻吟哀叫声，隔床人来人往，男女声夹杂。可能是虚幻的记忆中，我突然心动，掀开布幕一角偷窥隔床，赫然看见房中景象，如同我先前偶然所见，两名明朝官员动作如前。我霎时惊怖大叫，以为有凶神恶煞企图阻止我完成《哲人孔子传》，口里嘶叫着：“我要回去写书。”并且双手迅速扯掉插在颈子的导管。睡在我身旁的看护大骇，双手制止我拔掉插在颈子的仅剩中心静脉导管，并且说：“不要写了，以后再写！”
那一晚的挣扎，十天后，我在病房走道遇到当晚值班的护理师，她除了惊讶我恢复不错外，说：“你那晚太恐怖了！糟透了！你还说：我一定要站起来，走出去！”护理师面对重病者生死挣扎的惨状习以为常，该名护理师竟对我那晚的强烈挣扎，记忆犹新。
台大医院的重症病房C8是抢救生死之间的挣扎者，一旦渡过险境，立即移房，留给后来重症者。我在10月20日移置至内科病房。20日那天，我已清醒，思绪也不再杂乱。我似乎还能分别“虚”与“幻”。
“虚”与“幻”两字常连用。“虚”近“无”、“空”，看不见，摸不着。我直躺病床，张开眼睛，眼前景象变化万千，时而万马奔腾，时而千鱼跃水，时而群鸟戾空，时而日照平沙，时而野地峥嵘——我阖眼，倏忽不见。
10月21日，我睁开眼睛，看到的不再是变动不居的幻影、幻象，而是真实的天花板，我还闻到同门送来的苹果香——我重生了，而10月21日正是六十七年前，母亲生我的日子（隔天10月22日是毓老师的生日）。
台大医院的卓越医师群救了我。肝胆名医高嘉宏不时探视，主治医师苏东弘，住院医师钟安妮、李威龙悉心照顾。
“奉元学会”师门兄姐接二连三前来关切，是我摆脱病魔纠缠的生力根源。我移置重症病房听到他们由心田深处发出的焦虑温暖呼唤，可惜的是，我只感觉到模糊的身影，无法叫出他们的名字。有些同门学长三两天就来关切，有的多至四五次。师兄黄大炯从花莲来看我，他手书《琴操》，并在病榻前为我歌吟。
同门学长周正成每天晚上九时左右前来关注，有时一天来两次。他身穿白长医师袍，口袋内还带听诊器。
11月10日，我照完核磁共振，近月来的忧虑大为释放：肝脓疡原来仍有四厘米长的脓未能流出，核磁共振后发现仅剩1.8厘米，而原先担心的胆，虽有一块阴影，判定是胆结石，栓塞部分也属感染，而无恶性肿瘤之虞；否则，药石罔效，且预估只能再活数月。
正成学长当晚脸上现出一抹欣悦的神色。他说，一个医师对病人要知危，不能忽视最坏的情况，他一直担心我的感染程度，以及始终未完全排除可能的恶性肿瘤转移。看到核磁共振图影，确定我的其他器官，只有肺部感染了一个小地方。为了根治我身上可能的病疾，他请来一般外科医师胡瑞恒，帮我疗治胆结石和栓塞，庄立民教授帮我诊治内分泌。正成学长还题了苏东坡一首《八声甘州》的词相赠。这词本是苏东坡“寄参寥子”：“算同门（苏词作‘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同门师兄姐在我病床旁，听我谈起自己在17日已告虚脱，仍坚信隔日能北上参与“奉元学会”会员大会，强行北上，没有留在高雄，终而得以死里逃生，似乎有一个共通的想法：我若没有坚持参加会员大会，高雄又没有一个熟识的医师朋友，我可能就在18日这天，从人间消失，是毓老师召回了我——数十多年来的劳往迎来，我当有一些事做得未尽心力，辜负了一些人，而且还有一些事未做好，毓老师要我补过。
毓老师开班授徒，班数过百，他给最后一班取名“急救班”，他忧心中华文化不能接着讲下去，他要急救，我虽未能听“急救班”的课，毓老师却急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