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4 为什么人们不愿生二胎？

导读：从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迎来全面二孩时代。全面二孩政策意在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尽管各种生育鼓励政策频出，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国人生二胎的意愿并不高，预想中的生育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经济收入提高会导致生育孩子的需求增加，但是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从而导致新生儿数量低于政府预期。

 

为防止人口过快增长，1980年起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规定：一般情况下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增长，避免了大约4亿人口的出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计划生育政策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其倡导的优生优育为子孙后代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显现出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人口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的问题十分严重；偏爱男孩的传统观念导致一些孕妇将女胎流产，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年轻人口不足导致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性较差……基于国情，我国从2011年起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放松：同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对于想要多个子女的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与预期不同的是，一年多过去了，大规模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许多夫妇坚持只生一个，放弃生二胎的机会，甚至不愿要孩子的也大有人在。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其他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也是如此。尤其像瑞典、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政府的政策鼓励多生多育，人口仍然维持着多年的负增长。由此可见，鼓励生育政策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明显的实施效果。

网上调查显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原因有许多：部分有生育意愿的人因为年龄偏大，担心生育风险大而放弃生育；有的家庭生活态度发生变化，更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抚养下一代的责任，担心生了二孩后生活质量会下降，不想生；更多的是因为生育成本、生活成本等太高，生活压力太大，有意愿生却没能力抚养。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假设孩子是物品，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如果收入越高，需求量越大，这是“收入效应”；同时，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生育会减少，这是“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人们就会选择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事实上，收入高的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传统的观念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生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作用就是延续血脉，增加劳动力，从而使生存变得更有竞争力。因此，生育孩子的多少成为衡量母亲好坏的指标。迈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对于孩子的高需求主要源于传统农业家庭的三个职能：组织生产、养老和互相保险。多生育子女带来的是更加充沛的劳动力和更稳定的继承机制。这有助于家庭创造更多财富，使每个成员过得更好。同时通过扩大家族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社会地位。父母抚养孩子，孩子长大后反过来照顾不再有生产能力的父母。更多的子女意味着每个子女养老的负担更轻，使他们在养老反哺的同时能够从事自己的生产活动。一个家庭的成员越多，某种意义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的风险就越低。拿最简单的继承来说，若有孩子去世、生病，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弥补，继承财产，延续血脉。尤其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孩子早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需要较多数量的孩子来分摊风险。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家庭的职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人们对孩子的需求减少了。工业革命后，家庭作为社会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减弱，一个工厂就可以实现成百上千人的共同生产。生育一个孩子增加的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而是社会的劳动力。这对家庭本身来说，生育的激励就不再强烈。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成了一个仅仅由亲情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集合，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孩子反而变得没有意义。当今社会，金融产品和财产存储帮助人们实现了“自我赡养”。人们可以进行多元化投资——储蓄、股票、债券、房产等，在年老缺乏资金收入时生活费用可以得到保障。同时，社会也提供了各种保险产品和社会福利。在自我养老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多生育孩子也就失去了它的养老意义。例如在生育率极低的日本，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且规定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营利性质，对40岁以上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健康检查和治疗。极高的医疗保障使得公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至少在自己陷入病痛时，可以靠国家的社会保障，对于孩子反哺照顾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再比如世界最早进入负人口增长阶段的国家之一的瑞典，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以领取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可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在这种极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人们内心就有了“即使没有孩子也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孩子的“用途”与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被弱化。生育孩子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亲情的行为——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内心得到幸福和满足。

与此同时，生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节节攀升，养育孩子的成本占家庭总支出的30%以上，有的家庭甚至达到50%。2017年2月央视财经《消费主张》栏目组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城市，选择了四个家庭计算生二孩的成本。北京夫妇称养到7岁幼儿园毕业要260万元，上海夫妇称两个孩子上学等每年开支合计25万元，深圳夫妇称从生孩子到中学毕业总计54万元。在当今的中国，家庭养育模式更加趋向于重质量。很多人生育时考虑更多的是：有没有能力让孩子的个人价值实现最大化。家长不但要给孩子最好的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还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甚至要“一掷千金”送孩子出国深造。父母为新婚子女买房早已屡见不鲜，房价如此之高，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高昂的花费要翻倍，人们不愿多生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高昂的显性成本外，养育二孩还面临着许多隐性成本。多养一个孩子，父母们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更多的时间、兴趣，甚至自己的事业，尤其母亲的牺牲更为普遍。如今一般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是28岁至35岁，该年龄正处于非常关键的事业上升期。母亲因怀孕、生育、抚养子女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其工资性收入和晋升机会。中国职场上还存在着“婚育歧视”的现象，一些公司倾向于招聘已经婚育的女员工。结果就是，生一胎尚且要犹豫，生二胎就更不敢想了。

全面二孩政策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益处，但如果政府没有对生育成本进行有力支持，女性的地位和工作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大多数夫妻对于生二胎的选择会越来越慎重。

（案例作者：陆蓓 王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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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宽“二胎政策”

曾几何时，“只生一个好”是家喻户晓的计生标语。如今，中国将放松饱受争议的“一孩化”政策，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个“关键的决定”。

市场对中国开放“单独二胎”的反应直截了当，逢婴必买。政策一出台，投资者便蜂拥至各类婴儿用品产业，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婴儿用品、医药医疗热涨的同时，生产避孕套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股票却遭遇冷缩，从15日的顶点每股26.23元人民币的位置一路跌宕往下，18日一度降至每股25.15元，收市报每股25.58元。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是如何遏制因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政策的放松主要是出于经济的考量，因为当局已经开始担心未来20年、甚至更早就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尽管中国30多年来首次放松有争议的一胎政策，但是别预期中国会出现新的婴儿潮。很多夫妻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年轻人的生育愿望发生了变化。生育政策虽呈逐步放开的趋势，但因“有人养不起孩子”，中国的人口增势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在中国，生存成本与极速增长的经济一样快速上涨，一些中国人表示：由于经济压力，即使政府允许，他们也不想要第二个孩子。

30多年来，随着束缚解开，个人价值被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很多人生育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有没有能力让孩子的个人价值实现最大化。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养孩子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父母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时间、兴趣甚至自己的事业，或许还会降低生活品质。一旦有人认为这种牺牲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受损过多时，那“怕生”自然成为一种“自救”的手段。

当应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人口红利危机时，放开人口政策并非解决问题的全案，还应从提升生存发展环境的“软实力”着手，降低“生养成本”，提高“幸福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