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嬗递中的先见与失误

法国杰出的作家和诗人维克多·雨果为倡导给予创作艺术家和作家的国民待遇原则并促成《伯尔尼公约》的制定做出了卓越贡献。1838年1月6日，雨果参加了法国文学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成为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年4月16日，法国文学家协会宣告成立。从此，雨果除积极参加国内保护文学家权益的活动外，还与法国作家左拉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一起开展大量活动以促进著作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建立（于平安，2008）。

1858年，雨果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作家和艺术家大会，大会确认了给予创作艺术家和作家的国民待遇原则。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雨果发起成立国际文学联盟（即此后的国际文学与艺术协会），他本人担任创立主席。之后，国际文学联盟又多次在各地集会（1879年于伦敦，1880年于里斯本，1881年于维也纳，1882年于罗马，1883年于伯尔尼）。伯尔尼会议及后续会议明确以《巴黎公约》为模板设计多边版权协议，并最终在1886年于伯尔尼制定《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May，2007）。

《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仅包括有限的实质性法律条款，在知识产权的具体保护规范上，要求成员国适用自己本国的法律。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实体性保护规范，《巴黎公约》后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责难——尽管《巴黎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给予成员国国民与本国国民同等待遇，但实体性规范的缺失仍导致一些成员国只提供相对很少的知识产权保护（Barrett，2008）。《伯尔尼公约》吸取了教训，规定了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保护人群、保护期限以及根据公约给予这些作品的独占性权利。对照《巴黎公约》，可以发现后者对成员国的要求更少（Evans，2001）。

即使存在双边或多边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个别国家仍试图采取单方面行动为本国国民在国外争取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例如，在《TRIPS协议》签订前，美国常利用301条款（USA，1974）要求别国给予其国民更高的保护以打击盗版行为。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USTP）每年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公布一批国家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在保护美国出口的知识产权产品上存在重大障碍或歪曲。根据301特别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可以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包括对其认为违反该条款的国家征收关税和进口税（Epstein，2008）。

TRIPS谈判期间，国民待遇原则被纳入了《TRIPS协议》，然而在欧盟视频产品补偿金问题上，美国和欧盟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娱乐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对电影制片人的市场准入限制。例如，法国政府对外国电影按票价11%征税，所得并不反馈或分享给版权人，而是补贴法国本国电影。虽然最终没能达成一致，但TRIPS仍然确定视听产品可以作为WTO争端解决条款的适用对象（Stewart，1995）。

1995年，在经过乌拉圭回合的七年艰苦谈判后，《TRIPS协议》解决了知识产权规范上国民待遇原则与主张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支持扩大自由化和最低保护标准。具体而言，《TRIPS协议》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两方面做出了突破：首先，它表达了对成员国国民的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的青睐，用国籍归属限定享受国民待遇的范围；其次，在国籍判断标准上，《TRIPS协议》创造性地吸收了已有公约的相关规定，《巴黎公约》之前的成功做法被《TRIPS协议》直接使用（Evans，2001）。

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缔结两部条约——《WIPO版权条约》（WCT）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两者统称《WIPO因特网条约》（WIPO Internet Treaties）。这两个新条约为应对数字技术构成的挑战，特别是针对数字网络上信息传播的需要，再次确认了国民待遇原则，并对《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提供的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更新和补充规定。作为版权和邻接权全球保护制度现代化的里程碑，《WIPO因特网条约》引领版权和邻接权制度进入数字时代（Taylor，2010）。

在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希望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美国和欧盟为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努力已经无所不在——不仅涵盖众多事项的双边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施以贸易制裁威胁，还包括知识产权内容的地区贸易协定、多边协定、欧盟范围内的法律一体化以及WIPO主持下的有关电子传输复杂版权问题的国际谈判（Maskus，2000）。与此同时，美国依然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以追求超越《TRIPS协议》要求的保护，也经常因规避WTO多边保护框架的行为受到指责（Epstein，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