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年反思

1915年，严复应邀为《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作序，指出：“海军者，攻守之大器也”。军舰潜艇大炮飞机虽为让人类“蒙其厄”，连海陆生物都受连累，不得安生，“其为事之不仁如此，然而彼既为是矣，则凡与并立于此一世者，又安得以无为”。他说，日本与中国同居东方，其幅员不足中国之什一，而奋然变法比中国早三十年，甲午之役打败中国，割台、澎外，索战费二万万，然后用此巨款，大治海军，超为强国。严复对此深有感触，并发挥说：

不佞尝考西方史书，上古波斯称至强，而不得志于希腊。加达支韩尼泊又至强，而不得志于罗马。挽近拿破仑又至强，而不得志于英之三岛。揆所由然，则无他，独以希腊、罗马与英有海军故，而为之敌者莫能尚也。民国之三年，欧逻巴大陆兵事蜂起，英人以海军国，与法、俄连横，而德奥亦失势。当此之时，日本乃从容出其余力，以覆德人山东之租地，回舟南指，而诸岛中德人之殖民地尽矣。此其海军之效，不亦大见也哉！然而其国早知之士，犹以为有危机伏焉，著为专书，以撼其政府。

严复由此感叹：

嗟夫！使如彼者而犹以为危，则我之南北濒海万里，所恃以为屏蔽者云何？宁待再计而后知其必无幸耶！

“心有所危，则必号呼以告其国人”，这是严复在上述《序》文中所发的感慨，也是其晚年思想心境的真实写照。

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帝制复辟之后，南北决裂，各诉诸武力。对于此种现象，严复认为，“溯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伍，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苟吾国欲挽积弱，变而尚武，自当先行从事于十年廿年之军官教育，而后置之戎行。盖使吾国军官，尽若春秋之仕官，汉之赵充国、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韩、岳，明之俞、戚，则所谓重文轻武之说，何从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于是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

对于军阀“包办军政”，严复认为，这“终为一国祸源，此制不更，则中国国防永无此物。盖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军人暴富，酣豢淫奢，虽有颇、牧之才，终归腐败，求其死敌，必无是事者也。……试问吾国士官，自督军、师长以降，其人何止一妻？而不动储存诸产，奚翅廿万？吾不识国民何辜，乃出其绞脑沥血之赋税，以养此无数钩爪锯牙之猛兽也。自前清铁良首建练兵卅六镇之议，项城起乘其权，自诩组织新军，大变湘淮壁垒，乃不悟根本受病，则兵愈盛而国愈危。甚矣！自营之为祸烈也”。

1918年5月17日，严复致熊纯如：“数千年文胜之国，所谓兵者，本如明允有言：‘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倣东西尚武之习。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凋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此军人操权之究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