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治国理政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关键词：中国的发展 世界的机遇

一、当今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保持了70多年相对和平的发展，如今进入一个新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时期。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要动力和引力，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以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为主要特征，并时而伴随强权战争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近些年，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工业制造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业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占据科技前沿并引领高端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存在大量低端就业，一些人甚至长期失业。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层面形成了新的跨越国界的产业链，在国家层面则出现了快速的产业调整和分工。这样的调整使国家间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对高端技术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如同拥有高端技术和金融服务的国家对中低端制造业国家的依赖一样，谁也离不开谁。各国产业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均衡的，有些国家快些，有些国家慢些，有些国家则停滞不前。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当前的世界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并不能保证各国普遍均衡地从发展中受益。而各个国家采取的不同政策对这一进程也产生了不同影响。有些国家采取适应发展要求的政策措施并实现了较快发展，有些国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作出恰当的改革和调整，因而失去了发展机遇。世界发展不均衡，成为这个时代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和调整都引发了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有些国家承受住了这样的变化，社会结构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变化。但也有些国家难以承受产业调整带来的剧烈震动，甚至出现了社会分化断裂现象。另外，人口变动加剧了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和战争移民大量涌向经济繁荣和福利优渥的国家，给那里的社会带来不小冲击，宗教和文化差异又加剧了这种冲击。社会结构快速变动，是这个时代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经济社会的调整变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有些国家，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因应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两极化、对立化倾向，“国家主义”“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更为极端的口号和政纲开始被一部分人接受、信奉。世界发展走向更加复杂多变。

二、世界既面临发展不均衡的挑战，又迎来共同发展的机遇

全球性的产业、社会和观念大变动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逆全球化倾向同时存在，世界市场深度整合与市场失灵现象同时存在，完善全球治理与肢解全球治理的力量同时存在，国家之间合作不断深化与恶性竞争逐渐显现同时存在。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生产进步和生活改善的必由之路，但发展和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现象既普遍存在，又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既是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中的局部性和阶段性难题，又可能对世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

面对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威胁，人类曾提出过一些影响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理论。但是，有的理论是为了维持国家间的相互制约和制衡，而不是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有的理论强调竞争，认为唯有竞争才能提高效率；有的理论甚至论证了强权和依附的合理性，借以固化不均衡的状态。如何建构一套适应当代世界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既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又能使这些发展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砥砺、相互促进，进而汇成各国共同发展的洪流，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道难题。

世界力量的多重交错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挑战，也孕育了多重机遇。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人员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流动，越来越多的财富在流动中被创造出来。发展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的活力从发展的边缘地带、从穷乡僻壤中迸发出来，使生产力分布不断调整、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生产成果不断为更多人所享有。不仅仅是生产的全球化，交流、交通、技术等多重的全球化成为促进人民富裕和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事实证明，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地加深和扩大合作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国家间对抗所能获得的国家私利。如果中国不断发展，新兴国家不断发展，一些最穷国也开始发展，这些发展都出现在多重全球化的框架下，就能为全人类创造更多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为了保护和增进共同利益而构建起利益共同体，远比零和博弈、赢者通吃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应是人类共同命运的归宿。

三、中国的发展路径和理念有利于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

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由于长期徘徊于农业文明而遭到先行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沉重压迫、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面对落后挨打局面，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奋起反抗，经过反复实践、比较，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国情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文明发展的思想指引，探索出与西方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克服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扬弃、成长、改革、进步，在几十年时间里跨越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与西方均势理论、零和博弈的逻辑和方式不同的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发展路径和理念包容性强，有利于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

首先，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单纯逐利性。正如习近平2015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访问时的一次讲话中所说：“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对于有着类似历史经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历程是可供分享的实践经验和精神财富。

其次，中国曾深受强权势力侵害，因而坚定维护主权平等原则，尊重各国核心利益，坚决反对恃强凌弱，奉行平等互利，提倡合作共赢，包容多元文化，这些主张都有利于世界均衡发展。中国倡导以平等参与、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方式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支持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治理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以多种文明共存共荣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最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因此，中国的发展还在路上。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也欢迎致力于发展的各国与中国同行并进，形成和平发展的世界主流、时代潮流。可以说，中国提出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均衡、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均衡、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打造富有活力增长模式、开放共赢合作模式、公正合理治理模式、平衡普惠发展模式的主张，号召世界各国“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坚定地站在了维护和推动世界发展的潮头。

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

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互通有无、相互促进，不仅是当代中国人民的诉求，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的诉求，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新的人类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理应回应这种诉求。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和方式。“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一贯倡导的国际准则，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平等参与，倡导求同存异与文明宽容，遵循市场规则并坚持市场运作，兼顾各方利益并坚持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通”。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可以整合资源、弥补缺失，可以丰富物资、提升技术，可以联络感情、化解矛盾，可以利益共享、命运共担。因此，中国提出政策沟通，以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提出设施联通，以打通便利货物运输的通道；提出贸易畅通，以惠及“一带一路”沿线数十亿人口；提出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出民心相通，以加强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相互理解。这“五通”将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互通，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具体实践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与运行。成立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不足，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亚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亚投行的最大股东，中国在亚投行中奉行的是严格的市场规则，采取的是高标准的多边主义管理规范。从所有权来看，亚投行为创始成员国所共同拥有并管理，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共同体；从运行规范来看，亚投行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市场规则；从组织原则来看，亚投行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决策程序；从工作方式来看，亚投行体现了共同工作和共同受益原则。随着亚投行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合作共赢方式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场、一个良好友善的国际环境，需要更多更深更广的国际合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通过与世界共同发展，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也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多次重申，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共同实现整个世界的发展。无疑，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