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价值论的价值领导

“价值”主要是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直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存在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价值观代表了人们最基本的信念，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意义的选择。在一个团队中，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不是价值中立的。

所谓价值领导，就是领导者有意识地通过以身作则、舆论传播和引导、制度塑造等多种方式，运用核心价值观去引导、整合和规范组织成员的个体价值观，促使组织成员认同并奉行组织核心价值观，从而最终实现组织共同愿景的过程。价值领导与人的使命感、信念及意志等主观因素紧密相关。

（一）建构价值，用价值来引导人激励人

从领导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说，价值领导的问题伴随着领导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伯斯在探讨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差异时提出，变革型领导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从而能够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使得下属超越短期的和个人的利益，因而领导效能更高。豪斯明确提出“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学”理论，认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领导，可以通过向组织和工作注入价值观，从而唤醒下属对集体及其愿景的认同，以及下属自我功效和自我价值的提高。彼得·圣吉则指出，领导者的角色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领导者要发展愿景、价值观和最终目的或使命。它能促成组织发展出一个长期的方向及学习的动机，引导组织成员不断厘清组织存在的理由。上述几位学者都在强调，通过价值领导的方式，将组织对成员的外在激励演化为组织成员自我的内在激励。这一现象的基本的发生学原理就是，人不仅仅追求自我利益，往往还具有更高级的行为动机。

价值是人内心真正关心的，即使面对挫折，也能使人们坚韧不拔，产生克服困难的强大意志。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价值领导在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例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物质条件很差，红军战士的军营中却能响起“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的歌声，还能战必胜、攻必克；长征期间，红军战士在物质奇缺的境况下，走出了草地；抗战时期，我边区被经济、军事封锁，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就其根本而言，是因为信仰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能够凝聚人们的力量，能够战胜敌人、战胜困难。

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内涵中的几个关键词，如富强、振兴、幸福等都是富有哲学价值论意味的词汇。而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必须”，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又彰显了独特的价值理念，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爱国及改革创新的价值理念及民族团结的价值理念。

（二）弘扬价值，用价值衡量评判领导工作

领导活动要用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主要指导。例如，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邓小平明确提出“领导就是服务”，这里隐含着几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一是党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民这个价值主体的需要，所以要着眼于和着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执政的政绩观集中体现在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满意不满意”。三是能否有效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反对腐败是对执政党的重大政治考验和长期历史课题。这就把党的宗旨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提高到党执政的领导哲学的高度。

（三）示范价值，领导者用价值来带领人

领导者的行为不仅激活了其追随者的内在价值观，而且为其设立了一套恰当的规范，同时传达了组织最重要的价值观。实践证明，追随者通过观察领导者的行为与行为后果，无形中可以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追随者在适当的时机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因此，价值领导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领导者自身是否持有明确的、崇高的价值观并真正在实践中践行。

领导者充分发挥行为示范作用。“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求别人做的，领导者要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领导者要坚持不做，这样就会由行为而产生巨大的人格影响力，获得非权力影响力，从而有效塑造整个组织的行为。

领导者还要善于树立身边的典型，对于尊崇组织价值的行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表彰，而对于危害组织价值的行为，则要坚决地予以批评、惩处或者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