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墨子》

第一节 墨翟和《墨子》概要

一、墨翟简介

墨子（约公元前470年—约前381年），名翟。姓墨氏，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其生平先秦史籍未有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将其小传附于《孟子荀卿列传》后，仅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不可不谓简略。因魏晋时期玄风大畅，墨子被谈玄者引为同道，东晋葛洪更是将其写入《神仙传》，把墨子描写成“内修道术”的神仙，编造了其82岁后得仙人传授，撰写《五行记》的故事，十分荒诞不经。清乾嘉时期，特别是晚近时期以来，墨学研究再起高潮，墨子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晚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以《墨子》所叙墨子行迹，参合先秦以来历代有关文献，作《墨子传略》附于书后，较为详切；近、现、当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朱自清、郭沫若、钱穆、冯友兰、任继愈、孙以楷、邢兆良等人在墨子行迹及年里考辨上作了大量研究，许多问题的考辨非常精审。于是，墨子的生平事迹可以较为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墨翟的先祖为孤竹君之后，宋国公族目夷人（墨台氏），唐《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因在宋国内争中失败，迁至鲁国滥邑（即附庸国）邾国（今山东滕州境内）。后家族破败，降为匠作贱人。墨翟之名，今人王献唐以为“狄”“翟”一音之转，可能说明墨翟是少数民族出身。因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盖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章太炎先生以此判断：“盖墨子去孔子不远，与公输般同时。”并引据《礼记·檀弓》所叙，言墨子见楚惠王时，已约三四十岁，公输般已经老了，“墨子行辈略后于般也”。孙诒让《墨子传略》以为墨子约生于周定王时，卒于周安王末年。孙以楷在此基础上考定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0年，约卒于公元前381年。

因出生于匠作之家，墨翟从小会干木匠活，精于器械制造，曾用木材做过车（类似今天的轴承），安在车上，可以让车子承载30石的重量，速度既快又省力，几年都不会坏；又曾用3年的时间做成木鸢，飞了一天才掉下来，不只是其弟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智者惠施听说后也大加赞赏：“墨子大巧，巧为，拙为鸢。”至于《艺文志》谈到墨家学说时说，“盖出于清庙（按：供奉文王的宗庙）之守”，朱自清以为“墨翟便出身于武士”，又说“墨原是做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大概就源于此，当然也能解释墨翟为何精通武艺、善于守御了。

鲁惠公时“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周桓王派史角前来观礼，史角便被留在了鲁国，墨翟曾向他的后人学习，事见《吕氏春秋·当染》，此条下东汉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一篇。”这史角大概是《艺文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的作者尹佚的后人，尹佚为清庙之守，即《洛诰》中“逸祝册”的逸，“逸”“佚”一音之转，“祝”，祷祝的意思；而史角亦为清庙之守，因而班固所谓墨家之学出于“王官”中的清庙之守，是可信的。大概跟从史角学习，便接受了其“明鬼”“兼爱”“尚同”和“节用”的思想。如西汉刘安《要略》篇所说，大概后来他又师从儒生，但不喜欢其礼节太繁缛、厚葬太浪费、服丧时间过长，既扰乱活人的生活，又耽误工作，所以就综其所学，著书立说，另立门户，设塾授徒，开创了墨家学派。由于他主张爱无差等、反对战争、倡导节俭、尊贤敬老等的思想符合当时处于下层的手工业者、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是农民的利益，所以一时应者云集，连孔子的得意弟子子夏的学生禽滑厘也改投他的门下，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墨家的学说被后世称为“显学”，与儒学并驾齐驱。

和当时及以后的其他诸子一样，墨子的教学和政治活动，都是在带着弟子周游天下的过程中进行的。孙诒让《墨子传略》说墨子：“盖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文子》书称‘墨子无煖席’，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斯其譣矣。至其止鲁阳文君之攻郑，绌公输般以存宋，而辞楚越书社之封，盖其荦荦大者。”基本描画出了墨子一生行迹，邢兆良也认同孙诒让的说法。

墨子师生周游列国，第一站应该是鲁国的周边国家。当时鲁国北有齐、南有楚、西有卫、西南有宋、东南有越。早些时候，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先由鲁入卫的。那么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呢？翻检《墨子》一书，我们不难发现，前人所谓“墨子无煖席”“墨突不黔”形容得极为恰当，座席还没有坐热就起来了，烟囱还没有熏黑就停止了做饭，墨子及其弟子总是在奔波，总是出现在有争端，特别是有战争危险的地方，为人息争止战，锐身赴难，栖栖遑遑，周游天下，济世救民，死而后已。那么，第一次处理纠纷、息争止战的事件发生了：“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衣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皆云墨子从鲁而至楚见楚王，而《墨子·公输》却云“子墨子闻之，起于齐”，孙诒让注引清毕沅云：“《吕氏春秋·爱类》篇云‘自鲁往’，是。”此本是否为后人删改不得而知，至少两个说法并不矛盾，或墨子师生北往游齐途中，闻讯折返鲁国，分头行事，一部分弟子在禽滑厘的带领下赶赴宋国，而墨子则带着一部分弟子南下楚国见楚王。于是，“止楚攻宋”这一墨家学派的第一件大事发生了。孙诒让推断，楚王即楚惠王，墨子当时年龄不超过30岁。邢兆良推断，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年—前440年，墨子正处壮年。

据《墨子·公输》篇载，公输盘为楚国建造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一消息，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脚生重茧，鞋破了就裂裳裹足，花了十天十夜赶到楚都郢。墨子先用包含“兼爱”“非攻”等内容的“义”的理论去折服公输盘，又游说于楚王前。为了彻底打消楚王的念头，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了一场攻防模拟战。墨子以束腰的皮带作城墙，以小木片为守城器械，公输盘用多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一一瓦解。一方已黔驴技穷，一方仍游刃有余，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模拟推演战，极类似于今天的沙盘演兵。最后，墨子洞悉公输盘打算杀掉自己以达到攻宋目的的想法，明确告知楚王及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头严阵以待，最后迫使楚王不得不放弃攻宋的企图。墨子“止楚攻宋”，可以说得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所谓“上兵伐谋”是也。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据《墨子·鲁问》载：“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盘觉着自己技艺很高超，就在墨子面前炫耀：“我舟战有钩拒，不知子之义亦有钩拒乎？”结果如《公输》中那样，墨子先凭借“义”也就是“兼爱”“非攻”的思想武器以理服人，接着用三寸之木削成车辖（即车销，连接车轴和车辆轴套的活销，类前所谓车輗），凭借所显示的高超技艺，使得公输盘用竹木制成的鹊鸟相形见绌。最后，公输盘不得不折服：“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孙诒让以为此事当发生于上一事件之前。现在看来，《墨子》一书的编次中，《鲁问》虽在《公输》之前，但《鲁问》所记之事时间跨度很大，当是其早年到晚年居鲁时的言行总汇，故不能做时间的类推。而按照事理逻辑来看，断没有墨子奔走十日十夜到楚国见到公输盘后，不先聊当务之急，却扯楚越水战之理。另外，更早的时间墨子是否来过，见过公输盘，尽管我们没法确定，但即使来过，也绝无可能会在两人较艺斗巧后，公输盘却主动把其攻宋的战略构想泄露给一个奉行“非攻”、专帮人打防御战的战术大师，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在没进行专门的战术较量和武器比对前，就主动地放弃了。退一步讲，就算这样也合理，因为公输盘可能会野心不息、风云再起，但墨子也断不会事后不做好公输盘反悔的准备。更何况依他的脾气和主意，定也会用计、用他的思想武器把攻宋的想法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与公输盘以辖胜鹊一事，当在模拟城池攻防战后。公输盘心有不甘，于是借自己的钩拒在楚越水战中取得的实战效果，来挤兑墨子之“义”乃纸上谈兵，最后反而在较艺斗巧中被“打”得“大败亏输”。于是，“止楚攻宋”事件才真正结束，也正因为如此，此事才于史无载。

“止楚攻宋”后，墨子师生们可能滞留在楚国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或许为了更好地“教化”楚惠王，避免其攻伐宋国的念头死灰复燃，乃“献书惠王”。按邢兆良推测，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39年左右。结果，“献书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墨子·贵义》）。墨子用伊尹虽为贱人却被商汤当作良医善药的例子，驳斥了穆贺的观点。唐余知古《渚宫旧事》二说，“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都，献书阙下，楚惠王赞为良书，以书社五百封墨子，墨子辞而不受”。另据《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派弟子公尚过游越，结果公尚过游说越王，越王大悦，派公尚过请墨子至越，要用吴之故地五百里分封墨子，也被墨子拒绝。以情理推论，此事发生的时间当距离“献书惠王”不久，或再后更妥帖些。因为除开公尚过游说，让越王有了“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的想法外，更重要的是劝楚惠王止战收到了成效。而劝楚王止战，除了“止楚攻宋”外，还有就是跟公输盘的较艺斗巧，然后就是献书阙下。同时，可以设想，墨子既然能事先派禽滑厘等三百人去助宋守城，那么与公输盘聊楚越水战时，一定想到了对策，因为公输盘并没有答应不攻打越国。墨子派公尚过去越国，是不是有未雨绸缪之意，只有公尚过和他自己知道了。

据《墨子·贵义》篇孙诒让所引《渚宫旧事》注，在“献书惠王”前后，墨子或与鲁阳文君交好。鲁阳，鲁山之阳，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文君，即名“文”的“君”，君类“县公”的爵位，又有尊称意。因而在楚国期间或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多次造访鲁阳文君。《耕柱》篇载墨子两次晓喻鲁阳文君不要众暴寡、强凌弱，其中一次提及楚国不要欺凌郑、宋。《鲁问》又载墨子对鲁阳文君“啖人之国”“忠臣”文，强调仁义，止鲁阳文君攻郑事。两篇中所有与鲁阳文君发生关系之文字，均是墨子以“兼爱”“非攻”规劝鲁阳文君为中心的。以情理推，因“止楚攻宋”事，墨子滞留楚国，游说鲁阳文君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做得毫无后患，或者，攻郑事亦当在“献书惠王”后，应该是在楚国彻底打消了攻宋念头一段时间以后了。

“献书惠王”并“止鲁阳攻郑”后，北方宋国又起争端，墨子遂奔赴宋国。如前所述，《史记》只云墨子曾经为宋国大夫，但没有具体的时限。孙诒让《墨子传略》考定当在宋昭公时。宋国的司城皇喜和太宰戴争权，司城皇喜弑昭公而专政。这个司城皇喜，就是司城子罕，孙诒让《墨子传略》据《史记·邹阳列传》言子罕囚墨子事，说“昭公末年，司城皇喜专政劫君，并囚墨子”，其《墨子年表》言昭公被弑，囚墨子的时间约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墨子何以仕宋，难以理解，或如孔子年轻时常到宋国祭祖并娶丌官氏于宋一样，墨子也有认祖归根情结。或因宋国内乱的缘故，墨翟以息争解纷为己任，想去扑灭宋国内乱的苗头，但没成功，自己也招致牢狱之灾。墨子居宋任大夫期间，曾奉命南游出使卫国，《墨子·贵义》有云：“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关”，即车扃，这里指有车门关合的车厢。为此墨子与弦唐子就读书问题展开了辩难，该篇中又有墨子对公良桓子节约资财养贤的劝告。《贵义》又载有墨子派弟子去卫国做官，教育弟子重“义”轻“禄”事，但时间难以厘定，暂归于此。

墨子仕于宋和被囚期间的时间跨度难以确定，年岁当稍长。不过，因墨家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墨子并没有权力的欲望，所以他被司城皇喜关在牢狱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等弑君的风头过去了，政权稳定后，找个因由把墨子礼送出境了事。离开宋国后，大概墨子就结束了周游，带领弟子回到了鲁国。或许因为年龄的缘故，除开可能短暂地去造访鲁阳文君外，他很长一段时间都留在鲁国。此间，墨子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教授学术；一边与鲁之南鄙人吴虑，围绕宣扬思想学术与从事生产哪个更重要，展开辩论，一边与死难学生的父亲辩难求仁得仁的问题；一边大量派遣学生去楚国、卫国、齐国等地做官，去继续践行墨家的主义，一边又与鲁国的儒生辩难，去捍卫自己的思想、主张。比如，《三辩》《耕柱》《公孟》等篇就记载了墨子与儒者程繁、巫马子、子夏子徒、公孟子等儒生，围绕着礼与乐、言与行、述与作、义与利、形式与内容、丧服与从事等问题，多次展开辩难。在这些辩难中，墨子往往能依据墨家之“大义”，又切现实之弊，朴实无华却又逻辑缜密，让人难以辩驳。其间，又有《鲁问》篇载其对鲁君问事，孙诒让以为此鲁君即鲁穆公，事在献书楚惠王后，却没有确实的证据。联系鲁君问墨子的内容：“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再联系墨子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其一，墨子为鲁穆公就外交和内政决疑，仍是息争解纷；其二，所记鲁君担心齐侵略鲁国事，联系《鲁问》篇中有见齐太王田和及止齐攻鲁事，可知对鲁君问与入齐止战间的时间相去不远。

墨子晚年，做的两件大事就是去齐国见齐太王田和、止项子牛攻鲁。在前所说对鲁君问中，墨子劝鲁君尊天事鬼，爱利百姓，法尧、舜、禹、汤、文、武，以百里取天下，暂卑辞厚币以事齐。鲁君的事情好搞定，要想鲁国安宁，就必须搞定齐国。所以尽管年事已高，墨子还是踏上了旅程。孙诒让《墨子年表》称《鲁问》篇所载墨子见齐太王田和事，大约发生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即鲁穆公二十四年，这时墨子当已80余岁了。这一年为齐太王元年，“始命为诸侯”，孙诒让言刘向《新序》亦载齐王田和与墨子问答 。或许就是因为齐太王主政之初，是个外交的最佳时机，墨子才不顾老迈，毅然出行的。次年，齐伐鲁，即《鲁问》载项子牛率领齐师三侵鲁地事，墨子召回了没有完成戒止项子牛“骄傲”和引领他步入“兼爱”“非攻”的“大义”正途任务的胜绰。孙诒让以为《墨子》中《亲士》所载吴起车裂事（约安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376年）, 《非乐上》所载齐康公兴乐《万》事（约安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375年），非墨子所及见，不排除为后学弟子所言的情况 。而孙以楷则认为《亲士》中“吴起之裂”非墨子所不及见，当为墨子所亲作，故其确定墨子的卒年后推至约公元前381年（亦即吴起卒年）左右 。保守点讲，大概就是这几年，即周安王末年，墨子溘然长逝，享年约89岁。

墨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后学所组成的学派，世称墨家。墨家既是一个学术流派，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宗旨、共同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组织严密的民间社团。墨家以墨子的学说为共同的信仰，其宗旨就是“为义”；有一个绝对权威的领袖，即“巨子”，墨子就是第一任巨子；有严密的管控系统，有遍布各国的组织体系和“墨者之法”，对墨家成员进行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 ；最后，从实际情况看，墨家有着严格的训练和要求，墨子编制训练计划、教材和相应的课程，通过对弟子进行分工，进行专科训练，有计划地安排工作，“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而《墨子》就是其训练的教材底本。

二、《墨子》概要

《墨子》一书现存53篇。《汉书·艺文志》墨家类著录“《墨子》七十一篇”，无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以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墨子》十五卷”，均不云篇数。《汉志》所录似未加编次删订，故有篇无卷；而《隋志》以下，有卷无篇，似经过编次删订，唯不知道编次情况和篇目数量。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毕沅《墨子篇目考》中有称宋《馆阁书目》著录《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比《汉志》已佚失10篇。而现存的《墨子》15卷只有53篇，宋前佚失10篇，宋以后佚失8篇，共计18篇。在佚失的18篇里，存目的分别是《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共8篇。另佚失的10篇都是关于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论述，孙诒让考证其中六篇的篇目应是《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轒辒》《备轩车》，还有四篇篇名不可考。

从今本《墨子》53篇来看，其作者、写作时间、内容甚至体式和语言风格不一，历来颇多争议。唯可以肯定的是，虽署名墨子，但实为墨家总集，反映墨家核心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为墨子自著，或其口授、亲传弟子整理的，而余篇多为其弟子或后学绍述墨子而作。因而在考订各篇时，当以有所谓墨子自著、无所谓冒名伪托为意，此其一；而是否墨子自著，不只是要考之历史事实、墨学哲学思想之实际，还要考其思想源流、墨子生平经历；不仅仅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还要依据《墨子》当时语言文字学、文章学甚至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情况，去考订判断，此其二。以此为出发点，再学习和吸收历代治墨的成果，便能在《墨子》全书结构及篇目的问题上，得到较符合本来面目的答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将《墨子》一书的结构分为五组，分别就作者等问题进行考订 。对胡适的结构分组，梁启超深以为然，只是意见“和胡氏微有不同”，今之学者如孙以楷、杨俊光、邢兆良等在言及《墨子》一书结构及作者等问题考订时莫不以胡、梁二人所叙为纲而间有新意。在学习前人治墨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以胡适先生的五分法为大纲，按照中国古代诸子学研究的分类方法，参合现代社会学科的分类标准，就《墨子》各篇所论内容而言，分为以下五组：

第一组：今本前七篇，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和《三辩》。前两篇有儒家思想色彩，恰足以证明墨子脱胎儒家的印记，而基本观点又不同于儒家，乃是自创学派后较早时期的作品，而无“子墨子曰”，足证为墨子所自著；后五篇以问答为体，各篇内容较为集中，可见出弟子整理的痕迹，而皆不分上、中、下，可见当时的弟子尚少。从这些记录可以见出当时墨子虽还年轻，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已开始形成。

第二组，今本第八篇至第三十九篇，其间缺8篇，尚有24篇，都是问答体，涵盖11个题目，包括《尚贤》3篇，《尚同》3篇，《兼爱》3篇，《非攻》3篇，《节用》2篇，《节葬》1篇，《天志》3篇，《明鬼》1篇，《非乐》1篇，《非命》3篇，《非儒》1篇。除《非儒》外的10个题目建构起了墨家学说的主体框架，即人所谓“墨子十论”。这10篇都以“子墨子曰”开篇，似为墨子讲学，弟子记录，然后整理编纂入书之证。一般认为，墨子逝世后，墨家分为三派。《韩非子·显学》云即“墨离为三”，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言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之“别墨”。这三派当各有所记作为教材，在编纂时总录于11个题目下，分上、中、下，似较为合理。《非儒》为“驳难体”，且无“子墨子曰”。此二十四篇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正反映了诸子散文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轨迹。它们集中反映了墨子及处于成熟期的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文化思想，系统而全面，是研究墨学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

第三组：今本第四十篇至第四十五篇，即《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6篇，此组即后人所谓“墨辩”或“墨经”。胡适认为这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所为，甚有道理。因为其主体是名辩之学，即今所谓逻辑学，6篇中对离坚白、合同异二派的命题均有批评，决不能作于惠施和公孙龙之前 。孙以楷以为“经”非经典意，乃指精炼之命题，“说”是对“经”的训释。《墨经》6篇专论特征突出，成文时期可能延至战国后期，非成于一人一时之手 。

第四组：今本第四十六篇至第五十篇，即《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5篇，是墨子弟子关于墨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记录，每篇皆取首二句中二字为题，为《论语》般典型的语录体。由此虽不能确定其写定时间一定较早，但如胡适所谓，许多资料比第二组更重要。

第五组：今本第五十二篇至第七十一篇，即《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1篇。其中缺第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等九篇。这11篇是墨子讲守城备敌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保障墨子“非攻”思想得以实施的技术性层面的东西，其中称“禽滑厘”或“禽子”，可见由禽滑厘及其弟子整理而成。《备城门》或写成于墨子晚年，而其余各篇则更晚，当在禽滑厘的时代。